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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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食第三天,首批绝食者中有一人因身体虚弱出现休克,十多人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虚脱。然而中央调查团依然没有消息。指挥部决定,第二批绝食队伍七百余人于二十六日晚七时提前进入绝食现场,开始绝食示威。
就在这时,一封北京急电送到罢工指挥部。电文告之:“中央调查团明日到达勐岗农场。切望青年同志保持克制,不要扩大事态。”
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中央调查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纸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不回家,毋宁死!”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强烈要求,中午十二时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
“同志们——,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这是一种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与先前那些工作组调查团出于一辙。发难的机会来了。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打倒官僚主义!”
鲁田毕竟沉着。“同志们,我们暂时不要纠缠细节问题好不好?”于是副部长苦口婆心,从全国大局讲到知青问题,从罢工危害讲到中央首长讲话,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说服他们服从政策。
“这样下去不行,得让他回答实质性问题。”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吴向东困难地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人们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男青年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鲁田早己老泪纵横。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那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
“同志们,青年同志们: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作为个人,我是以两种身分来看望同志们的。我,鲁田,国务院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家长。知青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大家识大体,顾大局,切勿操之过急,赶快恢复进食,爱护身体,我们一定尽快把同志们的实际情况带回去,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汇报。”
全场重新陷入沉默。“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台上台下相持不下。人们的心情重新跌进悲观失望的深渊。台上的人愈闪烁其词,知青们也就愈加证实了那个长久压抑在心头上的可怕的预感:他们的命运不仅早已被注定并且不可更改。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的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烈日无情地灼焦,她的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脚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
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
鲁田大恸。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片。面对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的。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之后,满面倦容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知识青年同志们——”鲁田对着麦克风嘶哑地说道。静场。每个人都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青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嚎啕。人们冲进绝食者的铁门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公元一九七九年,历史不再固执。
绝食第三天,首批绝食者中有一人因身体虚弱出现休克,十多人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虚脱。然而中央调查团依然没有消息。指挥部决定,第二批绝食队伍七百余人于二十六日晚七时提前进入绝食现场,开始绝食示威。
就在这时,一封北京急电送到罢工指挥部。电文告之:“中央调查团明日到达勐岗农场。切望青年同志保持克制,不要扩大事态。”
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中央调查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纸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不回家,毋宁死!”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强烈要求,中午十二时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
“同志们——,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这是一种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与先前那些工作组调查团出于一辙。发难的机会来了。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打倒官僚主义!”
鲁田毕竟沉着。“同志们,我们暂时不要纠缠细节问题好不好?”于是副部长苦口婆心,从全国大局讲到知青问题,从罢工危害讲到中央首长讲话,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说服他们服从政策。
“这样下去不行,得让他回答实质性问题。”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吴向东困难地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人们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男青年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鲁田早己老泪纵横。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那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
“同志们,青年同志们: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作为个人,我是以两种身分来看望同志们的。我,鲁田,国务院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家长。知青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大家识大体,顾大局,切勿操之过急,赶快恢复进食,爱护身体,我们一定尽快把同志们的实际情况带回去,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汇报。”
全场重新陷入沉默。“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台上台下相持不下。人们的心情重新跌进悲观失望的深渊。台上的人愈闪烁其词,知青们也就愈加证实了那个长久压抑在心头上的可怕的预感:他们的命运不仅早已被注定并且不可更改。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的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烈日无情地灼焦,她的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脚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
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
鲁田大恸。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片。面对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的。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之后,满面倦容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知识青年同志们——”鲁田对着麦克风嘶哑地说道。静场。每个人都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青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嚎啕。人们冲进绝食者的铁门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公元一九七九年,历史不再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