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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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矫楠失望而颓丧地走了。
他一离去，就像牵走了我的心。
我感到难耐的惆怅和难受。我只晓得发泄自己的心头之怒，只晓得刺他，我为啥要在他离去之后才想到，他在探亲前夕的深夜跑来找我，证实他心底深处还在爱我哪。
一旦明白这点，我哭得更伤心了。
好在风狂雨猛，好在保管房远离下脚坝的寨子，没有人听得到我的哭声。
我多么希望有个人来玩一玩，哪怕一句话不说，光是坐着，我的心头也要踏实一点。没有人来，我不是还去求人家了吗，求桂枝姑娘，她不来，我心头还直纳闷，直觉得伤心呢。矫楠来了，我却把他气走了，把他讥诮讽刺一通气走了。
我这是在干什么呀。
悔恨使得我放声哭了起来。
雨还在下，简直不是下，而是像瀑布倾泻一般。狂暴的雨声，旋卷的山风，横冲直撞夺路而下的山沟水流，犯了性子一样地嘶喊着、咆哮着，把夜间的一切声响全遮没了。
说不清我是什么时候倒在床上仰天躺着的，说不清我是什么时候停止哭泣痴呆般大睁一对泪眼沉思默想的。雨大得没人敢走出屋去，矫楠刚才只要多逗留一会儿，就会被风雨拦住，就只能呆在这儿。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倾心交谈，我可以向他解释一切，过去的一切。收到他那封信时我心灵上的震颤，我的失眠和烦恼，后来那封信是怎么到“死猫儿”手里去的。要是能通过交谈取得谅解，我就会在这乡间有一个能谈谈心的朋友。那样，乏味的、孤寂的日子就会流逝得快一些。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给错过了，我有多憨哪！往天，孤零零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我不总会在梦幻中看到一个男子，一个英俊青年彬彬有礼地站在跟前嘛，我不总企望着这样一个人伸出手来，轻风似地抚慰我嘛我、我
愧疚、懊丧、失意伴随着困倦一齐袭来，我在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息的风雨声中翕上眼睛，睡着了。
睡梦中我遭受了啥委屈，又哭开了，眼泪像雨点似地滚落。翻身的时候，挨着山脚响起一阵雷声，我醒了过来。
枕头上湿了一片，我只觉得两片眼睑沉甸甸的。
狂风暴雨仍在肆虐，好像在急躁地拼命摇撼着山野里所有的一切，非要把山河树林全掀翻似的。
我眨了眨眼，一片嘈杂声里，水流声仿佛变了调子“哗啦哗啦啦”的，这是啥声音呢。我的心头只觉诧异。保管房里黑得辨不清任何东西。我害怕地坐起了身子，气温在下半夜里骤降了，我光裸的手臂感觉到很凉，下意识地穿上了衬衣，把毛衣也套上了身子。
是的，农民们说过，十月小阳春过后，会有个十来天的雨季，雨落落停停、淅淅沥沥，长的时候，一气能下半个月，直接连上多雾多凌的烂冬。可是，连续好几个小时的暴风雨，不是会把还没收尽的庄稼全都泡湿沤烂在田土上吗。
我没有表，有表也看不清时间，不知道自己究竟睡着了几个钟头。受惊般往起一坐，一冷，睡意是一点也没有了。
陡地，喧嘈嘶吼的风雨声中，响起了一声接一声的拍水声“啪啦、啪啦！”
我的汗毛竖了起来，紧张地细听着，是什么野兽、动物被风雨袭击，跑出了山岭，丢进保管房门外的水洼里去了。
“啪啦、啪啦、啪啦！”
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朝着保管房过来了。
我手忙脚乱地跳下床来，掀开被子，穿衣着裤趿鞋子，一边伸出颤抖的手扣纽扣，一边屏住气倾听屋外奇怪的拍水声。
“小宗，小宗！快醒醒，快起床！”
保管房外头，来人好像在用一块木头捶门，把湿透了的杉木板门捶得发出“咚咚咚”的轰响。
嗓音似在哪里听到过的，他扯直了喉咙大喊大叫，不像是来使坏的。我觉得呼吸不是那么畅通，沉吟了片刻，才扑到门边去问：
“你是哪个？来干啥？”
“快点，快离开保管房！大水要把保管房淹没啰！”门板上又被捶了几下，仿佛直接就捶在我的头上，两根撑住门的木棒在他的捶击下弹跳起来：“我是大队主任吴大中。”
我的手脚跟麻木了差不多，愣怔了一刹那，才想到把两根木棒抽开，顺手拉开门闩，打开了门。
嗬！门前顶着一只尖脑壳的小船，水已漫到我的门槛边，一眼望出去，一片汪汪大水。雨点还在斜斜地倾盆似地往下倒，落进大水洼里，如同滚沸了一般发出刺耳的嘈杂声。吴大中手里抓着一支桨，勾住我的门槛，大斗笠下的脸上黑糊糊的，啥表情都看不到。他朝我粗声喊：
“快！快上船，我救你上坡。”
情势危急，没有思考、迟疑的余地：“我我拿点东西行不行？”
“快，要快！水一会儿涨上来了。”
我转身扑到床上，伸手摸出枕头底下的皮夹子，那里还有零碎的几块钱和几十斤粮票，我把皮夹子塞进兜里，拿了电筒，回身出来时又抓起一顶箬竹斗笠，上了吴大中的小船。
吴大中用桨顶着我锁上的门板，使劲推了一下、又一下。
尖尖的小船掉过船头来了。他坐下去，熟练地划起桨来。
雨点子砸在我的箬竹斗笠上，像要将斗笠打穿似的，我的斗笠在脑壳上一会儿歪向这边，一会儿歪向那边“扑笃扑笃”的雨点声似有一种神秘感。它急骤得已不是在击打，而是在迸射，在鞭挞。小船划过去的水面上，更似沸腾般爆出千朵万朵暗白色的水花。暴雨声，狂风的怒号声，山野里山水的狂泻声，大有一股淹没一切的气势和威力。
我双手紧紧地抓住船帮坐着，想对吴大中说几句感激的话，又想说几句伤心的话，保管房里，除了有我这个女知青简单的铺盖和一大一小两只箱子，还有回上海探亲、去水库工地的知青们留下让我看管的箱子，万一大水真的淹毁了一切，我怎么办，我怎么去向那些伙伴们交代。不过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意外的变故和在侥幸之中捞出一条命来的感恩心理，使得我仍处在巨大的惶恐和余悸未消之中。
船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正在惊慌，怕这条柳叶儿似的小船被撞翻，吴大中又对我吼了一声：
“快上坡，快呀！”
我回身一看，这才发现船已靠向一处缓坡。我一手拿着电筒，一手扶住脑壳上圆大的斗笠，跳上了缓坡。好了，这下好了，没危险了。
我的手一松，迎面一阵大风掀翻了我的斗笠，雨点像一把把砂面样打得我脸上阵阵生痛，睁不开眼来。我急忙再次扶住斗笠，站稳了身子。吴大中一扯我的手臂，道：
“跟我走！”
他的手里也有一只电筒，只是电池快用完了，只能打出一圈昏糊淡弱的微光来。
我跟着他走了两步：“去哪里？”
“到我家去。”
“你家？”
“是啊！这会儿还能去哪儿？放心吧，天快亮了，到时候雨停下来，保管房出不了差错。”
他倒能猜出我的心思。我不由有点好奇了：“你咋个晓得，水涨到保管房门口了？”
“雨下得大，我在几个生产队查看田缺，瞅着水势一点一点涨上来。”
“你晓得我住在保管房里？”
“咋不晓得？大队里来的这些个知青，哪个出了点问题，我都脱不了爪爪。”
这人真好，还有股责任感。我心里暗忖着，放心地跟在他后边，踏着溜滑溜滑的山间小道，一脚深一脚浅地朝歇凉寨上走去。
风一忽儿迎头刮来，吹得斗笠直往后翻；一忽儿又从旁边吹来，直要把人吹倒；又一忽儿呢，从后面吼啸着扑来，像嫌我们走慢了，推我们往前赶似的。
雨密集得像一道巨大的帷幕，我跟着吴大中，在这道帷幕里穿行、穿行。没走好远，前襟湿了一片，两条裤管也全湿透了。劳动穿的球鞋，干脆像泡在水里一样，每走一步都“咕咕”作响。在吴大中偶尔晃到一边去的电筒光影里，看得到沟渠里的水漫到沟坎两边来了，好几道狭窄的田埂被急流冲倒掀翻。幸好大部分成熟的庄稼已经收了上来，要不，这场大雨带来的损失，简直无法估量。
走进歇凉寨的时候，竟然没有听到狗叫，家家户户的狗也被这场风雨的气势吓坏了，躲进灶孔边蜷缩起身子打瞌睡了吧。
吴大中家在好几棵梓木、一大棵皂角树遮掩下，黑糊糊的一片，啥也看不清楚。
跟着他上了台阶，进了厢房，他手脚利索地点起一盏油灯。
借着油灯闪悠悠的灯焰，我除下了脑壳上的斗笠，带点儿拘谨地靠门站着。
屋里没啥动静，他一家人都还熟睡着吧。
吴大中解下了蓑衣，把紧扣在脑壳上的斗笠往墙角里一扔，顺手不知从哪儿抓来一条毛巾，递了过来：
“要不要擦一下？”
就是在微弱的油灯光影里，我也看出这是一条脏得不能再脏的毛巾，我摇了摇头，说了一声：
“谢谢！”
吴大中倒不在意，他把毛巾胡乱往脸上抹了抹，转过身，又不知挂到哪儿去了：
“我给你倒杯水。”
“不用了。”
他走到一张小小的四方桌旁，拿起杯子，涮也没涮就给我倒了一杯水递过来。
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家的竹壳煨瓶边，就这一只白瓷小杯子，所有到他家来的客人，大概都用这只杯子喝水，大概都一概不涮。我恶心得想吐，不过还是佯作微笑，接过了他递来的杯子。
他见我不喝，就不走开：“今晚上好险。”
“多亏你救了我。”
“是的，是我救了你，冒着大风大雨发了疯一样去救你，你晓得是为啥么？”
油灯火焰忽然晃动起来，屋外的风雨声我全听不见了，我陡地有些不安，拼命镇定自己：
“你自己说的，怕出”
话没说完，他伸出一双大手，猛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抓得好猛，抓得我好痛。
我手里的茶杯失落在地，没发出很大的声响。
油灯晃悠悠的光影里，他的一双眼睛里欲火迸射。
“放手，我喊了！”我冷冷地说，还算镇静。
他扭歪嘴笑了：“喊吧，没人听得见。我婆娘娃娃都喝娘家兄弟的酒去了。”
我突然感到自己像只笼中鸟一样无计可施了，同时又紧紧地抓住了手里的电筒。一路上走来，我还没亮过一次呢。
吴大中换了一副略带讨好的笑脸，声调也缓和下来：“没人晓得的。依了我，有你的好处”
“呸！”我忿忿地唾了他一口。
他惊愕地缩回手去抹着吐到他脸上的口水，嘴角露出一丝狞笑。
没待他重新伸手，我抡起手中的电筒，照准他的脑壳，用尽全身力气，就是狠狠地一下：
“叫你欺负人，叫你不怀好心！”
在他一声惊叫响起时，我顺手拉开了厢房门，一头冲进了雨扫风号的院坝，拼命跑进黝黑的山野，茫无目标地朝前跑、朝前跑。
耳膜里，似听到吴大中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什么，还粗声粗气喊了我几声。可待我跑得两脚沾满稀泥，气喘得直想呕吐，被迫停下来时，四周围除了无边的黑夜，除了减弱了势头的风雨和隐隐绰绰的树影，除了远远近近的山峦勾勒出的曲线，啥也没有。
我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着，心跳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两条腿在寒颤似的抖动。我身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真想哭，真想朝着苍天嚎叫，可我连哭的力气和时间都没有，我不能在这里逗留，如果这里还是歇凉寨大队的地盘，我还有危险。
我必须走，走不动也得走。
吴大中没有胡说，天是近拂晓了，黑黢黢的山坡上的一切，已能依稀分辨出形态。
我在一大坨突出的山石下头避了一阵风雨，等到晓色初露，朦朦胧胧的山野显露出它的雨后色彩，我又撒腿往公路上跑。我不能在这儿生活下去，不能在这不是人呆的地方任人侮辱和宰割。
我要逃回上海去。
到了公路上，雨停了，风也刮得不那么凶了，算我运气，身后开过来的第一辆卡车，见我一招手，就停了下来，答应把我带到县城去。
县城里有班车开往贵阳，到了贵阳，就能搭去上海的火车。上班车无法混票，而上火车，我想买票也没钱。身上的皮夹子里那几块钱，买了一张班车票后，仅够在火车上买盒饭吃了。
幸好火车严重超员，幸好贵阳火车站几乎无人管理，幸好我啥也没带，拼命地随着蜂拥而上的乘客挤到了车厢里的盥洗处。
噢，这是提心吊胆的两天两夜，这是疲劳至极的两天两夜。除了买饭票，除了吃饭，除了上厕所，差不多所有的时间，我都把脸埋在臂弯里睡觉，睡不着我也把脸埋着。我怕人家注意到自己，怕列车员对我进行询问，怕查票。后来听人说，每天晚上九点左右，长途车上要查一次票。
我像害怕上法庭一样恐惧地等待着夜晚来临。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心跳如擂鼓，坐立不安。始终没有使用的盥洗池旁那块镜子里，映出我紧张的发白的脸色，眼睛里是一片惊慌。只要穿着铁路制服的人出现在我跟前，我就拼命地用牙齿抵住自己的舌头，不使上下牙齿打架的格格声传出来，不使自己沉不住气而喊出声来。
谢天谢地，不但第一天晚上没查票，连第二天晚上也没有查票。
高度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我就昏昏沉沉地一路上睡到上海车站。
听知青点去年回沪的男知青说过，混票到了上海站，不能从正门进出，可以沿着铁轨，往旱桥方向走，走个两三站路，就能绕出上海车站了。我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手上什么东西都不提，谁会想到我是从遥远的贵州回来的呢。
下了车，我尽可能装得坦然自若，尽可能显出一副悠哉游哉的模样，逆着提箱扛包匆匆而行的人流，往旱桥方向走去。
刚走出一二百步，一个披蓝布棉大衣的胖子从横里插到我跟前，吼道：
“喂，站住！你到哪儿去？”
“回家去。”我停下脚步，轻轻说。
“回什么家啊？”
“回自己屋头呀！”
“胡说！一看你那样子，就是个逃票的知青！”
“我是回屋头嘛！”我委屈地叫起来。可一听清自己的声音，我就傻了，两年来生活在贵州乡下，我已学会了一口贵州话，慌忙之际，我回答人家时，吐出来的全是贵州腔，这还怎么能冒充上海人呀。
我懊悔极了，到都到了，列车上没让人逮住，却在车站被人抓住了。
胖子招了一下手，眨眼间围上来五六个戴着上海民兵红袖章的壮汉。你一言我一语，都在教训我。
他们是一伙什么角色，我心头是清楚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就是原先“文攻武卫”指挥部。这是夺权的造反派自己抓起来的武装，惹恼了他们，那是要被拖进去打的。我忍气吞声，随他们说什么都不还嘴，跟着他们朝车站大门口走去。
一会儿工夫，就赶上了下火车的旅客人流，见我被围在中间，多少人的脸朝我转过来，多少双目光刺向我的脸啊。我简直不敢朝两边瞅一下。我想站停下来，等人们走光了，再朝前走。可刚停下步子，五六个民兵异口同声朝我呵斥起来，下车的人流干脆把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了。
哎呀，越来越糟了。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走吧，我随你们走，随你们摆布啊。老天爷，我那九泉之下的妈妈，我那还在干校的爸爸，你们谁能想象，我今天受到的这种屈辱和难堪啊。我不是想逃票，我是没有钱哪。
押进出口处旁边那两间屋子以后，五六个民兵完成了使命，重又出去抓“在逃犯”了。
我一看，哈呀，两间屋子里关了三五十人。门口站着两个值班的，屋子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一手拿着本硬纸簿，一手拿支圆珠笔，他的身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三个人都穿铁路制服，态度也不像民兵那么凶神恶煞。
再看那些被抓进来的，有愁容满面的，有暗自垂泪的，也有若无其事谈笑风生的。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同案犯，我的心头不像开初那么慌张了。我好奇地瞅着屋里的动静。
拿硬纸簿和圆珠笔的人在逐个询问，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省插队落户，哪个站上的车，上的是快车还是慢车。问清了，好，补票。他身旁两位妇女早在讯问过程中，一个翻列车时刻表，一个翻里程价格表，等他伸出手来要钱补票时，价格已由妇女中的一位报出来了。
掏钱补了票，他挥挥手道：“走吧。”又接下去询问第二个。既不和颜悦色教育逃票者，又不厉声训斥。
有说没带钱的，那也难不倒他。只不过多提几个问题，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工作，记得电话号码吗？记不得也没关系。他撇下这个没钱补票的，又问下一个。而两个妇女中的一位，就走到电话机旁，操起话筒，问电话号码，给逃票者的父母单位挂去电话，大声报告他们的子女回来了，没买车票，现在正押在火车站，请立即携款来补票，带回自己的子女。
有不愿说话，不愿报家庭地址、报父母单位的，也有痛哭流涕哀求的，甚至冷嘲热讽骂他的，都不会引得他激动。他只是默默地瞅你几眼，然后走到另一个人面前，照样机械地、温声和气地发问。
见他问过了两三个人，我就在扪心自问，我怎么办，身上没钱，要有钱，我还会落到这个地步吗？要报父母的工作单位，我怎么报？爸爸在奉贤的“五七”干校，电话打通，他赶上来，至少要等到晚上。再说，爸爸是那么种身份，消息在他们干校传开，影响了他我怎么担待得起？
钱，都为的是钱。直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我焦急，我难受，可我仍是一筹莫展。
“叫什么名字啊？”终于问到我头上来了。
“我李丽”
“真名还是假名？”
天哪，这人真厉害，对其他人没问这一句，为啥我一答话，他就追问呢。
“真的。”
“在农场还是插队？”
“插队。”
“哪个省？”
“江西。”
“什么县？”
“铜鼓。”阿弥陀佛，幸好我记得，下脚坝知青点的姑娘中，有一个总和江西铜鼓县的同学通信。
“什么公社什么大队？”
“歇凉公社下脚坝大队。”我再也编造不出来了，只好把歇凉寨大队下脚坝生产队搬到江西铜鼓县去。
“好。在哪儿上的车？”
“向西。”我记起了江西有这么一站。
“补票，十四块七。”他说得那样肯定，无须身旁的助手替他核算一下，准有过一个向西车站上车的人撞在他手里了。
“我我没钱”
“真没有？”天啊，我准在哪儿露出了破绽，他怎么对我盯得这样紧呢？
“真的没有”我掏出了皮夹打开来，又翻衣袋。
“没钱你为啥回来？”
“我”想到我为啥回上海，我的眼泪怎么也管不住了，扑簌簌地往下直掉“我受不了啦”
“少来这一套。说吧，你妈妈在什么单位？”
“妈妈死了”
“什么？”
“我妈妈死了”
“那你总有爸爸吧？”
“有。”
“他在什么单位？”
“原来在市监委。”
“现在呢？”
“在干校。”
“哪个干校？崇明还是奉贤？”
“呃呃”我实在没有勇气说。
“快说呀！你没看到这么多人等着吗？一会儿又有列车到达，一来又是一大批，你以为我喜欢看你掉泪吗？跟你说实话，我也有兄弟在外地插队，我不会故意刁难你。我只要你快报出父亲的单位，电话号码，好让他赶来接你，让你们父女早日团圆。你快说呀！”
除了哭，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快说，这位老阿哥很讲义气的，你少嚎几声吧！”
我转过半边脸，一个留绺小胡子、叼根香烟的逃票知青在朝我挤眉弄眼。
流氓。
我掏出手帕抹着眼泪。
“哎呀，我的插队小姐，有什么不可说的呢？你说出来我马上挂电话，你爸爸来了，我们可以跟他做工作，让他保证回家以后不骂你、不打你”“越说越远了，你别逼她了。”一个我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来，是矫楠，是他！“她的车票钱，我来给她垫。”
“好，爽快，你早点进来替她垫了，不就没事了嘛！向西到上海，连补票手续费在内，共十四块七。”
矫楠付了钱，连车票也没拿，转身就走了出去。
“，车票给你，走吧。”
我接过车票，一面拭着眼泪，一面走出去。身后有人在说，这两个人一定是算计好的，两人买了一张票。
我走出补票的房间，矫楠已没了影子。我急急地跑向出口处，发疯一样追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向四处人群环顾，都没有看到他。
他无影无踪了，这个冤家。
四
矫楠失望而颓丧地走了。
他一离去，就像牵走了我的心。
我感到难耐的惆怅和难受。我只晓得发泄自己的心头之怒，只晓得刺他，我为啥要在他离去之后才想到，他在探亲前夕的深夜跑来找我，证实他心底深处还在爱我哪。
一旦明白这点，我哭得更伤心了。
好在风狂雨猛，好在保管房远离下脚坝的寨子，没有人听得到我的哭声。
我多么希望有个人来玩一玩，哪怕一句话不说，光是坐着，我的心头也要踏实一点。没有人来，我不是还去求人家了吗，求桂枝姑娘，她不来，我心头还直纳闷，直觉得伤心呢。矫楠来了，我却把他气走了，把他讥诮讽刺一通气走了。
我这是在干什么呀。
悔恨使得我放声哭了起来。
雨还在下，简直不是下，而是像瀑布倾泻一般。狂暴的雨声，旋卷的山风，横冲直撞夺路而下的山沟水流，犯了性子一样地嘶喊着、咆哮着，把夜间的一切声响全遮没了。
说不清我是什么时候倒在床上仰天躺着的，说不清我是什么时候停止哭泣痴呆般大睁一对泪眼沉思默想的。雨大得没人敢走出屋去，矫楠刚才只要多逗留一会儿，就会被风雨拦住，就只能呆在这儿。我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倾心交谈，我可以向他解释一切，过去的一切。收到他那封信时我心灵上的震颤，我的失眠和烦恼，后来那封信是怎么到“死猫儿”手里去的。要是能通过交谈取得谅解，我就会在这乡间有一个能谈谈心的朋友。那样，乏味的、孤寂的日子就会流逝得快一些。这么好的机会让我给错过了，我有多憨哪！往天，孤零零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我不总会在梦幻中看到一个男子，一个英俊青年彬彬有礼地站在跟前嘛，我不总企望着这样一个人伸出手来，轻风似地抚慰我嘛我、我
愧疚、懊丧、失意伴随着困倦一齐袭来，我在似乎永远也不会停息的风雨声中翕上眼睛，睡着了。
睡梦中我遭受了啥委屈，又哭开了，眼泪像雨点似地滚落。翻身的时候，挨着山脚响起一阵雷声，我醒了过来。
枕头上湿了一片，我只觉得两片眼睑沉甸甸的。
狂风暴雨仍在肆虐，好像在急躁地拼命摇撼着山野里所有的一切，非要把山河树林全掀翻似的。
我眨了眨眼，一片嘈杂声里，水流声仿佛变了调子“哗啦哗啦啦”的，这是啥声音呢。我的心头只觉诧异。保管房里黑得辨不清任何东西。我害怕地坐起了身子，气温在下半夜里骤降了，我光裸的手臂感觉到很凉，下意识地穿上了衬衣，把毛衣也套上了身子。
是的，农民们说过，十月小阳春过后，会有个十来天的雨季，雨落落停停、淅淅沥沥，长的时候，一气能下半个月，直接连上多雾多凌的烂冬。可是，连续好几个小时的暴风雨，不是会把还没收尽的庄稼全都泡湿沤烂在田土上吗。
我没有表，有表也看不清时间，不知道自己究竟睡着了几个钟头。受惊般往起一坐，一冷，睡意是一点也没有了。
陡地，喧嘈嘶吼的风雨声中，响起了一声接一声的拍水声“啪啦、啪啦！”
我的汗毛竖了起来，紧张地细听着，是什么野兽、动物被风雨袭击，跑出了山岭，丢进保管房门外的水洼里去了。
“啪啦、啪啦、啪啦！”
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朝着保管房过来了。
我手忙脚乱地跳下床来，掀开被子，穿衣着裤趿鞋子，一边伸出颤抖的手扣纽扣，一边屏住气倾听屋外奇怪的拍水声。
“小宗，小宗！快醒醒，快起床！”
保管房外头，来人好像在用一块木头捶门，把湿透了的杉木板门捶得发出“咚咚咚”的轰响。
嗓音似在哪里听到过的，他扯直了喉咙大喊大叫，不像是来使坏的。我觉得呼吸不是那么畅通，沉吟了片刻，才扑到门边去问：
“你是哪个？来干啥？”
“快点，快离开保管房！大水要把保管房淹没啰！”门板上又被捶了几下，仿佛直接就捶在我的头上，两根撑住门的木棒在他的捶击下弹跳起来：“我是大队主任吴大中。”
我的手脚跟麻木了差不多，愣怔了一刹那，才想到把两根木棒抽开，顺手拉开门闩，打开了门。
嗬！门前顶着一只尖脑壳的小船，水已漫到我的门槛边，一眼望出去，一片汪汪大水。雨点还在斜斜地倾盆似地往下倒，落进大水洼里，如同滚沸了一般发出刺耳的嘈杂声。吴大中手里抓着一支桨，勾住我的门槛，大斗笠下的脸上黑糊糊的，啥表情都看不到。他朝我粗声喊：
“快！快上船，我救你上坡。”
情势危急，没有思考、迟疑的余地：“我我拿点东西行不行？”
“快，要快！水一会儿涨上来了。”
我转身扑到床上，伸手摸出枕头底下的皮夹子，那里还有零碎的几块钱和几十斤粮票，我把皮夹子塞进兜里，拿了电筒，回身出来时又抓起一顶箬竹斗笠，上了吴大中的小船。
吴大中用桨顶着我锁上的门板，使劲推了一下、又一下。
尖尖的小船掉过船头来了。他坐下去，熟练地划起桨来。
雨点子砸在我的箬竹斗笠上，像要将斗笠打穿似的，我的斗笠在脑壳上一会儿歪向这边，一会儿歪向那边“扑笃扑笃”的雨点声似有一种神秘感。它急骤得已不是在击打，而是在迸射，在鞭挞。小船划过去的水面上，更似沸腾般爆出千朵万朵暗白色的水花。暴雨声，狂风的怒号声，山野里山水的狂泻声，大有一股淹没一切的气势和威力。
我双手紧紧地抓住船帮坐着，想对吴大中说几句感激的话，又想说几句伤心的话，保管房里，除了有我这个女知青简单的铺盖和一大一小两只箱子，还有回上海探亲、去水库工地的知青们留下让我看管的箱子，万一大水真的淹毁了一切，我怎么办，我怎么去向那些伙伴们交代。不过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意外的变故和在侥幸之中捞出一条命来的感恩心理，使得我仍处在巨大的惶恐和余悸未消之中。
船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正在惊慌，怕这条柳叶儿似的小船被撞翻，吴大中又对我吼了一声：
“快上坡，快呀！”
我回身一看，这才发现船已靠向一处缓坡。我一手拿着电筒，一手扶住脑壳上圆大的斗笠，跳上了缓坡。好了，这下好了，没危险了。
我的手一松，迎面一阵大风掀翻了我的斗笠，雨点像一把把砂面样打得我脸上阵阵生痛，睁不开眼来。我急忙再次扶住斗笠，站稳了身子。吴大中一扯我的手臂，道：
“跟我走！”
他的手里也有一只电筒，只是电池快用完了，只能打出一圈昏糊淡弱的微光来。
我跟着他走了两步：“去哪里？”
“到我家去。”
“你家？”
“是啊！这会儿还能去哪儿？放心吧，天快亮了，到时候雨停下来，保管房出不了差错。”
他倒能猜出我的心思。我不由有点好奇了：“你咋个晓得，水涨到保管房门口了？”
“雨下得大，我在几个生产队查看田缺，瞅着水势一点一点涨上来。”
“你晓得我住在保管房里？”
“咋不晓得？大队里来的这些个知青，哪个出了点问题，我都脱不了爪爪。”
这人真好，还有股责任感。我心里暗忖着，放心地跟在他后边，踏着溜滑溜滑的山间小道，一脚深一脚浅地朝歇凉寨上走去。
风一忽儿迎头刮来，吹得斗笠直往后翻；一忽儿又从旁边吹来，直要把人吹倒；又一忽儿呢，从后面吼啸着扑来，像嫌我们走慢了，推我们往前赶似的。
雨密集得像一道巨大的帷幕，我跟着吴大中，在这道帷幕里穿行、穿行。没走好远，前襟湿了一片，两条裤管也全湿透了。劳动穿的球鞋，干脆像泡在水里一样，每走一步都“咕咕”作响。在吴大中偶尔晃到一边去的电筒光影里，看得到沟渠里的水漫到沟坎两边来了，好几道狭窄的田埂被急流冲倒掀翻。幸好大部分成熟的庄稼已经收了上来，要不，这场大雨带来的损失，简直无法估量。
走进歇凉寨的时候，竟然没有听到狗叫，家家户户的狗也被这场风雨的气势吓坏了，躲进灶孔边蜷缩起身子打瞌睡了吧。
吴大中家在好几棵梓木、一大棵皂角树遮掩下，黑糊糊的一片，啥也看不清楚。
跟着他上了台阶，进了厢房，他手脚利索地点起一盏油灯。
借着油灯闪悠悠的灯焰，我除下了脑壳上的斗笠，带点儿拘谨地靠门站着。
屋里没啥动静，他一家人都还熟睡着吧。
吴大中解下了蓑衣，把紧扣在脑壳上的斗笠往墙角里一扔，顺手不知从哪儿抓来一条毛巾，递了过来：
“要不要擦一下？”
就是在微弱的油灯光影里，我也看出这是一条脏得不能再脏的毛巾，我摇了摇头，说了一声：
“谢谢！”
吴大中倒不在意，他把毛巾胡乱往脸上抹了抹，转过身，又不知挂到哪儿去了：
“我给你倒杯水。”
“不用了。”
他走到一张小小的四方桌旁，拿起杯子，涮也没涮就给我倒了一杯水递过来。
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家的竹壳煨瓶边，就这一只白瓷小杯子，所有到他家来的客人，大概都用这只杯子喝水，大概都一概不涮。我恶心得想吐，不过还是佯作微笑，接过了他递来的杯子。
他见我不喝，就不走开：“今晚上好险。”
“多亏你救了我。”
“是的，是我救了你，冒着大风大雨发了疯一样去救你，你晓得是为啥么？”
油灯火焰忽然晃动起来，屋外的风雨声我全听不见了，我陡地有些不安，拼命镇定自己：
“你自己说的，怕出”
话没说完，他伸出一双大手，猛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抓得好猛，抓得我好痛。
我手里的茶杯失落在地，没发出很大的声响。
油灯晃悠悠的光影里，他的一双眼睛里欲火迸射。
“放手，我喊了！”我冷冷地说，还算镇静。
他扭歪嘴笑了：“喊吧，没人听得见。我婆娘娃娃都喝娘家兄弟的酒去了。”
我突然感到自己像只笼中鸟一样无计可施了，同时又紧紧地抓住了手里的电筒。一路上走来，我还没亮过一次呢。
吴大中换了一副略带讨好的笑脸，声调也缓和下来：“没人晓得的。依了我，有你的好处”
“呸！”我忿忿地唾了他一口。
他惊愕地缩回手去抹着吐到他脸上的口水，嘴角露出一丝狞笑。
没待他重新伸手，我抡起手中的电筒，照准他的脑壳，用尽全身力气，就是狠狠地一下：
“叫你欺负人，叫你不怀好心！”
在他一声惊叫响起时，我顺手拉开了厢房门，一头冲进了雨扫风号的院坝，拼命跑进黝黑的山野，茫无目标地朝前跑、朝前跑。
耳膜里，似听到吴大中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什么，还粗声粗气喊了我几声。可待我跑得两脚沾满稀泥，气喘得直想呕吐，被迫停下来时，四周围除了无边的黑夜，除了减弱了势头的风雨和隐隐绰绰的树影，除了远远近近的山峦勾勒出的曲线，啥也没有。
我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着，心跳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两条腿在寒颤似的抖动。我身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我真想哭，真想朝着苍天嚎叫，可我连哭的力气和时间都没有，我不能在这里逗留，如果这里还是歇凉寨大队的地盘，我还有危险。
我必须走，走不动也得走。
吴大中没有胡说，天是近拂晓了，黑黢黢的山坡上的一切，已能依稀分辨出形态。
我在一大坨突出的山石下头避了一阵风雨，等到晓色初露，朦朦胧胧的山野显露出它的雨后色彩，我又撒腿往公路上跑。我不能在这儿生活下去，不能在这不是人呆的地方任人侮辱和宰割。
我要逃回上海去。
到了公路上，雨停了，风也刮得不那么凶了，算我运气，身后开过来的第一辆卡车，见我一招手，就停了下来，答应把我带到县城去。
县城里有班车开往贵阳，到了贵阳，就能搭去上海的火车。上班车无法混票，而上火车，我想买票也没钱。身上的皮夹子里那几块钱，买了一张班车票后，仅够在火车上买盒饭吃了。
幸好火车严重超员，幸好贵阳火车站几乎无人管理，幸好我啥也没带，拼命地随着蜂拥而上的乘客挤到了车厢里的盥洗处。
噢，这是提心吊胆的两天两夜，这是疲劳至极的两天两夜。除了买饭票，除了吃饭，除了上厕所，差不多所有的时间，我都把脸埋在臂弯里睡觉，睡不着我也把脸埋着。我怕人家注意到自己，怕列车员对我进行询问，怕查票。后来听人说，每天晚上九点左右，长途车上要查一次票。
我像害怕上法庭一样恐惧地等待着夜晚来临。八九点钟的时候，我心跳如擂鼓，坐立不安。始终没有使用的盥洗池旁那块镜子里，映出我紧张的发白的脸色，眼睛里是一片惊慌。只要穿着铁路制服的人出现在我跟前，我就拼命地用牙齿抵住自己的舌头，不使上下牙齿打架的格格声传出来，不使自己沉不住气而喊出声来。
谢天谢地，不但第一天晚上没查票，连第二天晚上也没有查票。
高度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我就昏昏沉沉地一路上睡到上海车站。
听知青点去年回沪的男知青说过，混票到了上海站，不能从正门进出，可以沿着铁轨，往旱桥方向走，走个两三站路，就能绕出上海车站了。我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手上什么东西都不提，谁会想到我是从遥远的贵州回来的呢。
下了车，我尽可能装得坦然自若，尽可能显出一副悠哉游哉的模样，逆着提箱扛包匆匆而行的人流，往旱桥方向走去。
刚走出一二百步，一个披蓝布棉大衣的胖子从横里插到我跟前，吼道：
“喂，站住！你到哪儿去？”
“回家去。”我停下脚步，轻轻说。
“回什么家啊？”
“回自己屋头呀！”
“胡说！一看你那样子，就是个逃票的知青！”
“我是回屋头嘛！”我委屈地叫起来。可一听清自己的声音，我就傻了，两年来生活在贵州乡下，我已学会了一口贵州话，慌忙之际，我回答人家时，吐出来的全是贵州腔，这还怎么能冒充上海人呀。
我懊悔极了，到都到了，列车上没让人逮住，却在车站被人抓住了。
胖子招了一下手，眨眼间围上来五六个戴着上海民兵红袖章的壮汉。你一言我一语，都在教训我。
他们是一伙什么角色，我心头是清楚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就是原先“文攻武卫”指挥部。这是夺权的造反派自己抓起来的武装，惹恼了他们，那是要被拖进去打的。我忍气吞声，随他们说什么都不还嘴，跟着他们朝车站大门口走去。
一会儿工夫，就赶上了下火车的旅客人流，见我被围在中间，多少人的脸朝我转过来，多少双目光刺向我的脸啊。我简直不敢朝两边瞅一下。我想站停下来，等人们走光了，再朝前走。可刚停下步子，五六个民兵异口同声朝我呵斥起来，下车的人流干脆把我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了。
哎呀，越来越糟了。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走吧，我随你们走，随你们摆布啊。老天爷，我那九泉之下的妈妈，我那还在干校的爸爸，你们谁能想象，我今天受到的这种屈辱和难堪啊。我不是想逃票，我是没有钱哪。
押进出口处旁边那两间屋子以后，五六个民兵完成了使命，重又出去抓“在逃犯”了。
我一看，哈呀，两间屋子里关了三五十人。门口站着两个值班的，屋子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一手拿着本硬纸簿，一手拿支圆珠笔，他的身旁，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三个人都穿铁路制服，态度也不像民兵那么凶神恶煞。
再看那些被抓进来的，有愁容满面的，有暗自垂泪的，也有若无其事谈笑风生的。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同案犯，我的心头不像开初那么慌张了。我好奇地瞅着屋里的动静。
拿硬纸簿和圆珠笔的人在逐个询问，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省插队落户，哪个站上的车，上的是快车还是慢车。问清了，好，补票。他身旁两位妇女早在讯问过程中，一个翻列车时刻表，一个翻里程价格表，等他伸出手来要钱补票时，价格已由妇女中的一位报出来了。
掏钱补了票，他挥挥手道：“走吧。”又接下去询问第二个。既不和颜悦色教育逃票者，又不厉声训斥。
有说没带钱的，那也难不倒他。只不过多提几个问题，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单位工作，记得电话号码吗？记不得也没关系。他撇下这个没钱补票的，又问下一个。而两个妇女中的一位，就走到电话机旁，操起话筒，问电话号码，给逃票者的父母单位挂去电话，大声报告他们的子女回来了，没买车票，现在正押在火车站，请立即携款来补票，带回自己的子女。
有不愿说话，不愿报家庭地址、报父母单位的，也有痛哭流涕哀求的，甚至冷嘲热讽骂他的，都不会引得他激动。他只是默默地瞅你几眼，然后走到另一个人面前，照样机械地、温声和气地发问。
见他问过了两三个人，我就在扪心自问，我怎么办，身上没钱，要有钱，我还会落到这个地步吗？要报父母的工作单位，我怎么报？爸爸在奉贤的“五七”干校，电话打通，他赶上来，至少要等到晚上。再说，爸爸是那么种身份，消息在他们干校传开，影响了他我怎么担待得起？
钱，都为的是钱。直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我焦急，我难受，可我仍是一筹莫展。
“叫什么名字啊？”终于问到我头上来了。
“我李丽”
“真名还是假名？”
天哪，这人真厉害，对其他人没问这一句，为啥我一答话，他就追问呢。
“真的。”
“在农场还是插队？”
“插队。”
“哪个省？”
“江西。”
“什么县？”
“铜鼓。”阿弥陀佛，幸好我记得，下脚坝知青点的姑娘中，有一个总和江西铜鼓县的同学通信。
“什么公社什么大队？”
“歇凉公社下脚坝大队。”我再也编造不出来了，只好把歇凉寨大队下脚坝生产队搬到江西铜鼓县去。
“好。在哪儿上的车？”
“向西。”我记起了江西有这么一站。
“补票，十四块七。”他说得那样肯定，无须身旁的助手替他核算一下，准有过一个向西车站上车的人撞在他手里了。
“我我没钱”
“真没有？”天啊，我准在哪儿露出了破绽，他怎么对我盯得这样紧呢？
“真的没有”我掏出了皮夹打开来，又翻衣袋。
“没钱你为啥回来？”
“我”想到我为啥回上海，我的眼泪怎么也管不住了，扑簌簌地往下直掉“我受不了啦”
“少来这一套。说吧，你妈妈在什么单位？”
“妈妈死了”
“什么？”
“我妈妈死了”
“那你总有爸爸吧？”
“有。”
“他在什么单位？”
“原来在市监委。”
“现在呢？”
“在干校。”
“哪个干校？崇明还是奉贤？”
“呃呃”我实在没有勇气说。
“快说呀！你没看到这么多人等着吗？一会儿又有列车到达，一来又是一大批，你以为我喜欢看你掉泪吗？跟你说实话，我也有兄弟在外地插队，我不会故意刁难你。我只要你快报出父亲的单位，电话号码，好让他赶来接你，让你们父女早日团圆。你快说呀！”
除了哭，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快说，这位老阿哥很讲义气的，你少嚎几声吧！”
我转过半边脸，一个留绺小胡子、叼根香烟的逃票知青在朝我挤眉弄眼。
流氓。
我掏出手帕抹着眼泪。
“哎呀，我的插队小姐，有什么不可说的呢？你说出来我马上挂电话，你爸爸来了，我们可以跟他做工作，让他保证回家以后不骂你、不打你”“越说越远了，你别逼她了。”一个我熟悉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来，是矫楠，是他！“她的车票钱，我来给她垫。”
“好，爽快，你早点进来替她垫了，不就没事了嘛！向西到上海，连补票手续费在内，共十四块七。”
矫楠付了钱，连车票也没拿，转身就走了出去。
“，车票给你，走吧。”
我接过车票，一面拭着眼泪，一面走出去。身后有人在说，这两个人一定是算计好的，两人买了一张票。
我走出补票的房间，矫楠已没了影子。我急急地跑向出口处，发疯一样追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向四处人群环顾，都没有看到他。
他无影无踪了，这个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