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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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以为,或者毋宁说是希望,在大批斗以后,能恩赐两天的休息时间。我实在支持不住了。
然而“造反派”的脾气却不是这样。
他们要趁热打铁。
就在大批斗的第二天,我们一百多号“黑帮分子”接到命令,到煤厂去集合,而且要带上行李。我知道又出了新花样,还不晓得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哩。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非常凄凉。当我扛着行李走在那一条倚山傍湖的曲径上时,迎面遇到前一阵被当做走资派批斗过的姓胡的经济系教授。他虽然还没有“解放”仍然是一脸晦气;但他毕竟用不着到煤厂去集合了。在我当时的眼中,他已是神仙中人,真让我羡煞。
我战战兢兢地走进了煤厂。对我们“反革命分子”来说,这里是非常令人发怵的地方,无异于阎王殿。昨天的记忆犹新,更增加了我的恐怖感。我走了进去,先被领到一个墙外的木牌子下面,低头弯腰,站在那里。这是第一个下马威。我随时准备着脸上,头上,肩上,背上,脚上,被打上几个耳光,挨上几拳,被踢上几脚。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我觉得这十分反常,心里很不踏实,很不舒服。觉得这不一定是吉兆,其中暗藏着杀机。然而我又不能虔心请求,恩赐几个耳光,那样我才会觉得正常,觉得舒服。我只有把这痛苦的不安埋在自己心中。
过了一会儿,我们这一群“黑帮”被命令排成两列纵队。一个新北大公社学生模样的人,大模大样,右手执钢管制成的长矛一根。开口训话,讲了一大篇歪理。我们现在没有坐喷气式,能够清清楚楚地听懂他说的话。其中警句颇为不少,比如:“你们这一群王八蛋,你们的罪恶,铁证如山,谁也别梦想翻案!”他几次抖动手里的长矛,提高声音说:“老子的长矛是不吃素的!”这一点我最清楚,而且完全相信。因为他们的长矛确实曾吃过几次人肉了,其中包括校外一个中学生的肉。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这吃肉的长矛不要吃到我身上来。当时杀死一个“黑帮”等于杀死一只苍蝇,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哪里还有什么法律!—反而会成为“革命行动”在训话的同时,有人就从我们黑帮队伍中拖出几个人去,一个耳光或用脚一踹,打倒在地,然后几个人上去猛揍一顿,鼻青脸肿,一声不敢吭,再回到队伍中。这是杀鸡给猴看的把戏,我是懂得的。我只是不知道他们拖人的原则,生怕自己也被拖出去,心里吓得直打哆嗦。我幸而只是猴子,没有成鸡。
杀鸡的把戏耍完“黑帮”们在长矛队的押解下,排队登上了几辆敞篷车,开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称二百号。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以后,又下车整队,只能有一辆车开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我们劳改的地方太平庄。从二百号到太平庄,还有四五里路是要步行的。可是在列队时,我们几个年老的黑帮被叫出队列。这次不是要杀鸡给猴看了,而是对我们加以优待。我们可以乘车到太平庄,其余的人都要步行。这次天恩高厚,实在出我意外。你能说人家一点人道主义也没有吗?我实在真是受宠若惊了。
到了太平庄以后,我们被安排在一些平房里住下。我不知道,这些平房是干嘛用的。现在早已荒废不用。门窗几乎没有一扇是完整的。屋里到处布满尘土,木板床上也积了很厚的土。好在我们此时已经不再像人。什么卫生不卫生,已经同我们无关了。每屋住四个黑帮,与我同屋的有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还有我非常熟悉的国政系的一位姓赵的教授。他好像是从走资派起一直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全程陪同”一步没缺。我们都是熟人;但没有一个人敢吭上一声,敢笑上一笑。我们都变成了失掉笑容不会表情的木雕泥塑。我们都从“人”变成了“非人”这也算是一种“异化”吧。
我此时关心的决不是这样的哲学问题,就只是想喝一点水。我从早晨到现在滴水没有入口。天气又热,又经过长途跋涉,渴得难以忍受。我木然坐在床板上,心里想的只是
水水水。
如果我眼前有一点水的话,不管是河水,湖水,还是海里的水,坑里的水,甚至臭沟里的水,我一定会埋头狂饮。我感觉到,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有水喝。我梦想“时来运转风雷动”我一旦被“解放”首先要痛痛快快地喝一通水。如果能有一瓶冰镇啤酒,那就会赛过玉液琼浆了。
“水,水,水”我心里想。
但是一滴水也看不到。
我忽然想到在大学念书时读过的英国浪漫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的古舟子咏(ancientmariner),其中有一行是:
water,water,everywhere(水,水,到处都有)。
这里指的是海水。到处有水,却是咸的,根本没法子喝。我此时连咸水也看不到,我眼前只有一片干黄的尘土。同古舟子正相反,我是:
water,water,nowhere(水,水,无处有水)。
我坐在那里,患了思水狂。恍恍惚惚,不知呆了多久。
此地处在燕山脚下,北倚大山,南面是纵横交错的田畴。距离居民聚居的太平庄,还有一段路。实际上它孤立在旷野之中。然而押解我们到这里来的革命小将和中将,对于这个风景宜人宛如世外桃园的地方,却怕得要命。他们大概害怕,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黑帮会团结起来举行暴动。所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手持长矛。他们内心是胆怯的。其实我们这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哪里还能有什么暴动的能力和勇气呢?我们只是虔心默祷上苍,愿不吃素的长矛不要刺到我们身上,我们别无所求,别无所图。看了他们这种战战兢兢的神气,心里觉得非常可笑。
到了夜里,更是戒备森严,大概是怕我们逃跑,试问在旷野荒郊中我们有逃跑的能力和勇气吗?也许是押解人员真正心慌。他们传下命令:夜里谁也不许出门,否则小心长矛!如果非到厕所去不行,则必须大声喊:“报告!”得到允许,才能行动。有一天夜里,我要小便,走出门来,万籁俱寂,皓月当空。我什么人都看不到,只好对空高呼:“报告!”在黑影里果然有了人声:“去吧!”此人必然是长矛在手,但是我没有见到人影。
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劳动是我们的主课。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上了半山,课程是栽白薯秧。按说这不是什么累活。可是我拖着带伤的身体,跪在地上,用手栽秧,感到并不轻松。但是我仍然卖劲地干,一点不敢懈怠。可是我头上猛然挨了一棒,抬头看到一个一手执长矛一手执棒的押解人员,他厉声高喊:“季羡林!你想挨揍吗?!”我不想挨揍,只好低下头,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手指头磨出了血。
此地风光真是秀美。当时是初夏,桃花、杏花早已零落;但是周围全是树林,绿树成荫,地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锦绣一般。再往上看,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平常时候,这样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必然会引起我的兴趣,大大地欣赏一番。但是此时,我只防备头上的棒子,欣赏山水的闲情逸致连影儿都没有了。也许真是积习难除,在满身泥污,汗流浃背的情况下,我偶一斜眼,瞥见苍翠欲滴的树林,心里涌起了两句诗:
栽秧燕山下
慊然见绿林
当年陶渊明是“悠然见南山”我此时却是“悠然”不起来的,我只能“慊然”大自然不关心人间的阶级斗争,不管人间怎样“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它依然显示自己的美妙。我不“慊然”能行吗?
我干了几天活以后,心理的负担,身体的疲劳,再加上在学校大批斗时的伤痕,我身心完全垮了。睾丸忽然肿了起来,而且来势迅猛,直肿得像小皮球那样大,两腿不能并拢起来,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我不但不能劳动,连走出去吃饭都不行了。押解人员大发慈悲,命令与我同住的那一位东语系的老教授给我打饭,不让我去栽秧,但是不干活是不行的,安排我在院子里拣砖头石块,扔到院子外面去。我就裂开双腿,爬在地上,把砖石拣到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子外面。此时,大队人马都上了山,只有个别的押解人员留下。不但院子里寂静无声,连院子外面,山脚下,树林边,田畴上,小村中也都是一片静寂。静寂铺天盖地压了下来,连几里外两人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到。久住城市的人无法领会这种情景。我在仿佛凝结了起来的大寂静中,一个人孤独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我不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了。
又过了两天,押解人员看到我实在难熬,睾丸的肿始终不消,便命令我到几里外的二百号去找大夫。那里驻有部队,部队里有医生。但是郑重告诫我:到了那里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我敬谨遵命,裂开两腿,夹着一个像小球似的睾丸,蜗牛一般地爬了出去。路上碰到黑帮难友马士沂。他推着小车到昌平县去买菜。他看到我的情况,再三诚恳地要我上车,他想把我推到二百号。我吃了豹子心老虎胆也不敢上车呀!但是,他这一番在苦难中的真挚情意,我无论如何也是忘不了的。
我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二百号。那里确实有一个解放军诊所。里面坐着一个穿军服的医生。他看到了我,连忙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要搀扶我。我看到他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色特别鲜艳耀眼,闪出了异样的光彩。这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我要求的一切。可是我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我高声说:“报告!我是黑帮!”这一下子坏了。医生脸上立刻晴转阴,连多云这个阶段都没有。我在他眼中仿佛是一个带爱滋病毒的人,连碰我一下都不敢,慌不迭地连声说:“走吧!走吧!”我本来希望至少能把我的睾丸看上一眼,给我一点止痛药什么的。现在一切都完了,我眼前的红色也突然暗淡下来。我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简直是没有底儿的,简直是神秘莫测的。过了几天,我一没有停止劳动,二没有服任何药,睾丸的肿竟然消了。我又能够上山干活了。此时,白薯秧已经栽完。押解人员命令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树下的畦。我们俩大概算是一个劳动小分队,由一名押解人员率领,并加以监督。他是东语系阿拉伯语教员。论资排辈,他算是我们的学生。但现在是押解人员,我们是阶下囚,地位有天壤之别了。就我们这两个瘦老头子,他还要严加戒备,手执长矛,威风凛凛,宛如四大天王中的一个天王。这地方比下面栽白薯秧的地方,更为幽静,更为秀美。但是我哪里有心去欣赏呢?
我们的生活—如果还能算是“生”还能算是“活”的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吃饭的地方在山脚下,同我们住的平房群隔一个干涸的沙滩。这里房子整洁,平常是有人住的。厨房就设在这里。押解人员吃饭坐在屋子里,有桌有椅,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树跟下;当然没有什么桌椅。吃的东西极为粗糙,粗米或窝头,开水煮白菜,炸油饼等算是珍馐,与我们绝对无缘。我们吃饭不过是为了维持性命。除了干活和吃饭睡觉外,别的任何活动都没有。
但是,我们也有特殊的幸福之感: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批斗我们的单位都留在校内了。在这里除了偶尔挨上一棒或一顿骂之外,没有喷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道的批斗发言。这对我们来说已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真希望长期呆下去。
我原以为,或者毋宁说是希望,在大批斗以后,能恩赐两天的休息时间。我实在支持不住了。
然而“造反派”的脾气却不是这样。
他们要趁热打铁。
就在大批斗的第二天,我们一百多号“黑帮分子”接到命令,到煤厂去集合,而且要带上行李。我知道又出了新花样,还不晓得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哩。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觉得非常凄凉。当我扛着行李走在那一条倚山傍湖的曲径上时,迎面遇到前一阵被当做走资派批斗过的姓胡的经济系教授。他虽然还没有“解放”仍然是一脸晦气;但他毕竟用不着到煤厂去集合了。在我当时的眼中,他已是神仙中人,真让我羡煞。
我战战兢兢地走进了煤厂。对我们“反革命分子”来说,这里是非常令人发怵的地方,无异于阎王殿。昨天的记忆犹新,更增加了我的恐怖感。我走了进去,先被领到一个墙外的木牌子下面,低头弯腰,站在那里。这是第一个下马威。我随时准备着脸上,头上,肩上,背上,脚上,被打上几个耳光,挨上几拳,被踢上几脚。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我觉得这十分反常,心里很不踏实,很不舒服。觉得这不一定是吉兆,其中暗藏着杀机。然而我又不能虔心请求,恩赐几个耳光,那样我才会觉得正常,觉得舒服。我只有把这痛苦的不安埋在自己心中。
过了一会儿,我们这一群“黑帮”被命令排成两列纵队。一个新北大公社学生模样的人,大模大样,右手执钢管制成的长矛一根。开口训话,讲了一大篇歪理。我们现在没有坐喷气式,能够清清楚楚地听懂他说的话。其中警句颇为不少,比如:“你们这一群王八蛋,你们的罪恶,铁证如山,谁也别梦想翻案!”他几次抖动手里的长矛,提高声音说:“老子的长矛是不吃素的!”这一点我最清楚,而且完全相信。因为他们的长矛确实曾吃过几次人肉了,其中包括校外一个中学生的肉。我现在只希望,他们这吃肉的长矛不要吃到我身上来。当时杀死一个“黑帮”等于杀死一只苍蝇,不但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哪里还有什么法律!—反而会成为“革命行动”在训话的同时,有人就从我们黑帮队伍中拖出几个人去,一个耳光或用脚一踹,打倒在地,然后几个人上去猛揍一顿,鼻青脸肿,一声不敢吭,再回到队伍中。这是杀鸡给猴看的把戏,我是懂得的。我只是不知道他们拖人的原则,生怕自己也被拖出去,心里吓得直打哆嗦。我幸而只是猴子,没有成鸡。
杀鸡的把戏耍完“黑帮”们在长矛队的押解下,排队登上了几辆敞篷车,开往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称二百号。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以后,又下车整队,只能有一辆车开往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也就是我们劳改的地方太平庄。从二百号到太平庄,还有四五里路是要步行的。可是在列队时,我们几个年老的黑帮被叫出队列。这次不是要杀鸡给猴看了,而是对我们加以优待。我们可以乘车到太平庄,其余的人都要步行。这次天恩高厚,实在出我意外。你能说人家一点人道主义也没有吗?我实在真是受宠若惊了。
到了太平庄以后,我们被安排在一些平房里住下。我不知道,这些平房是干嘛用的。现在早已荒废不用。门窗几乎没有一扇是完整的。屋里到处布满尘土,木板床上也积了很厚的土。好在我们此时已经不再像人。什么卫生不卫生,已经同我们无关了。每屋住四个黑帮,与我同屋的有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还有我非常熟悉的国政系的一位姓赵的教授。他好像是从走资派起一直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全程陪同”一步没缺。我们都是熟人;但没有一个人敢吭上一声,敢笑上一笑。我们都变成了失掉笑容不会表情的木雕泥塑。我们都从“人”变成了“非人”这也算是一种“异化”吧。
我此时关心的决不是这样的哲学问题,就只是想喝一点水。我从早晨到现在滴水没有入口。天气又热,又经过长途跋涉,渴得难以忍受。我木然坐在床板上,心里想的只是
水水水。
如果我眼前有一点水的话,不管是河水,湖水,还是海里的水,坑里的水,甚至臭沟里的水,我一定会埋头狂饮。我感觉到,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有水喝。我梦想“时来运转风雷动”我一旦被“解放”首先要痛痛快快地喝一通水。如果能有一瓶冰镇啤酒,那就会赛过玉液琼浆了。
“水,水,水”我心里想。
但是一滴水也看不到。
我忽然想到在大学念书时读过的英国浪漫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的古舟子咏(ancientmariner),其中有一行是:
water,water,everywhere(水,水,到处都有)。
这里指的是海水。到处有水,却是咸的,根本没法子喝。我此时连咸水也看不到,我眼前只有一片干黄的尘土。同古舟子正相反,我是:
water,water,nowhere(水,水,无处有水)。
我坐在那里,患了思水狂。恍恍惚惚,不知呆了多久。
此地处在燕山脚下,北倚大山,南面是纵横交错的田畴。距离居民聚居的太平庄,还有一段路。实际上它孤立在旷野之中。然而押解我们到这里来的革命小将和中将,对于这个风景宜人宛如世外桃园的地方,却怕得要命。他们大概害怕,人数远远超过他们的黑帮会团结起来举行暴动。所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手持长矛。他们内心是胆怯的。其实我们这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哪里还能有什么暴动的能力和勇气呢?我们只是虔心默祷上苍,愿不吃素的长矛不要刺到我们身上,我们别无所求,别无所图。看了他们这种战战兢兢的神气,心里觉得非常可笑。
到了夜里,更是戒备森严,大概是怕我们逃跑,试问在旷野荒郊中我们有逃跑的能力和勇气吗?也许是押解人员真正心慌。他们传下命令:夜里谁也不许出门,否则小心长矛!如果非到厕所去不行,则必须大声喊:“报告!”得到允许,才能行动。有一天夜里,我要小便,走出门来,万籁俱寂,皓月当空。我什么人都看不到,只好对空高呼:“报告!”在黑影里果然有了人声:“去吧!”此人必然是长矛在手,但是我没有见到人影。
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劳动是我们的主课。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上了半山,课程是栽白薯秧。按说这不是什么累活。可是我拖着带伤的身体,跪在地上,用手栽秧,感到并不轻松。但是我仍然卖劲地干,一点不敢懈怠。可是我头上猛然挨了一棒,抬头看到一个一手执长矛一手执棒的押解人员,他厉声高喊:“季羡林!你想挨揍吗?!”我不想挨揍,只好低下头,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手指头磨出了血。
此地风光真是秀美。当时是初夏,桃花、杏花早已零落;但是周围全是树林,绿树成荫,地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如锦绣一般。再往上看,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在平常时候,这样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必然会引起我的兴趣,大大地欣赏一番。但是此时,我只防备头上的棒子,欣赏山水的闲情逸致连影儿都没有了。也许真是积习难除,在满身泥污,汗流浃背的情况下,我偶一斜眼,瞥见苍翠欲滴的树林,心里涌起了两句诗:
栽秧燕山下
慊然见绿林
当年陶渊明是“悠然见南山”我此时却是“悠然”不起来的,我只能“慊然”大自然不关心人间的阶级斗争,不管人间怎样“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它依然显示自己的美妙。我不“慊然”能行吗?
我干了几天活以后,心理的负担,身体的疲劳,再加上在学校大批斗时的伤痕,我身心完全垮了。睾丸忽然肿了起来,而且来势迅猛,直肿得像小皮球那样大,两腿不能并拢起来,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我不但不能劳动,连走出去吃饭都不行了。押解人员大发慈悲,命令与我同住的那一位东语系的老教授给我打饭,不让我去栽秧,但是不干活是不行的,安排我在院子里拣砖头石块,扔到院子外面去。我就裂开双腿,爬在地上,把砖石拣到一起,然后再爬着扔到院子外面。此时,大队人马都上了山,只有个别的押解人员留下。不但院子里寂静无声,连院子外面,山脚下,树林边,田畴上,小村中也都是一片静寂。静寂铺天盖地压了下来,连几里外两人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到。久住城市的人无法领会这种情景。我在仿佛凝结了起来的大寂静中,一个人孤独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我不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了。
又过了两天,押解人员看到我实在难熬,睾丸的肿始终不消,便命令我到几里外的二百号去找大夫。那里驻有部队,部队里有医生。但是郑重告诫我:到了那里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我敬谨遵命,裂开两腿,夹着一个像小球似的睾丸,蜗牛一般地爬了出去。路上碰到黑帮难友马士沂。他推着小车到昌平县去买菜。他看到我的情况,再三诚恳地要我上车,他想把我推到二百号。我吃了豹子心老虎胆也不敢上车呀!但是,他这一番在苦难中的真挚情意,我无论如何也是忘不了的。
我爬了两个小时,才爬到二百号。那里确实有一个解放军诊所。里面坐着一个穿军服的医生。他看到了我,连忙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要搀扶我。我看到他军服上的红领章,这红色特别鲜艳耀眼,闪出了异样的光彩。这红色就是希望,就是光明,就是我要求的一切。可是我必须执行押解人员的命令。我高声说:“报告!我是黑帮!”这一下子坏了。医生脸上立刻晴转阴,连多云这个阶段都没有。我在他眼中仿佛是一个带爱滋病毒的人,连碰我一下都不敢,慌不迭地连声说:“走吧!走吧!”我本来希望至少能把我的睾丸看上一眼,给我一点止痛药什么的。现在一切都完了,我眼前的红色也突然暗淡下来。我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简直是没有底儿的,简直是神秘莫测的。过了几天,我一没有停止劳动,二没有服任何药,睾丸的肿竟然消了。我又能够上山干活了。此时,白薯秧已经栽完。押解人员命令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上山去平整桃树下的畦。我们俩大概算是一个劳动小分队,由一名押解人员率领,并加以监督。他是东语系阿拉伯语教员。论资排辈,他算是我们的学生。但现在是押解人员,我们是阶下囚,地位有天壤之别了。就我们这两个瘦老头子,他还要严加戒备,手执长矛,威风凛凛,宛如四大天王中的一个天王。这地方比下面栽白薯秧的地方,更为幽静,更为秀美。但是我哪里有心去欣赏呢?
我们的生活—如果还能算是“生”还能算是“活”的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吃饭的地方在山脚下,同我们住的平房群隔一个干涸的沙滩。这里房子整洁,平常是有人住的。厨房就设在这里。押解人员吃饭坐在屋子里,有桌有椅,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在房外的草地上,树跟下;当然没有什么桌椅。吃的东西极为粗糙,粗米或窝头,开水煮白菜,炸油饼等算是珍馐,与我们绝对无缘。我们吃饭不过是为了维持性命。除了干活和吃饭睡觉外,别的任何活动都没有。
但是,我们也有特殊的幸福之感:这里用不着随时担心被批斗。批斗我们的单位都留在校内了。在这里除了偶尔挨上一棒或一顿骂之外,没有喷气式可坐,没有胡说八道的批斗发言。这对我们来说已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真希望长期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