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丈夫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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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贤,四日对视着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屋子里面乱糟糟地,床前有香烟灰,抄发靠手旁有啤酒瓶,满地是花生亮。三太太闻声走了下来,浑身戴着学,我不禁大吃一惊,正要问时贤却向我丢了一个眼色,我连忙咳了声,三太太便看了我一眼先道:你的身子还好吗?新养的小妹妹怎么不带来?我听了更加心中惨然,那里还肯详细说给她知道,只含糊答说留养在家中;谈了一会,她也告诉我章老先生已过世了,他的侄子已由n城径赴内地,我这才知道她戴孝的原因,又替她担心从此更没人替她照顾着了。
贤自重来上海后,便没有雇女佣,自己在外面吃饱饭,衣服则是送到洗衣店里去的。厨房里什么之类都给章家在借着使用,有的且不见了,贤当然不管,我来了大家客客气气的,也不好意思追问。他现今仍在中学里教书,月薪七十余元,一个人用着也是很刻苦的;有一次他患没了,睡在床上,三太太等也没有留意到他,他整整的饿了一天又半,次日下午只得挣扎着出去喝瓶牛奶,回到家中又呕吐了,我听着不禁掉泪。
于是我决计不用娘姨,自己动手来做。举凡烧饭,洗衣,擦地板,收拾屋子等等,莫不躬亲为之,自觉是一个贤良的主妇了,但事情却也并不如此简单。在早晨起来以后,我便忙着生煤炉啦,煮茶,烧泡饭啦,弄得七慌八乱,梳头洗脸擦粉是再没有这种闲心清了。接着贤便起床,我忙着替他照料,但神色已有些不大好看,因为我实在疲乏了。贤说:"请你不要太忙吧,我自己会动手的。"但是我看出他实不是为了顾惜我,而是不满我的不能和颜悦色,我便心想让你自己去做也好,你管你的,我干我的,于是便另外叠床,扫地。倒痰盂去了,贤见我尽管在他眼前穿来穿去,更觉麻烦,有时候索性连早饭也不吃,匆匆教书去了。
午饭他常不回来吃,我买了小菜以后,要拣要洗,弄得头昏眼花,再也没有心思好好儿做些羹来自己吃,只得匆匆扒几口饭算数。仅食单以后,一样要拣桌子洗碗碟,双手沾得油腻腻的,醒人作呕。下午又要擦地板洗衣服,有时候忽然来了个客人。又去陪着谈谈笑笑,忙着自己出去买点心,出去后恐怕客人在家独自久候乏味,紧步奔了回来,真是累极了。到他晚上回家时,他是精疲力尽想得些安慰,但是我又何尝不作如此感想呢?因此大家心里都明白,也想勉强做,然而到后来总是一个不讨好,彼此也就互相怨恨起来了:贤说他情愿我不要苦做,只要陪着他兴兴头头的谈几句话。我则以为人家已为你尽了最大心力,你还不知足,也未免太没有良心了。
有一天贤对我说:"我有一个机会,要到洋行里去当大写了,每月一百元,还有花红,你以为如何?"我听了大喜过望,便主张那时先去乡下领回小女儿来。贤说那还是等她断了奶叫他们送出来吧,眼前先雇一个娘姨要紧,你累了时这付嘴脸,我实在看不惯。我听了大闹起来不依他道:"看你还没有进洋行哩,便要嫌憎老婆的嘴险生得不好了,将来还有我的日子过吗?"他再三解释安慰不了。
这家洋行其实是华行,规模相当大,就是经理小派得很。贤本来是个聪明人,善于揣摩上司心理,因此经理着实喜欢他。下午公毕以后,本来是可以回家的,但是经理邀他去吃茶跳舞,他当然得奉陪。家里用了一个娘姨,孩子气的,时常做错事,但人总算还老实。贤不在家,我详细指导娘姨做事,指导比自己做起来还吃力,有时又惹气。待要少管些吧,让娘姨吃饱了饭白白空过,心实不甘,因此常常挖尽心思想出些不必须的事来叫她做,她做得不好,又得费心教,或者责骂,于是心中很烦恼。有时候贤夜深回来,又不免把气移到他头上,叽咕不休。贤也发脾气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做事回来,你还要横不是竖不对的,这种女人我才受不了!"我撇了下嘴顶他道:"做事也不见得要做到半夜三更呀?难道你从跳舞场回来,我也闷声不响的侍候你吗?"他说:"就是逛跳舞场又怎样呢?经理dg你去难道你好意思不去?一家三口总也得活下去呀,你有本领去赚,我情愿给你当家作家主公!"于是他便不是奉陪经理,也常常奉陪朋友去玩乐了,有时候便是不在玩乐,我也假定他是在玩乐的。
甘七年春天南京等处也平静了,n城人反而纷纷迁到上海来,明华听从他哥哥的主张,改入上海的大学,暂时住宿在我家。他还是同打仗以前一样的活泼,朴实,常常发些爱国理论,虽然太浅薄,究竟是出于真诚的。他也很不以贤的日渐都市化为然,常常暗中规劝他,贤只付之一笑,以为你们孩子家懂得什么,那时候贤已在经理帮助下借做些生意,赚了几千元钱,自不免得意洋洋起来了。
他已把当教员这回事看作是没有出息的,我与明华则以为是甚高尚的,因此每当我们三人共坐时,我谈起以前的教书生活,明华总是听得很有趣,而贤则深为不乐,觉得我活多喀苏,似乎又使他失面子了,我因此颇怏怏不乐。
明华同情我,帮助我做些小事,他住在我家似乎很快乐的,也很自然。娘姨虽然仍!日不更事,但我也渐渐不大理会,只要眼不见,耳不闻的,便落得清净。于是我渐渐胖了起来,面庞也似乎丰腴些,在一个初夏的晚上,我穿着件浅蓝夹细碎白花的麻纱衫子,贤瞧着我半晌,说道:"倒想常常跟你在一块享受些家庭之乐,就可惜事情太忙。"明华一脸正经的规劝他道:"你何不过些时候挂牌做律师呢?自由职业总比较不受拘束些,用不着坐写字间,大家可以叙得畅快了。"贤也颇以为然。
夜里他对我说:"以后我们多跟着别人交际交际吧,赚钱最要紧是兜着转,人头热。"于是我们分头找熟人,我只找着几个旧同学,他也只能跟以前大学里的教授们联络联络。找人顶容易找出希望来,也顶容易使人失望,起初他们都是只对你从容易处讲,于是讲得你心头痒痒的,请客,送东西,正式开口请他帮忙了,他这才告诉你许多难处,也许还有许多不巧,使作欲进不得,欲罢又不甘休,因此损失了许多心计与物质,直到如此经过好几次碰壁以后,这才会把现实看得清楚些,但却又感到东张西望不知该朝哪去走好了。贤虽然精明,毕竟也因过份的热心着了人家道儿,有时候且以为事情捏得稳稳了,于是买酒添菜自先庆祝一番,说着计划着每天做了许多的梦,连明华也是随着我们一忽儿兴奋,一忽儿失望的,弄得读书做功课都没有心绪起来。在十分得意之际,贤也总不免对洋行经理稍为吐出几句,那经理乖巧过人,知道他不是平稳安定的人,便落得顺水推舟,给他挂名做个法律部主任,减低地薪金,把大写的位置完全派给别人做了。贤到此才又悔又急,但事已至此,却也没有办法,只京赶紧找宅房子,决定冒个险,自己正式当律师了。
我们看了许多房子,也有弄堂太脏的,也有缺乏卫生设备的,也有方向朝北的,也有交通不便的,弄得不知适从。贤最后对我说只有一个原则非坚持不可,便是外观要富丽堂皇,内容享受方面倒差些不妨。
明华没有课,也常常同我出去找寻,有一次他兴冲冲地进来对我说,霞飞路西段有一宅大洋房,里面有几间出租,我们何妨去看看呢?那时贤恰巧不在家,我便应声跟了他出去。那是一所花木浓茂的大洋房,穿过宽阔的歪道,朝西有几间精致的房间,说是老房客还在,只为不到十天便要搬家,政通知主人早贴召租。我们敲门说对不起,是来看房子的。一个女人锐声答应来了,接着便是敞着胸膛,微着拖鞋,手抱婴儿的主妇用一只手拉开门来,黄黄的脸儿虽然显得憔悴,但眼珠漆黑却仍旧灼灼有光,那不是胡丽英吗?
她一把扭住我到房中坐定,也不管明华东瞧面看的在打量居间大小,她只一连串问我怎样会到这儿来?是不是住在上海好久了?有几个孩子?接着又低低告诉我,眼中噙着泪,说是她与余白结婚已四年了,余白根本不爱她,他只怀念着柳美川,因此她是很痛苦的,虽说现在已养了二个女儿想到这里,早听见余白声音在后房大声问是问谁在多讲了。于是南某拭于泪,胆怯地抱着婴儿进去,似乎低声在告诉他什么,他不听见再粗声询问:"究竟是谁呀?"她似乎说出我的名字,一阵急透的脚步声从后房飞奔出来,是余自四衔着烟斗,欣喜却又带着惊讶地说:"是你呀?真个是你吗?好多年不见了。"
后来余白告诉我,辣斐德路附近有新房子在建造,每幢小费三千元,形式颜色倒是领美丽的。他又说他们不久也将迁到那里附近去,大家做个邻居,常常好来往。
我不能忘记,我们进新屋的一天,那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中秋,晚上凉月儿闪着银光。胡丽英同着余白也来了,还有许多其他的亲戚朋友,大家整整齐齐坐在客厅里,桌上堆着鲜花,架上满是银盾银杯之属,墙上也约略挂几幅字画,都是贺乔迁兼又贺开业的,许多许多的镜框都没法悬挂陈列,不然真不知要占满几间屋哩。我们的屋子是全懂的,有三层楼,我与贤的卧禁在二楼,是最宽大与明亮的一间,我们摆了新租来的全房水器,窗帷都用彩花轻绢制的,我们住在里面像重温着新郎新娘的梦,不久我便养了第三个女儿菱菱。
贤到处托人去拉法律顾问,有的出一百元,有的出二百元,出五百元的算是最客气了,都是全年的,介绍人还有回拥。我兴奋地帮着他填顾问证书,纸头是印好的,法院里现成有买,只不过字得写得端正些,我在落笔之先,总要糟蹋十几张连史纸,结果写下去还是不行,再三懊丧着,要等贤安慰夸赞才罢。厚多一家法律顾问,我们总要出去吃一次饭,或者看电影,钱也便剩得不多了。
我们时常讨论着不常发生的法律问题,以为做律师能做出奇制胜才好,可是事实上连普通案件都不常经见。好容易有一个朋友或亲戚说明天要介绍一个当事人来了,我们忙着收拾客厅,假如发觉台市龌龊了便赶快换,或者觉得茶杯欠精致就另买一套,当天又再三叮嘱佣人礼貌,千万不要惹人家笑话,我说我就坐在旁边充个临时书记吧,然而贤坚持不肯,说是给人家认出了反而要闹笑话的。
谁知道到了约定时间,左等又不来,右等又不来,又不好去催,只得自己装得满不在乎似的胡乱翻翻六法全书。我抱着菱菱焦急地一次次下来看光景,贤恐怕妇人抱着小孩坐在写字台旁不雅观,连连挥手叫我快上去,我也不敢动问,只有女佣却心急不耐烦的叽咕道:"人家茶杯已洗干净,菜汁都泡好了,这时候还不来,好大的架子!"我听了不禁恼怒道:"谁又叫你等来,你只管照常干你的;人来时,少爷自然会喊你倒茶。"贤在里面只是不作声,我很知道他心里难过,原来人家只不过随便说一声,并不把这里放在心上呀。也许他此刻早已在别处签好委任状了,也许本来早请律师的,只为不放心,想托熟来商量商量,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大需要,也许是根本不大信得过这里,因此也就不来了。
当贤每次安排香饵,而等不来鱼上钩的时候,总是沉着脸闷闷的提起帽子就出去的,我恐怕他不是去喝酒,定是上什么消遣散闷的地方去了,心里很难过,却又不忍拦阻。我很奇怪,上海有许多大律师报上都常登着他们受任为某某法律顾问,或代表某某启事等等,心里很羡慕,我说他们大概是都精通法律的,我何不也好好看些这类书,将来也好帮着贤做诉状呢?
但是贤说:"她们有什么屁法律精通,只是路道多,到处兜得转。"于是又说:"不如先到大律师处去做个帮办吧,只好混熟些人头再说。"
但是我把报上某大律师做求帮办的广告指给贤看,贤兴冲冲就去接洽了转来告诉我时,就把我的一团热心片刻化为冰冷,原来所谓律师做求帮办也者,便是招请跑街,替他兜生意,然后照成拆帐,其他绝无薪金等项,我说:"我们自己有案件,自己不会办,谁还替你拆帐来?于是就把此项念头打消了。
后来还是这位洋行经理瞧得起他,把本行中订契约等事都同他商量,听他说得很有条理,也就慢慢的委托他办理几件事,结果似乎每件都很满意,因此案件便接得多了,'经验也比较丰富起来了。不过其实我却感到另有一种痛苦,便是觉得他同人家所计议的似乎都是歪曲事实来牵就法律条文的,而且当然谁给你钱便须尽心竭智的替谁去卸脱已过或陷人于罪,那是对于良心顾不安的,当这般当事人去后,我便指着架上闪闪发光的银盾说道:"你们不是保障人权,伸张正义的吗?贤呀,我觉得你应该"
但是贤立刻便一笑打断我的话道:"我知道我应该帮着欠债者使其不必还帐,杀人者使其不必偿命,否则还要出钱请我们做律师的干吗?"
我默然了。
见了贤,四日对视着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屋子里面乱糟糟地,床前有香烟灰,抄发靠手旁有啤酒瓶,满地是花生亮。三太太闻声走了下来,浑身戴着学,我不禁大吃一惊,正要问时贤却向我丢了一个眼色,我连忙咳了声,三太太便看了我一眼先道:你的身子还好吗?新养的小妹妹怎么不带来?我听了更加心中惨然,那里还肯详细说给她知道,只含糊答说留养在家中;谈了一会,她也告诉我章老先生已过世了,他的侄子已由n城径赴内地,我这才知道她戴孝的原因,又替她担心从此更没人替她照顾着了。
贤自重来上海后,便没有雇女佣,自己在外面吃饱饭,衣服则是送到洗衣店里去的。厨房里什么之类都给章家在借着使用,有的且不见了,贤当然不管,我来了大家客客气气的,也不好意思追问。他现今仍在中学里教书,月薪七十余元,一个人用着也是很刻苦的;有一次他患没了,睡在床上,三太太等也没有留意到他,他整整的饿了一天又半,次日下午只得挣扎着出去喝瓶牛奶,回到家中又呕吐了,我听着不禁掉泪。
于是我决计不用娘姨,自己动手来做。举凡烧饭,洗衣,擦地板,收拾屋子等等,莫不躬亲为之,自觉是一个贤良的主妇了,但事情却也并不如此简单。在早晨起来以后,我便忙着生煤炉啦,煮茶,烧泡饭啦,弄得七慌八乱,梳头洗脸擦粉是再没有这种闲心清了。接着贤便起床,我忙着替他照料,但神色已有些不大好看,因为我实在疲乏了。贤说:"请你不要太忙吧,我自己会动手的。"但是我看出他实不是为了顾惜我,而是不满我的不能和颜悦色,我便心想让你自己去做也好,你管你的,我干我的,于是便另外叠床,扫地。倒痰盂去了,贤见我尽管在他眼前穿来穿去,更觉麻烦,有时候索性连早饭也不吃,匆匆教书去了。
午饭他常不回来吃,我买了小菜以后,要拣要洗,弄得头昏眼花,再也没有心思好好儿做些羹来自己吃,只得匆匆扒几口饭算数。仅食单以后,一样要拣桌子洗碗碟,双手沾得油腻腻的,醒人作呕。下午又要擦地板洗衣服,有时候忽然来了个客人。又去陪着谈谈笑笑,忙着自己出去买点心,出去后恐怕客人在家独自久候乏味,紧步奔了回来,真是累极了。到他晚上回家时,他是精疲力尽想得些安慰,但是我又何尝不作如此感想呢?因此大家心里都明白,也想勉强做,然而到后来总是一个不讨好,彼此也就互相怨恨起来了:贤说他情愿我不要苦做,只要陪着他兴兴头头的谈几句话。我则以为人家已为你尽了最大心力,你还不知足,也未免太没有良心了。
有一天贤对我说:"我有一个机会,要到洋行里去当大写了,每月一百元,还有花红,你以为如何?"我听了大喜过望,便主张那时先去乡下领回小女儿来。贤说那还是等她断了奶叫他们送出来吧,眼前先雇一个娘姨要紧,你累了时这付嘴脸,我实在看不惯。我听了大闹起来不依他道:"看你还没有进洋行哩,便要嫌憎老婆的嘴险生得不好了,将来还有我的日子过吗?"他再三解释安慰不了。
这家洋行其实是华行,规模相当大,就是经理小派得很。贤本来是个聪明人,善于揣摩上司心理,因此经理着实喜欢他。下午公毕以后,本来是可以回家的,但是经理邀他去吃茶跳舞,他当然得奉陪。家里用了一个娘姨,孩子气的,时常做错事,但人总算还老实。贤不在家,我详细指导娘姨做事,指导比自己做起来还吃力,有时又惹气。待要少管些吧,让娘姨吃饱了饭白白空过,心实不甘,因此常常挖尽心思想出些不必须的事来叫她做,她做得不好,又得费心教,或者责骂,于是心中很烦恼。有时候贤夜深回来,又不免把气移到他头上,叽咕不休。贤也发脾气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做事回来,你还要横不是竖不对的,这种女人我才受不了!"我撇了下嘴顶他道:"做事也不见得要做到半夜三更呀?难道你从跳舞场回来,我也闷声不响的侍候你吗?"他说:"就是逛跳舞场又怎样呢?经理dg你去难道你好意思不去?一家三口总也得活下去呀,你有本领去赚,我情愿给你当家作家主公!"于是他便不是奉陪经理,也常常奉陪朋友去玩乐了,有时候便是不在玩乐,我也假定他是在玩乐的。
甘七年春天南京等处也平静了,n城人反而纷纷迁到上海来,明华听从他哥哥的主张,改入上海的大学,暂时住宿在我家。他还是同打仗以前一样的活泼,朴实,常常发些爱国理论,虽然太浅薄,究竟是出于真诚的。他也很不以贤的日渐都市化为然,常常暗中规劝他,贤只付之一笑,以为你们孩子家懂得什么,那时候贤已在经理帮助下借做些生意,赚了几千元钱,自不免得意洋洋起来了。
他已把当教员这回事看作是没有出息的,我与明华则以为是甚高尚的,因此每当我们三人共坐时,我谈起以前的教书生活,明华总是听得很有趣,而贤则深为不乐,觉得我活多喀苏,似乎又使他失面子了,我因此颇怏怏不乐。
明华同情我,帮助我做些小事,他住在我家似乎很快乐的,也很自然。娘姨虽然仍!日不更事,但我也渐渐不大理会,只要眼不见,耳不闻的,便落得清净。于是我渐渐胖了起来,面庞也似乎丰腴些,在一个初夏的晚上,我穿着件浅蓝夹细碎白花的麻纱衫子,贤瞧着我半晌,说道:"倒想常常跟你在一块享受些家庭之乐,就可惜事情太忙。"明华一脸正经的规劝他道:"你何不过些时候挂牌做律师呢?自由职业总比较不受拘束些,用不着坐写字间,大家可以叙得畅快了。"贤也颇以为然。
夜里他对我说:"以后我们多跟着别人交际交际吧,赚钱最要紧是兜着转,人头热。"于是我们分头找熟人,我只找着几个旧同学,他也只能跟以前大学里的教授们联络联络。找人顶容易找出希望来,也顶容易使人失望,起初他们都是只对你从容易处讲,于是讲得你心头痒痒的,请客,送东西,正式开口请他帮忙了,他这才告诉你许多难处,也许还有许多不巧,使作欲进不得,欲罢又不甘休,因此损失了许多心计与物质,直到如此经过好几次碰壁以后,这才会把现实看得清楚些,但却又感到东张西望不知该朝哪去走好了。贤虽然精明,毕竟也因过份的热心着了人家道儿,有时候且以为事情捏得稳稳了,于是买酒添菜自先庆祝一番,说着计划着每天做了许多的梦,连明华也是随着我们一忽儿兴奋,一忽儿失望的,弄得读书做功课都没有心绪起来。在十分得意之际,贤也总不免对洋行经理稍为吐出几句,那经理乖巧过人,知道他不是平稳安定的人,便落得顺水推舟,给他挂名做个法律部主任,减低地薪金,把大写的位置完全派给别人做了。贤到此才又悔又急,但事已至此,却也没有办法,只京赶紧找宅房子,决定冒个险,自己正式当律师了。
我们看了许多房子,也有弄堂太脏的,也有缺乏卫生设备的,也有方向朝北的,也有交通不便的,弄得不知适从。贤最后对我说只有一个原则非坚持不可,便是外观要富丽堂皇,内容享受方面倒差些不妨。
明华没有课,也常常同我出去找寻,有一次他兴冲冲地进来对我说,霞飞路西段有一宅大洋房,里面有几间出租,我们何妨去看看呢?那时贤恰巧不在家,我便应声跟了他出去。那是一所花木浓茂的大洋房,穿过宽阔的歪道,朝西有几间精致的房间,说是老房客还在,只为不到十天便要搬家,政通知主人早贴召租。我们敲门说对不起,是来看房子的。一个女人锐声答应来了,接着便是敞着胸膛,微着拖鞋,手抱婴儿的主妇用一只手拉开门来,黄黄的脸儿虽然显得憔悴,但眼珠漆黑却仍旧灼灼有光,那不是胡丽英吗?
她一把扭住我到房中坐定,也不管明华东瞧面看的在打量居间大小,她只一连串问我怎样会到这儿来?是不是住在上海好久了?有几个孩子?接着又低低告诉我,眼中噙着泪,说是她与余白结婚已四年了,余白根本不爱她,他只怀念着柳美川,因此她是很痛苦的,虽说现在已养了二个女儿想到这里,早听见余白声音在后房大声问是问谁在多讲了。于是南某拭于泪,胆怯地抱着婴儿进去,似乎低声在告诉他什么,他不听见再粗声询问:"究竟是谁呀?"她似乎说出我的名字,一阵急透的脚步声从后房飞奔出来,是余自四衔着烟斗,欣喜却又带着惊讶地说:"是你呀?真个是你吗?好多年不见了。"
后来余白告诉我,辣斐德路附近有新房子在建造,每幢小费三千元,形式颜色倒是领美丽的。他又说他们不久也将迁到那里附近去,大家做个邻居,常常好来往。
我不能忘记,我们进新屋的一天,那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中秋,晚上凉月儿闪着银光。胡丽英同着余白也来了,还有许多其他的亲戚朋友,大家整整齐齐坐在客厅里,桌上堆着鲜花,架上满是银盾银杯之属,墙上也约略挂几幅字画,都是贺乔迁兼又贺开业的,许多许多的镜框都没法悬挂陈列,不然真不知要占满几间屋哩。我们的屋子是全懂的,有三层楼,我与贤的卧禁在二楼,是最宽大与明亮的一间,我们摆了新租来的全房水器,窗帷都用彩花轻绢制的,我们住在里面像重温着新郎新娘的梦,不久我便养了第三个女儿菱菱。
贤到处托人去拉法律顾问,有的出一百元,有的出二百元,出五百元的算是最客气了,都是全年的,介绍人还有回拥。我兴奋地帮着他填顾问证书,纸头是印好的,法院里现成有买,只不过字得写得端正些,我在落笔之先,总要糟蹋十几张连史纸,结果写下去还是不行,再三懊丧着,要等贤安慰夸赞才罢。厚多一家法律顾问,我们总要出去吃一次饭,或者看电影,钱也便剩得不多了。
我们时常讨论着不常发生的法律问题,以为做律师能做出奇制胜才好,可是事实上连普通案件都不常经见。好容易有一个朋友或亲戚说明天要介绍一个当事人来了,我们忙着收拾客厅,假如发觉台市龌龊了便赶快换,或者觉得茶杯欠精致就另买一套,当天又再三叮嘱佣人礼貌,千万不要惹人家笑话,我说我就坐在旁边充个临时书记吧,然而贤坚持不肯,说是给人家认出了反而要闹笑话的。
谁知道到了约定时间,左等又不来,右等又不来,又不好去催,只得自己装得满不在乎似的胡乱翻翻六法全书。我抱着菱菱焦急地一次次下来看光景,贤恐怕妇人抱着小孩坐在写字台旁不雅观,连连挥手叫我快上去,我也不敢动问,只有女佣却心急不耐烦的叽咕道:"人家茶杯已洗干净,菜汁都泡好了,这时候还不来,好大的架子!"我听了不禁恼怒道:"谁又叫你等来,你只管照常干你的;人来时,少爷自然会喊你倒茶。"贤在里面只是不作声,我很知道他心里难过,原来人家只不过随便说一声,并不把这里放在心上呀。也许他此刻早已在别处签好委任状了,也许本来早请律师的,只为不放心,想托熟来商量商量,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大需要,也许是根本不大信得过这里,因此也就不来了。
当贤每次安排香饵,而等不来鱼上钩的时候,总是沉着脸闷闷的提起帽子就出去的,我恐怕他不是去喝酒,定是上什么消遣散闷的地方去了,心里很难过,却又不忍拦阻。我很奇怪,上海有许多大律师报上都常登着他们受任为某某法律顾问,或代表某某启事等等,心里很羡慕,我说他们大概是都精通法律的,我何不也好好看些这类书,将来也好帮着贤做诉状呢?
但是贤说:"她们有什么屁法律精通,只是路道多,到处兜得转。"于是又说:"不如先到大律师处去做个帮办吧,只好混熟些人头再说。"
但是我把报上某大律师做求帮办的广告指给贤看,贤兴冲冲就去接洽了转来告诉我时,就把我的一团热心片刻化为冰冷,原来所谓律师做求帮办也者,便是招请跑街,替他兜生意,然后照成拆帐,其他绝无薪金等项,我说:"我们自己有案件,自己不会办,谁还替你拆帐来?于是就把此项念头打消了。
后来还是这位洋行经理瞧得起他,把本行中订契约等事都同他商量,听他说得很有条理,也就慢慢的委托他办理几件事,结果似乎每件都很满意,因此案件便接得多了,'经验也比较丰富起来了。不过其实我却感到另有一种痛苦,便是觉得他同人家所计议的似乎都是歪曲事实来牵就法律条文的,而且当然谁给你钱便须尽心竭智的替谁去卸脱已过或陷人于罪,那是对于良心顾不安的,当这般当事人去后,我便指着架上闪闪发光的银盾说道:"你们不是保障人权,伸张正义的吗?贤呀,我觉得你应该"
但是贤立刻便一笑打断我的话道:"我知道我应该帮着欠债者使其不必还帐,杀人者使其不必偿命,否则还要出钱请我们做律师的干吗?"
我默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