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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铁石芍药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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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海我立即飞往北平(如今称为北京),由外甥甘达维买到火车票,到辽宁铁岭去看我生身之地。白天班的快车,早上八点钟开,晚上十点到。我可以和六十多年前一样,看到每一寸土地。可以真真确确地看到那些听了一辈子的地方,车过兴城、葫芦岛市、锦州、沟邦子、新民,我几乎一直在兴奋的心情中,身体疲劳,却半刻不愿闭上眼睛。一九二五年冬天,我的父亲曾随着郭松龄将军率领千军万马攻占了这片江山。车过巨流河铁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铁桥很长,什么也看不到。我买来回票,希望回程时可以在早上过桥时清楚看看,谁知回程换了飞机,未能在那长长的铁桥上,看到巨流河东岸,怀想我那年轻的父亲,在雄心壮志的郭将军身旁,策马布阵,一心相信明天会进沈阳城,想不到一夜之后逃亡终身,脱身之时,曾一寸一寸地爬过这座铁桥。

    这一趟还乡之旅,原已令我激动得目不交睫,竟还有惊异的奇遇。我用台胞证买到的是一张软卧头等票,一间车厢四个人,同车厢内是两个俄国人和一位通译。他们是从俄国海参岁到中国安徽省包工程的工程师,我是从台湾来的英国文学女教授。他们看我好似火星人,我看着他们,想着三十多年来反共抗俄的大口号,如今竟然和敌人十四个小时关在一间疾行快车的车厢里四个人局促对坐,好似不同星球的人精遇于太空。他们对台湾好奇的范围超过了那位通译的字汇范围,所以有时用几个英文字,摊开他们随身带的世界地图,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台湾的地理、历史、教育、家庭、女子地位、衣、食、住、行我也问他们俄国的问题,从托尔斯泰到史达林,那真是一场丰富的交流。

    车过沈阳大站,上上下下,大大热闹一场,再过一小时,已夜晚十点半,车进铁岭站,但是除了站牌以外,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车上播音说正在更换电力设备,车外是月台吧,只见一个站员提着一盏风灯走过来,好似从黑暗的深渊中冒出来,看不见旁边还有没有人,我提着小箱子下车,那两位外层空间的俄国人说“太暗了,别去!”我说有人接我,他们说“但是看不到人啊!”随后竟然跳下车,用手比划,叫我跟着他们到哈尔滨,明早让他们的通译带我回铁岭,他们脸上充满不放心的关切和诚恳,就像托尔斯泰书中的俄国农民那般朴实。在犹豫中,我对着黑暗的站台喊我堂弟的名字“振烈!振烈!”这时听到远远有人喊“三姐,三姐!”(我在老家大排行)然后就是一阵脚步声,振烈带着他一家人跑过来。虽然都已老了,还是认得出来的。俄国人回到车上。车开了,他们伸出手来拚命挥着,在车厢的灯光中,可以看出来他们放心的感觉。

    多年来有时回想,那真是一趟奇异的,充满象征意义的还乡之旅。我们到台湾反共抗俄,恨了他们半辈子,而在我家乡黑茫茫的车站,是这两个俄国人跳下车来要保护我!而他们带回俄国的台湾印象(在地图上和俄国比,是极大和极小的国土),应该是一个现代化"人民有充份自由的地方,所以一个女子能一个人着手提包,万里出山海关,寻找睽别六十年的故乡。

    我能找到齐振烈,得以重回故乡的路,该是天意吧。

    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探亲时,我父亲已去世了,内湖的家空置没人居住,渐渐也疏于整理,院子里的草长得掩住了花床。我与妹妹已无能力维持一所没人住的空院,只能有时回去看看那满目凄凉。第二年过年前,我回去在已装满落叶的信箱看到一封信,封面有辽宁铁岭的地址。

    振烈和我同太祖,抗战胜利后我母亲住在北平的两年,他两兄弟为了上学,曾去同住,四哥振飞读辅仁大学,六弟振烈读中学。他记得我两次暑假回家总是逼他念书,严格地给他补英文。我记得这哥俩都长得很英俊,很有精神。一九四七年我一个人来了台湾,家乡的人和事对于我,像铁岭那晚的车站一样,黑茫茫的一片。我们必须大声呼唤半世纪前的名字,才找到我回乡的路。大陆被共产党“解放”后,振飞哥辗转到了江苏镇江,因为大学资历,或因当年曾参与美国调停国共之战的马歇尔计划外围译事工作,在江苏理工大学找到工作,娶了贤慧妻子,三个女儿女婿都很孝顺顾家,是少数幸福的人。振烈中学毕业后投考空军,已经到飞行阶段,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地主家庭背景被停飞,命令回乡耕地,在小西山种庄稼十多年,终得“平反”到铁岭市石油公司工作,妻子在卫生所作护士,一家得以温饱。但“从天上掉到地里”(东北人称“田”为“地”),对他心理创伤很大,一生未能平息怨忿。临别时,弟媳请我劝他脱掉那件空军皮外套,已经磨得发白了,他就是不肯丢掉,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纪念。

    另一位堂兄齐振武,原在家乡种地,淳朴本份。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韩战又称韩朝战争),大陆一片“抗美援朝”声(中国人民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者)。他参加村民大会时。冬天大家坐在热炕上,征兵的干部请志愿参军者站起来,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热得坐不住的人刚一起身就被鼓掌,欢迎参军不由分说拖上了瓦罐车(运货的火车厢)。第二天早上,车已过了鸭绿江,到了韩国的新义州车站,从此是暗无天日的生活,不断的血战,不断的转移,人只是个拿枪的机器,敌人是谁都不清楚,家乡当然不能联络。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官兵来台湾,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二三自由日”这些义士给蒋总统的反共力量增加了很大的声势。

    全世界的记者都到义士村访问,台北采访记者发现名单上有位齐振武,辽宁铁岭人,回来问我哥哥“会不会是你的家人?”我哥哥即亲自去探访,临去时问我父亲,如何相认?父亲说,你问他爸爸的小名叫什么。他说他爸爸的小名是“老疙瘩”我父亲自己也前去相认,是同曾祖兄弟的儿子,我们称他五哥。他退伍后找了个守仓库的工作,一九七0年后期死于脑溢血,我哥哥和我大姑的儿子在高雄传教的毛中颖表哥,把他葬在高雄燕巢乡的基督教公墓。

    又三十年后,振武哥的亲侄子齐长凯不知如何由一本笔会季刊看到我的名字,由沈阳打电话到台北笔会找我,取得联系。他说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就不知他伯父齐振武生死存亡或流落何方,已到处打听多年了,如今得知他已死,埋葬台湾,电话中哭了起来,说:“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请中颖表哥托人照了墓地的照片寄给长凯,他们看到白石墓的照片,似乎感到一些安慰。)

    怎么会是这样呢?当我回到小西山时,我也问,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独自从北京坐白天的火车回辽宁铁岭,就是为了要看见每一寸土地。堂弟振烈带我由铁岭回去小西山。我回到村庄旧址问人“鬼哭狼嚎山在哪里?”所有的人都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山名。我才明白,幼年时听母亲说的“鬼哭狼嚎山”原来就是她当时的心情。

    由于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做事,祖居庄院早已摧毁,祖坟也犁平为田,村子已并入邻村茨子林。我曾满山遍野奔跑、拔棒槌草的小西山,半壁已削成采石场。各种尺寸的石材在太阳下闪着乳白色的坚硬冷光,据说石质甚好,五里外的火车站因此得名“乱石山站”齐家祖坟既已被铲平,我童年去采的芍药花,如今更不见踪影,而我也不能像李伯大梦中的ripvanwinkle,山里一睡二十年,鬓发皆白,回到村庄,站在路口悲呼“有人认得我吗?”我六岁离开,本来就没有可能认识的人。

    这万里还乡之旅,只见一排一排的防风林,沃野良田,伸向默默弩苍,我父祖铁石芍药的故乡,已无我立足之地了。

    许多年来,我到处留意芍药花,却很少看到:在台湾大约因为气候的缘故。更少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住在公寓大楼里,没有庭院,也没有闲情逸致去种那种娇贵的花吧?我记得陪着哭泣的母亲去的祖坟,四周种满了高大的松树,芍药花开在大树荫庇之下,风雪中有足够的挡蔽。我记得祖母把我采回的一大把花,插在大花瓶里,放在大饭桌上,整个屋子都好像亮起来了。祖坟松柏随着故园摧毁,那瓣瓣晶莹的芍药花却永远是我故乡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