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胜利者的胜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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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豆者得瓜
（1）
师林平对稿件进行简单修饰以后，又回到苏北手里。
起初，苏北非常担心师林平的修改破坏了作品内在的统一性，当他发现师林平仅仅做了一些文句的勾画以后，心里宽慰了许多。这本书从前言到后记都出自苏北之手，倾注着他的心血，他在内心把它作为自己的作品一样珍重。
苏北开始安排这本书的设计、印制。按照吴运韬的指示，要把这本书的出版作为这一段时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不惜工本，找最好的装祯设计师，用最好的印制材料，在最好的印刷厂印刷。所以，本书一路绿灯，没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全部工作，精美的样书摆到了吴运韬的案头。
这时候，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苏北写了第一稿，吴运韬不满意，又让师林平写了第二稿世界有时候就是这样没有形状。
苏北一笑置之。
吴运韬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隆重的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首发式。
金超把吴运韬的意图转化成了领导班子的正式决定，苏北、师林平、沈然等人就开始忙活——联系场地，采购礼品，邀请来宾，和新闻单位谈判刊发和播出消息的费用，给记者红包的数额事情像台风一样运转，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都卷到里面去了。
台风的中心是宁静的。吴运韬很宁静。他先让左强给邱小康带去十本，附一信：
小康：
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已出，暂送十册。我粗看了一下，无论装祯印制，都觉得不错。请你看一下，有不满意处，可再改。
吴运韬
邱小康打电话说书很好，相当好，他再次说，一定要代我感谢苏北、师林平和金超，他们太辛苦了。吴运韬向邱小康汇报关于首发式的设想，设想很成熟很完整，甚至可以说很精确，精确到用什么车接卢荻老人，由哪两个人搀扶的程度。
邱小康说：“很好哇！就照你的安排办吧！”他当时就答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民主党派负责人由他邀请，但是他强调：“也不必要来那么多官吧？还是多来一些学者，书嘛，多听听学者的意见。”
吴运韬说：“我是这样想的。我想在学者里面多安排几个发言。”
“那最好了。”
“纪南能发言吗？”邱小康问。
吴运韬说：“我昨天刚见过纪南。他说他很崇敬老人”
“也不能说过头，”邱小康说“如实评价。”
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新落成的香港厅举行。
为此，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忙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办公室主任沈然累得几乎脱了人形。本来所有筹备活动都是落实给她和韩思成两个人的，但是沈然把大部分事情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她总是让韩思成歇一歇。
人事处处长韩思成也几乎脱了人形，但不是因为筹办这个会议。儿子被切掉右肾的案件经过法院一年多的审理，最近终于有了结果——医疗管理部门给法院出具的医疗责任事故鉴定书上赫然写着：孩子的“右肾自然缺失，与本次手术无关。”法院认定了这份鉴定，被告被宣判无罪。
当时苏北也站在法庭原告席上。这个平时不温不火的人脸色突然变得像纸一样苍白，他精神上受到的打击，无异于被锋利的尖刀搅动了几下，灵魂血淋淋地暴露在赤野当中，徒然地跳跃着，挣扎着，鸣叫着。
他用颤抖的手指着法官，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在法官“休庭”的高声叫喊中，主刀的大夫和医院方代表神色庄严地走出了法庭，就像刚刚参加完学术会议一样。
韩思成脸上涂满了泪水，紧紧地抓住苏北，好像生怕他倒下去。
“老苏，不，咱不这样！”韩思成悲怆地喊着“咱不这样”
苏北浑身无力，两条腿似乎没有力气支撑住他，他摸索着坐在长条木椅上。
此时此刻，世界对于他来说是零，他自己对于他也是零。一种深深的厌恶和绝望，使他觉得自己非常无耻，非常丑恶，他已经无法承担“人”这个字的全部沉重。他站不起来。
沈然把签到本从韩思成那里拿过来，说：“老韩你甭管了，去歇歇。”
韩思成感激地看着沈然，眼睛里颤动着光亮。
“到里边看看去吧！”沈然说。
韩思成就到会场里面去了，坐在最后一排座椅上。
豪华装修散发着一种说不上好说不上不好的味道，璀璨的枝形吊灯把整个大厅照耀得富丽堂皇。主席台上方红色横幅上写着“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首发式”几个大字。主席台上坐着级别很高的领导人、全国妇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卢荻在稍稍靠右一些的地方，现在她正在看苏北起草的发言稿。邱小康和领导人说着什么，其他人都在翻阅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和印有邱小康头像的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简介。
来了这么多重要人物，会场上有一种凝重的气氛。
纪南还不够资格坐到主席台上，和其他几位风头正健的中青年文艺评论家坐在主席台侧面的第一排沙发上。第一排沙发和第二排第三排的区别在于前面配了茶几，茶几上摆放着桌签，从桌签上我们可以看到，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和文学艺术界的主要负责同志都来了。他们的脚边，都有一个印有“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大字的塑料袋，里面除了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之外，还有几本其他书籍和一个精美的羊皮封面记事簿。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处级以上和z部机关司、局级干部都来了，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著名人物，都感到很新奇，张望着，压低了声音议论着。
吴运韬穿一身藏蓝色西服，站在主席台右侧主持会议。他基本上是在照稿子说话，声音好像比平时尖细一些。
韩思成垂下脑袋，睡了过去——最近他特别嗜睡，也不爱说话了。
卢荻老人的发言有些失控，老人家离开讲稿，讲起了童年时的一件事情，以证明旧社会之黑暗，好在最后还是收回来了。发言超了十分钟。后面就是官员和纪南等评论家发言。人们从各个方面赞扬这位不平凡的老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作者“东方”是一个虚拟的名字，所以，所有评论都避开了对这本书本身的评价，话题全部集中到老人的经历和老人对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上。
一位评论家回过身低声问师林平：“你写的？”
师林平做了一个未置可否的动作，谦虚地笑着。
“真不错，”评论家说“没想到你一下子就拿出这么一个有份量的东西”
师林平不自觉朝身后看了一下，然后捂住嘴说：“我这辈子也不再干这样的差事了，这事真他妈的能把人累死”
“我知道，这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自由想象这相当不容易”
苏北坐在和师林平隔过两个人的位置，这个异常敏感的人对师林平的话语竟然毫无反应。他还沉浸在韩思成儿子的案件当中，三天前法庭上的情景历历在目，他根本不知道首长、评论家们都说了些什么。一阵掌声惊动了他，他茫然地抬眼看了看眼前这个隆重豪华的场所，一种对于这个世界不尊重的信念，一种荒诞、滑稽的感觉，像潮水一样在心中漫延潮水已经漫延了整整三天，他不知道它还要漫延多久。
韩思成打起了鼾声。
吴运韬的眼睛凶恶地投射到这个方向，马上有人推醒了他。但是，韩思成什么也没看到，眼前一片迷蒙，就像在水中一样。
正是所谓光阴荏苒，日月如梭，金超主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很快就两年了。
在这两年时间里，金超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付出了多少心血，只有他自己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已经不是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而是他的生命本身。就像一个年轻人，无论老年人怎样劝告注意身体都不会在意，只有岁月无情地把精力消耗，疾病真的来纠缠他之后，才会意识到老人的话是多么正确，可是已经晚了。人往往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意识到事情，犹如身体的某个地方发生疼痛以后，才会意识到那个部位的存在。金超现在就是这样。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和他的生命都成为不能够被感知过程的过程。他自认为身体毫无问题，有时候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身体本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病毒实际上已经开始侵袭他的肌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病毒而不是自觉意识在掌管他的身体，是非我而不是自我决定着他的前途。
然而，两年以后的他对此还茫然无知。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权力对于他的地位和精神优越的抬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金超经历了初次掌握权力的人进入角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有许多协助他的条件：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身边总是围着一些谄媚的人，好像专门哄他高兴似的，说好听的话，称他为“金主任”故意在他面前把自己贬为一钱不值的蠢货，等等。在这样的人面前，金超是强大的，他学着骂人，他惊讶地发现被骂的人不但没有恼怒，反而像得到了恩宠一样，咧开嘴笑；他严格地审查报销条据，说这项开支事先没有请示报告，那个项目如何如何，当事人都唯唯诺诺；他在大会上阐述他的思想，无论多么肤浅，也没有人敢于表现不尊重权力形成了一层保护膜。他在普遍的沉默中得到了被拥戴的幸福，在集体的软弱面前找到了强者的信心。金超生成了一种盲目的自负心态。
最先感觉到这一点的是资格比金超老得多的陈怡。或许是金超什么时候说话没在意，或许是在某件事情上伤害了陈怡的尊严或者利益，总之，金超主持工作没多久，陈怡就认为金超不是合适的领导人选。一个经历过生活风浪和政治沉浮的人当然不会认为——哪怕是内心——只有他才是合适的领导人选，他认为夏昕是这样的人。他认为无论业务还是行政能力夏昕都远在金超之上。
但是，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陈怡出言谨慎，除非一些特殊场合，他把自己的思想遮掩得严严实实。作为一个过来人，陈怡甚至很同情金超，害怕这个对人生风险毫无防范的年轻人某一天会经受不住命运的打击。与此同时，陈怡也对吴运韬有了基本了解和判断。他不认为吴运韬在成就金超，他总觉得，如果这个机谋很深的人需要，会面不改色地把金超毁掉他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他就是这样感觉。
“这个世界有必须接受的价值标准和原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陈怡这样感叹。他有条不紊地做手里的事情，尽可能注意维护金超的威信这在客观上给了金超很大支持。
夏昕顺利调整好了和金超相处的角度。总的来说，夏昕心情不错，和金超交往毕竟比和吴运韬交往要容易一些。他正在争取在获得金超支持的情况下，把自己分管的部门工作搞上去——事实上，这些部门已经成为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亮点，年终分配奖金，金超不得不动员夏昕把一部分利润转到来年，缩小一些和其他部门的差距。
苏北一如既往地做着应当做的事情，心情也不错。
他已经写完了来到北京以后开始写作的那部长篇小说，打算让它沉一沉再做修改。经过短暂休整以后，他就毅然开始为早就有了构思的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搜集素材——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在为创作做准备，而是真切地进入到了生活和历史之中，寻找一个曾经与他的生命结为一体的人的人生轨迹。
出版社的工作为他提供了很大方便，他利用出差组稿的机会到k省以及别的地方了解到很多新的材料。原来断断续续的事件被时间之线联系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正在过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样子，一切都在内里，在他那个不安宁的灵魂之中。
这段时间，也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平稳发展的最好时期。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两年来，出版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上升为大社、名社。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除了金超、夏昕和苏北当编辑室主任的时候抓的图书项目仍然是亮点之外——吴运韬经常提醒领导班子——“从整体上来说，效益没有很大的起色。”他既不是在责备，也不是在督促，仅仅是在述说事实，而且他也不要求什么。
夏昕在管理理念上和金超发生越来越多的争执，员工中间也出现了各种议论。其中一种说法是：吴运韬不应当到z部去当什么副部长，应当全力以赴抓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持这种看法的人甚至进一步认为吴运韬应当回来直接主持工作。苏北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虽然他很少向人说及这一点，但是，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还要继续发展，目前的管理思路必须做很大调整。在这个问题上，他赞同夏昕的意见。他和夏昕的交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多起来的。
这对金超形成了压力。
夏昕不能同意苏北关于吴运韬应当回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持工作的说法。他对苏北说，首先，吴运韬不会回来，再者，即使吴运韬回来，在目前的管理思路下，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要适合新的形势，调整管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进行公司制改革，向部门放权，把部门改造成单独核算的利润中心，进而发展成为子公司。
苏北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金超的忧虑：如果这样做，能够真正成为利润中心的只有夏昕主管的编辑室，其他部门都会因为效益问题最后夭折，那时候，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问题根本无从谈起。
金超的忧虑是对的。这也是吴运韬不能够批准这种改革方式的原因之一。
对此，夏昕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目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停滞状况其实正是吴运韬所期望的。吴运韬希望听到要求他回来主持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反驳以梁峥嵘为首的顾问小组关于“吴运韬不应当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说法；夏昕认为，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不仅仅是吴运韬的利益选择，同时还是他的长期目标。夏昕分析说，吴运韬从来没有低估过在z部做事的风险，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留一个最后的栖身之所，而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夏昕进而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并不是离不开吴运韬，恰恰相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目前的局面与吴运韬兼任主任有关，如果没有这样一层关系，金超就能够放开手脚工作，就会能够接受关于中心进一步改革的设想那时候，就不会是现在的局面。
苏北和陈怡都认为夏昕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们又都不能完全接受它。他们和金超一样担心着进一步改革的消极后果。
关于按照国家关于行政领导一律不得在企业兼职的规定，吴运韬不宜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议论在很小的圈子里传递，但是吴运韬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也知道了这种议论的风源是夏昕。
吴运韬从来没小看过夏昕。新班子成立以后，他曾经害怕夏昕和苏北结合成为难以左右的力量。好在夏昕做了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和金超形成合作关系，把苏北置于微妙的情势当中他没想到夏昕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种议论传播到到z部党组，就有可能成为尽管已经退下来，但仍然不甘寂寞的梁峥嵘与廖济舟斗争的武器，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陈怡把问题看得更为深刻：吴运韬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职务深藏着政治和经济的动机。政治上，他需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离开他就会垮下来”的神话——z部党组没有人真正了解东方的实际情况，在这个意义上，吴运韬的确一手遮天；经济上，只要金超主持工作，他就能够毫无阻碍地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另拿一份工资和奖金，就可以在这里报销宴请游玩的费用——不管员工中有什么样的议论。金超也许会感受到舆论的压力，也许并不愿意把职工的血汗钱白白奉送给吴运韬，但是，面对一个给了他权力的人，他不能够中止这些事情；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会直接转化为对权力施与者的恐惧，金超做什么样的选择，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
陈怡轻蔑地笑着，就像在看一场戏剧。
吴运韬听到关于他不宜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职务的议论之后，曾经怀疑是不是z部的什么人在对下面施加影响，或者夏昕之类的人和z部建立了某种形式的联系通道。但他最终排除了这种可能——陈怡、夏昕、苏北，都恪守着不超越直接领导的原则，很少接触z部的其他领导，z部其他领导更没有什么人过问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吴运韬继续当这个小小的世界的主宰，继续一手遮天。
吴运韬严厉要求金超巩固和夏昕的合作关系，不要使这种说法进一步放大。然后，他警觉地看着夏昕。
苏北暂时还不在他的视野之内——这是吴运韬和苏北关系最好的时期。
吴运韬谨慎地在廖济舟那里放大了关于金超领导能力不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两年来处于徘徊状态的信息，但是，以不引起他的严重关切为度。这样，他就会让廖济舟说出这样的话：
“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事情，运韬你恐怕还是要多过问一下。你的工作重心先放在东方，总之，发展的势头不能减下来”
廖济舟果然这样说了，并且不仅仅单独对他说，在党组会议上也这样说。
吴运韬只是点头，什么都不说。
夏昕和金超越来越难于沟通，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没有任何对应措施。夏昕很急迫，对陈怡抱怨说：“一个想法，本来是十分，和金超沟通以后，反倒变成了七分，六分，甚至成了零”
陈怡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年底，一年一度的中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聘任工作又要开始了。金超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今年的聘任要快一点儿搞完，工作研讨，也得快一点儿搞，我的意见是这次不搞集中研讨，各部门订出今年计划就可以了，这些工作都要快一点儿结束，然后集中精力准备明年的图书订货会。议论一下吧！”
夏昕看了一眼窗外寒风中摇曳的树枝，决定说一说：“这次研讨，要有一定力度，如果还是像往年那样，起不到激励作用。如果说我们三年前有一定优势的话，那是一种机制上的优势，经过几年发展，和同业相比，我们已经不具备这种优势了，所以，创新机制成为我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我们搞研讨，就是要切切实实地分析一下我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些果断措施，把大家的积极性激发出来，这样，才会有新的发展。”金超脸上出现不耐烦的神色，但是，夏昕不顾这些，仍然把他关于进一步进行改革的一贯主张复述了一遍。“和改革配套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用人机制，二是分配机制，三是三项制度(住房、医疗、养老)改革，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通过这次研讨，要拿出新的东西”
“这不是什么新东西，”金超急躁地打断夏昕“怎么是新东西？我哪年不说在管理机制上下功夫？去年我不是也说过吗？”
“可是并没有制定出任何可以操作的措施。”夏昕轻声争辩说。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次要研讨，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说你说，你说吧。”
夏昕说：“我说完了。”
金超皱着眉头说：“老陈，你也说说吧。”实际上金超知道陈怡的意见。
陈怡和苏北最近都倾向于认为，尽管夏昕的改革设想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比起完全不做改变，仍然不失为一种好的设想。他们私下都对夏昕表示了支持。
陈怡语调平缓地说：“我赞同夏昕的意见，同意他对我们中心状况的分析。我们的确要给大家拿出一些新东西。社会发展很快，人的观念变化也很快，我们得适应这种变化。我同意让大家好好研讨一下。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在交给各个部门研讨之前，我们班子先要有一个思路，班子要先于各部门进行研讨，然后把大原则传达给他们，这样，各部门就好捋出他们的发展思路了”
苏北经常对自己说：“谁都不容易。”生活对任何人都是一个问题。他看到更多的是金超的难处。现在，他对于吴运韬兼职这件事的观点也正在向陈怡和夏昕靠拢。他很少和人议论中心里的事情，发表的看法都以支持金超的工作为度“你的生活在创作上，你应当在这里让灵魂安宁”他在札记里对自己说。
金超感觉到了苏北的姿态，在向吴运韬抱怨别人工作上不配合时，着意说：“现在只有苏北真正从心里支持我的工作”
所以，当苏北说他谈一点意见的时候，金超就很在意，愉快地说：“老苏你说吧！”
“我同意陈怡和夏昕的意见。”苏北声调不高，他尽量把话说得诚恳。“现在，中层干部和员工都希望我们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促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目前，我看有两件事应当做：一是全年工作总结，一是研讨。去年年初，我们制定了一个年增长百分之三十的目标，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当初我们制定的发展目标是否符合实际？我们上了报纸，我们在给z部报的工作计划中也把这一指标鲜明地写了上去，作为这样做的收获之一，我们得到了z部的表扬，得到了社会的赞誉，但是从我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员工的角度，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这次分配奖金，总体上是较去年降低了，尽管我们寅吃卯粮加大了提成比例，仍和员工的期望值有很大距离，员工有一些疑问和不满理所应当。我们可以说是市场情况不好，但这不够。在相同的市场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出版社取得了巨大发展呢？必定还有一些属于我们自身的限制发展的深层次原因。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对员工关心的这些问题有一个交待？我看很有必要。所以我建议班子要先搞一个总结，然后开一个职工大会，诚恳地告诉大家，我们这两年的实际工作状况，我们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增长目标？我们在深层次上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准备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苏北看了看金超，害怕他不能接受这些说法。金超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表情平静，苏北决定再多说几句。
“我看，工作总结可以和研讨结合起来搞。刚才夏昕的话对我很有启发，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印象是夏昕每年都在谈这些问题，但是每年都没有真正形成我们领导班子对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因？我认为是有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从心理上产生一种需要，认为这些意见有价值，应当拿来充分讨论，把它变成为集体的决定”
金超一直在装着记录苏北的话，但他笔底下写出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文字。他完全没想到苏北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他不爱听这样的话，他觉得苏北、夏昕和陈怡那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苏北不会这样说的让他着恼的是，这一番话无法反驳。
苏北结束了发言——他看出金超心里烦乱了起来。
苏北的话音刚落，大家就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苏北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他认定不对什么事情发表看法，不会被别的什么因素影响，永远不会谈；如果他决定说出看法，他就会顽固地坚持，任何人也不能改变他。
那次让金超很不高兴的会议以后，苏北专门到金超家里去了一次，重新申诉他的想法——他认为他是在支持和帮助金超。但是金超不这样认为，他不认为那些严重削弱他权威的话是在支持他。他在向吴运韬汇报的时候，吴运韬也不认为这些话是对金超工作的支持。
能够想象，苏北和金超的这次谈话会是什么结果。
金超最后的话语是：“老苏，咱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究竟应当听谁的？”
苏北从金超的目光中，明显地看到敌意。
苏北怔怔地看着金超，好像眼前突然冒出来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样。
从金超家里出来，苏北的灵魂就像被什么东西抽打了一样，感觉到惊心动魄的疼痛。
这年秋天，金耀从崤阳到北京来看金超。他事先也没打电话，坐长途汽车到了汽车站才打电话给金超，金超马上到车站来接他。
金超恨不得倾其所有让金耀吃好喝好，带他到颐和园、八达岭、动物园、故宫、北海去游玩，带他到北京有名的酒楼餐馆去吃饭出乎金超预料的是，从来没出过远门的金耀对这一切虽然很新奇，但并没有着迷。对于金耀来说，这个世界固然好，但这不是他的世界，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连对比的可能性都没有，就好比一个人到了美国纽约的曼哈顿，看着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和巨大的财富，不会认为这些东西与他的生活有什么关联一样。金耀连赞叹和欣赏的心情也没有，在昆明湖游艇上，他对金超说的是这样的话：“药材的生意其实不好做，你在药材公司和制药厂没人根本就甭想打进去，你要是打进去，不事先投进去三五万块钱，你就连人都见不上，我又不是那种腰缠万贯的人这些人吃惯了，几千块钱根本不放在眼里你知道我这点钱是怎么赚的吗？我还是走了张柏林的路子，他和县医院的一个副院长打了招呼张柏林这人帮忙是帮忙，他也就是看你的面子，你离他又远，帮忙也有限，再者话说了，我也不能老去麻烦人家，所以归根结底这不是一条好路子哥你要是在咱崤阳县当干部，看咱家过啥日子吧！张柏林有啥？你说有啥？不过是个科级干部，人家在县城北面的崤阳山上——那地界有多美——已经箍起来五孔石窑了！”
金超问金秀和春生咋样？金耀脸上立马舒朗起来，说：“咱秀儿算是摊上了好人家！那春生确确实实是个好后生，又本分又肯下力气，就是他们不离开庙沟，就靠他务育那些果树，日子也错不了”
“怎么？他们离开了庙沟？”
“金秀没打信告诉你？”
“没有啊！”金耀就饶有兴趣地说：“是这，春生的大舅有祖传的做月饼的手艺，改革开放以后就在崤阳县城开了一个点心铺，生意一直不错。尔格老汉年纪大了，想把手艺传给儿子，儿子嫌那事忒麻烦，不愿意干，就把春生和咱金秀叫了去，说让他们把点心铺接下来。春生是个有心人，满心欢喜，就开始跟大舅学手艺，很快就把月饼做得像模像样了，生意很红火。你别看春生表面上木木讷讷的，其实那人心里活泛着哩，不知道狗日的是咋弄的，硬是把点心铺弄成了县委书记的扶贫点儿尔格在崤阳县城，‘春生记月饼’一满红火得不行，说是要扩大门面哩”
金超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那金秀她为啥不告诉我？”
“狗日的挣钱挣疯了。”
兄弟两个笑成一团。
种豆者得瓜
（1）
师林平对稿件进行简单修饰以后，又回到苏北手里。
起初，苏北非常担心师林平的修改破坏了作品内在的统一性，当他发现师林平仅仅做了一些文句的勾画以后，心里宽慰了许多。这本书从前言到后记都出自苏北之手，倾注着他的心血，他在内心把它作为自己的作品一样珍重。
苏北开始安排这本书的设计、印制。按照吴运韬的指示，要把这本书的出版作为这一段时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不惜工本，找最好的装祯设计师，用最好的印制材料，在最好的印刷厂印刷。所以，本书一路绿灯，没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全部工作，精美的样书摆到了吴运韬的案头。
这时候，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是苏北写了第一稿，吴运韬不满意，又让师林平写了第二稿世界有时候就是这样没有形状。
苏北一笑置之。
吴运韬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隆重的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首发式。
金超把吴运韬的意图转化成了领导班子的正式决定，苏北、师林平、沈然等人就开始忙活——联系场地，采购礼品，邀请来宾，和新闻单位谈判刊发和播出消息的费用，给记者红包的数额事情像台风一样运转，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都卷到里面去了。
台风的中心是宁静的。吴运韬很宁静。他先让左强给邱小康带去十本，附一信：
小康：
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已出，暂送十册。我粗看了一下，无论装祯印制，都觉得不错。请你看一下，有不满意处，可再改。
吴运韬
邱小康打电话说书很好，相当好，他再次说，一定要代我感谢苏北、师林平和金超，他们太辛苦了。吴运韬向邱小康汇报关于首发式的设想，设想很成熟很完整，甚至可以说很精确，精确到用什么车接卢荻老人，由哪两个人搀扶的程度。
邱小康说：“很好哇！就照你的安排办吧！”他当时就答应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民主党派负责人由他邀请，但是他强调：“也不必要来那么多官吧？还是多来一些学者，书嘛，多听听学者的意见。”
吴运韬说：“我是这样想的。我想在学者里面多安排几个发言。”
“那最好了。”
“纪南能发言吗？”邱小康问。
吴运韬说：“我昨天刚见过纪南。他说他很崇敬老人”
“也不能说过头，”邱小康说“如实评价。”
首发式在人民大会堂新落成的香港厅举行。
为此，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忙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办公室主任沈然累得几乎脱了人形。本来所有筹备活动都是落实给她和韩思成两个人的，但是沈然把大部分事情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她总是让韩思成歇一歇。
人事处处长韩思成也几乎脱了人形，但不是因为筹办这个会议。儿子被切掉右肾的案件经过法院一年多的审理，最近终于有了结果——医疗管理部门给法院出具的医疗责任事故鉴定书上赫然写着：孩子的“右肾自然缺失，与本次手术无关。”法院认定了这份鉴定，被告被宣判无罪。
当时苏北也站在法庭原告席上。这个平时不温不火的人脸色突然变得像纸一样苍白，他精神上受到的打击，无异于被锋利的尖刀搅动了几下，灵魂血淋淋地暴露在赤野当中，徒然地跳跃着，挣扎着，鸣叫着。
他用颤抖的手指着法官，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在法官“休庭”的高声叫喊中，主刀的大夫和医院方代表神色庄严地走出了法庭，就像刚刚参加完学术会议一样。
韩思成脸上涂满了泪水，紧紧地抓住苏北，好像生怕他倒下去。
“老苏，不，咱不这样！”韩思成悲怆地喊着“咱不这样”
苏北浑身无力，两条腿似乎没有力气支撑住他，他摸索着坐在长条木椅上。
此时此刻，世界对于他来说是零，他自己对于他也是零。一种深深的厌恶和绝望，使他觉得自己非常无耻，非常丑恶，他已经无法承担“人”这个字的全部沉重。他站不起来。
沈然把签到本从韩思成那里拿过来，说：“老韩你甭管了，去歇歇。”
韩思成感激地看着沈然，眼睛里颤动着光亮。
“到里边看看去吧！”沈然说。
韩思成就到会场里面去了，坐在最后一排座椅上。
豪华装修散发着一种说不上好说不上不好的味道，璀璨的枝形吊灯把整个大厅照耀得富丽堂皇。主席台上方红色横幅上写着“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首发式”几个大字。主席台上坐着级别很高的领导人、全国妇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卢荻在稍稍靠右一些的地方，现在她正在看苏北起草的发言稿。邱小康和领导人说着什么，其他人都在翻阅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和印有邱小康头像的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简介。
来了这么多重要人物，会场上有一种凝重的气氛。
纪南还不够资格坐到主席台上，和其他几位风头正健的中青年文艺评论家坐在主席台侧面的第一排沙发上。第一排沙发和第二排第三排的区别在于前面配了茶几，茶几上摆放着桌签，从桌签上我们可以看到，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和文学艺术界的主要负责同志都来了。他们的脚边，都有一个印有“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大字的塑料袋，里面除了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之外，还有几本其他书籍和一个精美的羊皮封面记事簿。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处级以上和z部机关司、局级干部都来了，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著名人物，都感到很新奇，张望着，压低了声音议论着。
吴运韬穿一身藏蓝色西服，站在主席台右侧主持会议。他基本上是在照稿子说话，声音好像比平时尖细一些。
韩思成垂下脑袋，睡了过去——最近他特别嗜睡，也不爱说话了。
卢荻老人的发言有些失控，老人家离开讲稿，讲起了童年时的一件事情，以证明旧社会之黑暗，好在最后还是收回来了。发言超了十分钟。后面就是官员和纪南等评论家发言。人们从各个方面赞扬这位不平凡的老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作者“东方”是一个虚拟的名字，所以，所有评论都避开了对这本书本身的评价，话题全部集中到老人的经历和老人对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上。
一位评论家回过身低声问师林平：“你写的？”
师林平做了一个未置可否的动作，谦虚地笑着。
“真不错，”评论家说“没想到你一下子就拿出这么一个有份量的东西”
师林平不自觉朝身后看了一下，然后捂住嘴说：“我这辈子也不再干这样的差事了，这事真他妈的能把人累死”
“我知道，这不比写小说，写小说可以自由想象这相当不容易”
苏北坐在和师林平隔过两个人的位置，这个异常敏感的人对师林平的话语竟然毫无反应。他还沉浸在韩思成儿子的案件当中，三天前法庭上的情景历历在目，他根本不知道首长、评论家们都说了些什么。一阵掌声惊动了他，他茫然地抬眼看了看眼前这个隆重豪华的场所，一种对于这个世界不尊重的信念，一种荒诞、滑稽的感觉，像潮水一样在心中漫延潮水已经漫延了整整三天，他不知道它还要漫延多久。
韩思成打起了鼾声。
吴运韬的眼睛凶恶地投射到这个方向，马上有人推醒了他。但是，韩思成什么也没看到，眼前一片迷蒙，就像在水中一样。
正是所谓光阴荏苒，日月如梭，金超主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很快就两年了。
在这两年时间里，金超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付出了多少心血，只有他自己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已经不是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而是他的生命本身。就像一个年轻人，无论老年人怎样劝告注意身体都不会在意，只有岁月无情地把精力消耗，疾病真的来纠缠他之后，才会意识到老人的话是多么正确，可是已经晚了。人往往都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才意识到事情，犹如身体的某个地方发生疼痛以后，才会意识到那个部位的存在。金超现在就是这样。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和他的生命都成为不能够被感知过程的过程。他自认为身体毫无问题，有时候甚至根本意识不到身体本身——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病毒实际上已经开始侵袭他的肌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病毒而不是自觉意识在掌管他的身体，是非我而不是自我决定着他的前途。
然而，两年以后的他对此还茫然无知。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权力对于他的地位和精神优越的抬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金超经历了初次掌握权力的人进入角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有许多协助他的条件：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身边总是围着一些谄媚的人，好像专门哄他高兴似的，说好听的话，称他为“金主任”故意在他面前把自己贬为一钱不值的蠢货，等等。在这样的人面前，金超是强大的，他学着骂人，他惊讶地发现被骂的人不但没有恼怒，反而像得到了恩宠一样，咧开嘴笑；他严格地审查报销条据，说这项开支事先没有请示报告，那个项目如何如何，当事人都唯唯诺诺；他在大会上阐述他的思想，无论多么肤浅，也没有人敢于表现不尊重权力形成了一层保护膜。他在普遍的沉默中得到了被拥戴的幸福，在集体的软弱面前找到了强者的信心。金超生成了一种盲目的自负心态。
最先感觉到这一点的是资格比金超老得多的陈怡。或许是金超什么时候说话没在意，或许是在某件事情上伤害了陈怡的尊严或者利益，总之，金超主持工作没多久，陈怡就认为金超不是合适的领导人选。一个经历过生活风浪和政治沉浮的人当然不会认为——哪怕是内心——只有他才是合适的领导人选，他认为夏昕是这样的人。他认为无论业务还是行政能力夏昕都远在金超之上。
但是，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陈怡出言谨慎，除非一些特殊场合，他把自己的思想遮掩得严严实实。作为一个过来人，陈怡甚至很同情金超，害怕这个对人生风险毫无防范的年轻人某一天会经受不住命运的打击。与此同时，陈怡也对吴运韬有了基本了解和判断。他不认为吴运韬在成就金超，他总觉得，如果这个机谋很深的人需要，会面不改色地把金超毁掉他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他就是这样感觉。
“这个世界有必须接受的价值标准和原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陈怡这样感叹。他有条不紊地做手里的事情，尽可能注意维护金超的威信这在客观上给了金超很大支持。
夏昕顺利调整好了和金超相处的角度。总的来说，夏昕心情不错，和金超交往毕竟比和吴运韬交往要容易一些。他正在争取在获得金超支持的情况下，把自己分管的部门工作搞上去——事实上，这些部门已经成为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亮点，年终分配奖金，金超不得不动员夏昕把一部分利润转到来年，缩小一些和其他部门的差距。
苏北一如既往地做着应当做的事情，心情也不错。
他已经写完了来到北京以后开始写作的那部长篇小说，打算让它沉一沉再做修改。经过短暂休整以后，他就毅然开始为早就有了构思的反映知识青年生活的长篇小说搜集素材——这实际上已经不是在为创作做准备，而是真切地进入到了生活和历史之中，寻找一个曾经与他的生命结为一体的人的人生轨迹。
出版社的工作为他提供了很大方便，他利用出差组稿的机会到k省以及别的地方了解到很多新的材料。原来断断续续的事件被时间之线联系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正在过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样子，一切都在内里，在他那个不安宁的灵魂之中。
这段时间，也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平稳发展的最好时期。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两年来，出版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当年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上升为大社、名社。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除了金超、夏昕和苏北当编辑室主任的时候抓的图书项目仍然是亮点之外——吴运韬经常提醒领导班子——“从整体上来说，效益没有很大的起色。”他既不是在责备，也不是在督促，仅仅是在述说事实，而且他也不要求什么。
夏昕在管理理念上和金超发生越来越多的争执，员工中间也出现了各种议论。其中一种说法是：吴运韬不应当到z部去当什么副部长，应当全力以赴抓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持这种看法的人甚至进一步认为吴运韬应当回来直接主持工作。苏北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虽然他很少向人说及这一点，但是，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还要继续发展，目前的管理思路必须做很大调整。在这个问题上，他赞同夏昕的意见。他和夏昕的交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多起来的。
这对金超形成了压力。
夏昕不能同意苏北关于吴运韬应当回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持工作的说法。他对苏北说，首先，吴运韬不会回来，再者，即使吴运韬回来，在目前的管理思路下，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最重要的是，要适合新的形势，调整管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进行公司制改革，向部门放权，把部门改造成单独核算的利润中心，进而发展成为子公司。
苏北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金超的忧虑：如果这样做，能够真正成为利润中心的只有夏昕主管的编辑室，其他部门都会因为效益问题最后夭折，那时候，整个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问题根本无从谈起。
金超的忧虑是对的。这也是吴运韬不能够批准这种改革方式的原因之一。
对此，夏昕有自己的解读。他认为目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停滞状况其实正是吴运韬所期望的。吴运韬希望听到要求他回来主持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反驳以梁峥嵘为首的顾问小组关于“吴运韬不应当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说法；夏昕认为，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不仅仅是吴运韬的利益选择，同时还是他的长期目标。夏昕分析说，吴运韬从来没有低估过在z部做事的风险，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留一个最后的栖身之所，而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夏昕进而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并不是离不开吴运韬，恰恰相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目前的局面与吴运韬兼任主任有关，如果没有这样一层关系，金超就能够放开手脚工作，就会能够接受关于中心进一步改革的设想那时候，就不会是现在的局面。
苏北和陈怡都认为夏昕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们又都不能完全接受它。他们和金超一样担心着进一步改革的消极后果。
关于按照国家关于行政领导一律不得在企业兼职的规定，吴运韬不宜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议论在很小的圈子里传递，但是吴运韬很快就感觉到了，他也知道了这种议论的风源是夏昕。
吴运韬从来没小看过夏昕。新班子成立以后，他曾经害怕夏昕和苏北结合成为难以左右的力量。好在夏昕做了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和金超形成合作关系，把苏北置于微妙的情势当中他没想到夏昕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种议论传播到到z部党组，就有可能成为尽管已经退下来，但仍然不甘寂寞的梁峥嵘与廖济舟斗争的武器，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陈怡把问题看得更为深刻：吴运韬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职务深藏着政治和经济的动机。政治上，他需要“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离开他就会垮下来”的神话——z部党组没有人真正了解东方的实际情况，在这个意义上，吴运韬的确一手遮天；经济上，只要金超主持工作，他就能够毫无阻碍地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另拿一份工资和奖金，就可以在这里报销宴请游玩的费用——不管员工中有什么样的议论。金超也许会感受到舆论的压力，也许并不愿意把职工的血汗钱白白奉送给吴运韬，但是，面对一个给了他权力的人，他不能够中止这些事情；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也会直接转化为对权力施与者的恐惧，金超做什么样的选择，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
陈怡轻蔑地笑着，就像在看一场戏剧。
吴运韬听到关于他不宜再兼任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职务的议论之后，曾经怀疑是不是z部的什么人在对下面施加影响，或者夏昕之类的人和z部建立了某种形式的联系通道。但他最终排除了这种可能——陈怡、夏昕、苏北，都恪守着不超越直接领导的原则，很少接触z部的其他领导，z部其他领导更没有什么人过问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吴运韬继续当这个小小的世界的主宰，继续一手遮天。
吴运韬严厉要求金超巩固和夏昕的合作关系，不要使这种说法进一步放大。然后，他警觉地看着夏昕。
苏北暂时还不在他的视野之内——这是吴运韬和苏北关系最好的时期。
吴运韬谨慎地在廖济舟那里放大了关于金超领导能力不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两年来处于徘徊状态的信息，但是，以不引起他的严重关切为度。这样，他就会让廖济舟说出这样的话：
“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事情，运韬你恐怕还是要多过问一下。你的工作重心先放在东方，总之，发展的势头不能减下来”
廖济舟果然这样说了，并且不仅仅单独对他说，在党组会议上也这样说。
吴运韬只是点头，什么都不说。
夏昕和金超越来越难于沟通，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他那里都不是问题，没有任何对应措施。夏昕很急迫，对陈怡抱怨说：“一个想法，本来是十分，和金超沟通以后，反倒变成了七分，六分，甚至成了零”
陈怡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年底，一年一度的中层干部和工作人员聘任工作又要开始了。金超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今年的聘任要快一点儿搞完，工作研讨，也得快一点儿搞，我的意见是这次不搞集中研讨，各部门订出今年计划就可以了，这些工作都要快一点儿结束，然后集中精力准备明年的图书订货会。议论一下吧！”
夏昕看了一眼窗外寒风中摇曳的树枝，决定说一说：“这次研讨，要有一定力度，如果还是像往年那样，起不到激励作用。如果说我们三年前有一定优势的话，那是一种机制上的优势，经过几年发展，和同业相比，我们已经不具备这种优势了，所以，创新机制成为我们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我们搞研讨，就是要切切实实地分析一下我们面临的问题，采取一些果断措施，把大家的积极性激发出来，这样，才会有新的发展。”金超脸上出现不耐烦的神色，但是，夏昕不顾这些，仍然把他关于进一步进行改革的一贯主张复述了一遍。“和改革配套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用人机制，二是分配机制，三是三项制度(住房、医疗、养老)改革，这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通过这次研讨，要拿出新的东西”
“这不是什么新东西，”金超急躁地打断夏昕“怎么是新东西？我哪年不说在管理机制上下功夫？去年我不是也说过吗？”
“可是并没有制定出任何可以操作的措施。”夏昕轻声争辩说。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次要研讨，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说你说，你说吧。”
夏昕说：“我说完了。”
金超皱着眉头说：“老陈，你也说说吧。”实际上金超知道陈怡的意见。
陈怡和苏北最近都倾向于认为，尽管夏昕的改革设想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比起完全不做改变，仍然不失为一种好的设想。他们私下都对夏昕表示了支持。
陈怡语调平缓地说：“我赞同夏昕的意见，同意他对我们中心状况的分析。我们的确要给大家拿出一些新东西。社会发展很快，人的观念变化也很快，我们得适应这种变化。我同意让大家好好研讨一下。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在交给各个部门研讨之前，我们班子先要有一个思路，班子要先于各部门进行研讨，然后把大原则传达给他们，这样，各部门就好捋出他们的发展思路了”
苏北经常对自己说：“谁都不容易。”生活对任何人都是一个问题。他看到更多的是金超的难处。现在，他对于吴运韬兼职这件事的观点也正在向陈怡和夏昕靠拢。他很少和人议论中心里的事情，发表的看法都以支持金超的工作为度“你的生活在创作上，你应当在这里让灵魂安宁”他在札记里对自己说。
金超感觉到了苏北的姿态，在向吴运韬抱怨别人工作上不配合时，着意说：“现在只有苏北真正从心里支持我的工作”
所以，当苏北说他谈一点意见的时候，金超就很在意，愉快地说：“老苏你说吧！”
“我同意陈怡和夏昕的意见。”苏北声调不高，他尽量把话说得诚恳。“现在，中层干部和员工都希望我们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促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目前，我看有两件事应当做：一是全年工作总结，一是研讨。去年年初，我们制定了一个年增长百分之三十的目标，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当初我们制定的发展目标是否符合实际？我们上了报纸，我们在给z部报的工作计划中也把这一指标鲜明地写了上去，作为这样做的收获之一，我们得到了z部的表扬，得到了社会的赞誉，但是从我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员工的角度，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这次分配奖金，总体上是较去年降低了，尽管我们寅吃卯粮加大了提成比例，仍和员工的期望值有很大距离，员工有一些疑问和不满理所应当。我们可以说是市场情况不好，但这不够。在相同的市场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出版社取得了巨大发展呢？必定还有一些属于我们自身的限制发展的深层次原因。那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对员工关心的这些问题有一个交待？我看很有必要。所以我建议班子要先搞一个总结，然后开一个职工大会，诚恳地告诉大家，我们这两年的实际工作状况，我们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增长目标？我们在深层次上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准备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苏北看了看金超，害怕他不能接受这些说法。金超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表情平静，苏北决定再多说几句。
“我看，工作总结可以和研讨结合起来搞。刚才夏昕的话对我很有启发，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印象是夏昕每年都在谈这些问题，但是每年都没有真正形成我们领导班子对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因？我认为是有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从心理上产生一种需要，认为这些意见有价值，应当拿来充分讨论，把它变成为集体的决定”
金超一直在装着记录苏北的话，但他笔底下写出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文字。他完全没想到苏北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他不爱听这样的话，他觉得苏北、夏昕和陈怡那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苏北不会这样说的让他着恼的是，这一番话无法反驳。
苏北结束了发言——他看出金超心里烦乱了起来。
苏北的话音刚落，大家就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苏北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他认定不对什么事情发表看法，不会被别的什么因素影响，永远不会谈；如果他决定说出看法，他就会顽固地坚持，任何人也不能改变他。
那次让金超很不高兴的会议以后，苏北专门到金超家里去了一次，重新申诉他的想法——他认为他是在支持和帮助金超。但是金超不这样认为，他不认为那些严重削弱他权威的话是在支持他。他在向吴运韬汇报的时候，吴运韬也不认为这些话是对金超工作的支持。
能够想象，苏北和金超的这次谈话会是什么结果。
金超最后的话语是：“老苏，咱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究竟应当听谁的？”
苏北从金超的目光中，明显地看到敌意。
苏北怔怔地看着金超，好像眼前突然冒出来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样。
从金超家里出来，苏北的灵魂就像被什么东西抽打了一样，感觉到惊心动魄的疼痛。
这年秋天，金耀从崤阳到北京来看金超。他事先也没打电话，坐长途汽车到了汽车站才打电话给金超，金超马上到车站来接他。
金超恨不得倾其所有让金耀吃好喝好，带他到颐和园、八达岭、动物园、故宫、北海去游玩，带他到北京有名的酒楼餐馆去吃饭出乎金超预料的是，从来没出过远门的金耀对这一切虽然很新奇，但并没有着迷。对于金耀来说，这个世界固然好，但这不是他的世界，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连对比的可能性都没有，就好比一个人到了美国纽约的曼哈顿，看着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和巨大的财富，不会认为这些东西与他的生活有什么关联一样。金耀连赞叹和欣赏的心情也没有，在昆明湖游艇上，他对金超说的是这样的话：“药材的生意其实不好做，你在药材公司和制药厂没人根本就甭想打进去，你要是打进去，不事先投进去三五万块钱，你就连人都见不上，我又不是那种腰缠万贯的人这些人吃惯了，几千块钱根本不放在眼里你知道我这点钱是怎么赚的吗？我还是走了张柏林的路子，他和县医院的一个副院长打了招呼张柏林这人帮忙是帮忙，他也就是看你的面子，你离他又远，帮忙也有限，再者话说了，我也不能老去麻烦人家，所以归根结底这不是一条好路子哥你要是在咱崤阳县当干部，看咱家过啥日子吧！张柏林有啥？你说有啥？不过是个科级干部，人家在县城北面的崤阳山上——那地界有多美——已经箍起来五孔石窑了！”
金超问金秀和春生咋样？金耀脸上立马舒朗起来，说：“咱秀儿算是摊上了好人家！那春生确确实实是个好后生，又本分又肯下力气，就是他们不离开庙沟，就靠他务育那些果树，日子也错不了”
“怎么？他们离开了庙沟？”
“金秀没打信告诉你？”
“没有啊！”金耀就饶有兴趣地说：“是这，春生的大舅有祖传的做月饼的手艺，改革开放以后就在崤阳县城开了一个点心铺，生意一直不错。尔格老汉年纪大了，想把手艺传给儿子，儿子嫌那事忒麻烦，不愿意干，就把春生和咱金秀叫了去，说让他们把点心铺接下来。春生是个有心人，满心欢喜，就开始跟大舅学手艺，很快就把月饼做得像模像样了，生意很红火。你别看春生表面上木木讷讷的，其实那人心里活泛着哩，不知道狗日的是咋弄的，硬是把点心铺弄成了县委书记的扶贫点儿尔格在崤阳县城，‘春生记月饼’一满红火得不行，说是要扩大门面哩”
金超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那金秀她为啥不告诉我？”
“狗日的挣钱挣疯了。”
兄弟两个笑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