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的纸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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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五个候选人的名字依次写在统计表上——五个陌生的名字。第一个是警察，这我记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其中有一个是诗人，但忘了是第几个了。管他！反正都一样，五个人之中无论哪三个中选，对我来说都不过是一件工作、一个费尽周折而谋来的职业而已。是人都得有一种谋生的方法。
窗外的夜来香蔫了，只一夜。三十年，好像也只是一夜。扒在墙头上看大人们投票而摔伤了腿的事好像就在昨天爸爸异常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妈妈小心地给我包扎伤口。我问爸爸为什么没去投票，爸爸不言语。我又问妈妈，妈妈说已经投过了。“我呢？”“你还小。”然而，好像只一夜，我已经老了，三十岁，一脸皱纹，就象窗外那朵夜来香。珍珠霜没用。
老江把红色的票箱抱进来，又阴沉着脸出去了。为了那个疯子投了票的事，他一定是后悔了，后悔当初不该管爸爸的闲事——我终于能“困”退回来，并且在这间明亮的办公室里有一席栖身之地，全是靠了老江。不，全是靠了爸爸有幸为他的老上级镶了一口好牙。
“都调查过了，那个疯子肯定是去投了票。”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肯定？肯定投进票箱了吗？”问话的是老江。
“没办法了，看见的人很多。”
老江叹了一口气。
“到处都当笑话在传，说他投完票还背了一段语录，背的是‘你们要关心国大事’。”
为了这件事，爸爸昨天晚上冲我大发雷霆。“刚上了两个月班就出这么大的错，你把我的老脸丢尽了！”“让你的老上级把那口好牙吐出来，我再回我的小山沟去！”我毫不示弱，从厨房里探出头冲爸爸喊。“混账话！”爸爸拍桌子。“狗崽子话！”我说。幸亏爆葱花的声音更大些，爸爸没听清。妈妈慌忙把爸爸往里屋拉。爸爸还在喊：“三十岁的人了，整天昏头昏脑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想着我的梦还是踌躇着，不敢走向那条小河，不敢走向河边的那片草地，河对岸的那座灰楼。但我已经望得见它们了，听见了小河的“叮冬”声。那儿藏着一个十六岁少女的梦。
十几年了。每次梦中，小河还是闪着星光在我身旁流过，虫叫、蛙鸣、夜露清凉他从三层楼的窗口顺着绳子溜下来，学着蛐蛐叫，带着满身汗酸味摸到我身旁“你比我大八岁。”梦里我总是重复着这句话。我跪在小河边的草丛中，用衣袖给他擦拭那支闪亮的长矛。他就双手垫在脑后，仰面朝天地躺在我面前。我竭力想看清楚他的脸，但月亮落了，太阳还没有升起。他揪住我垂下来的辫梢：“没办法，只有天亮前这一段黑暗是咱们的。”他的声音圆润，轻柔。“你比我大八岁。”我又说，心里觉得委屈，似乎“八岁”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用一根小草把我的两根小辫扎在一起“你一定很漂亮。”他说。他慢慢地扎，揪得我有些疼，笨拙，可是认真。“没办法，天一亮他们就要开枪。”我说。“小妹妹，如果我死了，我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了。”他的声音忽然变得虚幻、缥缈、象草叶上吹过的夜风。我急得要哭：“不，你不会死，你才二十四岁！”“我在那些星星上等你，你还来给我们送馒头，避开一‘红团’的封锁”他的声音飘远了，飘进了没有尽头的黑色的宇宙。就在那一霎，我看见了他的脸，但那是一张象老柏树皮一样的老人的脸，满头白发，弓腰驼背，无声无息地织补着一张破旧的渔网
“准备好了吗？”老江在桌子那边坐下，老花镜上级挑着一双严肃的眼睛，总使人觉得他不曾有过童年。
我把统计表往他眼前推了推，又用钢笔扒拉回来。
他从票箱里掏出一张选票，沙哑着嗓子念道：“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怎么，第一张就是我的？投票那天很忙乱，本想再问问第几个是那位诗人（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诗人信不过），但没来得及，便顺手在前三位名下画了圈。也忘了第一个是警察。
“以后什么大事也不能交给你们这些年轻的去干，我早说过。”老江擤擤鼻子，愤愤地嘟嚷着。“普选试点这么大的事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我又在前三位名下画上一横，看来图省事的并不止我一个。
“也许还能把他那张选票找出来？”我说。
“别作梦，姑娘，这是不记名投票。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懂吗？你怎么找？”
但我已经走到小河边了。为了给对岸那座灰楼里的选民们送去选民证，我竟轻易地踏进了这片梦境，轻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十几年中，每次探亲回来都指望能在无意中看见你们，但每次又都绕道而行。想作那个美梦，又怕再作那个恶梦
草丛显得比过去低矮、稀疏，细细的河流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暗红色，疲倦地流着。没有虫叫和蛙鸣，连青苔和泥土的气息也显得淡薄。河上漂着从化工厂里冲出来的废塑料商标，飘散着一股铁锈味。太阳正骄横地灼烤着大地，空气在地面上颤抖。
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正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蹲在对岸的荫下，低着头往河里放小船。一排纸叠的小船，五颜六色，象道彩虹，还都扬着一面白色的纸帆。
“一、二、三、四、五，”小姑娘数着，小巧的食指伸得很直。
船队在水面上悠悠地漂去了，漂远了，不见了。小姑娘踮起尖久久地眺望，风吹开了她的小褂，露出鼓鼓的小肚脐。“它们到哪儿去了呀？”她把手指含在嘴里，喃喃地说。
灰楼的每一扇玻璃窗都在燃烧，使人觉得不安宁。我寻找着们经常在那儿相会和分手的那片草丛，记得那儿有几株不知名灌木。既然来了，就不如找到它们，即便是恶梦。人有时候得命。是我自愿来的，我向老江要求，让我来给这座灰楼里的选发选民证。也许是因为书包里这些白色的卡片可以安慰楼顶上片深深的弹痕？十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星星跟着我走到这儿，我是自愿来的。我蔑视爸爸妈妈的劝阻，决定支持被包围在这座楼里的“革造”派。十六岁！十六岁并没有很多观点，十六岁、右派的女儿只是想以不同寻常的英勇行为获准参加到伟大的动中去。只有受压的组织才肯收留一个右派的女儿，十六岁都以作出这么有远见的判断了。背着馒头和咸菜，避开戒备严的大道，从小时候捉迷藏时发现的那条秘密的小路走来，荆棘和酸枣刺划破了衣服和胳膊在草丛中爬，露水从草叶上滚到衣领里——姥姥说过，那是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小姑娘的泪。小姑娘躺在草地上对着月亮思念死去的父亲没有月亮，只有星，我祈求每一颗星星，让我碰上一个好人吧！一个象洪常青或者卢嘉川那样的人，他能把我带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伟大革命洪流就在小河那边。就象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
她曾多少次遗憾自己生得太晚呀，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心不爸爸妈妈那样的人，正像她非常看不起于永泽那样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听见没有？！后两个是叉。”
前三位名下已经有十好几个“正”字了。
“年轻人应该多把脑子往工作上用，你说呢？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爬到了那几株小灌木旁，我喊：“同志们，我给你们送馒头来啦！”四周响起了枪声。我扑倒在草丛里，把馒头压在身下，就象子弹会把馒头打死似的。“把‘红团’的火力引到这儿来！”楼顶上传来一个勇敢的声音。真象样！
是他喊的，后来他终于承认那是他喊的。
我为自己的胆怯而羞愧，跳起来，辀过小河，冲向灰楼。如果有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我的胸膛，后人还会唱起那支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她当时就是那么想的，那个穿着用从商店里买来的绿布做成的“军装”的小姑娘。
一个黑影把我扑倒“别咬，小妹妹你别咬，是自己人。”
那声音粗犷又亲切。自己人？我委屈地哭了，一半是因为有了“自己人”一半是因为想起了妈妈大概正四处找我呢。“我死了吗？”我听见我低泣的声音。他“吭吭吭”地笑了，把我抱到墙根下，一股劲说：“真行，小妹妹你真行。”我多么愿意有一个大哥哥呀！可我没有，我只有一个右派的爸爸。妈妈只会叹气，弟弟妹妹还不懂得人生。我不想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他的胳膊真有劲，热乎乎的一股汗酸味
“不是吹，干了这么多年工作，哪怕是一丁点小错儿，我老江也没出过。前三个是圈”
“其实，多一个精神病人的选票又有什么关系？”我本来没想说出声。
“这是法律，姑娘！疯子和傻子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老江一挥手，险些把票箱碰翻。
“我是说，反正不会影响选举结果。”
“可选票是有数的，多出一张来怎么向上边交待？后两个是叉再说上边已经知道了。写个检查呗，我老江这辈子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小姑娘在每只船篷上都插上一面白色的纸帆。又一支船队下水了。
“它们要开到海里去了吧？”小姑娘仰起脸来问那个光着膀子的大汉。
大汉不言语，只顾低头重新叠一只纸船。
小姑娘又站起来眺望。又一道彩虹漂去了，漂远了，不见了。
“开到海里去了。”小姑娘忽闪着梦一般的眼睛，小嘴张得圆圆的，打了个哈欠。
大汉连头都不抬一下，似乎他只醉心于造船，似乎他相信河流会稳妥地安排小船的命运。这是个不会带孩子的父亲，要不就是个哑巴。
灰楼里传出李双江的歌声。在他常常溜下来的那个窗口，一个妇女正在晾尿布；在另一个他常常溜下来的窗口，坐着一个老人。“再见吧妈妈，假如我在战场上光荣牺牲，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我浑身发软地坐倒在草地上。他的妈妈如今陪伴着什么呢？
他把一个装得厚厚的信封塞在我手里“帮我寄封信好吗，小妹妹？”他说。“给谁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担心，十六岁少女的心在“突突”地跳了。“给妈妈，我已经有半年没接到妈妈的信了，给她的信也寄不出去”他趴在草地上，用长矛在地上挖着。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觉得他在竭力不让泪水流出，因为他的呼吸有些颤抖，许久许久不出声。“会有人照顾你妈妈的，”我说。我是想安慰他。“没有，妈妈只有我一个，她盼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她身边去。”连星光也没有，乌云推迟了黎明，我们趴在草丛里，比每夜都呆得久。“她在小岛的岸边，每天织捕鱼网，网丝就象她的白发你见过海吗？”“海是蔚蓝的？”“海经常变幻颜色。”“金色的海滩上有很多漂亮的贝壳吗？”“你爱吃螃蟹吗？我们那儿可多了。”“我有点怕，可我爱吃椰子。”“你见过木棉花吗？红得象火。”“海风呢？很清新，鼓起点点白帆，是吗？”“有时候也很凶猛，海浪也会吞没渔船爸爸就再也没回来。”“解放前？”“不，他那只小船大小了，又不结实。”“你害怕过吗？”“你是说海？”“不，我是说‘红团’派向你射击的时候。”灰黑色的夜雾在草地上飘荡，我们互相挨得近些，更近些。只有小河“叮叮冬冬”地流着，像我们的心声楼上有人学蛙鸣，催他快些回去。天快亮了。他爬起来，背起那袋馒头“如果我死了，妈妈最终会理解我的，她会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的，”他说。他“哗啦哗啦”地淌过小河去。我把厚厚的信封贴在“突突”激跳的胸前。他正是少女心中那种为了理想献身的英雄。我想象着他的模样，像洪常青？卢嘉川？还是像牛虻？
“注意，你想什么呢！”老江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知道你就得记错。”
“没错儿，前三个是圈。”我说。
“这回五个都是叉！”
跟五个都是目的效果一样。刚才有一个五个都是圈的。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老江那单调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是说不唱票了吗？”我问。
“这不是在唱吗？”
“我是说公开唱票，向所有的选民。”
“不该你管的事你倒是挺能动脑筋，”老江哈了哈老花镜的镜片，用衣角擦着。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精神病投票，你这漏子还嫌惹得小是怎么着？”
“你不在船帆上写几个字吗？”小姑娘对那个大汉说：“爸爸活着的时候就写。”她趴在他背上，用纤细的手指轻轻地理着他蓬乱的头发。原来他不是小姑娘的父亲。
“写什么？”
哦！大汉的声音就象唱机的速度突然变慢那样，暗哑、呆纯。他也不是哑巴。
“一、二、三、四、五，”小姑娘又翘起手指数小船。“你干嘛老是叠五只呀？”她凑在大汉的耳边问。
“你五岁。”大汉说。
“它们开到海里去么？”
大汉不言语。
“不，海很远，纸叠的小船开不到。”我向对岸的小姑娘说。
小姑娘却不以为然地白了我一眼，那意思是：我问你了么？！然后，她又摇晃着大汉的胳膊：“是开到海里去了，是！”她撅起嘴，甚至要哭了。大汉低着的头终于点了点。
小姑娘满意地长吁了一口气，偎依在大汉膝旁，托着腮，望着河水。
“您不能糊弄她，孩子什么都当真呢。”
大汉向我仰起脸来。唔！我一脚险些踏进河里；他的眼神呆滞、阴冷得怕人，嘴边还挂着涎水。
电话铃响了。老江对着话筒“哼哼”了两声，忍气吞声地挂了电话。“事惹大啦！”他斜了我一眼，嘟囔着：“全知道了，试点，试出个疯子选举的点来！”
“是我干的，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我说。
“你承担又怎么样？这个试点归我负责。上边也是瞪着两眼说梦话呢，一定要把那张选票找出来，挽回影响。”
“怎么办？”
“实在没辙，随便找出一张来，就说是那个疯子的，妈的，反正都一样，活人别让尿憋死。喂，别发愣。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我走进灰楼，走上楼梯。楼梯两边的墙上“打倒刘邓陶”的墨迹依稀可辨，只是上面又多了一层粉写的骂人的话，证明这不是“革造司令部”了。什么时候改成家属楼的？我忽然意识到，我终于走进这座当年那么令我神往的楼里来了。“不，今晚我就不回去了！”我生气地甩开他的胳膊，想要趟过小河去。他一把把我拉倒在草丛里：“不，我不许！”“你！你不是卢嘉川，你是于永泽！”少女的秘密就这样泄露了。他紧紧地搂住我。我听话地在他怀里抽泣，咬他粗壮的胳膊：“‘红团’马上要总攻了，我要和你在一起，死，死在一起。”“不，你不能死”“那你呢？”“我？我也不死我要回到海岛去，妈妈在等我。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我点头，使劲点头，把嘴贴在他厚实的胸脯上，堵住哭声。我枕着他的胳膊，梦想着海星星快要灭了，楼顶上又传来催促他的咳嗽声
昏暗深长的楼道两边交错地站着两排火炉，像是仪仗队，像是在标榜那是一个家。我差点撞在垃圾箱上。二氧化碳的比例肯定不小。幸亏楼道两头的玻璃窗早已荡然无存。我翻开选民登记册，敲着每只炉子旁边的门。
“这是您的选民证，要认真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我微笑着说。
“当然当然，这是党给我们的光荣权利。”选民微笑着说。
“这是您的选民证，光荣的权利要认真行使。”我微笑着说。
“这权利是党给的，来之不易，当然当然。”选民微笑着说。
下回再有这差事，不如带一台录音机，把那几句话事先录好，到时候一放就行了。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微笑怎么办呢？也许能用电针机？在针灸科见过那玩意。需要在颤动的肌肉上刺进银针，接通电源，还可以控制微笑的频率。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老江也需要一台录音机。
“您只要说‘同上’就行了。”
老江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我，继续念道：“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随他去吧，他宁肯要一种低效率、高强度的工作方法。光是引进先进技术可没用。比如，用录音机就对付不了一些特殊情况
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老太太抬起浑浊得发灰的眼睛，问我：“姑娘，这证儿从几月份开始用？这个月有芝麻酱吗？”那个象宾努亲王似的不住地摇头的老头儿，仔细查看了选民证，慨叹道：“这回一人一个就好了，要不我家人口多，按户供应的东西总要吃亏”
楼下乱哄哄的，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在楼梯拐弯处的窗口，我探出头去。
“噢！背一段，背一段最高指示！”
“背一段，背一段给你说个媳妇儿！”
一群冒着烟儿的小伙子正围着那个大汉寻开心。大汉蹲在河边，大惑不解似地呆望着众人。彩色的纸片从他膝上飞开了，飞得到处都是。小姑娘哪儿去了呢？
“背呀！背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受罪很有必要”一阵阵尖亮的口哨声和笑骂声。
大汉猛地站起来，喊道：“你们胡说！”声音仍是那么喑哑、呆钝。
“那听你的，”一个穿花格衬衫的小伙子冲众人喊。“别叫唤了！听‘决裂老兄’的高见！”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一字一板地背起来。
“听说他当年还是‘彻底决裂’的典型，上过报纸？”我问老江。
“谁？”
“那个精神病，投了票的那个。”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一听说当时他父母拉他的后腿，他还把‘战友们’召集到他家里，做二老的思想工作？”
老江向我抬起一脑门皱纹：“工作的时候就只想工作，嗯？”
老江曾经是知青办的头儿，我差点给忘了。
“听我那个老首长说，你父亲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你应该象他那样对待工作。总想别的事，工作上非出错儿不可。”
象爸爸那样认真地当二十年右派吗？还是象您的老上级那样，认真地被人把牙齿打掉？象爸爸那样认真地给他镶一口好牙？然后认真地跟他说“我有个女儿在云南”？然后您老江认真地打开后门？我认真地报上户口，就象过去认真地写过十遍人党申请书那样？也许就是您那位老上级当年认真地把我爸爸划成右派的吧？当然，把我爸爸划成右派的那个人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认真地跳了楼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汉认真地背着。
我想哭，哭我这碌碌无为的而立之年么？
星星特别多，银河像一缕轻烟横过深蓝深蓝的天。我们最后一次趴在草丛里“你去建设新农村，消灭三大差别，”他抚弄着我的头发说。“你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我说，用头使劲顶他那结实的胸膛。“这样，在我们死的时候”“不，你答应过我，你不死！”“当然，三天后我们就能突围。你不会忘了我吧？”“你坏，让你坏！”我掐他的胳膊“嘘——疼了吧？”“你去吧。”
“毛主席的号召，我必须去，我愿意去。”“我不会拉你的后腿，”他笑着说：“在我们死的时候”“你还说！”“我是说，在我们死的时候，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了。”“我当然相信！”
“别他妈总背这一段了！唱一个，唱一个！”
大汉唱了起来。“是那山谷的风，吹硬了我们的翅膀”
唔！我们这一代人都曾为这样的歌声激动过。还有那支歌：“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车厢里满载着年轻的朋友们”在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就熟悉这些歌了，憧憬着戈壁滩上的红柳，云南的橡胶林
大汉唱着，呆滞的目光中似乎透出一种向往、欢乐和骄傲，向着天空和太阳。
哭什么呢？哭有什么用呢？那不是革命，是浩劫；而上山下乡更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青春倏忽而逝了，作为呢？理想呢？我反复设想，如果十几年前我们都冷静些呢？不，这不是个冷静与不冷静的问题。我至今也看不起那些及时躲进书斋去的“于永泽”我仍然热爱那些满腔热血的勇敢的“卢嘉川”然而命运常常拿人取笑。恶作剧。他们热血沸腾地奔上时代的列车，却不知道列车把他们的青春和理想载向何方。
唉，只有一趟列车，而且你不知道司机的愿望。
“听说有另外一种选举办法。”
“你脑子里尽是新鲜玩意儿。前三个是圈”
“参加竞选的人要首先把各自的主张、目标、政策乃至某些具体规划和数字告诉选民。选民可以进行比较，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不会连候选人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异想天开！”老江说。
昨天晚上爸爸也是这么说的——“异想天开”他真可谓是“吃一堑长一智”了。“我劝你，”爸爸说。“我也劝您！”我说罢扭身走开
小姑娘跑来了，拉住大汉的手：“别唱，你别唱！他们逗你呢，他们气你！”
大汉低下头看着小姑娘，象木头似地站在人群中。
“啊哈！娟娟，他妈花钱雇你看着他的吧？”
“可惜娟娟太小了，要不然可以当他老伴儿！”
“滚蛋！滚蛋！”小姑娘朝那些人吐唾沫，扔石子。“就不许你们欺侮他！”
“哟嗬！原来是个小爪牙，是他的同党。”
忽然，大汉喊起来：“我不是闹派！我没有想篡党夺权！我有平反证明”他失魂落魄地跑出人群。众人都愣住了。
小姑娘朝大汉跑去
我们手拉着手，望着星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说：“可是连月亮都没有。”“那就千里共星光吧。”我说。我们就要分别了。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可我们等于是还没有互相见过面。”“没办法。”“我想白天来看看你。”“那太危险了。”“你不想看看我？”“你一定很漂亮。”“说不上‘很’。他笑了：“这得由我来判断。”“白天，六点钟，太阳出来的时候我来。”“你假装从前面的小路上走过，我站在楼顶上。”“你举起长矛，我就知道是你。”“你呢？”“我还拿着这条装馒头的口袋。”
我又走下楼梯。我推开一个门，屋里异常杂乱。一只老黄猫正在床头酣睡。
“这是您们的选民证，是党给的光荣权利”
两位老人格外亲热地给我让座、沏茶。
“别忙，我不渴。这权利来之不易，要认真行使。”
老太太抓住了我的手，老头儿挡在门前，似乎我正在被逮捕。
“有什么事吗？”我问。
两位老人互相使眼色“吭吭嗤嗤”的。
“是这么回事，”老头儿终于说：“能不能给我儿子也弄一个选民证儿？”
“他多大了？”
“三十。”
“对不起，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
“不，不怨你们。给他个假的就行。”
见鬼！我看看四周，怀疑是否在人间。
“因为，因为他有精神病，所以”
原来如此。“那个小姑娘是谁？”我问。
“噢，邻居的孩子。是这么回事，要是没有他的选民证，他又得犯病，我们再怎么跟他说已经纠正、已经平反，他也不会信了。”
“可是精神病患者没有选举权呀？”
“可他会以为是因为还没有平反。求求您，他的病才见好。弄个假的骗骗他就行，到时候也让他去投个票，当然，也是假的”
我同意了。
“你看，这张选票简直是胡来。”老江举着一张选票凑过来。
这有什么稀奇？我不想理他。眼前的问题是，我得赶紧写个深刻的检查，否则事情闹大了也麻烦。
“这显然是对普选有一种敌视思想。他翻来倒去地琢磨着那张选票。”
“思想又不犯罪！”我说。
“可这已经是行动了。”
饶了我吧，我可不想跟您辩论这个永远辩论不清的问题。
我得在检查上说清楚，没有那两位老人的责任，是我给他精心绘制了一个假选民证。谁知道怎么会弄假成真了呢？
“你看嘛，五个候选人他都不同意，这倒还没什么，可他又把另一个人选了五遍。”老江如临大敌般地搓着手，似乎在寻找一样防身的武器。
不过，我事先跟监票的打了招呼，说明了情况，可他们给忘了，这不能怨我。
“我说你倒是看看呀！”老江急了。
我端起茶杯，吹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
“看看，作贼心虚，还不敢写真名真姓，光写‘娟娟’、‘娟娟’、‘娟娟’”
“什么？”我抢过那张选票
我走出灰楼。人群早已经散了。河边上只有那赤膊的大汉和那个小姑娘，他们依然蹲在那里放小船。
“爸爸说过，船帆上的字代表希望。”小姑娘用手遮住刺眼的夕阳，望着小河的尽头。
又一支船队下水了，五颜六色，象一道彩虹。我走到河边，蹲下，看见每一面白色的纸帆上都写着两个字：娟娟。
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那片草从。坐下；那几株不知名的小灌木并没有长高多少。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晨雾罩了灰楼。六点，他举起了长矛，在楼顶上。呵，太远了，我还是看不清。他的皮肤很黑，披了一身金光。我使劲向他挥动口袋。他在笑，白白的牙齿。你看见我了么？我向他跳，挥着手跳。他为什么不笑了？他在喊什么？他那么着急地挥手跺脚干什么？我向河边走。近些，再走近些“趴下！趴下！”为什么他让我趴下？可你看清我了么？我是像你想象的那么漂亮吗？他长得既不像洪常青，也不像卢嘉川。看见我了吗？看清了吗？我把头发向后理一理。仰起脸来让他看。“趴下！快趴下！”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呀！我们是第一次互相看见，以后又看不见了呀？！他长得有点孩子像儿，可我爱你子弹飞来了！我清醒了。我趴在一道矮墙下。“他还在着急地冲我挥手，喊着：”快跑！快离开！他们去抓你了！“我失魂落魄地跑。我听见纷乱的枪声，听见他声嘶力竭地叫喊，他在喊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回头张望。天哪！闪亮的长矛掉进了小河，溅起了水花
小灌木结满了一串串小果实，青的，还没有熟。我摘了两颗放在嘴里，是酸涩的。
娟娟在夕阳里跳着、蹦着、笑着，追逐着那支远航的船队。船象一道彩虹。白色的纸帆象一片片洁白的羽毛，但愿它们能长成坚强的翅膀。
我认真地把小灌木根旁的硬土挖松。我还没有老，还需要认真，真正的认真
一九八三年
我把五个候选人的名字依次写在统计表上——五个陌生的名字。第一个是警察，这我记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其中有一个是诗人，但忘了是第几个了。管他！反正都一样，五个人之中无论哪三个中选，对我来说都不过是一件工作、一个费尽周折而谋来的职业而已。是人都得有一种谋生的方法。
窗外的夜来香蔫了，只一夜。三十年，好像也只是一夜。扒在墙头上看大人们投票而摔伤了腿的事好像就在昨天爸爸异常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妈妈小心地给我包扎伤口。我问爸爸为什么没去投票，爸爸不言语。我又问妈妈，妈妈说已经投过了。“我呢？”“你还小。”然而，好像只一夜，我已经老了，三十岁，一脸皱纹，就象窗外那朵夜来香。珍珠霜没用。
老江把红色的票箱抱进来，又阴沉着脸出去了。为了那个疯子投了票的事，他一定是后悔了，后悔当初不该管爸爸的闲事——我终于能“困”退回来，并且在这间明亮的办公室里有一席栖身之地，全是靠了老江。不，全是靠了爸爸有幸为他的老上级镶了一口好牙。
“都调查过了，那个疯子肯定是去投了票。”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肯定？肯定投进票箱了吗？”问话的是老江。
“没办法了，看见的人很多。”
老江叹了一口气。
“到处都当笑话在传，说他投完票还背了一段语录，背的是‘你们要关心国大事’。”
为了这件事，爸爸昨天晚上冲我大发雷霆。“刚上了两个月班就出这么大的错，你把我的老脸丢尽了！”“让你的老上级把那口好牙吐出来，我再回我的小山沟去！”我毫不示弱，从厨房里探出头冲爸爸喊。“混账话！”爸爸拍桌子。“狗崽子话！”我说。幸亏爆葱花的声音更大些，爸爸没听清。妈妈慌忙把爸爸往里屋拉。爸爸还在喊：“三十岁的人了，整天昏头昏脑不知在想些什么”
我想着我的梦还是踌躇着，不敢走向那条小河，不敢走向河边的那片草地，河对岸的那座灰楼。但我已经望得见它们了，听见了小河的“叮冬”声。那儿藏着一个十六岁少女的梦。
十几年了。每次梦中，小河还是闪着星光在我身旁流过，虫叫、蛙鸣、夜露清凉他从三层楼的窗口顺着绳子溜下来，学着蛐蛐叫，带着满身汗酸味摸到我身旁“你比我大八岁。”梦里我总是重复着这句话。我跪在小河边的草丛中，用衣袖给他擦拭那支闪亮的长矛。他就双手垫在脑后，仰面朝天地躺在我面前。我竭力想看清楚他的脸，但月亮落了，太阳还没有升起。他揪住我垂下来的辫梢：“没办法，只有天亮前这一段黑暗是咱们的。”他的声音圆润，轻柔。“你比我大八岁。”我又说，心里觉得委屈，似乎“八岁”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用一根小草把我的两根小辫扎在一起“你一定很漂亮。”他说。他慢慢地扎，揪得我有些疼，笨拙，可是认真。“没办法，天一亮他们就要开枪。”我说。“小妹妹，如果我死了，我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了。”他的声音忽然变得虚幻、缥缈、象草叶上吹过的夜风。我急得要哭：“不，你不会死，你才二十四岁！”“我在那些星星上等你，你还来给我们送馒头，避开一‘红团’的封锁”他的声音飘远了，飘进了没有尽头的黑色的宇宙。就在那一霎，我看见了他的脸，但那是一张象老柏树皮一样的老人的脸，满头白发，弓腰驼背，无声无息地织补着一张破旧的渔网
“准备好了吗？”老江在桌子那边坐下，老花镜上级挑着一双严肃的眼睛，总使人觉得他不曾有过童年。
我把统计表往他眼前推了推，又用钢笔扒拉回来。
他从票箱里掏出一张选票，沙哑着嗓子念道：“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怎么，第一张就是我的？投票那天很忙乱，本想再问问第几个是那位诗人（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诗人信不过），但没来得及，便顺手在前三位名下画了圈。也忘了第一个是警察。
“以后什么大事也不能交给你们这些年轻的去干，我早说过。”老江擤擤鼻子，愤愤地嘟嚷着。“普选试点这么大的事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我又在前三位名下画上一横，看来图省事的并不止我一个。
“也许还能把他那张选票找出来？”我说。
“别作梦，姑娘，这是不记名投票。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懂吗？你怎么找？”
但我已经走到小河边了。为了给对岸那座灰楼里的选民们送去选民证，我竟轻易地踏进了这片梦境，轻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十几年中，每次探亲回来都指望能在无意中看见你们，但每次又都绕道而行。想作那个美梦，又怕再作那个恶梦
草丛显得比过去低矮、稀疏，细细的河流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暗红色，疲倦地流着。没有虫叫和蛙鸣，连青苔和泥土的气息也显得淡薄。河上漂着从化工厂里冲出来的废塑料商标，飘散着一股铁锈味。太阳正骄横地灼烤着大地，空气在地面上颤抖。
一个光着膀子的大汉正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蹲在对岸的荫下，低着头往河里放小船。一排纸叠的小船，五颜六色，象道彩虹，还都扬着一面白色的纸帆。
“一、二、三、四、五，”小姑娘数着，小巧的食指伸得很直。
船队在水面上悠悠地漂去了，漂远了，不见了。小姑娘踮起尖久久地眺望，风吹开了她的小褂，露出鼓鼓的小肚脐。“它们到哪儿去了呀？”她把手指含在嘴里，喃喃地说。
灰楼的每一扇玻璃窗都在燃烧，使人觉得不安宁。我寻找着们经常在那儿相会和分手的那片草丛，记得那儿有几株不知名灌木。既然来了，就不如找到它们，即便是恶梦。人有时候得命。是我自愿来的，我向老江要求，让我来给这座灰楼里的选发选民证。也许是因为书包里这些白色的卡片可以安慰楼顶上片深深的弹痕？十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星星跟着我走到这儿，我是自愿来的。我蔑视爸爸妈妈的劝阻，决定支持被包围在这座楼里的“革造”派。十六岁！十六岁并没有很多观点，十六岁、右派的女儿只是想以不同寻常的英勇行为获准参加到伟大的动中去。只有受压的组织才肯收留一个右派的女儿，十六岁都以作出这么有远见的判断了。背着馒头和咸菜，避开戒备严的大道，从小时候捉迷藏时发现的那条秘密的小路走来，荆棘和酸枣刺划破了衣服和胳膊在草丛中爬，露水从草叶上滚到衣领里——姥姥说过，那是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小姑娘的泪。小姑娘躺在草地上对着月亮思念死去的父亲没有月亮，只有星，我祈求每一颗星星，让我碰上一个好人吧！一个象洪常青或者卢嘉川那样的人，他能把我带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伟大革命洪流就在小河那边。就象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
她曾多少次遗憾自己生得太晚呀，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决心不爸爸妈妈那样的人，正像她非常看不起于永泽那样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听见没有？！后两个是叉。”
前三位名下已经有十好几个“正”字了。
“年轻人应该多把脑子往工作上用，你说呢？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爬到了那几株小灌木旁，我喊：“同志们，我给你们送馒头来啦！”四周响起了枪声。我扑倒在草丛里，把馒头压在身下，就象子弹会把馒头打死似的。“把‘红团’的火力引到这儿来！”楼顶上传来一个勇敢的声音。真象样！
是他喊的，后来他终于承认那是他喊的。
我为自己的胆怯而羞愧，跳起来，辀过小河，冲向灰楼。如果有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我的胸膛，后人还会唱起那支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她当时就是那么想的，那个穿着用从商店里买来的绿布做成的“军装”的小姑娘。
一个黑影把我扑倒“别咬，小妹妹你别咬，是自己人。”
那声音粗犷又亲切。自己人？我委屈地哭了，一半是因为有了“自己人”一半是因为想起了妈妈大概正四处找我呢。“我死了吗？”我听见我低泣的声音。他“吭吭吭”地笑了，把我抱到墙根下，一股劲说：“真行，小妹妹你真行。”我多么愿意有一个大哥哥呀！可我没有，我只有一个右派的爸爸。妈妈只会叹气，弟弟妹妹还不懂得人生。我不想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他的胳膊真有劲，热乎乎的一股汗酸味
“不是吹，干了这么多年工作，哪怕是一丁点小错儿，我老江也没出过。前三个是圈”
“其实，多一个精神病人的选票又有什么关系？”我本来没想说出声。
“这是法律，姑娘！疯子和傻子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老江一挥手，险些把票箱碰翻。
“我是说，反正不会影响选举结果。”
“可选票是有数的，多出一张来怎么向上边交待？后两个是叉再说上边已经知道了。写个检查呗，我老江这辈子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小姑娘在每只船篷上都插上一面白色的纸帆。又一支船队下水了。
“它们要开到海里去了吧？”小姑娘仰起脸来问那个光着膀子的大汉。
大汉不言语，只顾低头重新叠一只纸船。
小姑娘又站起来眺望。又一道彩虹漂去了，漂远了，不见了。
“开到海里去了。”小姑娘忽闪着梦一般的眼睛，小嘴张得圆圆的，打了个哈欠。
大汉连头都不抬一下，似乎他只醉心于造船，似乎他相信河流会稳妥地安排小船的命运。这是个不会带孩子的父亲，要不就是个哑巴。
灰楼里传出李双江的歌声。在他常常溜下来的那个窗口，一个妇女正在晾尿布；在另一个他常常溜下来的窗口，坐着一个老人。“再见吧妈妈，假如我在战场上光荣牺牲，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我浑身发软地坐倒在草地上。他的妈妈如今陪伴着什么呢？
他把一个装得厚厚的信封塞在我手里“帮我寄封信好吗，小妹妹？”他说。“给谁的？”不知为什么我有些担心，十六岁少女的心在“突突”地跳了。“给妈妈，我已经有半年没接到妈妈的信了，给她的信也寄不出去”他趴在草地上，用长矛在地上挖着。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觉得他在竭力不让泪水流出，因为他的呼吸有些颤抖，许久许久不出声。“会有人照顾你妈妈的，”我说。我是想安慰他。“没有，妈妈只有我一个，她盼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她身边去。”连星光也没有，乌云推迟了黎明，我们趴在草丛里，比每夜都呆得久。“她在小岛的岸边，每天织捕鱼网，网丝就象她的白发你见过海吗？”“海是蔚蓝的？”“海经常变幻颜色。”“金色的海滩上有很多漂亮的贝壳吗？”“你爱吃螃蟹吗？我们那儿可多了。”“我有点怕，可我爱吃椰子。”“你见过木棉花吗？红得象火。”“海风呢？很清新，鼓起点点白帆，是吗？”“有时候也很凶猛，海浪也会吞没渔船爸爸就再也没回来。”“解放前？”“不，他那只小船大小了，又不结实。”“你害怕过吗？”“你是说海？”“不，我是说‘红团’派向你射击的时候。”灰黑色的夜雾在草地上飘荡，我们互相挨得近些，更近些。只有小河“叮叮冬冬”地流着，像我们的心声楼上有人学蛙鸣，催他快些回去。天快亮了。他爬起来，背起那袋馒头“如果我死了，妈妈最终会理解我的，她会为她的儿子感到骄傲的，”他说。他“哗啦哗啦”地淌过小河去。我把厚厚的信封贴在“突突”激跳的胸前。他正是少女心中那种为了理想献身的英雄。我想象着他的模样，像洪常青？卢嘉川？还是像牛虻？
“注意，你想什么呢！”老江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知道你就得记错。”
“没错儿，前三个是圈。”我说。
“这回五个都是叉！”
跟五个都是目的效果一样。刚才有一个五个都是圈的。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老江那单调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是说不唱票了吗？”我问。
“这不是在唱吗？”
“我是说公开唱票，向所有的选民。”
“不该你管的事你倒是挺能动脑筋，”老江哈了哈老花镜的镜片，用衣角擦着。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精神病投票，你这漏子还嫌惹得小是怎么着？”
“你不在船帆上写几个字吗？”小姑娘对那个大汉说：“爸爸活着的时候就写。”她趴在他背上，用纤细的手指轻轻地理着他蓬乱的头发。原来他不是小姑娘的父亲。
“写什么？”
哦！大汉的声音就象唱机的速度突然变慢那样，暗哑、呆纯。他也不是哑巴。
“一、二、三、四、五，”小姑娘又翘起手指数小船。“你干嘛老是叠五只呀？”她凑在大汉的耳边问。
“你五岁。”大汉说。
“它们开到海里去么？”
大汉不言语。
“不，海很远，纸叠的小船开不到。”我向对岸的小姑娘说。
小姑娘却不以为然地白了我一眼，那意思是：我问你了么？！然后，她又摇晃着大汉的胳膊：“是开到海里去了，是！”她撅起嘴，甚至要哭了。大汉低着的头终于点了点。
小姑娘满意地长吁了一口气，偎依在大汉膝旁，托着腮，望着河水。
“您不能糊弄她，孩子什么都当真呢。”
大汉向我仰起脸来。唔！我一脚险些踏进河里；他的眼神呆滞、阴冷得怕人，嘴边还挂着涎水。
电话铃响了。老江对着话筒“哼哼”了两声，忍气吞声地挂了电话。“事惹大啦！”他斜了我一眼，嘟囔着：“全知道了，试点，试出个疯子选举的点来！”
“是我干的，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我说。
“你承担又怎么样？这个试点归我负责。上边也是瞪着两眼说梦话呢，一定要把那张选票找出来，挽回影响。”
“怎么办？”
“实在没辙，随便找出一张来，就说是那个疯子的，妈的，反正都一样，活人别让尿憋死。喂，别发愣。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我走进灰楼，走上楼梯。楼梯两边的墙上“打倒刘邓陶”的墨迹依稀可辨，只是上面又多了一层粉写的骂人的话，证明这不是“革造司令部”了。什么时候改成家属楼的？我忽然意识到，我终于走进这座当年那么令我神往的楼里来了。“不，今晚我就不回去了！”我生气地甩开他的胳膊，想要趟过小河去。他一把把我拉倒在草丛里：“不，我不许！”“你！你不是卢嘉川，你是于永泽！”少女的秘密就这样泄露了。他紧紧地搂住我。我听话地在他怀里抽泣，咬他粗壮的胳膊：“‘红团’马上要总攻了，我要和你在一起，死，死在一起。”“不，你不能死”“那你呢？”“我？我也不死我要回到海岛去，妈妈在等我。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我点头，使劲点头，把嘴贴在他厚实的胸脯上，堵住哭声。我枕着他的胳膊，梦想着海星星快要灭了，楼顶上又传来催促他的咳嗽声
昏暗深长的楼道两边交错地站着两排火炉，像是仪仗队，像是在标榜那是一个家。我差点撞在垃圾箱上。二氧化碳的比例肯定不小。幸亏楼道两头的玻璃窗早已荡然无存。我翻开选民登记册，敲着每只炉子旁边的门。
“这是您的选民证，要认真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我微笑着说。
“当然当然，这是党给我们的光荣权利。”选民微笑着说。
“这是您的选民证，光荣的权利要认真行使。”我微笑着说。
“这权利是党给的，来之不易，当然当然。”选民微笑着说。
下回再有这差事，不如带一台录音机，把那几句话事先录好，到时候一放就行了。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微笑怎么办呢？也许能用电针机？在针灸科见过那玩意。需要在颤动的肌肉上刺进银针，接通电源，还可以控制微笑的频率。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老江也需要一台录音机。
“您只要说‘同上’就行了。”
老江不以为然地看了看我，继续念道：“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随他去吧，他宁肯要一种低效率、高强度的工作方法。光是引进先进技术可没用。比如，用录音机就对付不了一些特殊情况
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老太太抬起浑浊得发灰的眼睛，问我：“姑娘，这证儿从几月份开始用？这个月有芝麻酱吗？”那个象宾努亲王似的不住地摇头的老头儿，仔细查看了选民证，慨叹道：“这回一人一个就好了，要不我家人口多，按户供应的东西总要吃亏”
楼下乱哄哄的，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在楼梯拐弯处的窗口，我探出头去。
“噢！背一段，背一段最高指示！”
“背一段，背一段给你说个媳妇儿！”
一群冒着烟儿的小伙子正围着那个大汉寻开心。大汉蹲在河边，大惑不解似地呆望着众人。彩色的纸片从他膝上飞开了，飞得到处都是。小姑娘哪儿去了呢？
“背呀！背那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受罪很有必要”一阵阵尖亮的口哨声和笑骂声。
大汉猛地站起来，喊道：“你们胡说！”声音仍是那么喑哑、呆钝。
“那听你的，”一个穿花格衬衫的小伙子冲众人喊。“别叫唤了！听‘决裂老兄’的高见！”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一字一板地背起来。
“听说他当年还是‘彻底决裂’的典型，上过报纸？”我问老江。
“谁？”
“那个精神病，投了票的那个。”
“前三个是圈，后两个是叉。”
一听说当时他父母拉他的后腿，他还把‘战友们’召集到他家里，做二老的思想工作？”
老江向我抬起一脑门皱纹：“工作的时候就只想工作，嗯？”
老江曾经是知青办的头儿，我差点给忘了。
“听我那个老首长说，你父亲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你应该象他那样对待工作。总想别的事，工作上非出错儿不可。”
象爸爸那样认真地当二十年右派吗？还是象您的老上级那样，认真地被人把牙齿打掉？象爸爸那样认真地给他镶一口好牙？然后认真地跟他说“我有个女儿在云南”？然后您老江认真地打开后门？我认真地报上户口，就象过去认真地写过十遍人党申请书那样？也许就是您那位老上级当年认真地把我爸爸划成右派的吧？当然，把我爸爸划成右派的那个人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认真地跳了楼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汉认真地背着。
我想哭，哭我这碌碌无为的而立之年么？
星星特别多，银河像一缕轻烟横过深蓝深蓝的天。我们最后一次趴在草丛里“你去建设新农村，消灭三大差别，”他抚弄着我的头发说。“你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我说，用头使劲顶他那结实的胸膛。“这样，在我们死的时候”“不，你答应过我，你不死！”“当然，三天后我们就能突围。你不会忘了我吧？”“你坏，让你坏！”我掐他的胳膊“嘘——疼了吧？”“你去吧。”
“毛主席的号召，我必须去，我愿意去。”“我不会拉你的后腿，”他笑着说：“在我们死的时候”“你还说！”“我是说，在我们死的时候，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了。”“我当然相信！”
“别他妈总背这一段了！唱一个，唱一个！”
大汉唱了起来。“是那山谷的风，吹硬了我们的翅膀”
唔！我们这一代人都曾为这样的歌声激动过。还有那支歌：“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车厢里满载着年轻的朋友们”在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就熟悉这些歌了，憧憬着戈壁滩上的红柳，云南的橡胶林
大汉唱着，呆滞的目光中似乎透出一种向往、欢乐和骄傲，向着天空和太阳。
哭什么呢？哭有什么用呢？那不是革命，是浩劫；而上山下乡更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青春倏忽而逝了，作为呢？理想呢？我反复设想，如果十几年前我们都冷静些呢？不，这不是个冷静与不冷静的问题。我至今也看不起那些及时躲进书斋去的“于永泽”我仍然热爱那些满腔热血的勇敢的“卢嘉川”然而命运常常拿人取笑。恶作剧。他们热血沸腾地奔上时代的列车，却不知道列车把他们的青春和理想载向何方。
唉，只有一趟列车，而且你不知道司机的愿望。
“听说有另外一种选举办法。”
“你脑子里尽是新鲜玩意儿。前三个是圈”
“参加竞选的人要首先把各自的主张、目标、政策乃至某些具体规划和数字告诉选民。选民可以进行比较，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不会连候选人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异想天开！”老江说。
昨天晚上爸爸也是这么说的——“异想天开”他真可谓是“吃一堑长一智”了。“我劝你，”爸爸说。“我也劝您！”我说罢扭身走开
小姑娘跑来了，拉住大汉的手：“别唱，你别唱！他们逗你呢，他们气你！”
大汉低下头看着小姑娘，象木头似地站在人群中。
“啊哈！娟娟，他妈花钱雇你看着他的吧？”
“可惜娟娟太小了，要不然可以当他老伴儿！”
“滚蛋！滚蛋！”小姑娘朝那些人吐唾沫，扔石子。“就不许你们欺侮他！”
“哟嗬！原来是个小爪牙，是他的同党。”
忽然，大汉喊起来：“我不是闹派！我没有想篡党夺权！我有平反证明”他失魂落魄地跑出人群。众人都愣住了。
小姑娘朝大汉跑去
我们手拉着手，望着星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说：“可是连月亮都没有。”“那就千里共星光吧。”我说。我们就要分别了。我还是看不清他的脸。“可我们等于是还没有互相见过面。”“没办法。”“我想白天来看看你。”“那太危险了。”“你不想看看我？”“你一定很漂亮。”“说不上‘很’。他笑了：“这得由我来判断。”“白天，六点钟，太阳出来的时候我来。”“你假装从前面的小路上走过，我站在楼顶上。”“你举起长矛，我就知道是你。”“你呢？”“我还拿着这条装馒头的口袋。”
我又走下楼梯。我推开一个门，屋里异常杂乱。一只老黄猫正在床头酣睡。
“这是您们的选民证，是党给的光荣权利”
两位老人格外亲热地给我让座、沏茶。
“别忙，我不渴。这权利来之不易，要认真行使。”
老太太抓住了我的手，老头儿挡在门前，似乎我正在被逮捕。
“有什么事吗？”我问。
两位老人互相使眼色“吭吭嗤嗤”的。
“是这么回事，”老头儿终于说：“能不能给我儿子也弄一个选民证儿？”
“他多大了？”
“三十。”
“对不起，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
“不，不怨你们。给他个假的就行。”
见鬼！我看看四周，怀疑是否在人间。
“因为，因为他有精神病，所以”
原来如此。“那个小姑娘是谁？”我问。
“噢，邻居的孩子。是这么回事，要是没有他的选民证，他又得犯病，我们再怎么跟他说已经纠正、已经平反，他也不会信了。”
“可是精神病患者没有选举权呀？”
“可他会以为是因为还没有平反。求求您，他的病才见好。弄个假的骗骗他就行，到时候也让他去投个票，当然，也是假的”
我同意了。
“你看，这张选票简直是胡来。”老江举着一张选票凑过来。
这有什么稀奇？我不想理他。眼前的问题是，我得赶紧写个深刻的检查，否则事情闹大了也麻烦。
“这显然是对普选有一种敌视思想。他翻来倒去地琢磨着那张选票。”
“思想又不犯罪！”我说。
“可这已经是行动了。”
饶了我吧，我可不想跟您辩论这个永远辩论不清的问题。
我得在检查上说清楚，没有那两位老人的责任，是我给他精心绘制了一个假选民证。谁知道怎么会弄假成真了呢？
“你看嘛，五个候选人他都不同意，这倒还没什么，可他又把另一个人选了五遍。”老江如临大敌般地搓着手，似乎在寻找一样防身的武器。
不过，我事先跟监票的打了招呼，说明了情况，可他们给忘了，这不能怨我。
“我说你倒是看看呀！”老江急了。
我端起茶杯，吹开浮在水面上的茶叶。
“看看，作贼心虚，还不敢写真名真姓，光写‘娟娟’、‘娟娟’、‘娟娟’”
“什么？”我抢过那张选票
我走出灰楼。人群早已经散了。河边上只有那赤膊的大汉和那个小姑娘，他们依然蹲在那里放小船。
“爸爸说过，船帆上的字代表希望。”小姑娘用手遮住刺眼的夕阳，望着小河的尽头。
又一支船队下水了，五颜六色，象一道彩虹。我走到河边，蹲下，看见每一面白色的纸帆上都写着两个字：娟娟。
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那片草从。坐下；那几株不知名的小灌木并没有长高多少。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晨雾罩了灰楼。六点，他举起了长矛，在楼顶上。呵，太远了，我还是看不清。他的皮肤很黑，披了一身金光。我使劲向他挥动口袋。他在笑，白白的牙齿。你看见我了么？我向他跳，挥着手跳。他为什么不笑了？他在喊什么？他那么着急地挥手跺脚干什么？我向河边走。近些，再走近些“趴下！趴下！”为什么他让我趴下？可你看清我了么？我是像你想象的那么漂亮吗？他长得既不像洪常青，也不像卢嘉川。看见我了吗？看清了吗？我把头发向后理一理。仰起脸来让他看。“趴下！快趴下！”为什么？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呀！我们是第一次互相看见，以后又看不见了呀？！他长得有点孩子像儿，可我爱你子弹飞来了！我清醒了。我趴在一道矮墙下。“他还在着急地冲我挥手，喊着：”快跑！快离开！他们去抓你了！“我失魂落魄地跑。我听见纷乱的枪声，听见他声嘶力竭地叫喊，他在喊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回头张望。天哪！闪亮的长矛掉进了小河，溅起了水花
小灌木结满了一串串小果实，青的，还没有熟。我摘了两颗放在嘴里，是酸涩的。
娟娟在夕阳里跳着、蹦着、笑着，追逐着那支远航的船队。船象一道彩虹。白色的纸帆象一片片洁白的羽毛，但愿它们能长成坚强的翅膀。
我认真地把小灌木根旁的硬土挖松。我还没有老，还需要认真，真正的认真
一九八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