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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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阳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得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竟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看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
“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
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继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十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却少,他们大忙。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听说他们开办了“北方饺子公司”“孙太太的饺子”声誉极好;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7%,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了三、四个子公司。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乒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档。令人惊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89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四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干最低等的活,一个人负责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者都歧视他们,小费都被别人敛去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后来他们自己办起“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先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含糊。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饺子的时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际,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会。天很快亮了,饺子冻好,包装整齐,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那辆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鞋底竟与路面直接磨擦。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孙先生泰然答道:“当然。”北玲便笑。其时他们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摸出门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货。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地按时来送饭。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来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半晌不语,笑笑,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
可那瘤子半年后竟发展成癌,扩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声,作了多年医生他曾治好过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却无比镇定,把一切向立哲作了嘱咐,平静地上了手术台。肝脏切去五分之三,有四十分钟她是处于心跳循环停止的冰冻状态,立哲在手术室外等候,非常可能北玲就此不能醒来。北玲命真硬,又挺过来了,睁开眼,躺在病房里,见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开得简单、自在、潇洒,阳光下和月光里都仿佛带着遥远的那片故土的声音。
91年秋天,立哲带北玲回国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北玲并不显出多少病容,啃着一根玉米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来“嘿,铁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还有烤白薯”坐下,依旧谈笑风生。那个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晃如昨日。她摘去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儿啦。”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
北玲住进医院。立哲一面照顾她,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立哲心里苦,解忧之法是和老同学们聊聊,他有时唱叹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多少事想做还都未及做。但他的唱叹并不导致颓丧,而是推出这样的结论;干吧,得赶紧干了,一辈子其实没多少时间。他说:为自己的祖国干事,感觉到底是不一样,心里有了根。他说:这十年,我是洋累也受了洋福也享了,可是根这东西,离了它心里总是没着落。他说:十年陕北,十年美国,至少我又要回来干十年了。他说:要是干得好,最终我还是要把关家庄的医院重新建起来,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医院。谈话间,立哲掀开衣襟给自己打一针,是胰岛素,糖尿病还在作怪。我偷问立哲:“看样子北玲的病应该还有办法吧?”立哲叹气摇头:“除非奇迹。我现在是求签烧香的事都干过了,只要她的病能好。”
解忧的另一个办法是工作。立哲先后建立起“美国万通科技有限公司驻北京总代表处”、“北京万国电脑图文有限公司”、“金华快印公司”等三、四家公司,投资几百万元。那是他和北玲在美国十年拼命挣来的钱呀,真正的血汗钱!我说,你得谨慎,别全赔进去。他说不会。他说刚到美国时还不是身无分文,大不了还那样。我说你的年纪不比当初啦,又有病。他说,守着钱过平安日子,我更得病,不干事本身就是病。常使立哲苦恼的是“大锅饭”意识已经在很多国人身上成了习惯,处处的办事效率慢得让人不能理解。“知道在美国申办一个公司,要多久批准吗?”“三天?”“猜。”“一天?”“再猜。”“多久?”“吓死你,十分钟!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怎么都有饭吃。这要是不改,最后大家都饿着。”有一次我问立哲的司机:“跟立哲干活累吧?”司机撇撇嘴点点头:“不过孙老板比谁都累。”我记起老同学们早就给立哲的评语:此人走到哪儿哪儿不能安闲,总搅起一群人跟着他转。
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的。爆竹声中,北玲兴致很高,一定也要动手包饺子。那时她必定想着就在北京的父母。但是她不能回家,父亲有心脏病,她患癌症的事还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回国后只跟父亲通过两次电话,说自己还在美国,一切都好。父亲出差离京时,她回去住过两天,看看想念已久的家。她希望自己好起来,那时再看父亲。她当然也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双小儿女。北玲的病床前贴着他们的照片,想他们,天天看。癌变已扩散到全身,最后那段时光她整日整夜地呻吟不止,疼极了有时真觉得熬不住了,但想起孩子,她“真是不想死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吧?她又说:“不!”怕给儿女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最后的时刻可能不太久了,立哲还是把孩子接来。女儿三岁,北玲见了她几次就不让她再来,但经常要从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北玲对立哲说:“婕妮还不大懂事,别让她对我有太多的印象吧。”儿子捷声八岁,不让他来他会疑心的,他来时北玲戴上假发强作欢颜,问他的琴弹得怎样了,懵懵的八岁的男孩儿便像往日那样弹琴给母亲听,请母亲指导。琴声响起来,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北玲静静地听竟一次也没有呻吟,不知是强忍着,还是儿子的琴声一时驱走了病魔。后来我献给北玲的挽联,上句是: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婕妮当解慈母意。还有丈夫,北玲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立哲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碰到更多的艰难,我几次见她躺在病床上还在为丈夫的身体操心,提醒他按时吃吃药、打针。听说立哲在国内投资遇到的诸多困阻,看着立哲累死累活地工作,她真有心劝立哲不要干了,好好把儿女带大就行了,但几个公司是她与立哲多年的心血,为吾土吾民作一份贡献是他们一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她又不再说什么,很可能是想自己离去时把一切困苦也都带走。我那挽联的下句是: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我与北玲无话不谈,几次同她说起死,她毫无惧色,说她在那次大手术的四十分钟冰冷状态时已经死过一回了,她说那时她感到自己飘飘然飞进宇宙“自由自在地飞呀飞呀”飞过很多很多星球,心神清朗宏阔极了,并且看见了她曾住过的这颗星球我真的不相信一颗如此博大的爱心会化为乌有,我真是不信北玲的心魂可以消失。我知道她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连天的黄土高原,看热烈的山丹丹花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蓬勃开放。
立哲和我们几个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屡次说起,要一块儿回陕北一趟,坐汽车去,慢慢走:把那青天黄土都看遍。那时北玲的心魂一定也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指点,给我们鼓舞,给我们拉着琴唱那深情豪放的民歌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阳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得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竟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看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
“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
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继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十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却少,他们大忙。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听说他们开办了“北方饺子公司”“孙太太的饺子”声誉极好;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7%,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了三、四个子公司。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乒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档。令人惊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89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四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干最低等的活,一个人负责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者都歧视他们,小费都被别人敛去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后来他们自己办起“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先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含糊。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饺子的时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际,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会。天很快亮了,饺子冻好,包装整齐,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那辆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鞋底竟与路面直接磨擦。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孙先生泰然答道:“当然。”北玲便笑。其时他们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摸出门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货。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地按时来送饭。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来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半晌不语,笑笑,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
可那瘤子半年后竟发展成癌,扩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声,作了多年医生他曾治好过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却无比镇定,把一切向立哲作了嘱咐,平静地上了手术台。肝脏切去五分之三,有四十分钟她是处于心跳循环停止的冰冻状态,立哲在手术室外等候,非常可能北玲就此不能醒来。北玲命真硬,又挺过来了,睁开眼,躺在病房里,见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开得简单、自在、潇洒,阳光下和月光里都仿佛带着遥远的那片故土的声音。
91年秋天,立哲带北玲回国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北玲并不显出多少病容,啃着一根玉米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来“嘿,铁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还有烤白薯”坐下,依旧谈笑风生。那个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晃如昨日。她摘去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儿啦。”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
北玲住进医院。立哲一面照顾她,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立哲心里苦,解忧之法是和老同学们聊聊,他有时唱叹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多少事想做还都未及做。但他的唱叹并不导致颓丧,而是推出这样的结论;干吧,得赶紧干了,一辈子其实没多少时间。他说:为自己的祖国干事,感觉到底是不一样,心里有了根。他说:这十年,我是洋累也受了洋福也享了,可是根这东西,离了它心里总是没着落。他说:十年陕北,十年美国,至少我又要回来干十年了。他说:要是干得好,最终我还是要把关家庄的医院重新建起来,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医院。谈话间,立哲掀开衣襟给自己打一针,是胰岛素,糖尿病还在作怪。我偷问立哲:“看样子北玲的病应该还有办法吧?”立哲叹气摇头:“除非奇迹。我现在是求签烧香的事都干过了,只要她的病能好。”
解忧的另一个办法是工作。立哲先后建立起“美国万通科技有限公司驻北京总代表处”、“北京万国电脑图文有限公司”、“金华快印公司”等三、四家公司,投资几百万元。那是他和北玲在美国十年拼命挣来的钱呀,真正的血汗钱!我说,你得谨慎,别全赔进去。他说不会。他说刚到美国时还不是身无分文,大不了还那样。我说你的年纪不比当初啦,又有病。他说,守着钱过平安日子,我更得病,不干事本身就是病。常使立哲苦恼的是“大锅饭”意识已经在很多国人身上成了习惯,处处的办事效率慢得让人不能理解。“知道在美国申办一个公司,要多久批准吗?”“三天?”“猜。”“一天?”“再猜。”“多久?”“吓死你,十分钟!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怎么都有饭吃。这要是不改,最后大家都饿着。”有一次我问立哲的司机:“跟立哲干活累吧?”司机撇撇嘴点点头:“不过孙老板比谁都累。”我记起老同学们早就给立哲的评语:此人走到哪儿哪儿不能安闲,总搅起一群人跟着他转。
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的。爆竹声中,北玲兴致很高,一定也要动手包饺子。那时她必定想着就在北京的父母。但是她不能回家,父亲有心脏病,她患癌症的事还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回国后只跟父亲通过两次电话,说自己还在美国,一切都好。父亲出差离京时,她回去住过两天,看看想念已久的家。她希望自己好起来,那时再看父亲。她当然也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双小儿女。北玲的病床前贴着他们的照片,想他们,天天看。癌变已扩散到全身,最后那段时光她整日整夜地呻吟不止,疼极了有时真觉得熬不住了,但想起孩子,她“真是不想死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吧?她又说:“不!”怕给儿女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最后的时刻可能不太久了,立哲还是把孩子接来。女儿三岁,北玲见了她几次就不让她再来,但经常要从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北玲对立哲说:“婕妮还不大懂事,别让她对我有太多的印象吧。”儿子捷声八岁,不让他来他会疑心的,他来时北玲戴上假发强作欢颜,问他的琴弹得怎样了,懵懵的八岁的男孩儿便像往日那样弹琴给母亲听,请母亲指导。琴声响起来,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北玲静静地听竟一次也没有呻吟,不知是强忍着,还是儿子的琴声一时驱走了病魔。后来我献给北玲的挽联,上句是: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婕妮当解慈母意。还有丈夫,北玲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立哲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碰到更多的艰难,我几次见她躺在病床上还在为丈夫的身体操心,提醒他按时吃吃药、打针。听说立哲在国内投资遇到的诸多困阻,看着立哲累死累活地工作,她真有心劝立哲不要干了,好好把儿女带大就行了,但几个公司是她与立哲多年的心血,为吾土吾民作一份贡献是他们一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她又不再说什么,很可能是想自己离去时把一切困苦也都带走。我那挽联的下句是: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我与北玲无话不谈,几次同她说起死,她毫无惧色,说她在那次大手术的四十分钟冰冷状态时已经死过一回了,她说那时她感到自己飘飘然飞进宇宙“自由自在地飞呀飞呀”飞过很多很多星球,心神清朗宏阔极了,并且看见了她曾住过的这颗星球我真的不相信一颗如此博大的爱心会化为乌有,我真是不信北玲的心魂可以消失。我知道她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连天的黄土高原,看热烈的山丹丹花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蓬勃开放。
立哲和我们几个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屡次说起,要一块儿回陕北一趟,坐汽车去,慢慢走:把那青天黄土都看遍。那时北玲的心魂一定也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指点,给我们鼓舞,给我们拉着琴唱那深情豪放的民歌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