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台湾发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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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怎么办？
把弹簧垫掀起来。就找到了毛病。这是一张巨大的床，中间支撑的梁木断了，斜插在地毯上。没有客人的时候，孩子们把这张客房里的床当作体操垫，木梁都给蹦断了。床垫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样努力贴着床面，才不致于滑下来。
怎么办？
华德和我分别站在断梁的两边，打量那毛须须的断裂处。半晌，我说："不难！拿一叠杂志来垫在下面就可以。"
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荒唐的笑话，说："我在想测量木梁和地板的距离，我需要量尺；断的地方要用两个木桩支持，我需要电锯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头，连接木桩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长的螺丝钉，还有专门修补木制品用的强力胶"
我惊奇地看他一眼，觉得好笑："那不是很费时间吗？一叠旧书一样可以撑着，我们唯一要决定的，是该用你的经济学月刊还是我的文学杂志，对不对？"
"可是"他搔搔头，似乎作梦也没想到世上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可是那样床还是坏的；并没有修，不多久又会塌下去，不结实"
我到储藏间去找旧杂志，真多呀，小说世界、纽约书评、欧洲事务、明镜周刊、文学月刊当我抱着沉沉的一叠杂志回到床边时，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尺，脚边摆列着电锯、木块、螺丝钉、强力胶、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工具还有，清理善后用的吸尘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读杂志。当他把床修好了的时候，我也翻完了最后一本。他用手臂压压已经复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满意于它的坚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
"你。是个台湾的孩子。"
我也笑了，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床的人。要听证据吗？在台湾一个杜鹃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
"中国人可爱极了！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床断了一只腿，不能睡人了，拜托赶紧修理——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带了四个砖头"他纵声大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2
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我懂了：抽屉，装满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上卡车；打字机，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柜脚下；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盆里，盖上一条太空被。
那琳琅满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塞进了卡车。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卡车起动时，那抽屉里的、衣橱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发出哐当哗啦的巨响。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卡车的滚动摇晃，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我怎么会忘记了呢？十四岁那年，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十一岁那年，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塞到澡盆里，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栗？八岁那年，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五岁那年，母亲用一床老旧发黄的蚊帐把我裹起来，塞在卡车一角，从新竹睡到高雄，不记得那哐当哗啦的巨响。三岁那年
到了，总是有破盘破碗的。无所谓啦，丢了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留在大陆老家啦！哼，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当宝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墙根喂猫狗的，不当一回事。母亲骄傲地说。
在唐宋的盛世，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无所谓"地哐当哗啦呢？西方人搬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
3
三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下了好几天细雨，终于放了晴，二哥说："走，到复兴乡去看看工地！"母亲接口，"咦，不是说大汉溪修桥，过不去吗？"二哥笑笑，"总有办法的！"
我们就钻进了他的进口自排福特车，沿着大汉溪边的公路走。我说："桥要真封了，过不去的话怎么办？"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在离桥两百公尺的地方，竖着一个牌子："施工中，桥梁暂时封闭"。远远看着桥，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着桥口，确实是不通了。
"为什么施工单位要等到距桥两百公尺才肯立一个牌子？他们难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从桃园到这里，我们已经开了近一小时的车。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前头一辆车，在牌子后边消失了。我们紧跟着过去，原来，就在那宣告"封闭"的牌子后边，一条新路已经被压了出来。
没人跟我一样，看着牌子生气；他们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阵，毫不犹疑地开向溪底，闯出一条路来。
极宽阔的河床，中间只有一湾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响，不停地挖掘。河床地崎岖不平，福特车身又低，底盘不断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经过积水的泥潭，泥水溅得车窗一片糊烂。我不时地咒骂二哥；这种车不是开这种路的，陷进烂泥里怎么办，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做这种不经考虑的事
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们一个。"
真的，身后有一长列车队，全是小汽车，天哪，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一个比池塘还大的泥坑横在眼前。不知是哪个气度恢宏的开拓者已经在大泥坑上搁下两条窄窄的木板，宽度刚好够汽车的轮胎险险地辗过。
前面那辆小红车里钻出了个人。走到泥坑那头，开始指挥。小红车战战兢兢地，滚上木条，凌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车队里的人全钻了出来.站在泥泞的河床上，兴高采烈地看着热闹。小红车后轮着地的时刻.观众给予热烈掌声，竟是一片同仇敌忾的欢喜。
颠颠簸簸，翻山越岭似的，车队在河床上折腾地匍匐前行。过桥只需要三分钟的路程，现在用上了一小时，终于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没错吧！"
我独自目瞪口呆地往后望着：河床上的车队，一只一只泥龟似的，歪歪斜斜地爬过来。
4
我决定自己开车。
在德国，赶路的时候，我可以开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但一直没有勇气在台湾开车。怕。连爬带滚地行过大汉溪之后，我想，嘿，我也是个台湾的孩子，咱们一块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个桃园的夜晚。华灯初上，一片流动闪烁的繁华热闹。行驶在灯红酒绿的市区中，困扰我的，竟然不是那拥挤的人群，也不是那窜来窜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车，而是，说出来你或许觉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红绿灯！沿街矗立着一个比一个大的招牌，招牌上闪着千奇百怪的霓虹灯：皇宫ktv的灯滴溜滴溜地绕着打转，春风理发厅的灯魔幻似地旋转又旋转，蓝宝石舞厅、全家福海鲜馆、大时代咖啡厅、梦露宝馆简直是一片绚丽的灯海。在这样一片漩涡似的刺激性极强的五光十色的灯海中，我的眼睛忙不过来；红绿灯在哪里？
前面有一个什么警灯在闪烁，让我习惯地紧张起来——是修路？警车？救护车？消防车？要不要让路？寻找灯的来处天哪，是"真坏戒"槟榔摊！为了在绚烂的灯海中更绚烂，卖槟榔的人在摊子上装了闪烁旋转的警灯。
每段街都有个槟榔摊，每个槟榔摊上都闪着荒谬的警灯。我一感觉到警灯的闪烁就下意识地紧张戒备，然后又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其坏戒"槟榔。带着这种牙疼似的内部抽搐，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另有一番文化。我早有准备。切入超车、不断蛇行换线道、大卡车大巴士占用快车道、计程车尾追不舍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开得很稳、很快乐，在家的感觉真好，啊，我爱嘈杂的丑陋的台湾，听听莫扎特吧，反正车速慢了下来，前面显然开始堵塞，莫扎特的长笛像空中掠乌拉出的弧线，流利优美。
然后，我睁大着眼睛，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路肩，有人开上了路肩，路肩超车。一辆，一辆，又一辆，毫不犹疑地，在路肩上奔驰。
两眼发直，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一声"啊——"；是惊骇，或竟也是赞叹。如果路肩都能走，朋友，这世界还有什么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输给你，台湾的孩子。
5
坐在福华的中庭咖啡座里，听出版的朋友说文学的书如何如何地没有人买。"社会多元的意思，"他说，"就是说.没有人愿意连续地坐上两小时看一本让脑子累一点的书。"
"别难过，"我安慰他，"你看那边橱窗里那个东西，也一样没人买。"
那是一把意大利进口的雨伞，标价两万元。
"哈，"他轻蔑地笑起来."那个东西，有人买！"
咖啡座上坐着化妆明艳、穿着入时的女人，叠起玻璃丝袜的腿，优雅地啜着咖啡。好几个穿白衬衫、深色西裤的男人对着手里的大哥大说话。其中一个，竟然是些许年不见的大学同学。
"还在高中教历史吗？"我问。
"不教了，没前途。"他说，把大哥大熟稔地插进裤袋里，"现在搞营造，包工建桥开路之类的。"
"营造？"我惊讶，记得他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在讲台上表演相声的样子，"你学过营造？"
"没有。"他摇头，然后解释，"就好像学游泳，先下水，搞湿了自然就会。我也没什么资金，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就投资营造。在台湾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钱，做八分投资，讲十分的话"
"冒险嘛！"他笑着，带着点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哔哔响起。
6
有人按铃。又是个穿绿制服的德国警察。又怎么了？我没好气地瞪着他。
这一回，是因为我停在车库门前的车，车尾突出。"侵占"了人行道大约十公分的空间，妨碍行人过路。
"请您将车子驶进车库，或着停到路边去。"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老兄，这人行道起码有一百廿公分宽，再蠢的胖子也过得去。你停下巡逻车来干涉我，只不过因为这十公分的"脱序"触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则和习惯。
你是一个秩序和原则的动物。
我忿忿地盯着他，然后，很勇敢地——把车移走。
我能说什么？十公分是侵占，一公分也是侵占。
澳洲来的伊兰在电话上絮絮不休："院子里那株松树掉针掉得厉害，扫不胜扫。又遮了阳光。我们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断，"在这个国家里，砍树要先申请，尤其是老树大树，不能说砍就砍的。"
"可是，这树是在我们自家院子里——"
"自家院子里的树你也没有自由说砍就砍，树，是国家人民共同的财产，懂吧？"
"啊，"伊兰在那头说，"咱们澳洲也有这个法那个法的，可是没人太认真——"
"那是因为你们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后裔呀"
伊兰显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很认真地说，对，来德国半年，使她深刻体认到澳洲人无法无天的个性，十足罪犯的坏胚。然后我们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国是那么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人民没有脱序、违法的权利，简直令人苦闷极了。
7
电话又响起来，这回，是婆婆："考虑半天，这个周末不能去看你们，准备时间不够"
可是，现在才星期三呀，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带支牙刷来不就完了吗？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浇。玫瑰正要剪枝，干洗店的衣服要取回来，清洁妇星期四要来"
又来了。老人家简直像加了热的年糕，黏糊糊紧紧粘着锅底，很难把他们从家扯开。
"我们年纪大了，总是慢嘛。"她说。
我熟悉另一对老人家，年纪也大了，却具有后备军人枕戈待旦的弹性，随时待命开拔。那是我的中国父母。
有一次，我从台北打电话到合南，请七十来岁的父亲得空时北上一趟，处理一点小事。搁下电话，几个小时之后，门铃响，父亲出现在门口，手里拎着行李——一只皱巴巴的塑胶袋，看起来包过青菜包过旧鞋而现在里头装着一套换洗的内衣裤、一支牙刷、一本书。他很高兴地望着我笑。
又过了几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现在拔个电话回台湾，请父母搭下一班飞机来德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动身。真正需要的时候，他们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时候，没有牙刷也能走。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德国父母非有万全的准备不贸然行动，而我的中国父母，在四十年的安定岁月之后（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旧能适应万变、说走就走，像个一无所有、无牵无挂的"罗汉脚"？
8
台湾人的个性中有一种惊人的弹性。
用杂志和砖头修理木床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弹性。"将就点吧！"我们常说。"过得去就好！"我们常听说。把滚动晃动的抽屉摆上卡车哐当哗啦地搬家，是一种弹性。"没关系啦！"是我们的口头禅，"请裁请裁啦："是最友好的用辞。抓起一支牙刷就可以浪迹天涯，是一种弹性。"四海为家嘛！"大家彼此安慰，拍拍各自的肩膀。
这种弹性像水，碰到山就往谷底流下去；也像草，砥到石砖就从缝里钻出来。街市灯海太令人眼光缭乱了吗？槟榔小贩就装置更刺激人耳目的警用灯。高速公路上堵车了吗？路肩就成为康庄大道。"此路不通"的牌子挂了出来？且慢，咱们给他开出一条路来。
大汉溪河床上那条蜿蜿蜒蜒、崎岖不平的泥路，那大泥坑上两道单薄的木条——究竟是台湾孩子的缺点还是他的成就？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谴责他的违法脱序，还是赞美他的勇于闯荡、不怕阻挠？
9
这是个森林里的小木屋，我们坐在火焰熊熊的壁炉边看书。他在读一篇报导：从前东德公安部的秘密忠诚资料现在在太阳下摊开，好像你突然翻开一个久置湿苔上的石块，阴湿处的恶形恶状的爬虫全现了出来。德国举国上下在追讨从前为秘密警察工作的线民用日尔曼人一贯的楔而不舍的精准，面对自己不愉快的过去。
我在读"天下"出版的发现台湾已经是第二遍了。
不瞒你，我没读过台湾史。
台湾的孩子没读过台湾史？正是。我读过中国历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德国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吉普赛人的历史可是，我不曾读过台湾史（其实不必对你觉得羞愧，因为我想你八成也没读过）；我们一直不太把台湾当一回事。
读发现台湾的感想，就好像，这台湾的孩子我已经认识了一辈子的时间，却第一次看见属于他的照片簿。簿子里有发黄的照片，照片下面有母亲的手迹，写着孩子胎记的颜色、第一次摔破头的地方、上学时走过的路、第一篇作文对着照片本子我轻声"啊"了出来，"对，他就是这一副德性，原来如此——"
黯黄的照片再度提醒我：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三百年前在狂风巨浪中跟路上岸的是移民，四十年前从拥挤不堪的军舰上仓皇入港的，是移民，也是难民。对移民，这海岛是个供人开发掠夺的地方；对难民，这是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移民的开发心态，使原本樟木产量举世无双的台湾今天看不见几株樟树；难民的苟且心态，使人口早超出五百万的大台北到九十年代还没有一个畅流的捷运系统。
是因为，当初来的时候，草莽初辟，搭个竹篷就得睡一家大小，所以养成了用砖块和杂志修床的习惯吧。（华德指着修好的床说："这床还可以用上一百年！"我说："谁管一百年以后的事？"）是因为，唐陶宋瓷都在"老家"，所以不在乎哐当哗啦地搬家，摔破几个大同磁碗吧。难道不是因为，当年从湖南流离到浙江，从浙江颠沛到海南，从海南亡命到台湾，身上唯一的财产是奶奶临行密密相缝的一只布鞋。难道不是因为那流离颠沛的命运，所以我年迈的中国父母到今天还保留了适应飘泊的自卫本能？你可以赞美他们的弹性，但是知晓他们的弹性来自哪里，令我神伤。
移民，自然也是拓荒者。拓荒者的人生课题不在礼法的传承维系.那是旧社会的规则。在瘴疠丛生的新世界里，重要的是如何闯出路来。对大自然的险恶，用柴刀和臂力去闯；对政治势力的险恶，用机智和狡狯去绕。荷兰人、郑成功、清政府、日本天皇、国民党，各有各的统治方式，统治方式就是所谓"法"。对于拓荒者，守不守"法"只是末节，达不达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题。法无碍于目的就容忍它，法有碍于目的就绕过它。
这并不稀奇。澳洲人也有这个个性，早期的美国人更是。你也记得吗？西部片里的英雄，可多半不是那呆头呆脑的警长，而往往是那一枪在手、恩怨自决、单骑闯天下的好汉。从法治的眼光看，咱们的廖添丁可是个该受管训的甲级流氓。
法，对于台湾移民的孩子，就像大汉溪边伫立的"此桥不通"的木牌，绕过它！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达到目的，没有人在乎河床地通车严重的破坏环境，没有人在乎路肩超车会肇成最致命的车祸，没有人在乎槟榔摊上乱真的警用灯威胁了真正警灯的作用
那个不能容忍我十公分"侵占"的德国警察会觉得台湾人这种对法和秩序的蔑视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来欧的朋友也摇头：你不知道，台湾的脱序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太乱了，太乱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忘了野火集是谁写的。可是，不管你喜不喜欢，台湾人这种山不转路转的伸缩性，这种蔑视成规的草莽性格，这种只认目标不讲原则的"闯"劲，难道不也正是它今天经济成就的种子吗？将小汽车开进泥泞的河床、开过泥坑，是脱序也是不畏艰辛；随随便便地搬家，是邋遢也是灵活；用杂志和砖块修床，是短见也是聪明；用一分钱，作八分投资、讲十分话，是轻率也是勇于冒险。台湾的外贸奇迹，不就是无数个提着七小提箱的台湾孩子用他那灵活、聪明、不畏艰辛、勇于冒险的移民个性"闯"出来的吗？
10
不要轻视台湾的钱。钱并不肮脏，它催化了人对自由的渴求，也给人带来自信，有了自信就有自尊。在夏日明媚的欧洲街头，你常看见台湾出来的青年，背上背着帆布袋，手里拿着地图，表情轻松，昂首阔步。
那种轻松，使你想起吴浊流在一九四七年所憧憬的台湾"乌托邦"："做任何事都不会受人监视；走什么地方都不会受警察责备。写任何文章都不会被禁止出售；攻击谁都不会遭暗算；耸耸肩走路也没有人会说坏话这样努力建设身心宽裕而自由的台湾"
历史上最"身习宽裕而自由"的台湾，恐怕就是你我眼前的台湾了。尤其是当你想到，这昂首阔步的一群，都不必是什么高干子弟、权贵之后，只是最寻常的百姓，你知道移民的离乡背井、颠沛流离，都有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可是，为什么来到欧洲的台湾朋友怎么那么不快乐呢？
住在德国的我，哎，想死了台湾的纸醉金迷，热闹繁华。来德国小住的台湾朋友，却又羡慕我的宁静。
这里实在宁静。
一个无事的下午，你可以坐在客厅里听风走过屋瓦、穿过松树的声音。到草原上走走，若是夏季，白色的玛格丽特开得如痴如醉；若是秋季，苹果就"噗"的一声掉在你眼前小路上，捡起来就可以啃。小镇的路铺着青青石板，沿街的老屋门檐上还刻着年代：一五一七，明朝的；一三八，啊，元朝的；一八七，哇，宋朝建的窗台上摆着一列鲜红欲滴的海棠。
转角有栋老屋正在整修。二楼凌空架着，一楼打空了。一个白发老师傅正在敲敲捶捶的。这房子有四百多年啦，他说，不能拆，就是能拆，主人也不舍得呀！可是里头设备想现代化，他擦擦眉毛上的汗，所以得把外壳架空了，只里头翻新。怕损坏老结构，所以所有机器都用不上了，全得靠手
那岂不贵极了？
是啊！老师傅点头，要贵上好几倍呢！可是国家有补助，历史嘛，不能丢哇！
老师傅拾起锤子，叮叮敲起来。声音轻脆地回响在安静的石板街上。
朋友坐在客厅地毯中央。午末的阳光投射进来，他闭眼仰脸对着太阳，就这样久久坐着，一直到阳光完全没入松影。他轻声喟叹。
我感觉到台湾人对宁静的近乎痛苦的渴求。
11
不，我指的不仅只是空间环境的宁静；在宁静的空间环境背后有一种源自内在生活秩序的心灵的宁静。有的民族，因为知道什么在先，什么在后，心里有一种笃定。
在海德堡大学开的当代台湾文学课里，学生问：写童年的作者特别多.似乎台湾作家特别怀旧？
失去的，当然分外眷恋。台湾的作家是永远地失去了他们的过去。怀想大陆的，发现四十年睽隔的家乡面目全非，不如不见。着眼台湾的——你我之中有多少人还有一条童年的街让他回头？哪里是余光中的厦门街？哪里是白先勇和周梦蝶的明星咖啡？隐地的西门町变成了什么样子？袁琼琼的眷区还在吗？淡水最后的列车开到了哪里？
你若是个德国作家，那么很可能你出生的那栋老房子还在，粗大的玫瑰依旧攀墙而上。那条街还铺着石板，转角处的农舍老传出干草和牛粪的气息，你每次兴起回老街，都会看见和你同上小学的大傻个儿正在院子里耙草。你曾经放纸船的水沟还在那里，两个穿短裤的小男孩，正勾着身玩纸船。
那条街，包括它的颜色和气味，一直在那里，所以你不必渴求。你知道，在人生的大浪中翻滚沉浮、疲倦彷徨的时候，有那么一条街让你回头看看：它像一面晶亮的镜子照着你最原始的来处。如果你来时颓丧堕落，它使你振作；如果你来时飞扬跋扈，它使你谦和沉潜。
是对这条街的了解，使你能把过去和此刻衔接起来。因为有着对历史的记忆，所以你能诠释现在，面对未来。知道从何处来，然后知道往何处去——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有所传承，就是生活的秩序。体认了这个秩序，所以笃定，所以宁静。
灵活、聪明、不畏艰辛，勇于冒险的台湾孩子，蔑视法规、不讲原则、苟且短视的台湾孩子，在闯荡四百年之后，走到了一个最困难的关口：他想追求笃定和宁静，一个和他原始个性背道而驰的理想。解萍，追求根的深扎。
很困难，因为这一切，他不能够绕着走。
12
保姆到书房来说，楼下的马桶护圈坏了，老掉下来。
让我想想，或许书桌上这半卷透明胶带可以把它给黏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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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把弹簧垫掀起来。就找到了毛病。这是一张巨大的床，中间支撑的梁木断了，斜插在地毯上。没有客人的时候，孩子们把这张客房里的床当作体操垫，木梁都给蹦断了。床垫倾斜，客人得像壁虎一样努力贴着床面，才不致于滑下来。
怎么办？
华德和我分别站在断梁的两边，打量那毛须须的断裂处。半晌，我说："不难！拿一叠杂志来垫在下面就可以。"
他惊奇地看着我，似乎听见了什么荒唐的笑话，说："我在想测量木梁和地板的距离，我需要量尺；断的地方要用两个木桩支持，我需要电锯和六公分乘六公分的本头，连接木桩和大梁嘛，得用上五公分长的螺丝钉，还有专门修补木制品用的强力胶"
我惊奇地看他一眼，觉得好笑："那不是很费时间吗？一叠旧书一样可以撑着，我们唯一要决定的，是该用你的经济学月刊还是我的文学杂志，对不对？"
"可是"他搔搔头，似乎作梦也没想到世上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可是那样床还是坏的；并没有修，不多久又会塌下去，不结实"
我到储藏间去找旧杂志，真多呀，小说世界、纽约书评、欧洲事务、明镜周刊、文学月刊当我抱着沉沉的一叠杂志回到床边时，他正勾身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尺，脚边摆列着电锯、木块、螺丝钉、强力胶、我叫不出名字的什么工具还有，清理善后用的吸尘器。
夫妻同甘共苦嘛，他趴在地上修床，我就坐在地上翻读杂志。当他把床修好了的时候，我也翻完了最后一本。他用手臂压压已经复原了又可以用上一百年的床梁，满意于它的坚挺，一边收拾工具一边笑着说：
"你。是个台湾的孩子。"
我也笑了，对，我是一个台湾的孩子。
在我的文化里，我可不是唯一用杂志修床的人。要听证据吗？在台湾一个杜鹃花夹道的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客座教授曾经对我说：
"中国人可爱极了！我跟总务处说宿舍里的床断了一只腿，不能睡人了，拜托赶紧修理——当天晚上就来了个工友，带了四个砖头"他纵声大笑。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砖头和杂志，都是解决人生困境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毋宁是，为什么这些西方人不偏好方便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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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台北的时候.有个邻居要搬家。不远，不过从城南迁到城北，但毕竟也是一家四口，从尿布三轮车到针线纽扣笔筒打字机碗盘瓢匙，那打包的工夫可够瞧的。说是卡车要来的那天早上，我踱过去，想在混乱中或可帮点忙。没想到，光腿的孩子在地上打滚，尿片还在柜子里，针线纽扣还在抽屉里，打字机还在书桌上"'
"怎么？"我问，"卡车今天不来？"
"来呀："主人正就着水槽洗碗，"马上到。"
"那"我望着那一屋子的琳琅满目，着实困惑，"东西不打包？"
"无所谓啦！"主人说，"路程短短。"
在我的搬家经验里——那自然是在美国，不管远近，搬家前的打包要好几天的工夫；想想看，每一只玻璃杯，每一只碗，每一个磁盘陶钵，都得用几层纸密密包裹，然后一一装箱，一个厨房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即使是搬家公司的彪形大汉，也要好几个钟头。
卡车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冲进门来，和主人一家大小同心协力地动员起来。我懂了：抽屉，装满了针线纽扣回纹针橡皮圈口香糖原子笔，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上卡车；打字机，裹上一圈毛毯，就塞在衣柜脚下；锅盘碗筷搁进小宝贝的塑胶澡盆里，盖上一条太空被。
那琳琅满目一屋子的东西竟然全塞进了卡车。主人愉快地向我挥手。卡车起动时，那抽屉里的、衣橱里的、澡盆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滚动摇晃，发出哐当哗啦的巨响。
那哐当哗啦的巨响，——卡车的滚动摇晃，竟然像一个熟悉的梦境。我怎么会忘记了呢？十四岁那年，我们的卡车不也这么哐当哗啦地从苑里驶进茄定？十一岁那年，我不也帮着母亲把碗盘塞到澡盆里，然后随着卡车摇晃滚动地从高雄驶进苗栗？八岁那年，不也曾挤在卡车司机旁哐当哗啦地从高雄城东搬到城西？五岁那年，母亲用一床老旧发黄的蚊帐把我裹起来，塞在卡车一角，从新竹睡到高雄，不记得那哐当哗啦的巨响。三岁那年
到了，总是有破盘破碗的。无所谓啦，丢了就是。反正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留在大陆老家啦！哼，那些个博物馆搁在玻璃柜里面展览的碗啊盘啊，当宝贝似的，在老家是放在墙根喂猫狗的，不当一回事。母亲骄傲地说。
在唐宋的盛世，中国人搬家是不是也这么"无所谓"地哐当哗啦呢？西方人搬家又为什么那么小题大作放不开呢？
3
三月，德国大学放寒假，是我每年返回台湾的时候。下了好几天细雨，终于放了晴，二哥说："走，到复兴乡去看看工地！"母亲接口，"咦，不是说大汉溪修桥，过不去吗？"二哥笑笑，"总有办法的！"
我们就钻进了他的进口自排福特车，沿着大汉溪边的公路走。我说："桥要真封了，过不去的话怎么办？"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在离桥两百公尺的地方，竖着一个牌子："施工中，桥梁暂时封闭"。远远看着桥，七七八八的工程建材堵着桥口，确实是不通了。
"为什么施工单位要等到距桥两百公尺才肯立一个牌子？他们难道不能在二十公里之外的交通要道警告人家？"我忿忿不平。从桃园到这里，我们已经开了近一小时的车。二哥笑笑："总是有办法的。"
前头一辆车，在牌子后边消失了。我们紧跟着过去，原来，就在那宣告"封闭"的牌子后边，一条新路已经被压了出来。
没人跟我一样，看着牌子生气；他们只是站在牌子下四周眺望一阵，毫不犹疑地开向溪底，闯出一条路来。
极宽阔的河床，中间只有一湾窄窄的溪水，怪手在上游隆隆作响，不停地挖掘。河床地崎岖不平，福特车身又低，底盘不断撞上突起的泥地，令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经过积水的泥潭，泥水溅得车窗一片糊烂。我不时地咒骂二哥；这种车不是开这种路的，陷进烂泥里怎么办，四十多岁的人怎么还做这种不经考虑的事
他只是笑："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要死也不只我们一个。"
真的，身后有一长列车队，全是小汽车，天哪，这些人都信仰"路是人走出来的"吗？
一个比池塘还大的泥坑横在眼前。不知是哪个气度恢宏的开拓者已经在大泥坑上搁下两条窄窄的木板，宽度刚好够汽车的轮胎险险地辗过。
前面那辆小红车里钻出了个人。走到泥坑那头，开始指挥。小红车战战兢兢地，滚上木条，凌空了，一寸一寸地往前移动。车队里的人全钻了出来.站在泥泞的河床上，兴高采烈地看着热闹。小红车后轮着地的时刻.观众给予热烈掌声，竟是一片同仇敌忾的欢喜。
颠颠簸簸，翻山越岭似的，车队在河床上折腾地匍匐前行。过桥只需要三分钟的路程，现在用上了一小时，终于到了彼岸。
二哥得意了，"你看。"他说，"路是人走出来的，没错吧！"
我独自目瞪口呆地往后望着：河床上的车队，一只一只泥龟似的，歪歪斜斜地爬过来。
4
我决定自己开车。
在德国，赶路的时候，我可以开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但一直没有勇气在台湾开车。怕。连爬带滚地行过大汉溪之后，我想，嘿，我也是个台湾的孩子，咱们一块混混吧！
所以就上了路，是个桃园的夜晚。华灯初上，一片流动闪烁的繁华热闹。行驶在灯红酒绿的市区中，困扰我的，竟然不是那拥挤的人群，也不是那窜来窜去不可捉摸的摩托车，而是，说出来你或许觉得可笑——我老是找不到红绿灯！沿街矗立着一个比一个大的招牌，招牌上闪着千奇百怪的霓虹灯：皇宫ktv的灯滴溜滴溜地绕着打转，春风理发厅的灯魔幻似地旋转又旋转，蓝宝石舞厅、全家福海鲜馆、大时代咖啡厅、梦露宝馆简直是一片绚丽的灯海。在这样一片漩涡似的刺激性极强的五光十色的灯海中，我的眼睛忙不过来；红绿灯在哪里？
前面有一个什么警灯在闪烁，让我习惯地紧张起来——是修路？警车？救护车？消防车？要不要让路？寻找灯的来处天哪，是"真坏戒"槟榔摊！为了在绚烂的灯海中更绚烂，卖槟榔的人在摊子上装了闪烁旋转的警灯。
每段街都有个槟榔摊，每个槟榔摊上都闪着荒谬的警灯。我一感觉到警灯的闪烁就下意识地紧张戒备，然后又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其坏戒"槟榔。带着这种牙疼似的内部抽搐，上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另有一番文化。我早有准备。切入超车、不断蛇行换线道、大卡车大巴士占用快车道、计程车尾追不舍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开得很稳、很快乐，在家的感觉真好，啊，我爱嘈杂的丑陋的台湾，听听莫扎特吧，反正车速慢了下来，前面显然开始堵塞，莫扎特的长笛像空中掠乌拉出的弧线，流利优美。
然后，我睁大着眼睛，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路肩，有人开上了路肩，路肩超车。一辆，一辆，又一辆，毫不犹疑地，在路肩上奔驰。
两眼发直，我听见自己发出长长一声"啊——"；是惊骇，或竟也是赞叹。如果路肩都能走，朋友，这世界还有什么不能走的路、不能做的事？我输给你，台湾的孩子。
5
坐在福华的中庭咖啡座里，听出版的朋友说文学的书如何如何地没有人买。"社会多元的意思，"他说，"就是说.没有人愿意连续地坐上两小时看一本让脑子累一点的书。"
"别难过，"我安慰他，"你看那边橱窗里那个东西，也一样没人买。"
那是一把意大利进口的雨伞，标价两万元。
"哈，"他轻蔑地笑起来."那个东西，有人买！"
咖啡座上坐着化妆明艳、穿着入时的女人，叠起玻璃丝袜的腿，优雅地啜着咖啡。好几个穿白衬衫、深色西裤的男人对着手里的大哥大说话。其中一个，竟然是些许年不见的大学同学。
"还在高中教历史吗？"我问。
"不教了，没前途。"他说，把大哥大熟稔地插进裤袋里，"现在搞营造，包工建桥开路之类的。"
"营造？"我惊讶，记得他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在讲台上表演相声的样子，"你学过营造？"
"没有。"他摇头，然后解释，"就好像学游泳，先下水，搞湿了自然就会。我也没什么资金，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就投资营造。在台湾嘛，反正就是有"一分钱，做八分投资，讲十分的话"
"冒险嘛！"他笑着，带着点自我嘲弄的味道。
大哥大哔哔响起。
6
有人按铃。又是个穿绿制服的德国警察。又怎么了？我没好气地瞪着他。
这一回，是因为我停在车库门前的车，车尾突出。"侵占"了人行道大约十公分的空间，妨碍行人过路。
"请您将车子驶进车库，或着停到路边去。"他面无表情地说。
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老兄，这人行道起码有一百廿公分宽，再蠢的胖子也过得去。你停下巡逻车来干涉我，只不过因为这十公分的"脱序"触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则和习惯。
你是一个秩序和原则的动物。
我忿忿地盯着他，然后，很勇敢地——把车移走。
我能说什么？十公分是侵占，一公分也是侵占。
澳洲来的伊兰在电话上絮絮不休："院子里那株松树掉针掉得厉害，扫不胜扫。又遮了阳光。我们打算明天把它砍了"
"不行不行，"我急急打断，"在这个国家里，砍树要先申请，尤其是老树大树，不能说砍就砍的。"
"可是，这树是在我们自家院子里——"
"自家院子里的树你也没有自由说砍就砍，树，是国家人民共同的财产，懂吧？"
"啊，"伊兰在那头说，"咱们澳洲也有这个法那个法的，可是没人太认真——"
"那是因为你们澳洲人，"我笑了，"是犯人的后裔呀"
伊兰显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很认真地说，对，来德国半年，使她深刻体认到澳洲人无法无天的个性，十足罪犯的坏胚。然后我们彼此唱和地抱怨：是啊，德国是那么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人民没有脱序、违法的权利，简直令人苦闷极了。
7
电话又响起来，这回，是婆婆："考虑半天，这个周末不能去看你们，准备时间不够"
可是，现在才星期三呀，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带支牙刷来不就完了吗？
"不成呀，我的花要找人浇。玫瑰正要剪枝，干洗店的衣服要取回来，清洁妇星期四要来"
又来了。老人家简直像加了热的年糕，黏糊糊紧紧粘着锅底，很难把他们从家扯开。
"我们年纪大了，总是慢嘛。"她说。
我熟悉另一对老人家，年纪也大了，却具有后备军人枕戈待旦的弹性，随时待命开拔。那是我的中国父母。
有一次，我从台北打电话到合南，请七十来岁的父亲得空时北上一趟，处理一点小事。搁下电话，几个小时之后，门铃响，父亲出现在门口，手里拎着行李——一只皱巴巴的塑胶袋，看起来包过青菜包过旧鞋而现在里头装着一套换洗的内衣裤、一支牙刷、一本书。他很高兴地望着我笑。
又过了几年，但我知道，若是我现在拔个电话回台湾，请父母搭下一班飞机来德国，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动身。真正需要的时候，他们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真正需要的时候，没有牙刷也能走。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德国父母非有万全的准备不贸然行动，而我的中国父母，在四十年的安定岁月之后（四十年的人生，不能算短吧？！），仍旧能适应万变、说走就走，像个一无所有、无牵无挂的"罗汉脚"？
8
台湾人的个性中有一种惊人的弹性。
用杂志和砖头修理木床的权宜之计，是一种弹性。"将就点吧！"我们常说。"过得去就好！"我们常听说。把滚动晃动的抽屉摆上卡车哐当哗啦地搬家，是一种弹性。"没关系啦！"是我们的口头禅，"请裁请裁啦："是最友好的用辞。抓起一支牙刷就可以浪迹天涯，是一种弹性。"四海为家嘛！"大家彼此安慰，拍拍各自的肩膀。
这种弹性像水，碰到山就往谷底流下去；也像草，砥到石砖就从缝里钻出来。街市灯海太令人眼光缭乱了吗？槟榔小贩就装置更刺激人耳目的警用灯。高速公路上堵车了吗？路肩就成为康庄大道。"此路不通"的牌子挂了出来？且慢，咱们给他开出一条路来。
大汉溪河床上那条蜿蜿蜒蜒、崎岖不平的泥路，那大泥坑上两道单薄的木条——究竟是台湾孩子的缺点还是他的成就？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谴责他的违法脱序，还是赞美他的勇于闯荡、不怕阻挠？
9
这是个森林里的小木屋，我们坐在火焰熊熊的壁炉边看书。他在读一篇报导：从前东德公安部的秘密忠诚资料现在在太阳下摊开，好像你突然翻开一个久置湿苔上的石块，阴湿处的恶形恶状的爬虫全现了出来。德国举国上下在追讨从前为秘密警察工作的线民用日尔曼人一贯的楔而不舍的精准，面对自己不愉快的过去。
我在读"天下"出版的发现台湾已经是第二遍了。
不瞒你，我没读过台湾史。
台湾的孩子没读过台湾史？正是。我读过中国历史、英国历史、美国历史、德国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吉普赛人的历史可是，我不曾读过台湾史（其实不必对你觉得羞愧，因为我想你八成也没读过）；我们一直不太把台湾当一回事。
读发现台湾的感想，就好像，这台湾的孩子我已经认识了一辈子的时间，却第一次看见属于他的照片簿。簿子里有发黄的照片，照片下面有母亲的手迹，写着孩子胎记的颜色、第一次摔破头的地方、上学时走过的路、第一篇作文对着照片本子我轻声"啊"了出来，"对，他就是这一副德性，原来如此——"
黯黄的照片再度提醒我：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三百年前在狂风巨浪中跟路上岸的是移民，四十年前从拥挤不堪的军舰上仓皇入港的，是移民，也是难民。对移民，这海岛是个供人开发掠夺的地方；对难民，这是一个暂时歇脚的地方。移民的开发心态，使原本樟木产量举世无双的台湾今天看不见几株樟树；难民的苟且心态，使人口早超出五百万的大台北到九十年代还没有一个畅流的捷运系统。
是因为，当初来的时候，草莽初辟，搭个竹篷就得睡一家大小，所以养成了用砖块和杂志修床的习惯吧。（华德指着修好的床说："这床还可以用上一百年！"我说："谁管一百年以后的事？"）是因为，唐陶宋瓷都在"老家"，所以不在乎哐当哗啦地搬家，摔破几个大同磁碗吧。难道不是因为，当年从湖南流离到浙江，从浙江颠沛到海南，从海南亡命到台湾，身上唯一的财产是奶奶临行密密相缝的一只布鞋。难道不是因为那流离颠沛的命运，所以我年迈的中国父母到今天还保留了适应飘泊的自卫本能？你可以赞美他们的弹性，但是知晓他们的弹性来自哪里，令我神伤。
移民，自然也是拓荒者。拓荒者的人生课题不在礼法的传承维系.那是旧社会的规则。在瘴疠丛生的新世界里，重要的是如何闯出路来。对大自然的险恶，用柴刀和臂力去闯；对政治势力的险恶，用机智和狡狯去绕。荷兰人、郑成功、清政府、日本天皇、国民党，各有各的统治方式，统治方式就是所谓"法"。对于拓荒者，守不守"法"只是末节，达不达到生存目的才是主题。法无碍于目的就容忍它，法有碍于目的就绕过它。
这并不稀奇。澳洲人也有这个个性，早期的美国人更是。你也记得吗？西部片里的英雄，可多半不是那呆头呆脑的警长，而往往是那一枪在手、恩怨自决、单骑闯天下的好汉。从法治的眼光看，咱们的廖添丁可是个该受管训的甲级流氓。
法，对于台湾移民的孩子，就像大汉溪边伫立的"此桥不通"的木牌，绕过它！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达到目的，没有人在乎河床地通车严重的破坏环境，没有人在乎路肩超车会肇成最致命的车祸，没有人在乎槟榔摊上乱真的警用灯威胁了真正警灯的作用
那个不能容忍我十公分"侵占"的德国警察会觉得台湾人这种对法和秩序的蔑视是骇人听闻，匪夷所思；来欧的朋友也摇头：你不知道，台湾的脱序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太乱了，太乱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忘了野火集是谁写的。可是，不管你喜不喜欢，台湾人这种山不转路转的伸缩性，这种蔑视成规的草莽性格，这种只认目标不讲原则的"闯"劲，难道不也正是它今天经济成就的种子吗？将小汽车开进泥泞的河床、开过泥坑，是脱序也是不畏艰辛；随随便便地搬家，是邋遢也是灵活；用杂志和砖块修床，是短见也是聪明；用一分钱，作八分投资、讲十分话，是轻率也是勇于冒险。台湾的外贸奇迹，不就是无数个提着七小提箱的台湾孩子用他那灵活、聪明、不畏艰辛、勇于冒险的移民个性"闯"出来的吗？
10
不要轻视台湾的钱。钱并不肮脏，它催化了人对自由的渴求，也给人带来自信，有了自信就有自尊。在夏日明媚的欧洲街头，你常看见台湾出来的青年，背上背着帆布袋，手里拿着地图，表情轻松，昂首阔步。
那种轻松，使你想起吴浊流在一九四七年所憧憬的台湾"乌托邦"："做任何事都不会受人监视；走什么地方都不会受警察责备。写任何文章都不会被禁止出售；攻击谁都不会遭暗算；耸耸肩走路也没有人会说坏话这样努力建设身心宽裕而自由的台湾"
历史上最"身习宽裕而自由"的台湾，恐怕就是你我眼前的台湾了。尤其是当你想到，这昂首阔步的一群，都不必是什么高干子弟、权贵之后，只是最寻常的百姓，你知道移民的离乡背井、颠沛流离，都有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可是，为什么来到欧洲的台湾朋友怎么那么不快乐呢？
住在德国的我，哎，想死了台湾的纸醉金迷，热闹繁华。来德国小住的台湾朋友，却又羡慕我的宁静。
这里实在宁静。
一个无事的下午，你可以坐在客厅里听风走过屋瓦、穿过松树的声音。到草原上走走，若是夏季，白色的玛格丽特开得如痴如醉；若是秋季，苹果就"噗"的一声掉在你眼前小路上，捡起来就可以啃。小镇的路铺着青青石板，沿街的老屋门檐上还刻着年代：一五一七，明朝的；一三八，啊，元朝的；一八七，哇，宋朝建的窗台上摆着一列鲜红欲滴的海棠。
转角有栋老屋正在整修。二楼凌空架着，一楼打空了。一个白发老师傅正在敲敲捶捶的。这房子有四百多年啦，他说，不能拆，就是能拆，主人也不舍得呀！可是里头设备想现代化，他擦擦眉毛上的汗，所以得把外壳架空了，只里头翻新。怕损坏老结构，所以所有机器都用不上了，全得靠手
那岂不贵极了？
是啊！老师傅点头，要贵上好几倍呢！可是国家有补助，历史嘛，不能丢哇！
老师傅拾起锤子，叮叮敲起来。声音轻脆地回响在安静的石板街上。
朋友坐在客厅地毯中央。午末的阳光投射进来，他闭眼仰脸对着太阳，就这样久久坐着，一直到阳光完全没入松影。他轻声喟叹。
我感觉到台湾人对宁静的近乎痛苦的渴求。
11
不，我指的不仅只是空间环境的宁静；在宁静的空间环境背后有一种源自内在生活秩序的心灵的宁静。有的民族，因为知道什么在先，什么在后，心里有一种笃定。
在海德堡大学开的当代台湾文学课里，学生问：写童年的作者特别多.似乎台湾作家特别怀旧？
失去的，当然分外眷恋。台湾的作家是永远地失去了他们的过去。怀想大陆的，发现四十年睽隔的家乡面目全非，不如不见。着眼台湾的——你我之中有多少人还有一条童年的街让他回头？哪里是余光中的厦门街？哪里是白先勇和周梦蝶的明星咖啡？隐地的西门町变成了什么样子？袁琼琼的眷区还在吗？淡水最后的列车开到了哪里？
你若是个德国作家，那么很可能你出生的那栋老房子还在，粗大的玫瑰依旧攀墙而上。那条街还铺着石板，转角处的农舍老传出干草和牛粪的气息，你每次兴起回老街，都会看见和你同上小学的大傻个儿正在院子里耙草。你曾经放纸船的水沟还在那里，两个穿短裤的小男孩，正勾着身玩纸船。
那条街，包括它的颜色和气味，一直在那里，所以你不必渴求。你知道，在人生的大浪中翻滚沉浮、疲倦彷徨的时候，有那么一条街让你回头看看：它像一面晶亮的镜子照着你最原始的来处。如果你来时颓丧堕落，它使你振作；如果你来时飞扬跋扈，它使你谦和沉潜。
是对这条街的了解，使你能把过去和此刻衔接起来。因为有着对历史的记忆，所以你能诠释现在，面对未来。知道从何处来，然后知道往何处去——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有所传承，就是生活的秩序。体认了这个秩序，所以笃定，所以宁静。
灵活、聪明、不畏艰辛，勇于冒险的台湾孩子，蔑视法规、不讲原则、苟且短视的台湾孩子，在闯荡四百年之后，走到了一个最困难的关口：他想追求笃定和宁静，一个和他原始个性背道而驰的理想。解萍，追求根的深扎。
很困难，因为这一切，他不能够绕着走。
12
保姆到书房来说，楼下的马桶护圈坏了，老掉下来。
让我想想，或许书桌上这半卷透明胶带可以把它给黏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