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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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的表哥对三岁半的表弟说:
“那辆白色的警车给我!”
表弟不放手,急急地说:
“nein,nein,dasgehortmir!”
“你已经玩很久了嘛!”表哥不高兴了。
“duhastaucheinauto。”表弟也不高兴了。
妈妈忍不住将报纸放下,仔细听起表兄弟俩的对白。这又是一个新发现:安安竟然和龙行说德语!
为什么?他和外公外婆舅舅舅妈都说国语呀!
这还是他们回到台湾的第一天。观察了两天之后,妈妈就恍然大悟了:在德国,安安每天上幼稚园。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小人儿都是说德语的;德语就是沙坑、秋千、小汽车、吵架的语言。龙行也是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却说不一样的话,真是矛盾极了。刚下飞机的安安一下子扭转不过来。
有一天早上,妈妈一边帮安安梳头,一边说:
“今天带你去幼稚园看看。”
安安有点紧张:“是不是跟德国的幼稚园一样?”
“嗯——”做母亲的沉吟起来,她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幼稚园年代了,虽然还记得破碎的儿歌词“排排坐、吃果果”今天的孩子还“排排坐”吗?
手牵着手,妈妈紧张地看着轰隆轰隆川流不息的车辆,找不到空隙过街去。她觉得头昏心跳,手掌出汗,在路边支撑了很久,却看见对面穿制服的一个小萝卜头若无其事地穿梭过街。她终于也过去了。
园长带妈妈去看小班。妈妈首先注意到房舍的结构是台湾典型的“教室”正正方方的一个房间,开着正正方方的窗和门。“教室”的布置也是她在台湾长大过程中所熟悉的:前面挂着黑板,对着黑板的是一列一列整齐的桌椅。此刻,小小教室里坐着密密麻麻的人。老师站在前面,正在教孩子们认字。
“还是排排坐,四十年都没有变!”妈妈心里想着。在德国的幼稚园里,房间不像“教室”倒像个家庭起居室。一个角落里是玩家家酒的地方,放着娃娃的床、衣柜、玩具厨房、小桌小椅。另一个角落里叠着厚厚的海绵垫,是聊天和翻滚的地方。右边的墙角下铺着一张地毯,玩积木造房子就在这张地毯上。左边的墙角下有一张矮胖的方桌,四周围着矮胖的小椅子,剪纸劳作就在这张桌上。其他还有几落桌椅,散置各处。
清晨七点半,幼稚园开门。零星几个小把戏就被爸爸或妈妈送来了。来得这么早,多半因为爸妈两人都得上班。陆陆续续的,孩子越来越多。安安通常九点才到,看他起得多迟。到九点半,大概所有的同学都到了,总共有廿个。
到了之后做什么?洁西卡坐到早餐桌上开始吃妈妈准备好的面包和乳酪;桌上已经摆着牛奶和果汁。丹尼尔快步冲到积木毯上,开始一天的巨大工程;瑞莎乖巧地挨到克拉太太身边去,要了把小剪刀,动手做纸灯笼;路易和多莉正在角落里扮演医生和护士,多莉怀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娃娃,很心疼的样子;玩组合玩具的卡尔和汤玛士正在怒目相视,马上就要厮打起来;华安正从墙边玩具柜里抽出一盒拼图,今天早上,就从这个开始吧!
“要来的孩子实在太多,我们校舍来不及建,所以,”园长正在向妈妈解释“所以就挤了点。这个小班,现在一个老师带四十个孩子。”
“我们校车一大早去巡回接小朋友,到校时间大约是早上八点。”园长指了指停车场上一列排开的娃娃车。
“八点到了之后做什么呢?”妈妈细细地问。
“八点到九点是自由活动时间,孩子们可以在操场上玩。九点开始上课——”
“上课?上什么课?”妈妈诧异地问,她看见教室里三岁大小的孩子,好像坐都坐不稳的样子。老师声嘶力竭地在说什么,娃娃们有的在说话,有的在扭动,有的在发呆。
“我们有认字课、美术、音乐、体育、算术,还有英文早上三节课,每一节四十五分钟。”
这岂不是正规小学了吗?妈妈开始担心起来:华安从来还没有经历过“组织”性的团体生活,他不曾排过队伍,不曾和小朋友动作齐一地对“老师”一鞠躬,不曾照固定位置“排排坐”过,更不曾上过所谓的“课”在他的幼稚班上,小朋友像蜜蜂一样,这儿一群、那儿一串,玩厌了积木玩拼图,玩厌了拼图玩汽车,房间里头钻来钻去的小人儿,像蜜蜂在花丛里忙碌穿梭,没有一个定点。
团体活动,倒也不是没有。譬如体育,孩子们学着翻筋斗、跳马、玩大风吹;譬如唱歌,孩子们围着弹吉他的老师边弹边唱;譬如画画,每个小人儿穿着色彩斑斑的兜兜坐在桌边涂抹。但是这些所谓团体活动,只不过是大家同时做同一件事情,并不要求规范和齐一。而且,不愿意加入的孩子尽可以独自在一旁做他愿意做的事情。
“他甚至还没有上课和下课这种时间规范的概念——”妈妈似乎有点抱歉地对园长解释“在德国的幼稚园里,孩子们只有一件事,就是玩、玩、玩”
正说着,老师带着小班萝卜头鱼贯而出。有些孩子们兴奋得控制不住,冲出门来,被园长一把逮住:“不可以!操场是湿的,今天不可以出去玩!”
老师赶忙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小逃犯归队。走廊下,四十个小人儿手牵着手排成两列,等着,眼睛羡慕地望着操场那头正从滑梯上溜下来的华安;他的裤子和袜子早就湿了,妈妈知道。
“小朋友,手拉好,要走了!”老师大声地发号施令。
“去哪里呀?”妈妈惊讶着。
“上厕所。”园长说。
“集体上厕所?”妈妈呆呆地问。
“对,”园长耐心地解释“孩子人数太多,如果上课的时间里,一下去这个,一下去那个,没办法控制。所以每一个小时由老师全体带去。上课中途尽量让小朋友克制。”
“哦!”妈妈心沉下来,这个,安安怎么做得到;他可是渴了就上厨房拿水喝、急了就自己上厕所、累了就到角落里自顾自看书的,他怎么适应这里空间、时间、和行为的种种规范?
妈妈沮丧地走出“精英幼稚园”她真想让她的宝贝经验一下中国的幼稚教育,不只是学习语言,还有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都是她想给予华安的,然而那时间、空间、行为的三重规格又使她忐忑不安:这真是三岁的孩子需要的吗?
舅妈听了安妈妈的叙述之后,安慰着说:
“没关系!在台北也有那种开放式的幼稚园,就和你说的德国幼稚园相似。不过很贵,听说平均一个月要四千多块。”
妈妈傻了眼:“三百马克?”安安的幼稚园也只要一百马克,而台湾人的平均所得是西德人的二分之一不到,这幼稚园岂不昂贵得离谱?为什么呢?
舅妈摇摇头,没有答案;她还没告诉妈妈,如果三岁的宝宝要加入儿童英语班、如果要加入天才钢琴班、如果要加入文豪作家班她想想,算了算了,让妈妈和安安好好度假吧!
五岁的表哥对三岁半的表弟说:
“那辆白色的警车给我!”
表弟不放手,急急地说:
“nein,nein,dasgehortmir!”
“你已经玩很久了嘛!”表哥不高兴了。
“duhastaucheinauto。”表弟也不高兴了。
妈妈忍不住将报纸放下,仔细听起表兄弟俩的对白。这又是一个新发现:安安竟然和龙行说德语!
为什么?他和外公外婆舅舅舅妈都说国语呀!
这还是他们回到台湾的第一天。观察了两天之后,妈妈就恍然大悟了:在德国,安安每天上幼稚园。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小人儿都是说德语的;德语就是沙坑、秋千、小汽车、吵架的语言。龙行也是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却说不一样的话,真是矛盾极了。刚下飞机的安安一下子扭转不过来。
有一天早上,妈妈一边帮安安梳头,一边说:
“今天带你去幼稚园看看。”
安安有点紧张:“是不是跟德国的幼稚园一样?”
“嗯——”做母亲的沉吟起来,她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幼稚园年代了,虽然还记得破碎的儿歌词“排排坐、吃果果”今天的孩子还“排排坐”吗?
手牵着手,妈妈紧张地看着轰隆轰隆川流不息的车辆,找不到空隙过街去。她觉得头昏心跳,手掌出汗,在路边支撑了很久,却看见对面穿制服的一个小萝卜头若无其事地穿梭过街。她终于也过去了。
园长带妈妈去看小班。妈妈首先注意到房舍的结构是台湾典型的“教室”正正方方的一个房间,开着正正方方的窗和门。“教室”的布置也是她在台湾长大过程中所熟悉的:前面挂着黑板,对着黑板的是一列一列整齐的桌椅。此刻,小小教室里坐着密密麻麻的人。老师站在前面,正在教孩子们认字。
“还是排排坐,四十年都没有变!”妈妈心里想着。在德国的幼稚园里,房间不像“教室”倒像个家庭起居室。一个角落里是玩家家酒的地方,放着娃娃的床、衣柜、玩具厨房、小桌小椅。另一个角落里叠着厚厚的海绵垫,是聊天和翻滚的地方。右边的墙角下铺着一张地毯,玩积木造房子就在这张地毯上。左边的墙角下有一张矮胖的方桌,四周围着矮胖的小椅子,剪纸劳作就在这张桌上。其他还有几落桌椅,散置各处。
清晨七点半,幼稚园开门。零星几个小把戏就被爸爸或妈妈送来了。来得这么早,多半因为爸妈两人都得上班。陆陆续续的,孩子越来越多。安安通常九点才到,看他起得多迟。到九点半,大概所有的同学都到了,总共有廿个。
到了之后做什么?洁西卡坐到早餐桌上开始吃妈妈准备好的面包和乳酪;桌上已经摆着牛奶和果汁。丹尼尔快步冲到积木毯上,开始一天的巨大工程;瑞莎乖巧地挨到克拉太太身边去,要了把小剪刀,动手做纸灯笼;路易和多莉正在角落里扮演医生和护士,多莉怀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娃娃,很心疼的样子;玩组合玩具的卡尔和汤玛士正在怒目相视,马上就要厮打起来;华安正从墙边玩具柜里抽出一盒拼图,今天早上,就从这个开始吧!
“要来的孩子实在太多,我们校舍来不及建,所以,”园长正在向妈妈解释“所以就挤了点。这个小班,现在一个老师带四十个孩子。”
“我们校车一大早去巡回接小朋友,到校时间大约是早上八点。”园长指了指停车场上一列排开的娃娃车。
“八点到了之后做什么呢?”妈妈细细地问。
“八点到九点是自由活动时间,孩子们可以在操场上玩。九点开始上课——”
“上课?上什么课?”妈妈诧异地问,她看见教室里三岁大小的孩子,好像坐都坐不稳的样子。老师声嘶力竭地在说什么,娃娃们有的在说话,有的在扭动,有的在发呆。
“我们有认字课、美术、音乐、体育、算术,还有英文早上三节课,每一节四十五分钟。”
这岂不是正规小学了吗?妈妈开始担心起来:华安从来还没有经历过“组织”性的团体生活,他不曾排过队伍,不曾和小朋友动作齐一地对“老师”一鞠躬,不曾照固定位置“排排坐”过,更不曾上过所谓的“课”在他的幼稚班上,小朋友像蜜蜂一样,这儿一群、那儿一串,玩厌了积木玩拼图,玩厌了拼图玩汽车,房间里头钻来钻去的小人儿,像蜜蜂在花丛里忙碌穿梭,没有一个定点。
团体活动,倒也不是没有。譬如体育,孩子们学着翻筋斗、跳马、玩大风吹;譬如唱歌,孩子们围着弹吉他的老师边弹边唱;譬如画画,每个小人儿穿着色彩斑斑的兜兜坐在桌边涂抹。但是这些所谓团体活动,只不过是大家同时做同一件事情,并不要求规范和齐一。而且,不愿意加入的孩子尽可以独自在一旁做他愿意做的事情。
“他甚至还没有上课和下课这种时间规范的概念——”妈妈似乎有点抱歉地对园长解释“在德国的幼稚园里,孩子们只有一件事,就是玩、玩、玩”
正说着,老师带着小班萝卜头鱼贯而出。有些孩子们兴奋得控制不住,冲出门来,被园长一把逮住:“不可以!操场是湿的,今天不可以出去玩!”
老师赶忙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小逃犯归队。走廊下,四十个小人儿手牵着手排成两列,等着,眼睛羡慕地望着操场那头正从滑梯上溜下来的华安;他的裤子和袜子早就湿了,妈妈知道。
“小朋友,手拉好,要走了!”老师大声地发号施令。
“去哪里呀?”妈妈惊讶着。
“上厕所。”园长说。
“集体上厕所?”妈妈呆呆地问。
“对,”园长耐心地解释“孩子人数太多,如果上课的时间里,一下去这个,一下去那个,没办法控制。所以每一个小时由老师全体带去。上课中途尽量让小朋友克制。”
“哦!”妈妈心沉下来,这个,安安怎么做得到;他可是渴了就上厨房拿水喝、急了就自己上厕所、累了就到角落里自顾自看书的,他怎么适应这里空间、时间、和行为的种种规范?
妈妈沮丧地走出“精英幼稚园”她真想让她的宝贝经验一下中国的幼稚教育,不只是学习语言,还有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都是她想给予华安的,然而那时间、空间、行为的三重规格又使她忐忑不安:这真是三岁的孩子需要的吗?
舅妈听了安妈妈的叙述之后,安慰着说:
“没关系!在台北也有那种开放式的幼稚园,就和你说的德国幼稚园相似。不过很贵,听说平均一个月要四千多块。”
妈妈傻了眼:“三百马克?”安安的幼稚园也只要一百马克,而台湾人的平均所得是西德人的二分之一不到,这幼稚园岂不昂贵得离谱?为什么呢?
舅妈摇摇头,没有答案;她还没告诉妈妈,如果三岁的宝宝要加入儿童英语班、如果要加入天才钢琴班、如果要加入文豪作家班她想想,算了算了,让妈妈和安安好好度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