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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一叶叶盛长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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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叶盛长是一片不可多得的绿叶。

    叶盛长(1922—2002)男,汉族,祖籍安徽太湖,京剧老生演员。

    粉碎“四人帮”不久,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在中央统战部的安排领导下恢复了活动。

    母亲(李健生)在右派问题予以改正后,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也是她1957以前担任的职务。说到恢复组织活动的事,母亲碰的钉子特别多,且有苦说不出。这些“钉子”大多来自1957年反右斗争中受到牵连的名医。有位名医是经母亲介绍参加农工党的,可并未划为右派。母亲登门拜访,对方开门一看是章伯钧老婆,又来搞民主党派活动了——“啪”地一声把门关上。这位名医见到我也是不理的,因为我是章伯钧的女儿。

    叶盛长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他受我的父母牵连至深,不仅戴上右派帽子,还送去劳教。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1978年后,他主动找到了农工党,参加各种活动。有一年的春节,初八的下午四点钟的样子,我们全家围坐客厅,正喝红茶、吃点心。突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叶盛长,只见他鼻架金丝眼镜,身穿合体的黑呢子大衣,衣冠齐楚,面容清秀,拱手道:“我来给李老拜年啦!”

    一家人傻了,全体起立。

    三天没睁眼(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富连成”科班班主叶春善的妻子怀叶盛长的时候身体很弱,不想再生了。她一边吃中药,一边请按摩师每日做推拿,同时还叫几个女儿给自己捶腰,目的是把胎儿打下来。可是,什么办法都没管用。结果,还是生下来了。落生时又瘦又小,三天没睁眼。

    叶盛长七岁进小学,先后上了不到两年的学,倒换了三个学校。父亲摇头叹息道:“不是块读书的料呀。”

    梨园世家出身的他也只有唱戏了。

    进“富连成”(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九岁那年,他进了“富连成”进了科班,他的父亲叶春善就对教戏的老师说:“对我的孩子,只能严,不能宽。”

    别看老子是科班的班主,儿子也得像所有的学员一样“写字儿”(即立契约)。内容大意是:今将叶盛长,年九岁,志愿投于“富连成”为徒,习学梨园生计。言明七年为满,凡于限期内所得银钱,俱归社中收入。在科期间,一切食宿衣履均由科班负担。无故禁止回家,亦不准中途退学,否则中保人承管。倘有天灾病疾,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情,须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富连成”科班还有“学规”也叫“训词”全文是这样的:

    传于我辈门人,诸生须当敬听;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技之能。

    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以后名扬四海,根据即在年轻。

    何况尔诸小子,都非蠢笨愚蒙;并且所授功课,又非勉强而行。

    此刻不务正业,将来老大无成;若听外人煽惑,终究荒废一生。

    尔等父母兄弟,谁不盼尔成名?况值讲究自立,正是寰宇竟争。

    至于结交朋友,亦在五伦之中;皆因尔等年幼,哪知世路难生。

    交友稍不慎重,狐群狗党相迎;渐渐吃喝嫖赌,以至无恶不生。

    文的嗓音一坏,武的功夫一扔;彼时若呼朋友,一个也不应声。

    自己名誉失败,方觉惭愧难容;若到那般时候,后悔也是不成。

    并有忠言几句,门人务必遵行;说破其中利害,望尔日上蒸蒸。

    叶盛长按父亲的要求,把“学规”手抄下来,带在身边,时常翻阅,借以自警。他行完磕头拜师大礼,就开始了苦役般的习艺生活。叶盛长这一科(“世”字科)的特点是:学文也学武,学本行当,也学其他行当,并要求每出戏都能“抱通本”(谙熟全剧,包括每个角色的唱念做打及舞台调度、音乐锣鼓、服饰穿戴)。为了青风亭里一个右手握拐棍的姿势,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叶盛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他说:“挨打不冤。记得特别瓷实,一记就是五十年。”

    最初的两年是练基本功,然后就开始学戏。学会一出(戏),就登台演一出,边学边演,久演久熟。科班的业余生活是:看小人儿书,练毛笔字,做手工(做木质的刀枪龙套打的标子旗等),画脸谱,画布景,装矿石收音机。总之,也都与戏相关。

    由于家族背景和本人的好学,教他的老师可真不少。除了开蒙老师以外,王喜秀师兄教他武生戏和老生戏,如恶虎村连环套洗浮山定军山太平关战长沙伐东吴南阳关战太平珠帘寨溪皇庄等;张连福师兄教他唱工老生戏,如取成都取帅印二进宫)(空城计捉放曹托兆碰碑御碑亭宝莲灯武家坡汾河湾桑园会伍子胥贺后骂殿四郎探母等;雷喜福师兄教他四进士一捧雪清风亭清官册打严嵩马义救主豫让吞炭卧薪尝胆七星灯烟粉计战北原坐楼杀惜等剧目;马连良手把手教打渔杀家甘露寺广泰庄三字经等拿手戏;王连平师兄教他武松打虎麒麟阁别母乱箭等剧目;刘喜益师兄教他落马湖;宋继亭姐夫教他伍子胥;三哥(叶盛章)教他问樵闹府五人义胭脂宝褶三岔口大名府等剧目;四哥(叶盛兰)教他群英会临江会黄鹤楼奇双会南界关镇潭州白蛇传等十几出戏;苏连汉师兄教他红生戏(关公戏),如古城会水淹七军白马坡斩颜良汉津口单刀会等;萧长华老先生教他取桂阳借赵云等三国戏。另外,梅兰芳、盖叫天、尚小云、唐韵笙、李洪春、谭富英等人也都在艺术上提携他。总之,叶盛长的学艺经历可谓得天独厚——不是名师传授,便是高人指点。几年下来,他学会了二百多出戏,且功夫过硬、技术全面。

    有着这样好的家族背景,又有那样好的老师传授,他本该大红大紫。不幸的是,频繁的演出、过度的疲劳使他很快“倒仓”(即男性京剧演员在青春期产生的变声现象,声音低粗,不能胜任一般的演唱)。在倒仓期间,又没能科学地养护和使用嗓子。后来虽经治疗,却始终未能完全恢复。这样,叶盛长在舞台上就成为一个辅助别人的二路老生(即扮演次要角色的老生)演员了。他会的戏实在太多了,功底又深,台风又好,人往台上一站,顿时增光添彩。所以,哪个戏班都欢迎他。

    婚事(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8岁那年,母亲提出要为叶盛长订婚。而此前的家规是,男孩子不够20多岁不得娶妻。母亲之所以破例,是因为他年幼,老人怕等不到了,要亲眼看见小儿子成家立业。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叶盛长心里也有个想法,就是想娶个有文化的女学生。在“富连成”没学文化,一直是他的遗憾。那时,也真有女学生的家长来说亲。可母亲和几个哥哥都不同意他的打算,他们说:“咱们是艺人,地位低下。不能跟有钱人家的小姐做亲,还是娶梨园行的姑娘可靠。”那时,讲究父母之命,既然母亲和几个哥哥都这样坚持,他也就放弃了娶女学生为妻的念头。

    一次到天津唱戏,中国大戏院的职员张润生对叶龙章说:“不如将谭小培的三女儿谭秀英介绍给你五弟。”叶龙章觉得很好,回家立刻禀告母亲。母亲和几个哥哥商量,觉得谭家和叶家都是有名的梨园世家,算得上门当户对,还挺合适的。再说,他是老生行当,将来还可以得到谭小培、谭富英父子的帮助呢。

    一天,谭小培为小女儿的孩子办满月。叶盛兰让弟弟穿戴整齐,说是带着他去谭家吃满月酒,实则是相亲。谭小培见叶盛长相貌清秀、谈吐文雅,非常喜欢。当即就要了一张照片。没过几天,就托人回话儿,表示同意这门亲事。两家准备一番之后,在当年的8月,叶盛长和谭秀英结为夫妻,开始了一生一世的悲欢离合。

    叶家子弟谭家婿(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谭小培和叶盛长还特别合得来,也谈得来。翁婿在一块儿,不怎么聊戏,他们聊玩。比如俩人聊到溜冰,什么“里刃”“外刃”“正八字”“倒八字”专业名词一套一套的,别人根本听不懂。

    叶家兄弟要数叶盛长最爱玩儿,也最会玩儿。跳舞、溜冰、游泳、骑马、射击,他都会。社会上流行什么,他就玩儿什么。流行自行车了,他骑自行车,买的还是名车——英国“凤头”牌的。流行摩托车了,街上就能看见他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般的神气样子。流行西服了,他穿西服,还是最时髦的奶油白。别看他是梨园行的,自己可特别喜欢电影。电影院上演新片子,他都抢先去看。他认识很多电影明星,有的还成为挺要好的朋友。他曾经对自己的孩子说:“我要不是叶家人,早跟胡蝶去拍电影啦!”

    叶比花好(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从1940至1948年,他和三哥、四哥几度南下上海,三兄弟一齐上阵,真是红得发紫,天天客满。在上海,许多大角儿都愿意与叶氏兄弟合作演出。这里,我忍不住要开列几张戏单。外行可能看不出名堂,可让懂京戏的人看了,就像看到名菜馆里的一张好菜单,馋得要流口水了。比如,合作演出的群英会,周信芳的鲁肃,叶盛兰的周瑜,高百岁的刘备,裘盛戎的黄盖,高盛麟的赵云,袁世海的曹操,叶盛长的孔明,赵如泉的关羽。又如,全本武松(包括“打虎”“阳谷县”“挑帘裁衣”“狮子楼”“打店”),盖叫天演武松,吴素秋演潘金莲,叶盛章演武大郎,叶盛兰和叶盛长演前、后西门庆(即一个演前半本的西门庆,一个演后半本的西门庆)。1947年秋,他们哥仨同时接受了邀请,参加了“恒社”首领杜月笙60大寿的堂会。他们演的戏仍是武松,叶盛章的武大郎,叶盛兰的西门庆,叶盛长的何九叔,而武松的扮演者是李少春,潘金莲的扮演者是李玉茹。那次堂会戏可谓空前绝后,标志着中国京剧的最高水平。“语其扮相,实觉春容,语其武功,良亦精通”——这是口味挑剔的上海小报对叶老五表演的评价。尤其欣赏他如此年纪,竟善演衰派老生,所以形容叶盛长是“下台美如冠玉,上台老气横秋”

    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作为二路文武老生,叶盛长是一片不可多得的绿叶。所以,很多角儿也愿意请他配戏。仅在上海演出的一段时间里,与他合作的名演员就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唐韵笙、孟小冬、马连良、于连泉、赵桐珊、谭富英、杨宝森、高盛麟、王少楼、王少亭、马富禄、茹富兰、言慧珠、童芷荃、白玉薇、魏莲芳、高雪樵、宋遇春、李多奎、李四广、刘斌昆等。叶盛长说:“我给他们配演次要角色,心里美滋滋的!”

    是呀,像他这样的“一片叶”比现在的“大红花”可强多了,也好看多了。

    他也挑班(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44年的一个夏天,岳父谭小培对这位姑爷说:“你出科以后,陪着三哥、四哥唱这么多年了,也该自己闯荡闯荡了。”

    “怎么个闯荡法呀?”姑爷问。

    “得自己挑班挂头牌。”(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叶盛长吓了一跳:“我行吗?”

    “怎么不成?事在人为嘛。你看你三哥、四哥都能挑班,你为什么就不行?即使不能长期挑下去,也得短期挑些日子,往后人家提起你来,也得说你不光是陪人家唱过,自己也挑过班儿。”

    叶盛长真动了心,可这班儿怎么个挑法?单凭自己行吗?岳父见他面有难色,就说:“我替你想办法,你就听我的信儿!”

    说罢,谭小培就大包大揽干起来。冲着谭家、叶家的人情和面子,谁都答应帮忙。叶盛兰当即表示心甘情愿为弟弟挂二牌。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阴历初七,北京前门外的中和戏院贴出了以叶盛长为头牌老生的广告。戏码是群英会“富连成”的师兄都来帮衬,凑成一个强大的阵容,戏院也卖了个满座。所有的演员都使劲儿,要把这个新主演托起来。

    演了几场,觉得姑爷的嗓子毕竟不是挑大梁的人,聪明机灵的谭小培当机立断,就此打住。叶盛长挑班挂头牌的演艺生涯,搞了一个多星期便“歇菜”了。散摊儿的时候,叶盛兰对比自己小八岁的弟弟说:“只要你愿意,我还能陪着。”

    1948年(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围了北京。城内气氛紧张,很多艺人内心惶恐不安,有的南下,有的赴港赴台。叶氏兄弟商量决定留在北京。叶盛长觉得自己是凭唱戏挣饭吃,不参加什么政治派别。

    兵临城下,剧场的业务就很萧条了。而票房的多少,又决定着艺人的温饱。面对这样的局势,叶盛章和沈玉斌出面,把原来由尚小云等主持的“北平梨园公益会”接了过来,易名“国剧公会”着手解决艺人的生计。公会按行当分组,大家推举德高望重的李洪春先生担任生行的组长。李洪春为提携后进,坚持把这个职务让给年轻的叶盛长。

    他非常积极,到处奔走,出头组织义务戏的演出,然后把收入分发给生活贫苦的同行。叶盛长干得很出色,与此同时,也培养了自己从事社会工作的兴趣和能力。

    纠察(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了。跟着,党的新文艺工作者也进城了。在一次欢迎会上,他结识了来自延安评剧院的领导同志,也看到了从革命老区归来的演员李和曾等人。那时,谁从延安来,谁就更革命,也更光荣。叶盛长也很想参加革命工作,终于机会来了。他一方面继续做国剧公会的事务,一方面接受北京市九区(宣武区)人民政府的委派,搞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他穿上了干部服,戴上了八角帽,臂上扎上印着“纠察”字样的红袖章,每天在自己居住的宣武门一带走街串巷、值勤巡逻。来往的行人不时用好奇又惊奇的眼光上下打量这个身着“八路”式装束却又非常潇洒俊雅的男人。许多人向他投以微笑,叶盛长心里可美啦。甚至觉得这身土打扮比镶金绣银的蟒袍玉带还光彩!他说:“从前只不过是粉墨登场逢场作戏时的空幻荣耀,今天,才是新生活给予我的切切实实的做人权利呀!”

    谁听了,谁动心(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这一年的7月2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叶盛长出席了。他没想到毛泽东也出席了。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特好。觉得老人家是“那么亲切慈祥平易近人,完全不像我们过去见到过的那些达官贵人”毛泽东对与会者说:“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革命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

    一向受人蔑视的戏子,忽地被领袖称为人民艺术家。“折腰惭,迎尘拜,苦尽甘来。”把个叶盛长感动得直掉眼泪。

    不久,北京出现了一个由国家兴办的京剧演出团,名字叫“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他出于好奇看了这个团演出的三打祝家庄江汉渔歌。演出完毕,他跑到后台看自己的同行。已经在这个剧团唱戏的张云溪对他说:“参加国营剧团吧,参加了国营剧团就是参加了革命的组织。我们这儿,同志之间非常团结。没有你争我夺的现象。剧团不分名次,没有什么头牌、二牌之分。你看你在私人班社里总是给别人‘挎刀’(指戏班中的次主角,二牌演员即称挎刀,寓有随从协助之意),可到了这里,遇到合适你演出的本子,同样有机会演主角。从生活上讲,虽说我们的工资不高,但生活上用不着发愁,不像在私人班社那样,有戏时能分戏‘份儿’(京剧戏班中付与演员等人工资的一种形式),没戏时就‘扛刀’。即使你将来老了,不能再演戏了,照样可以领到退休金。盛长,希望你尽早参加到我们这里来,我可以做你的介绍人。”这番话,真是谁听了,谁动心,特别是除了大角儿以外的一般艺人。难怪那时成不了角儿的普通艺人,都特别踊跃地要求剧团班社“合营”

    回到家中,他兴致勃勃地把张云溪说的那“一条明路”指引给了夫人谭秀英和岳父谭小培。父女也跟着动心。谭小培决定立即行动——亲自出面拜渴了负责领导这方面工作的田汉和马彦祥。他们当即表示欢迎,但又说要看看叶盛长的戏。叶盛长心里明白:共产党这是要考核自己的业务了。

    考核他的人是田汉。怪了,田汉不叫他演应工老生戏,也不让唱经常兼演的武生戏,偏偏叫他演一出小生戏。原来那时的田汉就有意叫剧团排演自己改编的金钵记(后改名白蛇传)。按传统的演法,剧中的许仙是小生行当应工。但田汉不喜欢小生行当那种真假声相间、大小嗓并用的演唱方法。更怕将来出国演出,听惯西洋歌剧的外国人接受不了。所以,他刚当局长就主张一律改用本嗓演唱。

    事情说定后,便在华乐戏院给叶盛长安排了两出折子戏。一出是悦来店,一出是穆柯寨,戏中旦角是已先期加入国家剧团的云燕铭。叶盛长在这两出戏里,虽说都用的是大嗓,可身段、台步、做派都是小生行当的戏路子。因为全才的叶盛长从前演过小生。再说,人家四哥(叶盛兰)是谁呀,素日给四哥配戏,四哥也给他说戏,站着看也修成正果了。演下来,考官很满意。

    1950年8月1日,叶盛长办理了加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的手续。他不但演了金钵记,接着还演了三打祝家庄和江汉渔歌。进了国家剧院就接了几个“活儿”深感受到重视。所以,他说:“这个日子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从这一天开始,我彻底结束了旧艺人在私人班社卖艺生涯,而正式成为一名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了。”继他之后,四哥叶盛兰、三哥叶盛章,不惜抛弃挑班头牌名角儿的高薪厚“份儿”也毅然参加了这个国家剧院。

    新生活(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他开始了新生活。什么是“新”?排演新剧目是“新”;而更重要的“新”是他的生活常和政治、政府、政权相联系了。刚进剧院不久,便突然接到上级紧急指令,要抽调部分演员随中央首长去执行一项特殊的政治任务。

    那时西北地区有的省份还没有归入中央政权。为了促进统一大业的完成,中共中央决定派以沈钧儒为团长的“中央赴西北访问团”代表中央去和当地各阶层人士做广泛接触。团内除了知名的政界人士以外,便是文艺演出团体。从前一个唱戏的,顶多是给达官显贵唱个堂会,什么时候以神圣的名义参与上层政治?多么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呀!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叶盛长自然报名,批准后,他兴奋极了,觉得自己是直接参与革命了。

    他和同志们到达的第一站是西安,受到常胜将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的接见和宴请。宴请时,有个武生演员不识相地坐到了中央首长席。这哪儿是艺人坐的位子?叶盛长为此可急坏了,赶紧请工作人员把那“不识相”的武生演员招呼下来。

    第二站是兰州,热诚接待他们的是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非中共党员的邓宝珊提议剧团和当时也在兰州的程砚秋合作演出两场义务戏,用演出所得购置棉衣,赈济穷人。义演完毕,邓宝珊设宴招待。邓宝珊特别喜欢京剧,在剧团离开兰州前夕,他又特别邀请了几个主要演员到家里吃他自己独创特制的“翡翠面”即用煮烂的鲜菠菜泥与菜汁儿和面,擀出来的面条碧绿有光,悦目又鲜美。叶盛长发现邓家花园竟有几座坟墓,经人说明始知系邓宝珊夫人、儿女之墓。他们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艺人们自动伫立墓前,脱帽致哀。

    这次长途跋涉最重要的使命是到拉卜楞寺,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会见在这里的西藏活佛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把毛主席送给他的礼物——一辆小卧车转交给他。沈钧儒代表中央希望班禅为和平解放西藏出一把力。班禅慨然允诺。剧团演了好几场戏,那里的藏民可喜欢看了。艺人们也许不知道在轻歌曼舞中完成了高级统战任务,但叶盛长分明觉得自己已从戏子上升到了文艺战士。

    抗美援朝期间,一些主要演员抽调去参加赴朝慰问团,他们甩下的活儿,领导上让叶盛长接替。“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一些有问题的人被“集中”了,舞台腾出了空隙。叶盛长演戏的机会更多了。对这几年的生活,叶盛长的感受是:“我切切实实地感到做一个新型的文艺战士是无比光荣和自豪的。”同时“也更加认识了自己”

    什么才是自己?(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56年,他参加了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为减少语言障碍,剧院更多地排练了武打戏和舞蹈戏。毛泽东、周恩来看了演出后,勉励他们说:“要以最完美的艺术为祖国争光。”

    他们先去波兰、莫斯科,后又去北欧五国。就像惊叹中国京剧何以能用虚拟动作表现行船和水浪一样,瑞典皇家剧院总导演也惊讶叶盛长何以能用很低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回国时,大使馆的同志们热情欢送。他们说:“你们用艺术帮助我们取得了许多用通常的外交手段难以达到的良好效果。”

    原来今天的艺术,不再是过去的玩意儿,而是国家的宣传工具了。

    右派窝子(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1957年,在我母亲的动员下,叶盛长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春季,他响应号召积极参加大鸣大放,义不容辞地帮助中共整风。动机单纯,热情高涨。常陪着张伯驹参加各种类型的座谈会、鸣放会,并在会上畅抒己见。他又一次感到做一个新型的文艺战士的光荣和自豪。但这次的政治行动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一夜之间,他被清除出革命队伍,沦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仅他是,四哥是,三哥也是个内定中右。好端端的梨园世家,一下子变成了右派窝子。

    啥叫“教养”?(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到了1958年,在战战兢兢的日子里,他终于熬到了接受处分的那一天。领导依据政策,给叶盛长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啥叫“教养”?他这辈子没听说过的有这样一种处分?从前只知是父母教养,现在才晓得还有劳动教养。但二者都是“直见性命”

    遥望将来“一半儿云遮,一半儿烟霾”叶盛长饱含着恐惧、凄惶,抛下一家妻儿老小,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北京城,踏上这条“改过自新”的“教养”之路,被押送到150公里以外的茶淀。那里有个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专门改造犯人和劳教人员的清河农场。据说之所以取名为“清河”是包含着让犯罪分子在这条清水河里把身上污垢洗净的寓意。他睁大了眼睛,四周却是一片黑暗——一种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的黑暗。自己已堕入了深渊,而且没有一根绳索能拉他走出这个黑暗了。

    听说在清河的日子是每天挖土方、抬大筐,完不成定额要挨整。叶盛长37岁,正是年富力强,自幼还有练就的武功底子,可这样的活儿,从来没干过,自己行吗?挺得住吗?

    继续唱戏(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没承想,大队人马到了清河农场,惟独把他一人用小吉普车送到农场场部附近的一处整洁的长形院落。一进门,叶盛长便听到了熟悉的锣鼓声、胡琴声和吊嗓子声,还有人在练功。这是剧团吗?他还真个猜对了。这儿正是剧团,它的全称是“清河农场文教队业余京剧团”说是业余,其实是全脱产的专业剧团。于是,他没有干任何农活,在这里继续唱戏了。

    他的幸运,并非源于政策,而是遇到了一个戏迷。这个戏迷就是清河农场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的梁处长。此人比较开明,又喜京剧,便一手创办了这么个剧团。他把叶盛长叫到家里,拿出好烟好茶招待,说:“你是梨园世家,来了正好有用武之地。我希望你多出点子,多卖力气,把这个剧团的水平搞上去。你今后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困难,不必顾虑,可以直接找我。”

    剧团的政治指导员也对他说:“我们考虑到你的专业,没有把你放到劳动单位去,而仍然让你干你的专业。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和照顾。希望你在彻底改造反动世界观的同时,为剧团做贡献。我们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叶盛长很受感动,当即表示:“请放心,我一定努力干,以赎清我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过。”

    在那样一个环境,却遇到这样的好人,叶盛长曾对我的母亲说:能在劳教农场继续唱戏,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实,这个大幸也是自己得来的——因为他是叶盛长。

    中国历朝革命皆必有歌舞,戏曲又是以歌舞演故事。所以,他的“大幸”也不完全在于遇到一个戏迷型的劳教干部。

    不弱!(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到了剧团,他发现剧团的阵容不弱呀!里面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和受过名家指点的北京名票。比如主要青衣演员就是梅派青衣赵慧娟,扮相、嗓子、做派都好。花脸连振东,就经过侯喜瑞的指点。武生兼武净郭世华是中国戏曲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几位老生、小生及武戏演员,则分别出科于“荣春社”和“鸣春社”另有部分票友也各有宗法,具有相当的水平。他们经常演出不少老戏、本戏。他看了几场以后,觉得戏路子是比较正规的。

    不久,与他同一个单位、同样性质的丑角演员方荣慈也被送到了清河农场劳动。叶盛长打听到情况,向梁处长提出建议,把方荣慈调到剧团来,以充实阵容。听了有关业务介绍,当晚梁处长派人把方荣慈接到了场部小礼堂。叶盛长和他演了一出问樵。领导看后满意,方荣慈就留下了。此后,又有一些北京的京剧演员因为各种情况而被送来。其中,最有名的要算马连良之婿、著名武生演员黄元庆了。

    据我所知,四川劳改局所属的川剧团的阵容也不弱,缺个净行,他们还真把个好花脸弄了进来。我在四川监狱呆了十年,其中的一个感受就是:在中国,只要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定也藏龙卧虎。

    立功赎罪(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他只想立功赎罪,到了剧团后就一门心思用在演出上,自己争取多演,还担任了导演。这多亏“富连成”科班的严格教育,使叶盛长具备全面的功底,也掌握大量的剧目。他先是排自己拿手的剧目,后排演其他的剧目。每排出一个戏来,立即在总场和下属各分场巡回演出。出戏的速度很快,演出的活动也频繁。北京在大演现代戏了,他们也跟着学演。特别是农场领导让他这个右派分子扮演杨子荣英雄形象,叶盛长听了,真是“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从剧本分析、唱腔设计到舞台调度,他算得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了。唱腔上融合俏丽多姿、节奏明快的马(连良)派,形体动作上则更多地从武生表演方法中提炼出新的程式。开打和某些念白他还揉进了武丑的技巧。结果,他的杨子荣大受欢迎,一连演了几十场。这回,叶盛长真挑大梁挂头牌了。但走到哪儿,广告只写“国营清河农场业余京剧团”演员的名字一个没有。

    继而,在叶盛长的建议下,还排演了三打祝家庄柳荫记猎虎记赵氏孤儿以及杜鹃山。后来,赵氏孤儿还带到北京给公安部做汇报演出。他和黄元庆请马连良、裘盛戎光临指导。他们都去了,又光临又指导,把剧团的人高兴坏了。

    一位看过他在清河农场演出的北大右派学生对我说:“叶盛长的做功,实在是太好了。他在戚继光斩子里,饰演戚继光。‘斩子’的时候,他站在帅案前面,背向观众。但通过背部、肩部、双臂的动作,把人物内心激烈的痛苦都表达出来。”

    在演出、排练之余,叶盛长还接受了培养青少年演员的任务,一下子招收了30多名学生。由他和其他演员负责孩子们的练功和教学工作。他每天工作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了在中国京剧院当演员。犯人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太慢。因为排戏的任务一个接着一个,所以叶盛长却觉得自己在清河的日子过得非常快。

    农场在风景优美的葡萄园内建有几栋造型漂亮、设备考究的别墅,经常有中央首长或北京市领导干部来此休假或养病。每遇首长莅临,必看演出。叶盛长为彭真、罗瑞卿、冯基平等人演过专场。演毕,中央首长上台接见时总说:“好好改造思想,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白面饺子(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大概是在1960年,清河剧团到新建的塘沽戏院演出,这个戏院也是塘沽京剧团所在地。剧团里有个郭仲林先生,他先学谭派,后给名票夏山楼主(韩慎先)操琴。郭先生在后台见到叶盛长,眼里噙着泪、紧紧握着手说:“老五,你的戏下来以后,到我家坐坐。”

    好在当日叶盛长的戏排在前面。演完了,他去郭先生的小屋小坐。一进门,就惊呆了:原来老俩口正为自己包饺子呐。时值三年饥荒,有两个窝头就是不可多得的美餐了。深受感动的叶盛长说:“干嘛这么破费,我们的伙食还可以,这饺子您留着自己吃吧!”这也是实话,那时剧团的人吃的是农场干部食堂,细粮多,粗粮少,演戏归来,还可以加一顿夜宵。黄元庆是回民,一场武戏下来,体力消耗大,领导有时还特意犒劳他涮羊肉呢。

    郭先生却慎怪起来:“老五,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诚心诚意给你预备的。想你从小就没受过磕碰,如今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心里真替你难受。大忙我们是帮不上的,这么多年不见,总该让你吃上一顿可口的饭吧。”

    今日春来,明朝花谢。叶盛长端着热腾腾的白面饺子,一时哽咽难言。重回首,往事堪嗟!

    她是江山(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叶盛长被送去劳动教养的前一天,把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擦了又擦。他走后,谭秀英用布把那自行车裹得严严实实,放在顶柜上。对孩子们说:“你们谁也不许动,这是你们爸爸最喜欢的东西了。”

    叶盛长原来是每月二百二十多元工资,劳动教养后,就没了工资,只有三十元的生活费,仅够他自己用的。在叶盛长劳教的四年时间里,家中一点经济来源都没有了。一个女人带着八个孩子可这么过?他们唯一的儿子叶金援告诉我:那时给自己最深的印象,就是母亲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烟,一边发愣。

    儿子问:“妈,您又在想什么呢?”(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谭秀英答:“我在想今儿咱们吃什么?明儿咱们卖什么?”

    吃饭的时候,能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电扇。”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这是把电扇卖了。

    过些日子,又听见母亲说:“今儿咱们吃耳环。”

    孩子们心里明白,母亲把自己的首饰卖了。

    能卖的都卖了,连陪嫁都典当光了。实在没法子了,她跑到娘家,请求帮助。每次,哥哥谭富英都没让妹妹空手回去过,一边偷偷塞钱,一边悄悄叮嘱:“这钱,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呀,我这儿也不跟家里讲。”叶盛长在外多少年,谭富英就接济了多少年。

    丈夫获罪,子女受苦,谭秀英没有丝毫的离恨之心。这个从来不抛头露面的女人,为了等丈夫、养孩子,找到街道工厂,当了一名采购员。

    1960年,叶盛长因演出劳累和心情郁闷而突发心脏间歇症。农场领导通知了他的妻子,谭秀英接到电报,即匆匆上路。一个30多岁的瘦弱妇女,背着几十斤重的衣物食品独自行走。路长,夜长,她深一脚,浅一脚,一盏路灯也看不到。

    夫妻相见,泪水涟涟,俩人半晌说不出话来。叶盛长见妻子带来那么多的滋补食品和营养品,遂惊问:“咱们哪儿还有钱?买这么些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

    谭秀英扭脸不答。

    叶盛长追问再三,她才开口:“自你离家,早存的那点家底儿已经耗光了。现在只能卖着吃,所有能换的东西都换了钱。不然,那么多张嘴怎么活呀?”

    叶盛长说:“有些东西什么时候也不能动,比如咱老父亲传下来的宝剑。”

    “你说晚了,宝剑已经出手了。”

    “什么,你把它卖了?”(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不卖,我拿什么给你买东西?”

    劳动教养期满后,中国京剧院却不想接叶盛长回来。谭秀英知道情况后,跑去找相关领导,理直气壮地说:“当初你们给他的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既然保留公职,那叶盛长就还是中国京剧院的职工。他就得回来!”

    他回到了北京。夏天清晨胡同里随风吹落的槐花,中午从窗户里飘散出来的菜香,日落时分邻里街坊来回走动的悠闲神情以及那街灯下忽长忽短的身影——这些是他在最孤独时的渴望,又终于呈现在眼前。叶盛长回到了家,那辆英国凤头牌自行车还在。

    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谭秀英不可量,如山如海。她是妻子,她还是江山。

    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在中国京剧院二团,他唱了几年的戏,登台的机会不多,都是配角。熟人见面,客客气气,也冷冷淡淡。叶盛长极大地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不管排什么新戏,不管领导把什么角色分配给自己,他二话不说,就都担当起来。“佐国心,拿云手,命里无时莫强求”

    1963年,中国京剧院决定排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叶盛长先后担任过王连举、鸠山、小伍长等几个角色,而最后竟连一个小角色也没演成。特别是鸠山一角,他和三哥叶盛兰为了这个角色,化了许多的心思。后得知由毛遂自荐的袁世海出演,叶氏兄弟则把自己的创意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当然,富于想象力的袁世海并非照猫画虎地按叶氏的构思去演,而是沿着花脸的路子创造出另一个鸠山形象。红灯记彩排那天,江青坐镇,气氛紧张。叶盛长亲手给袁世海化装,除了脚下一双马靴是新置的,其余仍按叶盛长设计的扮相。这事儿要搁在从前,他早发脾气了,起码也得找领导说道说道。而现在他全忍了,也认了。因为想想自己的身份,实在不能和别人相比,只有听任驱使,无比顺从了。中国京剧院的疏冷与淡漠,让他常常回想起在清河那些忙碌的日子,为什么眼下的现实总偏离当初的理想?

    “文革”乍起,叶盛长便从配角变为陪斗,斗三哥,他陪着;斗四哥,他陪着;斗当权派,他也都陪着。从小他受多少宠,现在就受多少罪。从1966年到1976年,他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活儿——先烧锅炉,烧了一段时间得了病,就叫他看澡堂子。每天负责卖澡票、放水、刷池子,后又调到食堂卖饭票。他还当过电工、管道工。这十年间,啥都干了,就是没唱戏。生命就这样沉浮在一汪死水里,卑微又委屈。而这种生活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则有着全部的严酷意味。

    什么是命?无可奈何就是命。京剧、昆曲这样的精致文化,使艺人在戏剧情景中成为才俊,也使他们在另一番情景中成为废物。艺人即使有优异的秉赋,也是要在正常秩序下,得有相当的条件才能发挥。也就是说,越是高雅的艺术就越需要安闲的条件。叶盛长在回忆录里说:“艺人一旦不能演戏了,便有沦为乞丐的危险。”他的话说得含蓄,没挑明这个“危险”是什么。

    有一点愠怒,就有更多的苦涩(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78年,叶盛长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他以清白之身开始了新的演艺生涯。即使领导让他扮个船夫,也觉得幸福。其实,他的心里很清楚:代际的更迭正在加速进行,年轻的一代已掀起一个又一个“时尚”“创新”的浪潮。他还没来得及重新证明自身的文化创造力,就被后来者迫不及待当成了“老前辈”推到一边儿歇着去了。

    1980年,叶盛长随中国京剧院赴香港,回到广州做汇报演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翻了一个“抢背”当时就深感不适。待演出完毕,便突发了脑血栓。幸亏治疗及时,更多亏妻子照料,妥帖安排起居,规律又合理,精心安排伙食,吃着顺口,又于病有益。每日到时候催他起床,催他散步,催他吃药,催他午觉。叶盛长也有毅力,就是躺床上,也坚持练功。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锻炼,他的左臂和左腿居然恢复了大部分功能,原来的糖尿病也大为好转。痊愈后的叶盛长曾对我母亲说:“如果没有妻子加‘家庭护士’的严格管理,自己的病是肯定好不了的。”生活就是这样,有一点温馨,就有更多的苦涩。1985年,谭秀英病倒了,检查的结果是白血病。一家人都吓傻了。

    “文革”时,叶盛长的私人房产——宣武门海北寺街八号的两进四合院共24间平房连带一个庭院,全部归了公。后来落实政策,政府给了八千块钱。别小看这八千块,它是叶盛长1949年以后仅有的财产和积蓄!全拿出来给妻子治病,也没能见效。

    “淡却双蛾,哭损秋波”临终那一刻,谭秀英对丈夫说:“看样子我得走了。撇下你,我真有点不放心。往后,你要多注意身体,多活几年”她吐露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泪凝成。牢牢给在谭秀英心上的情结,渐渐松开,走了。她结束了自己艰难疲惫的生命历程,而他的生活也从此而改变。

    一世忠贞出名门,秀洁冰清,甘做贤妻良母。

    半生坎坷临逆境,英姿依旧,堪赞劳苦功高。

    这是梨园行送的一副挽联,也是对她的概括与评价。我注意到:上、下联分别嵌入了“秀”“英”二字。

    因为写叶盛长往事,我和叶盛长之子、颇有成就的京剧武生演员叶金援成了朋友。一次聚会,我问他:“你父亲可真是漂亮呀。有很多女人跟他要好吧?”

    他笑了,点点头。(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我说:“那你妈妈知道吗?”

    我问到这里,清秀的叶金援突然激动起来,说:“我妈可不简单了,决非一般女人。她不但知道,还把我爸在外面生的孩子认了回来。母亲说都是叶家人哪!现在每年到父亲的忌日,我们都去。”我知道,在这个“我们”里包括了外面生的叶家儿女。

    说到谭鑫培一家的事迹,便是人人称颂的“谭门七代”所谓“谭门七代”指的是谭家人一连七代都唱戏,而且七代都唱谭派老生。这固然不易,但谭秀英也不易:隐忍了一辈子。在这个“忍”字里,包含着担当、胸襟、勇气和牺牲。所以,谭秀英的一生丝毫不弱于她的父辈和兄长登台唱戏。原以为大侠才能有的义烈,她这个民间寻常女子却能平淡而行。

    谭秀英的为人行事,深深影响了子女,甚至包括儿媳。叶金援夫人小刘,在婆婆患病期间尽心看护,细心伺候。婆婆病逝后,她一个人又把全部家务承担起来,无怨无悔。她对我说:“在我生活中,婆婆就是我的榜样。”

    梨园一叶(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说到命运,他的结尾比几个哥哥要好些,活到为右派改正的日子,也见到子女的成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因身体不支,他彻底告别了舞台。据说,最后一次的演出是在天津,由他和陈永玲合演乌龙院。叶盛长为了遮掩不太灵活的左臂,居然把左边的袖口扎起来表演杀惜的宋江。即使如此,他风采依旧,比四肢健全的演员还漂亮。看戏一向挑剔苛刻的天津观众,给了他许多的掌声。

    妻子去世十年后,叶盛长又结了一次婚。婚后却不幸福,随即分居。这第二次婚姻是个劫难,对他的伤害很大,痛苦很深。曾经拥有谭秀英那样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我想,盛长先生以后再遇到多美的女人也不会有幸福感的。

    “名利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最后,他拿起了笔,与我的一个朋友陈绍武先生一起合作,撰写回忆录。叶盛长不指望自己做什么大事,只希望能成为文化传承链条中的一环,不可缺失的一环。他在北京口述,录音后寄给住在天津的陈绍武。陈绍武记录整理后,再邮寄给他审阅,往返数次才定稿,断断续续地写了五六年才完成。

    回忆录叫梨园一叶。陈绍武—这个也在清河农场劳教的北师大右派学生,在“篇尾赘语”里说:书是“尽最大之可能,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而实际上,叶盛长的讲述是有很大程度的保留,写出来的是少数,还有一肚子的话没有说呢。有句俗话叫:“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有多少本钱下多少注。”叶氏家族是有足够本钱下注的,可他们弟兄二人在人生末端,都是草草收场——不管是右派问题获得改正的叶盛长,还是没来得及改正的叶盛兰。不止他俩,京剧界的许多技艺超群、炉火纯青的艺人都是这样一条早期走红、中年受挫、继而很快收场的人生轨迹。

    书出来后,叶盛长和我的丈夫(马克郁)通了一次很长的电话。他非常兴奋,说自己总算了却一件心事,但仍有件心事未了。我和丈夫心里都明白:他的另一件心事是要在2004年要隆重地、有规模地举办“富连成”科班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为此,叶盛长常对孩子们说:“我得好好活着,注意身体,先争取活到80岁,再争取活到2004年。”

    叶盛长没活到80岁,也没活到2004年。上个世纪40年代叶氏三雄(叶盛章、叶盛兰、叶盛长)在上海滩演出,戏院的蓝色守旧上绣着三张红叶。现在,最后一张红叶也已凋谢。这不止是生命的终结,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戏曲走完了由盛而衰、由峰而谷的惨淡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