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黑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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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中国大地迎来了一个黑色的春天，一场毫无思想准备的灾难让我们措手不及。有生以来，我还从未觉得发烧两个字是那么可怕。因为它不再代表平常的头疼脑热，而是意味着可能被隔离，可能卧床不起，可能被切开气管，可能肺组织纤维化，可能面对无数可能我不敢多想。
这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传染病，临床表现与典型肺炎不同，呈非典型肺炎症候。病人主要表现为高热，干咳，呼吸困难等肺炎症状，如抢救不及时，病人易死于呼吸衰竭或多脏器衰竭。这是一种瘟疫，一种被称为sars的瘟疫。广州，北京成了重灾区。
自三月初北京发现第一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以来，一场维护首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战斗便在京城打响了。
东州的预防工作起步较晚，市政府的工作重点仍然围绕着项目年活动展开，直到东州涌入大批疫区人员后，市民开始恐慌，才引起薛元清的重视。
市委书记魏正隆早就意识到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紧急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部署防控sars的工作，可是市长薛元清并未到场。
文革，元清同志忙什么呢？这么重要的会不参加。魏书记严肃地问。
薛市长今天上午主持召开腾笼换鸟的专题会，不会参加这个会了，他让我把会议精神传达给他。常务副市长杜文革说。
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魏正隆阴着险说，改造老工业基地的目的是要让鸟壮起来，如果鸟没了，还腾什么笼？我现在不仅是市委书记，也是市人大主任，按规定，市政府重大事项要向人大汇报，前年你们搞了招商引资年，如果按照报纸上公布的招商引资的钱来算，东州十年不增长，钱也花不完;去年，你们又搞了个绿化年，学加拿大魁北京工业园经验，搞冬季植树，种了五十五万棵大树，最后全冻死了。全部损失保守估计八千万，差不多四十万下岗工作一个月的低保生活费啊！今年又搞什么项目年，腾笼换鸟和银街工程，说什么银街工作一提出，就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并经市委，市人大和市政协讨论通过，乱弹琴，我这个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怎么不知道？一年搞一个由头，一年换一个花样，我看实质上都是整景年。东州是人民的天下，是领导的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家天下。老子天下第一，学李国藩做党内个体户，我看非典危机过后，我们要好好整顿一下东州的党风。
魏正隆从未这么直白地批评过人，他用确看不惯薛元清的一意孤行，个人英雄主义。说白了就是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错误思想在作怪。
会上，魏书记主持党委们认真研究了东州防控非典的严重形势，他亲自担任东州防控sars指挥部总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杜文革担任。
一时间，全市医务工作者行动起来，亲自动员相关人员用消毒水擦试和喷雾，采取多种易于群众接受的宣传方法，向群众宣传预防知识，监控有患病症状的人群，所有医务工作者都奔赴一线，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非典疫情的蔓延。在东州，所有人员密集的地方都弥漫着消毒后的淡淡药水味儿。
魏正隆下了一道死令，在sars危机未过去以前，东州城既不许进，也不许出。交通局，交警支队机关干部全部上路堵卡，严密监察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特别是从北京，广州来的人员和车辆，一律隔离半个月。
我本来要去北京四海影视公司汇报剧本创作情况，怕回来被隔离，无法出城。后来丑儿打来电话告诉我，四海影视公司放假了，sars危机过后才能上班。
丑儿时常给我发短信:我很惦记你，答应我照顾好自已好吗？确实严重，不要轻视，为所有人祈祷吧。
说实话，这些天，我为丑儿担心极了，常发短信问候她。丑儿发的短信有时很幽默:高家庄路口出现了几辆京牌车，站岗的村童立即放倒了消息树，村支书敲响了村头的老铜钟并高喊:北京人进村了！乡亲们载口罩。然后后面加一句:此条消息已消毒。我把这条消息念给杨娜听，逗得她哈哈大笑。
这些天杨娜的工作很累，上飞机的人要登记，量体温，下飞机的人要消毒，量体温，甚至隔离。sars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或密切接触，杨娜第天在机场接触那么多人着实令人担心。
一个多星期没有丑儿的消息了，我为她担心，便拨通了她的手机，手机关机。晚上，我收到了丑儿的伊妹儿:哥，我的宿舍被隔离了，因为有人去广州出差得了非典，楼里很多人家被传染了。我还好没有非典症状，不知道要隔离到什么时候，正好可以静心写点东西。这段时间我对非典灾难很有感触，想写一写。哥，非典过后，我们去西藏吧。多保重，你是我疲惫时唯一想念的人。我看到这个邮件以后，不禁为丑儿担心起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傍晚，我和杨娜刚吃完饭，正等着女儿回家吃饭，小区里有人用扩音器喊道:六十五中学的老师，家属，学生家长请注意，听到广播后，请到社区报到，
否则后果自负。
听到喊六十五中学，我心里格登一下，女儿蕾蕾就在六十五中学，到现在还没放学。我走到凉台伸头一看，两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正在小区喊话。
出什么事了？有人从窗户大声问道。
傍晚放学时，六十五中学两个班的同学九十多人集体出现发烧情况，已经全部隔离在人民宾馆，凡是六十五中学的老师，家属，学生家长必须到社区报到，否则后果自负。坐在摩托车后面的年轻人喊道。
六十五中学哪两个班？我连忙问。
初一七班和八班。那个年轻人回答。
站在我身边的杨娜一听险些晕倒，我连忙扶住她。女儿蕾蕾就在七班。我和杨娜也顾不上去社区报到，开车直奔人民宾馆。
人民宾馆用黄色的隔离线围着，几百名家长在隔离线外像热锅上的蚂蚁，许多警察戴着大口罩在维持秩序。
我要见我的孩子，你们把我的孩子怎么样了？一些母亲不停地喊道。
蕾蕾，你怎么样了？杨娜也在人群中喊着女儿的名字，场面让人揪心撕肺。
所有家长都在抱怨着学校，焦急地往里闯，场面难以控制。我见现场根本无法知道女儿的情况，便走出人群给林大勇打电话，想通过大勇打听点情况。
雷默，过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现在正开常务会呢，薛市长正发火骂人呢。林大勇接电话的声音很小。
我只好挂断电话等待消息。不一会儿，由东州市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召集的医疗救护组赶到人民宾馆，这是从全市七家大医院抽调的十五名医疗专家会诊组。专家们全副武装，刚走进人民宾馆，我的手机就响了，电话是林大勇打来的。
雷默，六十五中学集体发热的事情惊动了省里和国家卫生部，教育部，搞得薛市长很被动，林大勇冷静地说:学生家长情绪激动，都想了解自已孩子的情况，为了缓解家长们的情绪，薛市长决定为九十多个孩子配一部手机。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隔离区与自已的父母通话了。家长们听到孩子们的情况情绪就会稳定下来。向市委汇报时，魏书记坚决反对，认为这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薛市长坚持要配手机。魏书记说，如果九百学生，九千学生被隔离，你也每人配一部手机？钱怎么办？乱弹琴，还是要积极做家长的工作，让他们积极配合，同时派专家组迅速确诊，对孩子们的病情抓紧治疗。这不，接完魏书记电话后，薛市长就召开了市政府常务会，大发雷霆。
到底怎么决定的？我焦急地问。
雷默，你别着急，人民宾馆的条件非常好，市里已经派了专家组去会诊，结论很快就会出来。一有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林大勇安慰说。
大勇，拜托了！我心情沉重地说。
与林大勇通完话，所有家长都在现场登了记，测了体温，体温高的家长也采取了隔离措施。体温正常的家长被动员回家等消息。我和杨娜只好开车回了家。
回到家后，杨娜一声不吭，趴在我怀里默默地流泪，一夜无眠。我和妻子就这样在沙发上抱了一宿。我们从心里为孩子们祈祷，祈祷他们平安无事。
早晨，太阳也似乎得了感冒，并且正在发着烧，她抖着通红的大脸，早早地跳出地平线，烧干周身的雾气，向着高空升腾。阳光像干咳的飞沫一样射进窗户，让人没有一点安全感，电视新闻重复着昨天卫生部发布的全国疫情通报，不知道孩子们这一宿是怎么过来的。
杨娜早晨简单地洗了洗脸，便坐在电视机前看东州早间新闻，想从中得到点消息，然而却一点信息也没有。我只好又拨通林大勇的手机，关机。
我们俩想去人民宾馆隔离区看一看，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杨娜一把拿起电话，只见她一边听一边露出兴奋的表情，最后，她放下电话，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雷默，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没事了，是流感，专家会诊认为是集体感染流感，再观察治疗两天就可以解除隔离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浑身酸软，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雷默，你怎么了？杨娜焦急地问。
从昨天到现在，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我知道男人越刚强，就越脆弱，倒是女人的柔弱，富有韧性，才更加不容易被打垮。
春节过后，中国大地迎来了一个黑色的春天，一场毫无思想准备的灾难让我们措手不及。有生以来，我还从未觉得发烧两个字是那么可怕。因为它不再代表平常的头疼脑热，而是意味着可能被隔离，可能卧床不起，可能被切开气管，可能肺组织纤维化，可能面对无数可能我不敢多想。
这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传染病，临床表现与典型肺炎不同，呈非典型肺炎症候。病人主要表现为高热，干咳，呼吸困难等肺炎症状，如抢救不及时，病人易死于呼吸衰竭或多脏器衰竭。这是一种瘟疫，一种被称为sars的瘟疫。广州，北京成了重灾区。
自三月初北京发现第一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以来，一场维护首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战斗便在京城打响了。
东州的预防工作起步较晚，市政府的工作重点仍然围绕着项目年活动展开，直到东州涌入大批疫区人员后，市民开始恐慌，才引起薛元清的重视。
市委书记魏正隆早就意识到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紧急召开市委常委会研究部署防控sars的工作，可是市长薛元清并未到场。
文革，元清同志忙什么呢？这么重要的会不参加。魏书记严肃地问。
薛市长今天上午主持召开腾笼换鸟的专题会，不会参加这个会了，他让我把会议精神传达给他。常务副市长杜文革说。
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魏正隆阴着险说，改造老工业基地的目的是要让鸟壮起来，如果鸟没了，还腾什么笼？我现在不仅是市委书记，也是市人大主任，按规定，市政府重大事项要向人大汇报，前年你们搞了招商引资年，如果按照报纸上公布的招商引资的钱来算，东州十年不增长，钱也花不完;去年，你们又搞了个绿化年，学加拿大魁北京工业园经验，搞冬季植树，种了五十五万棵大树，最后全冻死了。全部损失保守估计八千万，差不多四十万下岗工作一个月的低保生活费啊！今年又搞什么项目年，腾笼换鸟和银街工程，说什么银街工作一提出，就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并经市委，市人大和市政协讨论通过，乱弹琴，我这个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怎么不知道？一年搞一个由头，一年换一个花样，我看实质上都是整景年。东州是人民的天下，是领导的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家天下。老子天下第一，学李国藩做党内个体户，我看非典危机过后，我们要好好整顿一下东州的党风。
魏正隆从未这么直白地批评过人，他用确看不惯薛元清的一意孤行，个人英雄主义。说白了就是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错误思想在作怪。
会上，魏书记主持党委们认真研究了东州防控非典的严重形势，他亲自担任东州防控sars指挥部总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杜文革担任。
一时间，全市医务工作者行动起来，亲自动员相关人员用消毒水擦试和喷雾，采取多种易于群众接受的宣传方法，向群众宣传预防知识，监控有患病症状的人群，所有医务工作者都奔赴一线，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止非典疫情的蔓延。在东州，所有人员密集的地方都弥漫着消毒后的淡淡药水味儿。
魏正隆下了一道死令，在sars危机未过去以前，东州城既不许进，也不许出。交通局，交警支队机关干部全部上路堵卡，严密监察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特别是从北京，广州来的人员和车辆，一律隔离半个月。
我本来要去北京四海影视公司汇报剧本创作情况，怕回来被隔离，无法出城。后来丑儿打来电话告诉我，四海影视公司放假了，sars危机过后才能上班。
丑儿时常给我发短信:我很惦记你，答应我照顾好自已好吗？确实严重，不要轻视，为所有人祈祷吧。
说实话，这些天，我为丑儿担心极了，常发短信问候她。丑儿发的短信有时很幽默:高家庄路口出现了几辆京牌车，站岗的村童立即放倒了消息树，村支书敲响了村头的老铜钟并高喊:北京人进村了！乡亲们载口罩。然后后面加一句:此条消息已消毒。我把这条消息念给杨娜听，逗得她哈哈大笑。
这些天杨娜的工作很累，上飞机的人要登记，量体温，下飞机的人要消毒，量体温，甚至隔离。sars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或密切接触，杨娜第天在机场接触那么多人着实令人担心。
一个多星期没有丑儿的消息了，我为她担心，便拨通了她的手机，手机关机。晚上，我收到了丑儿的伊妹儿:哥，我的宿舍被隔离了，因为有人去广州出差得了非典，楼里很多人家被传染了。我还好没有非典症状，不知道要隔离到什么时候，正好可以静心写点东西。这段时间我对非典灾难很有感触，想写一写。哥，非典过后，我们去西藏吧。多保重，你是我疲惫时唯一想念的人。我看到这个邮件以后，不禁为丑儿担心起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傍晚，我和杨娜刚吃完饭，正等着女儿回家吃饭，小区里有人用扩音器喊道:六十五中学的老师，家属，学生家长请注意，听到广播后，请到社区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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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喊六十五中学，我心里格登一下，女儿蕾蕾就在六十五中学，到现在还没放学。我走到凉台伸头一看，两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正在小区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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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放学时，六十五中学两个班的同学九十多人集体出现发烧情况，已经全部隔离在人民宾馆，凡是六十五中学的老师，家属，学生家长必须到社区报到，否则后果自负。坐在摩托车后面的年轻人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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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我身边的杨娜一听险些晕倒，我连忙扶住她。女儿蕾蕾就在七班。我和杨娜也顾不上去社区报到，开车直奔人民宾馆。
人民宾馆用黄色的隔离线围着，几百名家长在隔离线外像热锅上的蚂蚁，许多警察戴着大口罩在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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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蕾，你怎么样了？杨娜也在人群中喊着女儿的名字，场面让人揪心撕肺。
所有家长都在抱怨着学校，焦急地往里闯，场面难以控制。我见现场根本无法知道女儿的情况，便走出人群给林大勇打电话，想通过大勇打听点情况。
雷默，过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现在正开常务会呢，薛市长正发火骂人呢。林大勇接电话的声音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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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默，六十五中学集体发热的事情惊动了省里和国家卫生部，教育部，搞得薛市长很被动，林大勇冷静地说:学生家长情绪激动，都想了解自已孩子的情况，为了缓解家长们的情绪，薛市长决定为九十多个孩子配一部手机。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在隔离区与自已的父母通话了。家长们听到孩子们的情况情绪就会稳定下来。向市委汇报时，魏书记坚决反对，认为这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薛市长坚持要配手机。魏书记说，如果九百学生，九千学生被隔离，你也每人配一部手机？钱怎么办？乱弹琴，还是要积极做家长的工作，让他们积极配合，同时派专家组迅速确诊，对孩子们的病情抓紧治疗。这不，接完魏书记电话后，薛市长就召开了市政府常务会，大发雷霆。
到底怎么决定的？我焦急地问。
雷默，你别着急，人民宾馆的条件非常好，市里已经派了专家组去会诊，结论很快就会出来。一有消息我就给你打电话。林大勇安慰说。
大勇，拜托了！我心情沉重地说。
与林大勇通完话，所有家长都在现场登了记，测了体温，体温高的家长也采取了隔离措施。体温正常的家长被动员回家等消息。我和杨娜只好开车回了家。
回到家后，杨娜一声不吭，趴在我怀里默默地流泪，一夜无眠。我和妻子就这样在沙发上抱了一宿。我们从心里为孩子们祈祷，祈祷他们平安无事。
早晨，太阳也似乎得了感冒，并且正在发着烧，她抖着通红的大脸，早早地跳出地平线，烧干周身的雾气，向着高空升腾。阳光像干咳的飞沫一样射进窗户，让人没有一点安全感，电视新闻重复着昨天卫生部发布的全国疫情通报，不知道孩子们这一宿是怎么过来的。
杨娜早晨简单地洗了洗脸，便坐在电视机前看东州早间新闻，想从中得到点消息，然而却一点信息也没有。我只好又拨通林大勇的手机，关机。
我们俩想去人民宾馆隔离区看一看，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杨娜一把拿起电话，只见她一边听一边露出兴奋的表情，最后，她放下电话，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雷默，学校来电话说，孩子没事了，是流感，专家会诊认为是集体感染流感，再观察治疗两天就可以解除隔离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浑身酸软，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雷默，你怎么了？杨娜焦急地问。
从昨天到现在，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我知道男人越刚强，就越脆弱，倒是女人的柔弱，富有韧性，才更加不容易被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