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词语背后都站着一幅乡村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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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语言一经产生，就像一个人一样，会融入到某种特定的社会和人群，然后迅速随着时间河流生长起伏、旺盛、直到湮灭。即使是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北方方言，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四大语系，也都逃避不掉这样一种命运。出生，成长，富有活力，然后变异或者消亡。一种必然的过程。在这种过程里面，那些不能像实物一样捕捉的语言，随着时间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令人震惊的变化。对那些大的方言语种而言，也许因为文字与声像，它们被湮灭的速度会慢一些；对于那些非常小、非常珍贵的小语种，则相对要快一些。甚至当人们还没意识到，它们就被时间像八国联军对待圆明园一样，被焚烧一尽。实物的历史废墟可以让人扼腕，甚至叹息痛心。但是，这种存在于口头上的，除了学者不会引起足够注意的地方方言（特别是那些当代性很强的地区），无不在一年又一年的时间中消陨。而且让许多人没有知觉。
上个世纪末，可能我们国家又悄悄进行了一次文字改革，一些读音最后向无知作了妥协，比如“叶公好龙”的叶，就不再读se了。因为这，我突然萌生了一句话，就是“语言也是文物”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我国民间文学泰斗贾芝老先生的话确认了。他说："民间文学活在人民的口头上。口头文学是活的文学，活的文化，对它们进行抢救、保存和科学研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工作。”现在，三峡大学文学院推出了的这套三峡文化研究丛书，王作新生博士著的三峡方言研究更是非常鲜明地凸现了这一意图，看到这本书时，我的眼睛一亮，心也就释然了。得闲细细读了，感觉感受良多。从书本身而言，三峡方言研究体例非常简明，分类也不复杂。但是应当说，在三峡方言研究里，于作者和我而言，大多数方言就是我们对过去和乡村的记忆。这些记忆因为这些方言的点拨，展现在我们心灵之间往往更多的是一幅幅温馨伤感的乡村图景。正如作者在前言里面所说的：“作为一名生于斯且长于斯的语言文化工作者，有什么理由不去冒昧地做一点发掘和整理的工作，从而来为显现她在今天以及未来的价值做一些微薄的贡献呢？”我想，正是著者这句透露了他的初衷，也透露了我读这部作品的初衷。作为同是三峡地区的土著，我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同感。最鲜明的感觉，就是这本书里所搜集的每个词语背后都站着一幅乡村图景。这些我们记忆里的乡村图景，实则就是相应的故事或传说。是我们记忆最生动的元素。归结到底，很多时候，或者说在一些关键时间里，是乡村给了我们以物质和心灵。在我们心里，乡村和乡村的人民不仅仅养育了我们生命，更多的是他们的精神与文化赐予了我们难以言说的生命给养。三峡方言研究把这些连结乡村的“引线”召集起来了，这令我们非常惊喜。面对这些昔日就是我们生活里的词语，我们很不仅感到亲切，感到与他们关联在一起的生命温暖，更感到敬畏。而且，这种温暖和敬畏会诱发我们产生丰富的联想，永远温暖我们的心灵。
宜昌方言，就我的体会而言，在宜昌大多数乡村现在仍然或多或少地活着。有些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发生了变异和缩小，但是它们仍然保存在乡村的记忆之中。只有少部分随着许多百八十岁的老人仙去而失散了。因此，它们现在还存在着，还有着一定的生命力，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口头存在着。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在王作新的三峡方言研究出来之前，它们存在的载体不是书本，而是口舌。这里面有两层意味。首先是口舌第一要紧的是关联着一个个的人。而每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则不不相同的。哲学告诉我们，连树叶都没有相同的。连河流都永远都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那么，作为世界主体的人及其心灵图景，则会更加大相径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乡村生活里面，我们所接受是“方言+声音+说者的精神特质+当时客观环境”的事实和真相。相对这些方言而言，我们在使用标准语言时，这个公式里面的各个元素的色彩要少得多，弱得多，而且是越规范越标准就会越小。自然，它们留在我们记忆里的色采就会越淡。宜昌方言恰恰恰相反，它植根于巫楚这种非常诡秘的文化土壤里，长期受到土巴文化的影响，结合宜昌这种险扼地理，衍生了自己更加独特的文化特质。在三峡方言研究中，我们非常轻易地就能发现这一特质。以其中心理与情感行为的一组方言为例：“撩（嬲）”是一个非常有意味、非常普遍地被使用着的词。它在普通话里面，意义非常简明，就是一个动作，作“拨动、打扰”的意义理解。可是它在宜昌方言，具备更多的社会学意味。除了有“撩拨”、“打扰”之意外，它更突出地凸现出男女之间嬉戏、挑逗的意义，在宜昌乡村俚语里，颇具色彩。所以，它出现的场所，一般是一种非常轻松、活跃的气氛。它的基本意义可以与我们常说的“性骚扰”画等号，但是它又显示出人与人之间以性作为娱乐的性质。在乡村生活里，我还是一个少年时就曾目睹过这个“撩”所展现的男女相互嬉戏的情景。这些意味是非方意义所没有的，它让人感到了非常明显的乡村诗意。受这种方言诗意的吸引，我曾在一个中篇小说里，就用了这个“撩”作一个中篇小说的题目——不要撩我。当然，像“撩”这样，能唤起我们对乡村生活进行回忆的方言在三书里面很多。
第二层，就是三峡方言研究很显然结束了这种方言只是存在于口头的事实。这里面同样有着一个词语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宜昌方言几乎是以“散落”在民间的方式而存在的。对弥足珍贵的宜昌方言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词语。现在，王作新让它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捕获在纸上了。相对而言，这些词语变得安全了。
对一个人而言，其语言现象是与其生命的成长和完善一起进展和深入的。当人出生之后，知觉意识逐渐形成，伴随着本能的思维能力，语言就在大脑里逐渐形成。用什么样的语言进行思维成了这种语言是不是他的母语的根本标志。包括首先以声音的形式进入人的大脑，完成思维和语言结盟的开成期。因此，作为在方言区生长的个体生命，无疑会让方言及方言的声音进入人的生命。也就是说，对宜昌人而言，我们真正的母语不是普通话，而我们的宜昌方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方言产生诗意，进行丰富联想，甚至发生情感活动声音里包括我们对人的本源的探寻，前生的感觉，越接近越亲切的感觉等等的根本内因。所以，我说，像王作新这种走近方言的方式，作为一个本土作者，更是对走近自身生命本源的一种追问。
当然，排除方言理解上的地域障碍和隔膜，三峡方言研究还让人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宜昌方言的文学性倾向。比如“捏鼻”这个词语，可以说是具有相当富有文学智慧的方言词语。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可谓淋漓尽致地将一个吃亏了说不出口的人的情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它在语言功能上，以经济的文字，几乎超过了只有成语才具有的强大语言智慧与意义能量。在它的意义被剥现的同时，步露出一种空白美与技巧上的白描手法应用的老练：“不做声地承爱某种事物”往回追溯内在的逻辑性“声”理应来自口，气息来自鼻子；而现是，它迎合了乡俚语“禁声”为“大气不敢出”的意义，从而在中间直接省略了“闭嘴不出声”“忍耐”等过程，直接以一种白描“捏鼻”表示出事物的真实情态。可谓生动之极。可以说，方言的文学性倾向，在宜昌方言里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作者在三峡方言研究下篇括要综议里，通过非常多的语境范例，进行了系统阐述。真正热爱宜昌方言的读者，还是去读原著吧。
一种语言一经产生，就像一个人一样，会融入到某种特定的社会和人群，然后迅速随着时间河流生长起伏、旺盛、直到湮灭。即使是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北方方言，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四大语系，也都逃避不掉这样一种命运。出生，成长，富有活力，然后变异或者消亡。一种必然的过程。在这种过程里面，那些不能像实物一样捕捉的语言，随着时间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令人震惊的变化。对那些大的方言语种而言，也许因为文字与声像，它们被湮灭的速度会慢一些；对于那些非常小、非常珍贵的小语种，则相对要快一些。甚至当人们还没意识到，它们就被时间像八国联军对待圆明园一样，被焚烧一尽。实物的历史废墟可以让人扼腕，甚至叹息痛心。但是，这种存在于口头上的，除了学者不会引起足够注意的地方方言（特别是那些当代性很强的地区），无不在一年又一年的时间中消陨。而且让许多人没有知觉。
上个世纪末，可能我们国家又悄悄进行了一次文字改革，一些读音最后向无知作了妥协，比如“叶公好龙”的叶，就不再读se了。因为这，我突然萌生了一句话，就是“语言也是文物”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我国民间文学泰斗贾芝老先生的话确认了。他说："民间文学活在人民的口头上。口头文学是活的文学，活的文化，对它们进行抢救、保存和科学研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工作。”现在，三峡大学文学院推出了的这套三峡文化研究丛书，王作新生博士著的三峡方言研究更是非常鲜明地凸现了这一意图，看到这本书时，我的眼睛一亮，心也就释然了。得闲细细读了，感觉感受良多。从书本身而言，三峡方言研究体例非常简明，分类也不复杂。但是应当说，在三峡方言研究里，于作者和我而言，大多数方言就是我们对过去和乡村的记忆。这些记忆因为这些方言的点拨，展现在我们心灵之间往往更多的是一幅幅温馨伤感的乡村图景。正如作者在前言里面所说的：“作为一名生于斯且长于斯的语言文化工作者，有什么理由不去冒昧地做一点发掘和整理的工作，从而来为显现她在今天以及未来的价值做一些微薄的贡献呢？”我想，正是著者这句透露了他的初衷，也透露了我读这部作品的初衷。作为同是三峡地区的土著，我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同感。最鲜明的感觉，就是这本书里所搜集的每个词语背后都站着一幅乡村图景。这些我们记忆里的乡村图景，实则就是相应的故事或传说。是我们记忆最生动的元素。归结到底，很多时候，或者说在一些关键时间里，是乡村给了我们以物质和心灵。在我们心里，乡村和乡村的人民不仅仅养育了我们生命，更多的是他们的精神与文化赐予了我们难以言说的生命给养。三峡方言研究把这些连结乡村的“引线”召集起来了，这令我们非常惊喜。面对这些昔日就是我们生活里的词语，我们很不仅感到亲切，感到与他们关联在一起的生命温暖，更感到敬畏。而且，这种温暖和敬畏会诱发我们产生丰富的联想，永远温暖我们的心灵。
宜昌方言，就我的体会而言，在宜昌大多数乡村现在仍然或多或少地活着。有些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发生了变异和缩小，但是它们仍然保存在乡村的记忆之中。只有少部分随着许多百八十岁的老人仙去而失散了。因此，它们现在还存在着，还有着一定的生命力，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口头存在着。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在王作新的三峡方言研究出来之前，它们存在的载体不是书本，而是口舌。这里面有两层意味。首先是口舌第一要紧的是关联着一个个的人。而每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则不不相同的。哲学告诉我们，连树叶都没有相同的。连河流都永远都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那么，作为世界主体的人及其心灵图景，则会更加大相径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乡村生活里面，我们所接受是“方言+声音+说者的精神特质+当时客观环境”的事实和真相。相对这些方言而言，我们在使用标准语言时，这个公式里面的各个元素的色彩要少得多，弱得多，而且是越规范越标准就会越小。自然，它们留在我们记忆里的色采就会越淡。宜昌方言恰恰恰相反，它植根于巫楚这种非常诡秘的文化土壤里，长期受到土巴文化的影响，结合宜昌这种险扼地理，衍生了自己更加独特的文化特质。在三峡方言研究中，我们非常轻易地就能发现这一特质。以其中心理与情感行为的一组方言为例：“撩（嬲）”是一个非常有意味、非常普遍地被使用着的词。它在普通话里面，意义非常简明，就是一个动作，作“拨动、打扰”的意义理解。可是它在宜昌方言，具备更多的社会学意味。除了有“撩拨”、“打扰”之意外，它更突出地凸现出男女之间嬉戏、挑逗的意义，在宜昌乡村俚语里，颇具色彩。所以，它出现的场所，一般是一种非常轻松、活跃的气氛。它的基本意义可以与我们常说的“性骚扰”画等号，但是它又显示出人与人之间以性作为娱乐的性质。在乡村生活里，我还是一个少年时就曾目睹过这个“撩”所展现的男女相互嬉戏的情景。这些意味是非方意义所没有的，它让人感到了非常明显的乡村诗意。受这种方言诗意的吸引，我曾在一个中篇小说里，就用了这个“撩”作一个中篇小说的题目——不要撩我。当然，像“撩”这样，能唤起我们对乡村生活进行回忆的方言在三书里面很多。
第二层，就是三峡方言研究很显然结束了这种方言只是存在于口头的事实。这里面同样有着一个词语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宜昌方言几乎是以“散落”在民间的方式而存在的。对弥足珍贵的宜昌方言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词语。现在，王作新让它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捕获在纸上了。相对而言，这些词语变得安全了。
对一个人而言，其语言现象是与其生命的成长和完善一起进展和深入的。当人出生之后，知觉意识逐渐形成，伴随着本能的思维能力，语言就在大脑里逐渐形成。用什么样的语言进行思维成了这种语言是不是他的母语的根本标志。包括首先以声音的形式进入人的大脑，完成思维和语言结盟的开成期。因此，作为在方言区生长的个体生命，无疑会让方言及方言的声音进入人的生命。也就是说，对宜昌人而言，我们真正的母语不是普通话，而我们的宜昌方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方言产生诗意，进行丰富联想，甚至发生情感活动声音里包括我们对人的本源的探寻，前生的感觉，越接近越亲切的感觉等等的根本内因。所以，我说，像王作新这种走近方言的方式，作为一个本土作者，更是对走近自身生命本源的一种追问。
当然，排除方言理解上的地域障碍和隔膜，三峡方言研究还让人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宜昌方言的文学性倾向。比如“捏鼻”这个词语，可以说是具有相当富有文学智慧的方言词语。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可谓淋漓尽致地将一个吃亏了说不出口的人的情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它在语言功能上，以经济的文字，几乎超过了只有成语才具有的强大语言智慧与意义能量。在它的意义被剥现的同时，步露出一种空白美与技巧上的白描手法应用的老练：“不做声地承爱某种事物”往回追溯内在的逻辑性“声”理应来自口，气息来自鼻子；而现是，它迎合了乡俚语“禁声”为“大气不敢出”的意义，从而在中间直接省略了“闭嘴不出声”“忍耐”等过程，直接以一种白描“捏鼻”表示出事物的真实情态。可谓生动之极。可以说，方言的文学性倾向，在宜昌方言里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作者在三峡方言研究下篇括要综议里，通过非常多的语境范例，进行了系统阐述。真正热爱宜昌方言的读者，还是去读原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