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隐含作者形象与作家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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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蒋杏长篇走进夏天，让我很痛苦。我已经很久读小说不痛苦了。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把小说当成一种消遣，或是当着一种艺术追求，而作为一种文学道德的范本，作为一种内心苦闷的释放方式，似乎是较少有着这种痛苦的现象。当然这是最初的感觉。后来细细一想，这种痛苦，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痛苦，甚至不仅仅是一群人的痛苦，而是一代人，或者说是一个民族在某在时间上的痛苦。再就是，李鲁平先生说的话，让我将蒋杏的小说与自己的创作联系起来思考，寻找一种关联和借鉴。他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我所主张的后位写作，所主张的民族精神内核因素的探求，他心里似乎明白我与蒋杏的痛苦，我与蒋杏的立场，我与蒋杏的良心之间的关联。我所表达的“人的一切苦难，来源于自我的内心”我所创作的价值“他者化”之后衍变罪恶的文本。甚至我们想到了同一个比喻——他在小说里说到一个乞丐的怒火，我在创作谈里同样用乞丐作比中国人自身价值观的异化。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是我在没看他的小说之前，用了一个和他同样的证据（见荆州晚报7月副刊）。
但是，也正是蒋杏的小说触动和推进了我的思考。关于关注社会的程度与作家的良心思考。这些问题，虽然我没想得十分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是非常分明地感受到了，那就是“正是因为这种高尚的良心，让蒋杏和他的作品具有了凌厉破冰之势，具有了大悲悯、具有了大关怀带来的回肠荡气和灵魂震撼。”
也正是基于这一种认识，下面我谈一点思考：
一、关于小说创作的两点思考
1、第一点思考：回到传统，即小说“回归故事情节”的可能。
当下这个时代的读者，已经和上个世纪任何一个时代的读者，都大不相同了。二十世纪已然终结。更重的是，各种科学和各种门类的心理学得到了空前地高度发展。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方式。换句话说“就是读者的层次大大提高了，新鲜思想不再具有过去那种吸引力和刺激作用了；读者不再着迷于玄学，不再着迷于玄深费解的东西，而且人类与生俱来的悖逆意识又重新生出活力，那种对要接受既成事实的逆反心理又抬头了。间离学说强调艺术创作的虚拟性质，一下子解除了读者的戒备意识，把读者巧妙地导入一次新的逆反状态中去，以期最终成功地达到作者的初始愿望。”（马原语）虚拟性质的创作，必须在读者已经接受了的方式的基础上，把小说的各种因素做到位，把文学性的要求做到位。基于这样一种现实，读者的现实，小说创作及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比拼，不再仅仅是作家之间的事情，而是大众的事情，是所有读者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下，各种文学样式之间相互渗透，直到区别越来越小而且变得无关紧要。而最紧要的是，小说的故事和情节及这些故事和情节所负载的人的普遍经验深广程度。因此，对小说而言，很自然就出现了“回归传统”的现象。当然，这个“传统”并非传统意义的传统，而是“故事规则”
说到“回归”或者说是“回来”：最有说服力的，是一些先锋作家的回归或双面性。比如萨洛特、格里耶就是生动的例子。我说这些，不单是为了说明回归与否的确定性。我不想像那些例子一样，断然下一个结论。应当说，我们现在至少存在这样一种“争论”的状态，即“先锋和传统孰是孰非，没有定论”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一部作品的好坏或是优劣，不能用它的创作技法来定论，也就是不能用它是不是先锋，或是不是传统，或者是不是能归入到某种流派来衡量它。我的白痴就遇到过这样的困窘。一部作品它绝对是区别于任何前面其它作品的。前面的只会遗传信息，但是不会百分之百被克隆。这也就是文学不叫科技，不叫技术的原因。所以，我说，无论作者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回归到传统也好，置身先锋也好，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应该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内部”和“文学道德”的标准或者对某种文学技术的操作到位与否。文学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学道德更本质，是作者心灵的本质，社会良心的本质，是人性人文理想的本质，而不是表面的吐不吐痰，乱不乱扔垃圾的道德。下面，结合蒋杏的小说，我会重提这个话题。
2、第二点思考：小说作者的形象——“隐含作者”的存在。
过去，作为一名读者，我们在阅读小说时，总是在设想作者在叙述时的样子和立场，甚至忍不住设想作者的生活。评论家李建军在作者的态度中也说：作者在小说中的形象和立场，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这种“作者在小说中的形象和立场”也就是“隐含作者”小说中一直有一个真实的作者形象，游弋在读者的额头前面。即便是尤利西斯这样的作品，也都存在这样的作者形象。这个人的趣味、情调、人格、气质和价值观等等，都会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存在于他的小说里面，存在于读者的设想之中。
作者形象在作品里的出现程度是大好，还是小好，是最大限度的离开好，还是随时都可以喋喋不休地在那儿大放言辞好，人们一直在争论。这组矛盾，也一直在西方作家中进行争论，而且同样也没有结论。既然没有结论，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作者参与作品的程度，不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作者对作品的参与方式及作者人格的高低，却是决定这部作品的好坏的重要要素。也就是说，作者对作品的参与是私心的参与，还是良心的参与或是爱与同情的参与，决定作品的优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涉及到一个作者的立场。当然，也并不是有了这一点作品就一定是成功的，还得看作品的文学性，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了。
“隐含作者”的立场来源于作家的良心。时下的写作，不乏这样的现象：把冷漠和对爱情与善良的怀疑当成一种时髦，结果丧失了对于善与恶的认识，很多作者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写作，不能正确理解写作的意义。写作者成了精神上的私有者，他们只是为了自我而写作，为了金钱而写作，为了印数而写作，为了获奖而写作，为了成名或成为大师而写作，为了“纯文学”而写作，还有人索性就为了写作本身而写作。他们的写作就是为了背叛写作者的道德而写作。这些人一开始就走上了反文学的道路，旗帜上写着自己的名字，自己与自己共舞，自己为自己鼓掌，自己对自己说你好，说再见。由于冷漠和自私，他们的写作离真正意义上的、高尚的写作越来越远。拜金主义的文化氛围和享乐主义风气又强化了他们的冷漠与自私。冷漠和自私成了一种随处可见的精神状态和文学道德。他们从根本上缺乏一种大悲悯，大同情和大善良。
二、蒋杏走进夏天与上述两点思考的关联
我觉得，要评论蒋杏的走进夏天，上面我所谈到的两个问题，是必须涉及的问题。而且，作者和作品走进夏天最成功，最让我叹服的，就是在这两点所做的努力与贡献。
1、先说作品的回归姿态
走进夏天是一部很显然的依靠“故事和情节规则”运行的长篇小说。这一点，我不想用过多语言进行表述。我想说的，是这部小说一出现，就有一种说法，说小说手法陈旧落后，说这种小说技法，和章回小说，和通俗类型小说一样已经不具备艺术创新意味了，已经过时了和死掉了。
问题是，评论一部小说的成败不能单纯以它的小说技法为标准，而是要以它的文学要义为标准。在上面，我罗嗦了这么多，已经借许多大师的口表述了自己观点。我不再重复。虽然很多时候重复是必要的。但是我不想让自己的观点因为我的重复变得单调。所以，如果从这一点来看，传统小说样式创作出来的走进夏天，其回归倾向，并非缺点，至少它是一种中性的构件或因素。当然，我们也不会反对创新出一种让普遍意义上的读者都能接受的文学新样式。
问题还在于，如果小说的内容需要这种回归故事传统，那它就变成了优点。事实上，作者的这种回归姿态，以及作者回到朴素的小说观念上的动机，正好非常有机地切合了小说的内容与作者的立场，从而构成了“传统要素—故事；作者良心—悲悯；阅读受众—最大的读者群”的三维互动，有力地帮助了作者的价值观及艺术价值的表达和普遍经验的共鸣。
2、再说作者的立场和良心
说到这一点，任何一位读了走百夏天的读者，心里都非常清楚：蒋杏无疑是一位逆着当前“冷漠与自私”的潮流行进的作者之一。应当说，在他的整部小说里，随处可见，他以一位作者大悲悯的良心，生发出温良的文学道德，而后表达也自己坚定的大众立场，从而体现出一位作家最诚挚的爱的精神。他笔下的女性肖月、孟小蕾，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没有时下一些作家将弱势群体中受欺凌，遭侮辱的女性形象写得那么饱满，但是，她们完全可以让读者像同情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玛格丽特，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雨果笔下的芳汀，左拉笔下的娜娜，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唐朝蒋防放笔下的霍小玉，白行简笔下的李娃，明人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老舍先生笔下的小福子及月牙儿和微神中的妓女们一样，同情她们，爱她们。因为作者用充满敬意的同情，用纯洁美好、包含着令人深思的道德意义和人性内涵叙写了她们，让读者在阅读她们时，感受到了作者高尚的情怀。这样，读者自然就会受到作者的良心和立场的影响，深深同情她们，把她们的痛苦和不幸，当作自己的痛苦与不幸，产生“一种强烈的拯救她们冲出困境的愿望和道德冲动”因此我说，走进夏天的成功，正在于作者让我们重新见到了当下小说作品中很少见到的——对不幸者理解的同情和温柔的怜悯。
与此同时，我还认为，作者的努力更是对时下文学软化的溯行。李建东在当代文坛艺术软化的倾向中说：抵制文学艺术软化，必须“以深邃的洞察眼光，凌厉的批判锐气，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展示一幅卷帙（帜）浩繁的社会风俗画卷和人性光芒的心灵发展史。”“比如大西北大西南的贫困、下岗待业的艰窘，人的价值观的转换与震荡，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这诸多问题，尚待有志者去正视，去思考，去开掘。”蒋杏恰恰正是开掘了李建东所说的“下岗待业的艰窘”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我引这段话，就是想对走进夏天在题材上和在抵制文学软化上所作的努力，表示敬佩！
当然，有了上述这些优点，并不是说这部作品就十分完美。和一个人一样，它同样会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照作家的良心与标点，作家可以检点一下自己的内心，观看一下作品行与自己最初心理目标的距离；比如李建东在文学软化倾向中转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话：“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对照这句话，作者可以清理一下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比如对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观而言，就在于文学的最终目的就是阐释世界的意义。而且最终会归结到语言艺术的语言之上。作者可思考一下，作品在语言上做得怎么样。
等等。
读蒋杏长篇走进夏天，让我很痛苦。我已经很久读小说不痛苦了。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把小说当成一种消遣，或是当着一种艺术追求，而作为一种文学道德的范本，作为一种内心苦闷的释放方式，似乎是较少有着这种痛苦的现象。当然这是最初的感觉。后来细细一想，这种痛苦，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痛苦，甚至不仅仅是一群人的痛苦，而是一代人，或者说是一个民族在某在时间上的痛苦。再就是，李鲁平先生说的话，让我将蒋杏的小说与自己的创作联系起来思考，寻找一种关联和借鉴。他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我所主张的后位写作，所主张的民族精神内核因素的探求，他心里似乎明白我与蒋杏的痛苦，我与蒋杏的立场，我与蒋杏的良心之间的关联。我所表达的“人的一切苦难，来源于自我的内心”我所创作的价值“他者化”之后衍变罪恶的文本。甚至我们想到了同一个比喻——他在小说里说到一个乞丐的怒火，我在创作谈里同样用乞丐作比中国人自身价值观的异化。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是我在没看他的小说之前，用了一个和他同样的证据（见荆州晚报7月副刊）。
但是，也正是蒋杏的小说触动和推进了我的思考。关于关注社会的程度与作家的良心思考。这些问题，虽然我没想得十分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是非常分明地感受到了，那就是“正是因为这种高尚的良心，让蒋杏和他的作品具有了凌厉破冰之势，具有了大悲悯、具有了大关怀带来的回肠荡气和灵魂震撼。”
也正是基于这一种认识，下面我谈一点思考：
一、关于小说创作的两点思考
1、第一点思考：回到传统，即小说“回归故事情节”的可能。
当下这个时代的读者，已经和上个世纪任何一个时代的读者，都大不相同了。二十世纪已然终结。更重的是，各种科学和各种门类的心理学得到了空前地高度发展。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方式。换句话说“就是读者的层次大大提高了，新鲜思想不再具有过去那种吸引力和刺激作用了；读者不再着迷于玄学，不再着迷于玄深费解的东西，而且人类与生俱来的悖逆意识又重新生出活力，那种对要接受既成事实的逆反心理又抬头了。间离学说强调艺术创作的虚拟性质，一下子解除了读者的戒备意识，把读者巧妙地导入一次新的逆反状态中去，以期最终成功地达到作者的初始愿望。”（马原语）虚拟性质的创作，必须在读者已经接受了的方式的基础上，把小说的各种因素做到位，把文学性的要求做到位。基于这样一种现实，读者的现实，小说创作及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比拼，不再仅仅是作家之间的事情，而是大众的事情，是所有读者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下，各种文学样式之间相互渗透，直到区别越来越小而且变得无关紧要。而最紧要的是，小说的故事和情节及这些故事和情节所负载的人的普遍经验深广程度。因此，对小说而言，很自然就出现了“回归传统”的现象。当然，这个“传统”并非传统意义的传统，而是“故事规则”
说到“回归”或者说是“回来”：最有说服力的，是一些先锋作家的回归或双面性。比如萨洛特、格里耶就是生动的例子。我说这些，不单是为了说明回归与否的确定性。我不想像那些例子一样，断然下一个结论。应当说，我们现在至少存在这样一种“争论”的状态，即“先锋和传统孰是孰非，没有定论”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一部作品的好坏或是优劣，不能用它的创作技法来定论，也就是不能用它是不是先锋，或是不是传统，或者是不是能归入到某种流派来衡量它。我的白痴就遇到过这样的困窘。一部作品它绝对是区别于任何前面其它作品的。前面的只会遗传信息，但是不会百分之百被克隆。这也就是文学不叫科技，不叫技术的原因。所以，我说，无论作者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回归到传统也好，置身先锋也好，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应该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内部”和“文学道德”的标准或者对某种文学技术的操作到位与否。文学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学道德更本质，是作者心灵的本质，社会良心的本质，是人性人文理想的本质，而不是表面的吐不吐痰，乱不乱扔垃圾的道德。下面，结合蒋杏的小说，我会重提这个话题。
2、第二点思考：小说作者的形象——“隐含作者”的存在。
过去，作为一名读者，我们在阅读小说时，总是在设想作者在叙述时的样子和立场，甚至忍不住设想作者的生活。评论家李建军在作者的态度中也说：作者在小说中的形象和立场，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这种“作者在小说中的形象和立场”也就是“隐含作者”小说中一直有一个真实的作者形象，游弋在读者的额头前面。即便是尤利西斯这样的作品，也都存在这样的作者形象。这个人的趣味、情调、人格、气质和价值观等等，都会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存在于他的小说里面，存在于读者的设想之中。
作者形象在作品里的出现程度是大好，还是小好，是最大限度的离开好，还是随时都可以喋喋不休地在那儿大放言辞好，人们一直在争论。这组矛盾，也一直在西方作家中进行争论，而且同样也没有结论。既然没有结论，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作者参与作品的程度，不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但是，我们又不能否认：作者对作品的参与方式及作者人格的高低，却是决定这部作品的好坏的重要要素。也就是说，作者对作品的参与是私心的参与，还是良心的参与或是爱与同情的参与，决定作品的优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涉及到一个作者的立场。当然，也并不是有了这一点作品就一定是成功的，还得看作品的文学性，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了。
“隐含作者”的立场来源于作家的良心。时下的写作，不乏这样的现象：把冷漠和对爱情与善良的怀疑当成一种时髦，结果丧失了对于善与恶的认识，很多作者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写作，不能正确理解写作的意义。写作者成了精神上的私有者，他们只是为了自我而写作，为了金钱而写作，为了印数而写作，为了获奖而写作，为了成名或成为大师而写作，为了“纯文学”而写作，还有人索性就为了写作本身而写作。他们的写作就是为了背叛写作者的道德而写作。这些人一开始就走上了反文学的道路，旗帜上写着自己的名字，自己与自己共舞，自己为自己鼓掌，自己对自己说你好，说再见。由于冷漠和自私，他们的写作离真正意义上的、高尚的写作越来越远。拜金主义的文化氛围和享乐主义风气又强化了他们的冷漠与自私。冷漠和自私成了一种随处可见的精神状态和文学道德。他们从根本上缺乏一种大悲悯，大同情和大善良。
二、蒋杏走进夏天与上述两点思考的关联
我觉得，要评论蒋杏的走进夏天，上面我所谈到的两个问题，是必须涉及的问题。而且，作者和作品走进夏天最成功，最让我叹服的，就是在这两点所做的努力与贡献。
1、先说作品的回归姿态
走进夏天是一部很显然的依靠“故事和情节规则”运行的长篇小说。这一点，我不想用过多语言进行表述。我想说的，是这部小说一出现，就有一种说法，说小说手法陈旧落后，说这种小说技法，和章回小说，和通俗类型小说一样已经不具备艺术创新意味了，已经过时了和死掉了。
问题是，评论一部小说的成败不能单纯以它的小说技法为标准，而是要以它的文学要义为标准。在上面，我罗嗦了这么多，已经借许多大师的口表述了自己观点。我不再重复。虽然很多时候重复是必要的。但是我不想让自己的观点因为我的重复变得单调。所以，如果从这一点来看，传统小说样式创作出来的走进夏天，其回归倾向，并非缺点，至少它是一种中性的构件或因素。当然，我们也不会反对创新出一种让普遍意义上的读者都能接受的文学新样式。
问题还在于，如果小说的内容需要这种回归故事传统，那它就变成了优点。事实上，作者的这种回归姿态，以及作者回到朴素的小说观念上的动机，正好非常有机地切合了小说的内容与作者的立场，从而构成了“传统要素—故事；作者良心—悲悯；阅读受众—最大的读者群”的三维互动，有力地帮助了作者的价值观及艺术价值的表达和普遍经验的共鸣。
2、再说作者的立场和良心
说到这一点，任何一位读了走百夏天的读者，心里都非常清楚：蒋杏无疑是一位逆着当前“冷漠与自私”的潮流行进的作者之一。应当说，在他的整部小说里，随处可见，他以一位作者大悲悯的良心，生发出温良的文学道德，而后表达也自己坚定的大众立场，从而体现出一位作家最诚挚的爱的精神。他笔下的女性肖月、孟小蕾，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没有时下一些作家将弱势群体中受欺凌，遭侮辱的女性形象写得那么饱满，但是，她们完全可以让读者像同情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玛格丽特，托尔斯泰笔下的玛丝洛娃，雨果笔下的芳汀，左拉笔下的娜娜，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唐朝蒋防放笔下的霍小玉，白行简笔下的李娃，明人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老舍先生笔下的小福子及月牙儿和微神中的妓女们一样，同情她们，爱她们。因为作者用充满敬意的同情，用纯洁美好、包含着令人深思的道德意义和人性内涵叙写了她们，让读者在阅读她们时，感受到了作者高尚的情怀。这样，读者自然就会受到作者的良心和立场的影响，深深同情她们，把她们的痛苦和不幸，当作自己的痛苦与不幸，产生“一种强烈的拯救她们冲出困境的愿望和道德冲动”因此我说，走进夏天的成功，正在于作者让我们重新见到了当下小说作品中很少见到的——对不幸者理解的同情和温柔的怜悯。
与此同时，我还认为，作者的努力更是对时下文学软化的溯行。李建东在当代文坛艺术软化的倾向中说：抵制文学艺术软化，必须“以深邃的洞察眼光，凌厉的批判锐气，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展示一幅卷帙（帜）浩繁的社会风俗画卷和人性光芒的心灵发展史。”“比如大西北大西南的贫困、下岗待业的艰窘，人的价值观的转换与震荡，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这诸多问题，尚待有志者去正视，去思考，去开掘。”蒋杏恰恰正是开掘了李建东所说的“下岗待业的艰窘”这一重大社会问题。我引这段话，就是想对走进夏天在题材上和在抵制文学软化上所作的努力，表示敬佩！
当然，有了上述这些优点，并不是说这部作品就十分完美。和一个人一样，它同样会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照作家的良心与标点，作家可以检点一下自己的内心，观看一下作品行与自己最初心理目标的距离；比如李建东在文学软化倾向中转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话：“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对照这句话，作者可以清理一下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比如对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观而言，就在于文学的最终目的就是阐释世界的意义。而且最终会归结到语言艺术的语言之上。作者可思考一下，作品在语言上做得怎么样。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