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全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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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世全三个字背后，是一个兼顾了更多新锐意义的人。永远年轻的样子加上永远年轻的心，脸上始终洋溢着光彩，眼睛里始终流动着光亮，对人对事始终饱含着生命的热情与好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区别于他人的率真、坦荡、真诚和乐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执衷于享受生命本身，我是个耽溺于现实生活的人。我更看重友情，亲情和爱情。我首先是一个快活的男人，再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对得起自己苦难经历的作家，写出一部浸满了自己生命血泪的书。”事实上，他在他所亲近的朋友中间，永远是一个快活的男人，那怕有时坐在生活的铁砧上，他也永远是一个快乐的男人，仗义执言的男人，本色的男人。
我是1984年认识胡世全的。那年中国青年报搞了一次征文，他的一篇小说获得了一等奖。就是在那次获奖之后，在一次笔会上我认识了他。当主持人介绍到他时，他从人群众里站起来，一下子打破了他的名字带给我传统感觉，我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儒雅、文质彬彬的男人，完全可以说是光彩照人、鹤立鸡群。当然这只是外表。更深一层的接触是他到文化馆当上文学创作辅导老师以后。他的文学观加上他对中外历史的稔熟，让我认识了一位真正学者型的作家。
获奖作品革命百里洲，是胡世全与赵瑜首次合作的报告文学力作。他和赵瑜从1998年秋天踏上百里洲到2003年年底革命百里洲出版，前后历经了五年时间；在长江中那个孤岛上，他们前前后后生活了近三个月，走访了58个村的绝大部分土地，和数十名百里洲人进行了恳切交谈。夕阳西下，他们在百里洲的人工河堤上高唱着采访的歌谣踏上归程；秋月朗照，他们在百里洲人用生命守卫的大堤上散步，思索着当下的乡村中国；寒风呼啸，他们依偎在被子里，彻夜长谈，探索着农民兄弟苦难的根源，思考着如何表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正是这种扎实的作风加上他们的执著和天赋，革命百里洲获得全国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老实说，这部书能够获如此大奖，胡世全是没有想到的，因为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获奖的事情。
获了鲁迅文学奖之后，胡世全说：“真正的作家都不是为了获奖而写作的，这句被很多人说过的话有可能是作秀。可是，我连作秀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到今天为止，在我心目中，自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在我看来，真正的作家是视写作为生命的那样一些人。他们是上帝的宠儿。这些宠儿散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孤寂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够理解。写作于我而言，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即使说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也不是我生命的全部。”或许，胡世全把文学当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不是文学的苦行僧，而是把文学当成了一种生命的快乐和享受。因为在本质意义上他进行着一种快乐的人生。但是，任何一个细心的读者，只要他稍稍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事实与他的说法多少有一些出入。他本质上永远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作家。而且，这种使命感让他与社会与大众与最底层人群的生存和命运一直关联在一起。他一直以诸如报告文学之类的文学样式关注着这个社会，多年不懈。在我的记忆里，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这些方面的追求，而且在他的性格里面，天生就俱有这种悲天悯人的特质。他写过大灾难新滩大滑坡、大痛苦三峡移民行、大忧伤三峡，最后的见证、大悲情光棍村调查，即使他的小说集半条街的风景，里面也绝大多数小说写的是老宜昌底层的状态。包括他与赵瑜用合作采写的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都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作家所特有使命感。包括即将开始的的革命百里洲下部，以及他正在着手采访的乡镇干部生存现状等等，从这些痕迹上看，胡世全并非全部像他所说的那样，没有把文学当成全部。相反，他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路往下走，而且，在他行走的路上，我们可以非常分明看到了他给自己设立的路标，即使他没让人看见，可是在他走过之后，那些路碑就会一一呈现出来。
除了写作，胡世全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他的职称是副编审。他最津津乐道的是他在九十年代初当西楚文学和三峡文学编辑时的一些事情。那时，他对编辑工作认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几乎看完每个每位业余作者的稿件，并给他们回信，而且回信也绝不是三言两语，都要用数百字来指出作品的优劣。这种回信可以说就一种“笔教”所谓种豆得豆，时间也给了他这种认真以某种说不清的回报：可以这么说，现在活跃在宜昌的写作者，几乎都与他有着某种不可否定的关联。
胡世全的率真是有名的，简直到了可爱的地步。他心中永远没有块垒，却永驻着分享生命的快乐。他历来口无遮拦。可是他的话语始终在真相和本质里滑翔。他历来就对不平人不平事敢干仗义直言。他经常讲这样一个故事：德国人屠杀一个村的犹太人，从杀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大家始终保持沉默，直到最后个犹太人想不沉默也来不及了。胡世全说，我完全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过一种明哲保身的日子，可是那将是个体生命与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因为一个没有人敢于说真话的民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民族。所以，他确实做到了。但是这些东西始终没有伤害到他的快乐。他走到哪儿哪儿就有笑声，无论是他的同龄人，还是比他更年轻的人都愿意与他在一起。他不在场，人们说到他会大笑；他在场，更不会少掉笑声。他是作家里面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人。他用快乐和滋润的生活，改写了以往作家贯有的苦行僧式的生活。这其实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应该拥有的生活。道理非常简单：老实地生活，不老实地创作。他将作家的苦行僧意味归结到了精神上面，让它与生活无关，不仅避免了创作对作家的伤害，而且更好的有了生活这个源泉。这当是一种创举。
胡世全的义气也是有名的。他与很多人的交往都非常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赵瑜、董宏猷、邓一光、刘醒龙、余杰都和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无论北京、武汉，还是宜昌县市区或乡镇的同仁，都叫他胡老大、胡大哥，颇有另一番江湖意味。即使是他的学生回到宜昌，他都会拍着胸说：“你从一落地到离开，食宿我全包。”暂且不说这话兑现了多少，倒是这种豪气，永远令人敬佩。人们常说，为文先为人。胡世全的义气豪放、率真坦荡不仅拓展了他大气的人格骨架，无疑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更多更直接的滋养。
继革命百里洲之后，他与董宏猷合写的三峡，最后的见证也面市了，这是一部让他走向再次成功的力作。往后，乡镇干部生态和革命百里洲下部也会接踵而来。胡世全毫无疑问已经步入了快车道。留给我们的将是一个接一个惊喜。
在胡世全三个字背后，是一个兼顾了更多新锐意义的人。永远年轻的样子加上永远年轻的心，脸上始终洋溢着光彩，眼睛里始终流动着光亮，对人对事始终饱含着生命的热情与好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区别于他人的率真、坦荡、真诚和乐观。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执衷于享受生命本身，我是个耽溺于现实生活的人。我更看重友情，亲情和爱情。我首先是一个快活的男人，再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对得起自己苦难经历的作家，写出一部浸满了自己生命血泪的书。”事实上，他在他所亲近的朋友中间，永远是一个快活的男人，那怕有时坐在生活的铁砧上，他也永远是一个快乐的男人，仗义执言的男人，本色的男人。
我是1984年认识胡世全的。那年中国青年报搞了一次征文，他的一篇小说获得了一等奖。就是在那次获奖之后，在一次笔会上我认识了他。当主持人介绍到他时，他从人群众里站起来，一下子打破了他的名字带给我传统感觉，我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儒雅、文质彬彬的男人，完全可以说是光彩照人、鹤立鸡群。当然这只是外表。更深一层的接触是他到文化馆当上文学创作辅导老师以后。他的文学观加上他对中外历史的稔熟，让我认识了一位真正学者型的作家。
获奖作品革命百里洲，是胡世全与赵瑜首次合作的报告文学力作。他和赵瑜从1998年秋天踏上百里洲到2003年年底革命百里洲出版，前后历经了五年时间；在长江中那个孤岛上，他们前前后后生活了近三个月，走访了58个村的绝大部分土地，和数十名百里洲人进行了恳切交谈。夕阳西下，他们在百里洲的人工河堤上高唱着采访的歌谣踏上归程；秋月朗照，他们在百里洲人用生命守卫的大堤上散步，思索着当下的乡村中国；寒风呼啸，他们依偎在被子里，彻夜长谈，探索着农民兄弟苦难的根源，思考着如何表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正是这种扎实的作风加上他们的执著和天赋，革命百里洲获得全国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老实说，这部书能够获如此大奖，胡世全是没有想到的，因为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获奖的事情。
获了鲁迅文学奖之后，胡世全说：“真正的作家都不是为了获奖而写作的，这句被很多人说过的话有可能是作秀。可是，我连作秀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到今天为止，在我心目中，自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在我看来，真正的作家是视写作为生命的那样一些人。他们是上帝的宠儿。这些宠儿散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孤寂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够理解。写作于我而言，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即使说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也不是我生命的全部。”或许，胡世全把文学当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不是文学的苦行僧，而是把文学当成了一种生命的快乐和享受。因为在本质意义上他进行着一种快乐的人生。但是，任何一个细心的读者，只要他稍稍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事实与他的说法多少有一些出入。他本质上永远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作家。而且，这种使命感让他与社会与大众与最底层人群的生存和命运一直关联在一起。他一直以诸如报告文学之类的文学样式关注着这个社会，多年不懈。在我的记忆里，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这些方面的追求，而且在他的性格里面，天生就俱有这种悲天悯人的特质。他写过大灾难新滩大滑坡、大痛苦三峡移民行、大忧伤三峡，最后的见证、大悲情光棍村调查，即使他的小说集半条街的风景，里面也绝大多数小说写的是老宜昌底层的状态。包括他与赵瑜用合作采写的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都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作家所特有使命感。包括即将开始的的革命百里洲下部，以及他正在着手采访的乡镇干部生存现状等等，从这些痕迹上看，胡世全并非全部像他所说的那样，没有把文学当成全部。相反，他一直在按照自己的路往下走，而且，在他行走的路上，我们可以非常分明看到了他给自己设立的路标，即使他没让人看见，可是在他走过之后，那些路碑就会一一呈现出来。
除了写作，胡世全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他的职称是副编审。他最津津乐道的是他在九十年代初当西楚文学和三峡文学编辑时的一些事情。那时，他对编辑工作认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几乎看完每个每位业余作者的稿件，并给他们回信，而且回信也绝不是三言两语，都要用数百字来指出作品的优劣。这种回信可以说就一种“笔教”所谓种豆得豆，时间也给了他这种认真以某种说不清的回报：可以这么说，现在活跃在宜昌的写作者，几乎都与他有着某种不可否定的关联。
胡世全的率真是有名的，简直到了可爱的地步。他心中永远没有块垒，却永驻着分享生命的快乐。他历来口无遮拦。可是他的话语始终在真相和本质里滑翔。他历来就对不平人不平事敢干仗义直言。他经常讲这样一个故事：德国人屠杀一个村的犹太人，从杀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大家始终保持沉默，直到最后个犹太人想不沉默也来不及了。胡世全说，我完全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过一种明哲保身的日子，可是那将是个体生命与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因为一个没有人敢于说真话的民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民族。所以，他确实做到了。但是这些东西始终没有伤害到他的快乐。他走到哪儿哪儿就有笑声，无论是他的同龄人，还是比他更年轻的人都愿意与他在一起。他不在场，人们说到他会大笑；他在场，更不会少掉笑声。他是作家里面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人。他用快乐和滋润的生活，改写了以往作家贯有的苦行僧式的生活。这其实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应该拥有的生活。道理非常简单：老实地生活，不老实地创作。他将作家的苦行僧意味归结到了精神上面，让它与生活无关，不仅避免了创作对作家的伤害，而且更好的有了生活这个源泉。这当是一种创举。
胡世全的义气也是有名的。他与很多人的交往都非常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赵瑜、董宏猷、邓一光、刘醒龙、余杰都和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无论北京、武汉，还是宜昌县市区或乡镇的同仁，都叫他胡老大、胡大哥，颇有另一番江湖意味。即使是他的学生回到宜昌，他都会拍着胸说：“你从一落地到离开，食宿我全包。”暂且不说这话兑现了多少，倒是这种豪气，永远令人敬佩。人们常说，为文先为人。胡世全的义气豪放、率真坦荡不仅拓展了他大气的人格骨架，无疑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更多更直接的滋养。
继革命百里洲之后，他与董宏猷合写的三峡，最后的见证也面市了，这是一部让他走向再次成功的力作。往后，乡镇干部生态和革命百里洲下部也会接踵而来。胡世全毫无疑问已经步入了快车道。留给我们的将是一个接一个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