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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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聂小雨是聂大跃妹妹这一条，当然是最重要的一条，也是秦石峰对聂小雨上心的根本。有一次聂大跃到内地去走访代理商，秦石峰和魏长青俩单独喝酒，喝着喝着就说到了聂小雨，秦石峰经不住魏长青的盘问，实话实说：深圳比聂小雨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也有，但是那些女人只能做朋友，不可能发展成为老婆。魏长青问为什么？秦石峰说：“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女孩到底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钱。但是聂小雨不一样，聂小雨是聂大跃的妹妹，聂大跃的妹妹难道还会贪我的钱吗？所以，如果聂小雨能跟我，那就是真的。”
既然对聂小雨有了这种想法，秦石峰当然就把本来不经意的许愿当作履行合同一样来认真对待。不但真的帮着聂大跃做这笔业务，而且还为聂大跃提了很多建议。其中有些建议还真被聂大跃采纳了。比如秦石峰对聂大跃说：企业要发展一定要打破家族式管理，一定要防止一言堂而导致决策失误。秦石峰还举出国内外一些企业失败的例子对聂大跃说：决策失误是一个企业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唯一因素，任何其他的失误都是慢性病，只有决策失误是突发性心脏病，最危险。秦石峰还说过：一个民营企业要想走得更远，必须建立科学的决策制度。民营企业同样面临改革提升的问题，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健康发展。民营企业也要有产品运作发展到资本运作。
聂大跃采纳了秦石峰的这些建议，准备高薪聘请一个专家型管理人才来做总经理，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管理决策委员会，重大问题由这个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以避免决策失误。聂大跃还聘请秦石峰为他的决策顾问，根据秦石峰的建议，委员会采用双向否定制，一项决策，即使其他人都同意，只要董事长聂大跃一个人反对，则决议不能通过，反过来，一项决策即使聂大跃本人赞同，但只要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反对，则聂大跃同意的决议也不能通过。
聂大跃因此就发现，秦石峰泡是泡，但有时候泡得有道理，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内部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老板必须要虚心听取意见，特别是像秦石峰这样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同时又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人的意见。
聂大跃已经察觉到秦石峰对聂小雨的意思，他的态度是：顺其自然，缓慢发展。
有一次三个男人碰在一起，秦石峰和聂大跃在说的很起劲，但是魏长青始终没有插嘴。其实他们三个在一起，总是秦石峰说的多，聂大跃说的少，魏长青基本上不说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魏长青都是当听众的，甚至当服务员，及时地给他们续水。但是今天有些特别，今天魏长青既不说话也不续水，仿佛心不在焉。
聂大跃问：“怎么了？”
魏长青说：“没什么。”
聂大跃又问：“没什么你怎么不高兴了？”
聂大跃能这样说话，就说明聂大跃是他们三个中的大哥了，仿佛魏长青真要是有什么难处他就有义务帮助摆平。这倒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年纪最大，其实他的年纪并没有魏长青大，关键是聂大跃最有钱，老板们在一起，谁最有钱谁就是老大。
魏长青被问急了，只好实话实说：生意不好做，刚刚应付完黑道老大，税务局又来查帐，前几天被他老婆万冬梅炒掉的那个会计心理不平衡，跑到区税务局稽查科去检举揭发了，如果查出问题，魏长青将被罚款，而罚款中的一部分将作为奖金奖励给那个会计。
秦石峰说：“这叫什么话？这不是鼓励告密者吗？这符合以德治国吗？”
聂大跃没说话，掏出手机给税务局长打电话。聂大跃是区纳税大户，连续三年通报表扬，跟区税务局长很熟。
聂大跃请局长吃饭、洗桑拿。局长说：你是纳税模范，我应该请你才对。聂大跃把魏长青的情况说了。局长当场打电话给稽查科长，说眼下那么多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的事情你们不查，跑去查一个咖啡官干什么？局长的话很有原则性，完全符合当时中央“抓大放小”的精神，科长也不是傻瓜，立刻就听出局长的口气了，马上顺秆子溜，回答说：接到举报肯定是要查一下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咖啡馆交定税，能有什么大事呀。
万冬梅一定要请聂大跃吃饭答谢，聂大跃推不过，只好和秦石峰一同前往。席间，秦石峰对魏长青夫妇说：你把咖啡馆兑出去，套回资金买股票吧。魏长青夫妇没敢接话，而是看着聂大跃，仿佛聂大跃真的变成他们的大哥了，这种大事须由大哥说了算。
聂大跃说：“好，好主意。”
魏长青认为既然聂大跃都说“好主意”了，那就肯定是好主意了，决定照办。
其实聂大跃是随口说的，并没有认真思考。聂大跃当时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想着胡娅沁要跟他闹离婚的事。
聂大跃与胡娅沁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认识的。岳洲当时是县，上山下乡也不如大城市正规。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固定的知青点，这些知青点叫“集体户”一个“集体户”里面多则几十个知识青年，少的也有七八个十几个。这么多知识青年男男女女在一起，尽管有吵嘴打架的，有勾心斗角的，有争风吃醋的，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他们至少不孤独不寂寞。而聂大跃他们不一样，聂大跃他们是小地方人，小地方人下乡都没有北京上海的知青那么正规。事实上，聂大跃当时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聂大跃，另一个是胡娅沁。聂大跃是高中毕业，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他们年级的“连长”长的人高马大，而胡娅沁是初中毕业，本来年龄就小，加上瘦，看上去跟上海人发的死面馒头，根本没有长开的样子。按照聂大跃当时的条件可能看不上胡娅沁，但是胡娅沁是矿上的，具有了某种优势。这种优势与她身上的一些劣势相抵消，最终使她达到了与聂大跃相同或相近的高度，于是，他们平衡了，并且最终结为夫妻。
许多年之后，当人们面对日益增多的离婚现象进行评述时，一个占了上风的观点是：婚姻其实是一桩交易，这桩交易的基础是公平，什么是公平？双方综合条件相当就是公平。当双方中的一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原来的平衡被打破，离婚就成为不可避免。
反对的一方说：不对，婚姻是以双方的感情为基础的，而交易最忌讳感情。
占上风的一方说：感情也不是凭空建立的。感情也可以折算成平衡要素。条件变了感情也会发生变化。
事实上，双方的观点都没有错。婚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双方结婚前，精神的东西多，物质的成分少，结婚之后，成天跟柴米油盐打交道，浪漫少了，现实多了，自然就是精神的东西少了，物质的东西多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按照这个观点，那么，离婚的主要原因是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婚与物质有关。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现在胡娅沁要与聂大跃离婚，就不属于这种情况。
与大城市知识青年另一个差别是上山下乡地点的远近。像北京的上山下乡到革命生地延安，上海的上山下乡到云南或黑龙江边境。大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地方远其实也是一种待遇，这种待遇是岳洲这样小地方的知青享受不到的，他们只能就地下放，下在本县境内。由于比较近，所以就不需要乘火车而只要乘汽车就行，因此，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他们下乡时就少了火车站台上热闹的欢送场面。但打锣敲鼓是免不了的。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就是与几十个知识青年一起坐着汽车从城关镇被打锣敲鼓送到“东头”的。
“东头”位于京广铁路的东面，离城关镇虽然没有上河口和老雁窝那么远，但由于隔着一条京广铁路，并且当时没有横跨铁路的立交，两边往来不方便，因此，给城关镇人的感觉反而比上河口或老鹰窝更加遥远、更加闭塞、更加偏僻。
当时“东头”的官方名称叫“东方红人民公社”聂大跃胡娅沁等几十个知识青年直接被拉到公社。
公社其实就像一个小集镇，标志性的建筑不是公社大院，而是大院旁边那个大礼堂。聂大跃他们首先就是被安排在大礼堂里面的。
公社大礼堂远远地看上去与城关的电影院没有什么两样，于是聂大跃当时还想：农村跟城里差不多嘛。
聂大跃这样想也是有根据的。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有一阵子特别喜欢搞忆苦思甜，搞到最后压轴戏是吃忆苦饭。在吃忆苦饭之前，聂大跃想象着一定非常难吃。那时候有一种说法，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既然是“猪狗食”能不难吃吗？聂大跃没有吃过“猪狗食”但是他相信肯定是十分难吃。聂大跃当时是连长。所谓“连长”就是他们那个学校那个年级的学生头头。既然如此，那么就要吃苦在前。所以，当吃忆苦饭开始的时候，聂大跃拿出一种准备牺牲的精神，第一个冲上前，咬着牙，当众开吃。刚开始没有感觉，他下意识里故意让自己的味觉失灵，就像潜泳的时候故意使自己的呼吸系统暂时停止工作一样。然而味觉系统与呼吸系统并不一样，味觉是挡不住的，吃着吃着，短暂失灵的味觉又恢复了，但是，让聂大跃感到吃惊的是：这些“猪狗食”一点也不难吃。不但不难吃，这些用野菜和黑面做的窝窝头其实还蛮好吃的。至少偶然吃一次的时候是好吃的。
根据这个经验，聂大跃想：人家都说上山下乡多么可怕，其实也就是忆苦饭罢了，未必可怕。
进了公社礼堂之后，聂大跃才发现所谓的礼堂与城关电影院区别很大。原来这个公社礼堂也是图有外表，外表像城关的电影院，里面差远了。事实上，礼堂里面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是空空的，不仅主席台上没有云灯和幕布，而且整个礼堂里面没有凳子，一张凳子都没有，完全是一快空地，一块斜斜的土坡。聂大跃当场失望。好在他们全部都带了行李，这些行李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背包。那时候上学是开门办学，在上山下乡之前，他们多次学工学农学军，还搞过野营拉练，所以，一个个背包打得像模像样，放在地上正好可以当凳子坐，和老照片上当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差不多。
聂大跃他们就那样坐在背包上听公社书记做关于欢迎他们的讲话。书记讲完了之后，是送他们下来的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领导讲话，最后，是聂大跃代表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讲话。这样七讲八讲也就到了中午。到了中午他们就开始吃中饭。中饭是公社准备的，不错，有红烧肉，聂大跃在家里也是难得吃一次红烧肉，所以那天他吃了三大碗饭。
吃过饭就开始下生产队。那时候毛主席有指示：“各地农村的同志都要欢迎他们去。”毛主席都说要欢迎他们去，贫下中农敢不欢迎吗？但是聂大跃他们差不多是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了，欢迎的次数多了，农民也出现了欢迎疲劳，因此，对他们的欢迎也是有选择的。聂大跃首先就被一个生产队长紧紧握住手，既代表友好，又等于是先把好货抢到手。等大家都被抢得差不多的时候，聂大跃发现了胡娅沁，因为刚才他们站着的那个地方就只剩下胡娅沁了。孤苦伶仃的样子。聂大跃那时候并不认识胡娅沁，但是他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连长的责任，于是跟拉住他手的那个队长说：把她带上吧。队长没有说话，在犹豫，或者说是在想着怎样拒绝。这时候，公社书记走过来，板着脸，看着队长，队长一个激灵，说：“好，欢迎，欢迎。”
队长是用牛车把聂大跃和胡娅沁拉到生产队的。聂大跃第一次看见牛车。在聂大跃的印象中，只有马和驴子或者他们的后代骡子才能拉车，而牛是用来耕田的。但那一天生产队长确确实实就是用牛车来接他们的。
牛显然已经意识到差它拉车不公平，像义务劳动，做样子，走得很慢。事实上，他们是在天黑之后才到达目的地的。当他们进村的时候，整个村子黑灯瞎火，一片寂静，突然，狗汪汪汪地叫起来，刚开始是一声两声，但很快全村的狗齐声叫起来，好不热闹，像是在欢迎他们，而且是热烈欢迎。可见，狗比人热情。
队长说：“收拾公房怕是来不及了，今天晚上你先住五保户陈麻子那里，她可以住菊香家，菊香家没有男人，方便。”
“你”当然是指聂大跃“她”是指胡娅沁。
二人遵命。但事实上，那天晚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入睡。倒不是陈麻子和王寡妇他们不欢迎聂大跃和胡娅沁，而是聂大跃和胡娅沁他们自己不适应贫下中农的卫生习惯。对聂大跃来说，主要是身体不习惯，因为五保户陈麻子家的跳蚤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欺生，不咬陈麻子，专咬聂大跃，上来就浑身上下一阵乱咬，咬得聂大跃像抽风，从床上跳起来，噼里啪啦对自己身体一阵乱打，还是无济于事。而对于胡娅沁来说，则主要是鼻子不习惯，因为寡妇王菊香家没有厕所，也没有马桶，而只有一个粪桶，并且该粪桶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直接就是盛大粪的，寡妇王菊香同志小便大便全部落在其中，多日没有处理，这样，她家就不仅充满小便的味道，而且在满满当当的小便味道当中还大量夹杂着大便的气味，从而使整个屋子弥漫在正宗的大粪氛围当中，并且该气味和陈麻子家的跳蚤一样，也欺生，不往王寡妇的鼻子里钻，专门往胡娅沁鼻子里面拱，拱得胡娅沁要呕吐，最后，不得不宁可不睡，从床上爬起来，重新穿好衣服，站到王寡妇家的院子里等待东方的太阳。
天亮，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找到队长，坚决要求住公房。队长说好、好、好，立刻为他们安排。
“公房”其实是生产队的一个仓库，一大一小两间房子，大的特别大，小的特别小。大房间用于储藏稻谷之类，小房间则专门给看仓库的人住的。聂大跃他们来之前，看仓库的任务由整个生产队男劳力轮流执行，现在既然他们来了，正好可以为生产队看管仓库发挥一点作用。
聂大跃是男人，又是“连长”出身，自然只能在仓库里面临时搭了一个床铺，与稻谷和老鼠为伴。虽然条件不好，但跳蚤少多了，只要白天控制不要轻易让贫下中农在他床上坐，晚上的跳蚤基本上属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半夜爬起来往自己身上拍巴掌。小房间让给胡娅沁，胡娅沁一步登天，再也不受小便大便的混合气味困饶了，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而不至于半夜三更穿衣服起床站在门外面等天明。
公房门前是一个打谷场，社会兼职是生产队的“广场”庄稼收割的时候当打谷场用，其他时候当广场用，遇上生产队传达最高指示什么的，这里就是会场。聂大跃胡娅沁来了之后，打谷场临时增添了一个新功能——练功场。聂大跃精力过剩，又不忍心看着这么开阔的打谷场浪费，于是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在打上面打几路拳。其实也就是当时学校体育老师教的“红卫兵拳”但是贫下中农看不懂，感觉很希奇很神秘，并且把这种希奇和神秘广泛炫耀与传播，于是，当年差不多整个东方红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都知道该生产队来了一个会“功夫”的知青，竟然有外村人专门在大清早赶过来看聂大跃“练武”的，聂大跃无意当中为该生产队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为生产队增添风景的还有胡娅沁。自从聂大跃和胡娅沁住进生产队公房之后，打谷场边上就亮起了一道比聂大跃打拳更实在的风景线——每天都能看见那里晾着一排女人的衣服。胡娅沁几乎每天都要洗衣服和晾衣服。这种情况更新鲜，第一，以前从来没有人在公房门口晾衣服，现在突然有人晾了，很新鲜。其次，公房门口是打谷场，很开阔，视角宽，老远地就看到，更新鲜。最后，当然也是更主要的，晾晒的竟然是花花绿绿女人的衣服，其中包含女人的底裤胸罩甚至专门的女人卫生用品！那时候贫下中农的日子还没有完全从万恶的旧社会摆脱出来，生活质量还不高，根本没有人民公社女社员穿胸罩的，更没有把女人的贴身用品放在外面晾晒的，因此，胡娅沁把这些东西在“广场”上一下子公开展示出来，给人民公社社员特别是人民公社男性社员带来的冲击比聂大跃在打谷场上打红卫兵拳还要大。
社员是有想象力的。虽然没有见过胸罩，但年轻人那时候人人都是民兵，因为当时伟大领袖有一个著名指示叫“全民皆兵”既然“全民皆兵”那么年轻人当然都是兵——民兵，于是，他们马上就为胡娅沁的胸罩找了一个合理的名称——“武装带”这下好了，无聊的时光有机会打发了，每当闲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提议：走，看武装带去。于是，一群人就嬉笑着来到打鼓场，近距离观察胡娅沁的底裤、胸罩和女人特有的卫生用品。少数调皮的年轻人不仅限于看，还想摸，甚至还当面挑逗这些物品的主人。更有几次，胡娅沁晚上收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少了其中的一两件小物品。不用说，肯定是被某个人顺手牵羊了。幸好，胡娅沁由聂大跃保护着，而聂大跃又是大家公认有“功夫”的，所以，个别人对胡娅沁的侵害点到为止，始终停留在对其物品亵渎的阶段，并没有发展到对物品主人的直接伤害，于是，这些调皮鬼的捣客观上拉近了胡娅沁与聂大跃的距离。
其实，用不着拉，聂大跃和胡娅沁本来就很近。生产队公房的大房间与小房间之间虽然有一道墙，但这道墙是象征性的。是半截墙。下面隔开，上面是相通的，凭聂大跃的“功夫”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翻过去。当然，聂大跃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甚至连想都没有这么想过。尽管如此，这道墙仍然没有将他们彻底隔开，至少声音没有隔开，两边的一切响动对方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因此，每天晚上胡娅沁起来小便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尽量不要弄出响声，但这显然比较困难，因为胡娅沁当时使用的是搪瓷痰盂，在小便的时候，即便能保证不发出液体与液体相互撞击的声音，也可避免地要发出液体与固体撞击的响声，所以，胡娅沁小便发出的响声总是要跃过半截墙从传到聂大跃耳朵里面去的。因此，如果单纯从声音上判断，他们有一种同居一室的亲近。
不仅“同居一室”而且两个人在一个锅里面吃饭“家务分工”也很像夫妻，与黄梅戏天仙配上描写的“你担水来我浇园”基本一致。况且他们俩人成天出双入对，就是回城也两个人一起，所以，当时生产队有很多传说。传说他们表面上是睡两个房间，其实早就暗中在一起了。社员们这样说当然是解闷用的，并不打算真为他们说的话负法律责任。事实上，那时候聂大跃和胡娅沁根本就没有这么做，他们甚至连恋爱都没谈。那时候人单纯，都很要求上进，很自律，在那种把谈恋爱看成是资产阶级行为大背景下，他们是不会轻易迈出这一步的。当然，这里面有个时间问题，如果时间长了，说不定他们就真就谈上恋爱了，但他们刚下去不久，就开始刮起了“回城风”根本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滋生爱情。
“回城风”把聂大跃和胡娅沁一起吹进了县农机厂。农机厂是集体性质，比不上稀土矿，但除了小化肥厂之外，在当时的岳洲县也属于大厂，能进到里面当工人也算是他们造化，比在农村当知青好多了。
俩人既然到了一个厂，关系自然有点进步。这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进了农机厂之后，胡娅沁的身体突然一下子发开了不少，加上长期相处看惯了的缘故，胡娅沁在聂大跃眼里是个女人了。二是胡娅沁送给聂大跃一双劳保皮鞋，是只有矿上的职工才发的那种翻毛劳保皮鞋。这种劳保皮鞋外面是买不到的，在当时的城关镇，穿这种皮鞋是受人尊敬的。
显然是这双劳保皮鞋太具有象征意义了，令聂大跃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必须自己先开口的责任。这时候，连聂大跃的母亲都问：“这么好的鞋子是谁给你的？”聂大跃实话实说。母亲虽然还没有见过胡娅沁的面，但是就凭这双劳保皮鞋，就能够断定胡娅沁是个好姑娘，不仅现在是好姑娘，而且将来还一定是一个好儿媳妇。于是，母亲张罗着让聂大跃把胡娅沁带回来吃饭。等到饭吃完了，关系也就基本上挑明了。
那时候交通不如现在方便，胡娅沁大约一个月才能回矿上一次，于是聂大跃的母亲就经常让儿子带胡娅沁到家里来吃饭。理由是农机厂食堂伙食太差，你们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加强营养。
逢周末，母亲还极力挽留胡娅沁住在家里，好在那时候人不娇气，胡娅沁与聂小雨合睡一小床也凑合。刚开始胡娅沁还不是太愿意，再晚了也要聂大跃送她回农机厂宿舍，常常是星期六晚上送过去，星期天早上又接回来，最后弄得胡娅沁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只好留宿。
本来聂大跃和胡娅沁的关系是在健康发展的，但是由于突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差一点将他们的因缘断送。
那时候突然刮起了顶职风，就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只要提前退休，就可以由其子女中的一个顶职进去。这个风当时刮得非常凶，居然从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刮到小小的岳洲县。可怜天下父母心，一时间，很多本来年龄还没有到退休界限的父母，为了能使自己的子女进国营单位，纷纷提前退休。这股风对聂大跃影响不大，因为聂大跃的母亲在街道小厂糊火柴盒，父亲在搬运公司搞装卸，父母的单位都不如聂大跃的农机厂，白给都不进，根本就不存在顶职的问题，至于他的妹妹聂小雨，那时候刚刚上小学，还早着呢，想顶也不够年龄。但是，这件事情很快还是影响到了聂大跃，因为胡娅沁的母亲准备让她顶职。因为这时候国家对知识分子很重视，矿上承诺，即使她母亲提前退休，矿上也还是返聘她，返聘工资加退休工资并不低于原工资，等于是白给她女儿胡娅沁一个进矿上的名额，白给能不要吗？
至于聂小雨是聂大跃妹妹这一条，当然是最重要的一条，也是秦石峰对聂小雨上心的根本。有一次聂大跃到内地去走访代理商，秦石峰和魏长青俩单独喝酒，喝着喝着就说到了聂小雨，秦石峰经不住魏长青的盘问，实话实说：深圳比聂小雨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也有，但是那些女人只能做朋友，不可能发展成为老婆。魏长青问为什么？秦石峰说：“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女孩到底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的钱。但是聂小雨不一样，聂小雨是聂大跃的妹妹，聂大跃的妹妹难道还会贪我的钱吗？所以，如果聂小雨能跟我，那就是真的。”
既然对聂小雨有了这种想法，秦石峰当然就把本来不经意的许愿当作履行合同一样来认真对待。不但真的帮着聂大跃做这笔业务，而且还为聂大跃提了很多建议。其中有些建议还真被聂大跃采纳了。比如秦石峰对聂大跃说：企业要发展一定要打破家族式管理，一定要防止一言堂而导致决策失误。秦石峰还举出国内外一些企业失败的例子对聂大跃说：决策失误是一个企业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唯一因素，任何其他的失误都是慢性病，只有决策失误是突发性心脏病，最危险。秦石峰还说过：一个民营企业要想走得更远，必须建立科学的决策制度。民营企业同样面临改革提升的问题，只有不断改革才能健康发展。民营企业也要有产品运作发展到资本运作。
聂大跃采纳了秦石峰的这些建议，准备高薪聘请一个专家型管理人才来做总经理，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管理决策委员会，重大问题由这个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以避免决策失误。聂大跃还聘请秦石峰为他的决策顾问，根据秦石峰的建议，委员会采用双向否定制，一项决策，即使其他人都同意，只要董事长聂大跃一个人反对，则决议不能通过，反过来，一项决策即使聂大跃本人赞同，但只要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反对，则聂大跃同意的决议也不能通过。
聂大跃因此就发现，秦石峰泡是泡，但有时候泡得有道理，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在企业内部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老板必须要虚心听取意见，特别是像秦石峰这样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同时又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人的意见。
聂大跃已经察觉到秦石峰对聂小雨的意思，他的态度是：顺其自然，缓慢发展。
有一次三个男人碰在一起，秦石峰和聂大跃在说的很起劲，但是魏长青始终没有插嘴。其实他们三个在一起，总是秦石峰说的多，聂大跃说的少，魏长青基本上不说话。在大多数情况下，魏长青都是当听众的，甚至当服务员，及时地给他们续水。但是今天有些特别，今天魏长青既不说话也不续水，仿佛心不在焉。
聂大跃问：“怎么了？”
魏长青说：“没什么。”
聂大跃又问：“没什么你怎么不高兴了？”
聂大跃能这样说话，就说明聂大跃是他们三个中的大哥了，仿佛魏长青真要是有什么难处他就有义务帮助摆平。这倒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年纪最大，其实他的年纪并没有魏长青大，关键是聂大跃最有钱，老板们在一起，谁最有钱谁就是老大。
魏长青被问急了，只好实话实说：生意不好做，刚刚应付完黑道老大，税务局又来查帐，前几天被他老婆万冬梅炒掉的那个会计心理不平衡，跑到区税务局稽查科去检举揭发了，如果查出问题，魏长青将被罚款，而罚款中的一部分将作为奖金奖励给那个会计。
秦石峰说：“这叫什么话？这不是鼓励告密者吗？这符合以德治国吗？”
聂大跃没说话，掏出手机给税务局长打电话。聂大跃是区纳税大户，连续三年通报表扬，跟区税务局长很熟。
聂大跃请局长吃饭、洗桑拿。局长说：你是纳税模范，我应该请你才对。聂大跃把魏长青的情况说了。局长当场打电话给稽查科长，说眼下那么多虚开增值税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的事情你们不查，跑去查一个咖啡官干什么？局长的话很有原则性，完全符合当时中央“抓大放小”的精神，科长也不是傻瓜，立刻就听出局长的口气了，马上顺秆子溜，回答说：接到举报肯定是要查一下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没什么大问题，咖啡馆交定税，能有什么大事呀。
万冬梅一定要请聂大跃吃饭答谢，聂大跃推不过，只好和秦石峰一同前往。席间，秦石峰对魏长青夫妇说：你把咖啡馆兑出去，套回资金买股票吧。魏长青夫妇没敢接话，而是看着聂大跃，仿佛聂大跃真的变成他们的大哥了，这种大事须由大哥说了算。
聂大跃说：“好，好主意。”
魏长青认为既然聂大跃都说“好主意”了，那就肯定是好主意了，决定照办。
其实聂大跃是随口说的，并没有认真思考。聂大跃当时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想着胡娅沁要跟他闹离婚的事。
聂大跃与胡娅沁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认识的。岳洲当时是县，上山下乡也不如大城市正规。大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固定的知青点，这些知青点叫“集体户”一个“集体户”里面多则几十个知识青年，少的也有七八个十几个。这么多知识青年男男女女在一起，尽管有吵嘴打架的，有勾心斗角的，有争风吃醋的，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他们至少不孤独不寂寞。而聂大跃他们不一样，聂大跃他们是小地方人，小地方人下乡都没有北京上海的知青那么正规。事实上，聂大跃当时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聂大跃，另一个是胡娅沁。聂大跃是高中毕业，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他们年级的“连长”长的人高马大，而胡娅沁是初中毕业，本来年龄就小，加上瘦，看上去跟上海人发的死面馒头，根本没有长开的样子。按照聂大跃当时的条件可能看不上胡娅沁，但是胡娅沁是矿上的，具有了某种优势。这种优势与她身上的一些劣势相抵消，最终使她达到了与聂大跃相同或相近的高度，于是，他们平衡了，并且最终结为夫妻。
许多年之后，当人们面对日益增多的离婚现象进行评述时，一个占了上风的观点是：婚姻其实是一桩交易，这桩交易的基础是公平，什么是公平？双方综合条件相当就是公平。当双方中的一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原来的平衡被打破，离婚就成为不可避免。
反对的一方说：不对，婚姻是以双方的感情为基础的，而交易最忌讳感情。
占上风的一方说：感情也不是凭空建立的。感情也可以折算成平衡要素。条件变了感情也会发生变化。
事实上，双方的观点都没有错。婚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双方结婚前，精神的东西多，物质的成分少，结婚之后，成天跟柴米油盐打交道，浪漫少了，现实多了，自然就是精神的东西少了，物质的东西多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按照这个观点，那么，离婚的主要原因是物质基础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婚与物质有关。但凡事都有例外，比如现在胡娅沁要与聂大跃离婚，就不属于这种情况。
与大城市知识青年另一个差别是上山下乡地点的远近。像北京的上山下乡到革命生地延安，上海的上山下乡到云南或黑龙江边境。大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地方远其实也是一种待遇，这种待遇是岳洲这样小地方的知青享受不到的，他们只能就地下放，下在本县境内。由于比较近，所以就不需要乘火车而只要乘汽车就行，因此，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他们下乡时就少了火车站台上热闹的欢送场面。但打锣敲鼓是免不了的。当年聂大跃和胡娅沁就是与几十个知识青年一起坐着汽车从城关镇被打锣敲鼓送到“东头”的。
“东头”位于京广铁路的东面，离城关镇虽然没有上河口和老雁窝那么远，但由于隔着一条京广铁路，并且当时没有横跨铁路的立交，两边往来不方便，因此，给城关镇人的感觉反而比上河口或老鹰窝更加遥远、更加闭塞、更加偏僻。
当时“东头”的官方名称叫“东方红人民公社”聂大跃胡娅沁等几十个知识青年直接被拉到公社。
公社其实就像一个小集镇，标志性的建筑不是公社大院，而是大院旁边那个大礼堂。聂大跃他们首先就是被安排在大礼堂里面的。
公社大礼堂远远地看上去与城关的电影院没有什么两样，于是聂大跃当时还想：农村跟城里差不多嘛。
聂大跃这样想也是有根据的。上初中的时候，学校有一阵子特别喜欢搞忆苦思甜，搞到最后压轴戏是吃忆苦饭。在吃忆苦饭之前，聂大跃想象着一定非常难吃。那时候有一种说法，说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既然是“猪狗食”能不难吃吗？聂大跃没有吃过“猪狗食”但是他相信肯定是十分难吃。聂大跃当时是连长。所谓“连长”就是他们那个学校那个年级的学生头头。既然如此，那么就要吃苦在前。所以，当吃忆苦饭开始的时候，聂大跃拿出一种准备牺牲的精神，第一个冲上前，咬着牙，当众开吃。刚开始没有感觉，他下意识里故意让自己的味觉失灵，就像潜泳的时候故意使自己的呼吸系统暂时停止工作一样。然而味觉系统与呼吸系统并不一样，味觉是挡不住的，吃着吃着，短暂失灵的味觉又恢复了，但是，让聂大跃感到吃惊的是：这些“猪狗食”一点也不难吃。不但不难吃，这些用野菜和黑面做的窝窝头其实还蛮好吃的。至少偶然吃一次的时候是好吃的。
根据这个经验，聂大跃想：人家都说上山下乡多么可怕，其实也就是忆苦饭罢了，未必可怕。
进了公社礼堂之后，聂大跃才发现所谓的礼堂与城关电影院区别很大。原来这个公社礼堂也是图有外表，外表像城关的电影院，里面差远了。事实上，礼堂里面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是空空的，不仅主席台上没有云灯和幕布，而且整个礼堂里面没有凳子，一张凳子都没有，完全是一快空地，一块斜斜的土坡。聂大跃当场失望。好在他们全部都带了行李，这些行李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背包。那时候上学是开门办学，在上山下乡之前，他们多次学工学农学军，还搞过野营拉练，所以，一个个背包打得像模像样，放在地上正好可以当凳子坐，和老照片上当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差不多。
聂大跃他们就那样坐在背包上听公社书记做关于欢迎他们的讲话。书记讲完了之后，是送他们下来的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领导讲话，最后，是聂大跃代表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讲话。这样七讲八讲也就到了中午。到了中午他们就开始吃中饭。中饭是公社准备的，不错，有红烧肉，聂大跃在家里也是难得吃一次红烧肉，所以那天他吃了三大碗饭。
吃过饭就开始下生产队。那时候毛主席有指示：“各地农村的同志都要欢迎他们去。”毛主席都说要欢迎他们去，贫下中农敢不欢迎吗？但是聂大跃他们差不多是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了，欢迎的次数多了，农民也出现了欢迎疲劳，因此，对他们的欢迎也是有选择的。聂大跃首先就被一个生产队长紧紧握住手，既代表友好，又等于是先把好货抢到手。等大家都被抢得差不多的时候，聂大跃发现了胡娅沁，因为刚才他们站着的那个地方就只剩下胡娅沁了。孤苦伶仃的样子。聂大跃那时候并不认识胡娅沁，但是他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连长的责任，于是跟拉住他手的那个队长说：把她带上吧。队长没有说话，在犹豫，或者说是在想着怎样拒绝。这时候，公社书记走过来，板着脸，看着队长，队长一个激灵，说：“好，欢迎，欢迎。”
队长是用牛车把聂大跃和胡娅沁拉到生产队的。聂大跃第一次看见牛车。在聂大跃的印象中，只有马和驴子或者他们的后代骡子才能拉车，而牛是用来耕田的。但那一天生产队长确确实实就是用牛车来接他们的。
牛显然已经意识到差它拉车不公平，像义务劳动，做样子，走得很慢。事实上，他们是在天黑之后才到达目的地的。当他们进村的时候，整个村子黑灯瞎火，一片寂静，突然，狗汪汪汪地叫起来，刚开始是一声两声，但很快全村的狗齐声叫起来，好不热闹，像是在欢迎他们，而且是热烈欢迎。可见，狗比人热情。
队长说：“收拾公房怕是来不及了，今天晚上你先住五保户陈麻子那里，她可以住菊香家，菊香家没有男人，方便。”
“你”当然是指聂大跃“她”是指胡娅沁。
二人遵命。但事实上，那天晚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入睡。倒不是陈麻子和王寡妇他们不欢迎聂大跃和胡娅沁，而是聂大跃和胡娅沁他们自己不适应贫下中农的卫生习惯。对聂大跃来说，主要是身体不习惯，因为五保户陈麻子家的跳蚤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欺生，不咬陈麻子，专咬聂大跃，上来就浑身上下一阵乱咬，咬得聂大跃像抽风，从床上跳起来，噼里啪啦对自己身体一阵乱打，还是无济于事。而对于胡娅沁来说，则主要是鼻子不习惯，因为寡妇王菊香家没有厕所，也没有马桶，而只有一个粪桶，并且该粪桶货真价实名副其实，直接就是盛大粪的，寡妇王菊香同志小便大便全部落在其中，多日没有处理，这样，她家就不仅充满小便的味道，而且在满满当当的小便味道当中还大量夹杂着大便的气味，从而使整个屋子弥漫在正宗的大粪氛围当中，并且该气味和陈麻子家的跳蚤一样，也欺生，不往王寡妇的鼻子里钻，专门往胡娅沁鼻子里面拱，拱得胡娅沁要呕吐，最后，不得不宁可不睡，从床上爬起来，重新穿好衣服，站到王寡妇家的院子里等待东方的太阳。
天亮，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找到队长，坚决要求住公房。队长说好、好、好，立刻为他们安排。
“公房”其实是生产队的一个仓库，一大一小两间房子，大的特别大，小的特别小。大房间用于储藏稻谷之类，小房间则专门给看仓库的人住的。聂大跃他们来之前，看仓库的任务由整个生产队男劳力轮流执行，现在既然他们来了，正好可以为生产队看管仓库发挥一点作用。
聂大跃是男人，又是“连长”出身，自然只能在仓库里面临时搭了一个床铺，与稻谷和老鼠为伴。虽然条件不好，但跳蚤少多了，只要白天控制不要轻易让贫下中农在他床上坐，晚上的跳蚤基本上属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不至于半夜爬起来往自己身上拍巴掌。小房间让给胡娅沁，胡娅沁一步登天，再也不受小便大便的混合气味困饶了，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而不至于半夜三更穿衣服起床站在门外面等天明。
公房门前是一个打谷场，社会兼职是生产队的“广场”庄稼收割的时候当打谷场用，其他时候当广场用，遇上生产队传达最高指示什么的，这里就是会场。聂大跃胡娅沁来了之后，打谷场临时增添了一个新功能——练功场。聂大跃精力过剩，又不忍心看着这么开阔的打谷场浪费，于是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在打上面打几路拳。其实也就是当时学校体育老师教的“红卫兵拳”但是贫下中农看不懂，感觉很希奇很神秘，并且把这种希奇和神秘广泛炫耀与传播，于是，当年差不多整个东方红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都知道该生产队来了一个会“功夫”的知青，竟然有外村人专门在大清早赶过来看聂大跃“练武”的，聂大跃无意当中为该生产队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为生产队增添风景的还有胡娅沁。自从聂大跃和胡娅沁住进生产队公房之后，打谷场边上就亮起了一道比聂大跃打拳更实在的风景线——每天都能看见那里晾着一排女人的衣服。胡娅沁几乎每天都要洗衣服和晾衣服。这种情况更新鲜，第一，以前从来没有人在公房门口晾衣服，现在突然有人晾了，很新鲜。其次，公房门口是打谷场，很开阔，视角宽，老远地就看到，更新鲜。最后，当然也是更主要的，晾晒的竟然是花花绿绿女人的衣服，其中包含女人的底裤胸罩甚至专门的女人卫生用品！那时候贫下中农的日子还没有完全从万恶的旧社会摆脱出来，生活质量还不高，根本没有人民公社女社员穿胸罩的，更没有把女人的贴身用品放在外面晾晒的，因此，胡娅沁把这些东西在“广场”上一下子公开展示出来，给人民公社社员特别是人民公社男性社员带来的冲击比聂大跃在打谷场上打红卫兵拳还要大。
社员是有想象力的。虽然没有见过胸罩，但年轻人那时候人人都是民兵，因为当时伟大领袖有一个著名指示叫“全民皆兵”既然“全民皆兵”那么年轻人当然都是兵——民兵，于是，他们马上就为胡娅沁的胸罩找了一个合理的名称——“武装带”这下好了，无聊的时光有机会打发了，每当闲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提议：走，看武装带去。于是，一群人就嬉笑着来到打鼓场，近距离观察胡娅沁的底裤、胸罩和女人特有的卫生用品。少数调皮的年轻人不仅限于看，还想摸，甚至还当面挑逗这些物品的主人。更有几次，胡娅沁晚上收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少了其中的一两件小物品。不用说，肯定是被某个人顺手牵羊了。幸好，胡娅沁由聂大跃保护着，而聂大跃又是大家公认有“功夫”的，所以，个别人对胡娅沁的侵害点到为止，始终停留在对其物品亵渎的阶段，并没有发展到对物品主人的直接伤害，于是，这些调皮鬼的捣客观上拉近了胡娅沁与聂大跃的距离。
其实，用不着拉，聂大跃和胡娅沁本来就很近。生产队公房的大房间与小房间之间虽然有一道墙，但这道墙是象征性的。是半截墙。下面隔开，上面是相通的，凭聂大跃的“功夫”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翻过去。当然，聂大跃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甚至连想都没有这么想过。尽管如此，这道墙仍然没有将他们彻底隔开，至少声音没有隔开，两边的一切响动对方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因此，每天晚上胡娅沁起来小便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尽量不要弄出响声，但这显然比较困难，因为胡娅沁当时使用的是搪瓷痰盂，在小便的时候，即便能保证不发出液体与液体相互撞击的声音，也可避免地要发出液体与固体撞击的响声，所以，胡娅沁小便发出的响声总是要跃过半截墙从传到聂大跃耳朵里面去的。因此，如果单纯从声音上判断，他们有一种同居一室的亲近。
不仅“同居一室”而且两个人在一个锅里面吃饭“家务分工”也很像夫妻，与黄梅戏天仙配上描写的“你担水来我浇园”基本一致。况且他们俩人成天出双入对，就是回城也两个人一起，所以，当时生产队有很多传说。传说他们表面上是睡两个房间，其实早就暗中在一起了。社员们这样说当然是解闷用的，并不打算真为他们说的话负法律责任。事实上，那时候聂大跃和胡娅沁根本就没有这么做，他们甚至连恋爱都没谈。那时候人单纯，都很要求上进，很自律，在那种把谈恋爱看成是资产阶级行为大背景下，他们是不会轻易迈出这一步的。当然，这里面有个时间问题，如果时间长了，说不定他们就真就谈上恋爱了，但他们刚下去不久，就开始刮起了“回城风”根本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滋生爱情。
“回城风”把聂大跃和胡娅沁一起吹进了县农机厂。农机厂是集体性质，比不上稀土矿，但除了小化肥厂之外，在当时的岳洲县也属于大厂，能进到里面当工人也算是他们造化，比在农村当知青好多了。
俩人既然到了一个厂，关系自然有点进步。这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进了农机厂之后，胡娅沁的身体突然一下子发开了不少，加上长期相处看惯了的缘故，胡娅沁在聂大跃眼里是个女人了。二是胡娅沁送给聂大跃一双劳保皮鞋，是只有矿上的职工才发的那种翻毛劳保皮鞋。这种劳保皮鞋外面是买不到的，在当时的城关镇，穿这种皮鞋是受人尊敬的。
显然是这双劳保皮鞋太具有象征意义了，令聂大跃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必须自己先开口的责任。这时候，连聂大跃的母亲都问：“这么好的鞋子是谁给你的？”聂大跃实话实说。母亲虽然还没有见过胡娅沁的面，但是就凭这双劳保皮鞋，就能够断定胡娅沁是个好姑娘，不仅现在是好姑娘，而且将来还一定是一个好儿媳妇。于是，母亲张罗着让聂大跃把胡娅沁带回来吃饭。等到饭吃完了，关系也就基本上挑明了。
那时候交通不如现在方便，胡娅沁大约一个月才能回矿上一次，于是聂大跃的母亲就经常让儿子带胡娅沁到家里来吃饭。理由是农机厂食堂伙食太差，你们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加强营养。
逢周末，母亲还极力挽留胡娅沁住在家里，好在那时候人不娇气，胡娅沁与聂小雨合睡一小床也凑合。刚开始胡娅沁还不是太愿意，再晚了也要聂大跃送她回农机厂宿舍，常常是星期六晚上送过去，星期天早上又接回来，最后弄得胡娅沁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只好留宿。
本来聂大跃和胡娅沁的关系是在健康发展的，但是由于突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差一点将他们的因缘断送。
那时候突然刮起了顶职风，就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只要提前退休，就可以由其子女中的一个顶职进去。这个风当时刮得非常凶，居然从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刮到小小的岳洲县。可怜天下父母心，一时间，很多本来年龄还没有到退休界限的父母，为了能使自己的子女进国营单位，纷纷提前退休。这股风对聂大跃影响不大，因为聂大跃的母亲在街道小厂糊火柴盒，父亲在搬运公司搞装卸，父母的单位都不如聂大跃的农机厂，白给都不进，根本就不存在顶职的问题，至于他的妹妹聂小雨，那时候刚刚上小学，还早着呢，想顶也不够年龄。但是，这件事情很快还是影响到了聂大跃，因为胡娅沁的母亲准备让她顶职。因为这时候国家对知识分子很重视，矿上承诺，即使她母亲提前退休，矿上也还是返聘她，返聘工资加退休工资并不低于原工资，等于是白给她女儿胡娅沁一个进矿上的名额，白给能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