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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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贵州的毕节正式听人介绍曾柳英的。
为了避开春节高峰，我特意选择节后自驾游。目标很明确，贵州。这些年深圳对口支援贵州，搞得贵州像是深圳的亲戚了，每年都有志愿者去那里，我自驾游去贵州，自然也有一种走亲戚的感觉，比“干游”好。
顺便说一下，我是自由作家，无所谓春节大假，犯不着赶旅游高峰凑热闹。
大约是不用赶时间的缘故，一路顺畅，没有听说得那么可怕，既没有遇见高山险阻，也没有遭遇车匪路霸，比我想象得顺利。但是也有遗憾，就是差不多斜穿整个贵州省了，一路上居然还没有碰到一个从深圳来的志愿者，那心情就像是千里迢迢来探亲戚，居然发现亲戚早已搬走了一般。
车到毕节，出了一点小毛病，远灯不亮了，不敢走黑路。我决定小修一下，也顺便找当地宣传部门打探打探，问问他们怎样才能找见深圳来的自愿者。
对于自由作家来说，宣传部就当是娘家了。
接待我的同志姓吴，明显不是部长，我就称他科长，他果然也答应了。我出示自己的作家证（其实是职称证书），说明来意，说想见见在当地工作的深圳志愿者。
老吴很热情，但是表示爱莫能助。
“为什么？”我问。
“上不去。”老吴说。说得很肯定。说凡是志愿者工作的地方，汽车基本上都上不去。
“那么我步行呢？”
老吴想了想，似乎很为难，最后说：“也不成。要走两天的山路，你自己根本摸不到，我们也抽不出人陪你。”
我一听，明白了，明白这一路为什么没有碰见一个深圳志愿者了，敢情这志愿者并不是在大马路边上扶贫，而是专门选择大山沟里面了？
我知道不可能去见他们了。别说吴科长他们抽不出人送我，就是能抽出人来，我也不好意思呀。凭什么？连张介绍信都没有，就凭我一时心血来潮想“走亲戚”就耽误人家来回四天时间？再说，本来就是自驾游，顺便看看“亲戚”可以，要我把车子存在毕节，自己步行几天山路去看一下深圳来的志愿者，还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老吴见我失望，就想安慰我，说请我吃饭。不，是说请我喝酒。
“我请你。”我说。
“还是我请你。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嘛。”老吴说。说得很真诚。
我们相互客气一番，最后的结果是老吴请我吃饭，我请他喝酒。因为我车上带着酒，罐装的深圳啤酒，本打算与深圳来的志愿者一起享用的，现在志愿者没有见到，一个人开车也不敢多喝，请老吴也算是为深圳带来的啤酒找到了正当的出路。
这酒没有白喝。正是那次喝酒，老吴对我谈起了曾柳英。
三罐酒下肚，老吴告诉我，他正在读中央党校的在职研究生，深圳的曾柳英成了他研究的对象。
我看着他，疑惑。曾柳英我知道，听说过，印象中是沙井爱心一族的发起人，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老太太，但我知道得不是很详细，更没想到她能成为内地边远地区一个在职研究生的研究对象。
“你认识她？”我问。
“认识，”老吴说“她到我们这里搞过扶贫。”
这话我信，但是，这也不能成为他研究的理由呀。
我等着老吴的解释。
“导师对这个课题也很有兴趣。”老吴说。
他这样一说，我更糊涂了。曾柳英总不会跑到北京去扶贫吧？
又一罐啤酒下去，老吴说话更加无所顾及了。
“你知道吗？”老吴说“她是党员，老党员。但是她信佛。”
我大脑里面一闪，马上就感觉到了亮点。敏感地意识到这还真是一个新课题，值得探究。
喝酒之后的老吴比没有喝酒之前思维活跃，而且变得健谈。他告诉我，他的导师，中央党校那个著名教授说了，说党建理论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要实事求是研究新问题，比如党员可以不可以信佛的问题，或者说信佛的人是不是可以入党的问题，就可以探讨。老吴说他和导师都认为入党和信佛并不一定是对立的，至少在深圳曾柳英这里就没有对立，相反，在曾柳英这里还是统一的，统一到为大众做好事这一点上来。并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像曾柳英这样菩萨心肠地做好事，做善事，我们这个社会自然和谐了。
老吴那天还说了很多，包括让我回深圳之后一定要替他去看看曾柳英，还说他论文写好之后请我看看等等。我虽然喝了酒，并且喝得不少，所以没能把他说的全部记下来，但是，这两条还是记住了，并且记得我当时满口答应，说没问题，还说欢迎他和他的导师来深圳考察指导一类的客套话，仿佛我摇身一变成了深圳的某级领导，可以代表深圳有关方面欢迎他们一样。
出于遵守承诺，也出于好奇，回到深圳，我暂时搁置原来的创作计划，先去沙井。
按照惯例，我要先去镇委，找镇委宣传部。对了，沙井过去是镇，去年实行农村城市化之后，深圳没有农村了，镇政府变成街道办事处，镇委改成街道工作委员会，但不管名称怎么变，宣传部没有变，部长没有变，还是赖部长，我们认识，去年在万丰村搞一个活动时候认识的。
我去过沙井，但只去过万丰村，没有去镇政府，也就是没有去过现在的沙井街道办事处。事实上，沙井街道办事处比我想象得远，我以为办事处就在107国道旁边，其实离国道蛮远，万丰都过了，还没有到。我一路开车一路注意路边的指示牌，结果镇政府或街道办的指示牌没有看见，却看见“爱心一族”的指示牌。我眼睛一亮，像是在异地他乡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想，难道这就是曾柳英的那个爱心一族？
不管是不是，先去看看再说。
一去，果然是。
曾柳英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老太太。蛮精神，不显老。而且当地人也不喊她老太太或老妈妈，而是喊她“英姑”
好一个“英姑”太准确了！英姿飒爽的样子，比称呼“奶奶”或“妈妈”形象多了。我突然感悟，老百姓比文化人更直接，而且常常因为更直接而更准确，眼前的这个曾柳英，明显就是老百姓口中的“英姑”而不是记者或作家笔下的“曾大妈”或“曾奶奶”甚至也不是“爱心妈妈”
入乡随俗，我也就立刻喊她“英姑”了。
按照心中的计划，我只跟英姑谈两个问题。一是问她是怎么想起来做好事的，二是问她怎么入党的。这样安排既可以让我避开其他文化人询问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老套路，又可以对贵州毕节市委宣传部的老吴同志有个交代，算是没有辜负朋友之托吧。
英姑显然是第一次接受我这样的访问，不太习惯，不知道怎么说，不晓得从哪里说起。
我是在贵州的毕节正式听人介绍曾柳英的。
为了避开春节高峰，我特意选择节后自驾游。目标很明确，贵州。这些年深圳对口支援贵州，搞得贵州像是深圳的亲戚了，每年都有志愿者去那里，我自驾游去贵州，自然也有一种走亲戚的感觉，比“干游”好。
顺便说一下，我是自由作家，无所谓春节大假，犯不着赶旅游高峰凑热闹。
大约是不用赶时间的缘故，一路顺畅，没有听说得那么可怕，既没有遇见高山险阻，也没有遭遇车匪路霸，比我想象得顺利。但是也有遗憾，就是差不多斜穿整个贵州省了，一路上居然还没有碰到一个从深圳来的志愿者，那心情就像是千里迢迢来探亲戚，居然发现亲戚早已搬走了一般。
车到毕节，出了一点小毛病，远灯不亮了，不敢走黑路。我决定小修一下，也顺便找当地宣传部门打探打探，问问他们怎样才能找见深圳来的自愿者。
对于自由作家来说，宣传部就当是娘家了。
接待我的同志姓吴，明显不是部长，我就称他科长，他果然也答应了。我出示自己的作家证（其实是职称证书），说明来意，说想见见在当地工作的深圳志愿者。
老吴很热情，但是表示爱莫能助。
“为什么？”我问。
“上不去。”老吴说。说得很肯定。说凡是志愿者工作的地方，汽车基本上都上不去。
“那么我步行呢？”
老吴想了想，似乎很为难，最后说：“也不成。要走两天的山路，你自己根本摸不到，我们也抽不出人陪你。”
我一听，明白了，明白这一路为什么没有碰见一个深圳志愿者了，敢情这志愿者并不是在大马路边上扶贫，而是专门选择大山沟里面了？
我知道不可能去见他们了。别说吴科长他们抽不出人送我，就是能抽出人来，我也不好意思呀。凭什么？连张介绍信都没有，就凭我一时心血来潮想“走亲戚”就耽误人家来回四天时间？再说，本来就是自驾游，顺便看看“亲戚”可以，要我把车子存在毕节，自己步行几天山路去看一下深圳来的志愿者，还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老吴见我失望，就想安慰我，说请我吃饭。不，是说请我喝酒。
“我请你。”我说。
“还是我请你。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嘛。”老吴说。说得很真诚。
我们相互客气一番，最后的结果是老吴请我吃饭，我请他喝酒。因为我车上带着酒，罐装的深圳啤酒，本打算与深圳来的志愿者一起享用的，现在志愿者没有见到，一个人开车也不敢多喝，请老吴也算是为深圳带来的啤酒找到了正当的出路。
这酒没有白喝。正是那次喝酒，老吴对我谈起了曾柳英。
三罐酒下肚，老吴告诉我，他正在读中央党校的在职研究生，深圳的曾柳英成了他研究的对象。
我看着他，疑惑。曾柳英我知道，听说过，印象中是沙井爱心一族的发起人，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老太太，但我知道得不是很详细，更没想到她能成为内地边远地区一个在职研究生的研究对象。
“你认识她？”我问。
“认识，”老吴说“她到我们这里搞过扶贫。”
这话我信，但是，这也不能成为他研究的理由呀。
我等着老吴的解释。
“导师对这个课题也很有兴趣。”老吴说。
他这样一说，我更糊涂了。曾柳英总不会跑到北京去扶贫吧？
又一罐啤酒下去，老吴说话更加无所顾及了。
“你知道吗？”老吴说“她是党员，老党员。但是她信佛。”
我大脑里面一闪，马上就感觉到了亮点。敏感地意识到这还真是一个新课题，值得探究。
喝酒之后的老吴比没有喝酒之前思维活跃，而且变得健谈。他告诉我，他的导师，中央党校那个著名教授说了，说党建理论也是在不断发展的，要实事求是研究新问题，比如党员可以不可以信佛的问题，或者说信佛的人是不是可以入党的问题，就可以探讨。老吴说他和导师都认为入党和信佛并不一定是对立的，至少在深圳曾柳英这里就没有对立，相反，在曾柳英这里还是统一的，统一到为大众做好事这一点上来。并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像曾柳英这样菩萨心肠地做好事，做善事，我们这个社会自然和谐了。
老吴那天还说了很多，包括让我回深圳之后一定要替他去看看曾柳英，还说他论文写好之后请我看看等等。我虽然喝了酒，并且喝得不少，所以没能把他说的全部记下来，但是，这两条还是记住了，并且记得我当时满口答应，说没问题，还说欢迎他和他的导师来深圳考察指导一类的客套话，仿佛我摇身一变成了深圳的某级领导，可以代表深圳有关方面欢迎他们一样。
出于遵守承诺，也出于好奇，回到深圳，我暂时搁置原来的创作计划，先去沙井。
按照惯例，我要先去镇委，找镇委宣传部。对了，沙井过去是镇，去年实行农村城市化之后，深圳没有农村了，镇政府变成街道办事处，镇委改成街道工作委员会，但不管名称怎么变，宣传部没有变，部长没有变，还是赖部长，我们认识，去年在万丰村搞一个活动时候认识的。
我去过沙井，但只去过万丰村，没有去镇政府，也就是没有去过现在的沙井街道办事处。事实上，沙井街道办事处比我想象得远，我以为办事处就在107国道旁边，其实离国道蛮远，万丰都过了，还没有到。我一路开车一路注意路边的指示牌，结果镇政府或街道办的指示牌没有看见，却看见“爱心一族”的指示牌。我眼睛一亮，像是在异地他乡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想，难道这就是曾柳英的那个爱心一族？
不管是不是，先去看看再说。
一去，果然是。
曾柳英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老太太。蛮精神，不显老。而且当地人也不喊她老太太或老妈妈，而是喊她“英姑”
好一个“英姑”太准确了！英姿飒爽的样子，比称呼“奶奶”或“妈妈”形象多了。我突然感悟，老百姓比文化人更直接，而且常常因为更直接而更准确，眼前的这个曾柳英，明显就是老百姓口中的“英姑”而不是记者或作家笔下的“曾大妈”或“曾奶奶”甚至也不是“爱心妈妈”
入乡随俗，我也就立刻喊她“英姑”了。
按照心中的计划，我只跟英姑谈两个问题。一是问她是怎么想起来做好事的，二是问她怎么入党的。这样安排既可以让我避开其他文化人询问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老套路，又可以对贵州毕节市委宣传部的老吴同志有个交代，算是没有辜负朋友之托吧。
英姑显然是第一次接受我这样的访问，不太习惯，不知道怎么说，不晓得从哪里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