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思想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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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人情的思想之必要
思想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中国的和西方的学问之间，最大的对比就是：西方太多专门知识，而太少近于人情的知识；至于中国则富于对生活问题的关切，而欠于专门的科学。我们眼见在西方科学思想侵入了近于人情的知识的区域，其中的特点就是：十分专门化，和无处不引用科学的与半科学的名词。这里，我所谓“科学”的思想，是指它在一般的意义上而言，而尚不是真正的科学思想，因为真正的科学思想是不能从常识和幻想分析开来的。在一般的意义上，这种科学思想是严格的、合于逻辑的、客观的、十分专门化的，并在方式和幻想的景物中是“原子式”的。这东西两种形式的学问，其对比终还是归结于逻辑和常识的冲突。逻辑如若剥去了常识，它便成为不近人情；而常识如若剥去了逻辑，它便不能够深入大自然的神秘境界。
当一个检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界时，他将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会察觉那里边没有科学，没有极端的理论，没有假说，而且并没真正的性质十分不同的哲学。例如中国诗人白居易，他不过藉儒道以正行为，藉佛教以净心胸，并藉历史、画、山、河、酒、音乐和歌曲以慰精神罢了。他生活在世界中，但也是出世的。
所以，中国即成为一个人人不很致力于思想，而人人只知道尽力去生活的区域。在这里，哲学本身不过是一件很简单而是属于常识的事情，可以很容易地用一两句诗词包括一切。这区域里面没有什么哲学系；广泛地说起来，没有逻辑，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学院式的胡说；没有学院式专重假定主义，较少智力的和实际的疯狂主义，较少抽象的和冗长的字句。机械式的惟理主义在这里是永远不可能的，而且对于逻辑的必须概念都抱着一种憎恶的态度。这里的事业生活中没有律师，而哲学生活中也没有逻辑家。这里只有着一种对生活的亲切感觉，而没有什么设计精密的哲学系，这里没有一个康德或一个黑格尔，而只有文章家，警语作家，佛家禅语和道家譬喻的拟议者。
中国的文学，以其全面而言，我们粗看似乎只见大量的短诗和短文，在不爱好的人们看起来，似乎是多得可厌，但其中实有种种的类别，和种种的美点，正如一幅野外景色一般。这里面有文章家和尺牍家，他们只需用五六百个宇，便能将生活的感觉表示于一篇短文或短札中，其篇幅比了美国低级学校儿童所做的论说更短。在这种随手写作的书札、日记、笔记和文章中，我们所看到的大概是对一次人生遭遇的评论，对邻村中一个女子自尽的记载，或对一次春游、一次雪宴、一次月夜荡桨、一次晚间在寺院里躲雨的记载，再加上一些这种时节各人谈话的记录。这里有许多散文家同时即是诗人，有许多诗人同时即是散文家，所有的著作每篇至多不过五七百宇，有时单用一句诗文即能表出整个的生活哲学。这里有许多警喻、警语和家信的作家，他们写作时都是乘兴之所到，随后写去，并不讲究什么严格的系统。这使系派难于产生。理智阶级常被合于情理的精神所压伏，尤其是被作家的艺术的感觉性所压伏，而无从活动。事实上，理智阶级在这里是最为人所不信任的。
我无须指出逻辑本能乃是人类灵心的一种最有力的利器，因而科学的成就成为可能。我也知道西方的人类进步至今还是在根本上由常识和批判精神所统制着，这常识和批判精神是比逻辑精神更为伟大的东西，我以为实在是代表着西方思想的最高的形式。我也无需明说西方的批判精神比在中国更为发展。在指出逻辑的思想的弱点中，我不过是指着某一种特别的缺点而说的，即如他们的政治中也有着这一种的弱点，如：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机械式政治，即属于此类。逻辑自有它的动人之处，我认为侦探小说的发展就是逻辑灵心的一种最令人感兴趣的产品，这种文字在中国完全没有发展过。但是过度耽于逻辑思想也自有其不利之处。
西方学问杰出的特质就是专门化和分割知识，将它们归入各式各类的门类。逻辑思想和专门化的过于发展，再加上好用专门的名词，造成了现代文明的一个奇特事实，即哲学已和它的背景分隔得如此的遥远，已远落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后面，以致一般的人们都会走过它的旁边而竟觉着好似没有这样一件东西。在一个平常人的心目中，甚至在某些有教养的人的心目中，都觉得哲学实在是一种最好不必加以过问的学科。这显然是现代文化中的一种奇特的反常现象，因为哲学本应是最贴近人们的脑怀和事业的物事，但现在倒反而远在千里之外。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型的文化便不是如此的，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如此的。也许是现代人对于生活问题——其实是哲学中的正常题旨——不感觉兴趣，或也许是我们已经走离哲学的原始概念太遥远了。我们的知识范围已经推广到如此的广大，由各类专家所热心守卫的知识门类已经如此的众多，以致哲学这一门，其实虽应是人们所宜最先研究的学问，倒反而被打入没有人愿意做专门研究的场地里边去了。美国某大学的布告可以作为现代教育状况的一个典型，这布告说：“心理学科现在已经开放，凡是经济学科的学生，愿意者都可以加入。”所以经济学科的教授已将自己一科里学生的友爱和幸福托付给心理学科的教授，同时为了答谢好意起见，他又容许心理学科的学生踏进经济学科的围场，以表示友谊。同时，知识之王的哲学则如战国时的君王一般，不但已不能从他的学科附庸各国收取贡礼，而且觉得他的权力和国土日渐减缩，只剩较少的食粮，不足的人民效忠于他了。
因为现在我们已达到一个只有着知识门类而并没有着知识本身的人类文化梯阶；只是专门化，但没有完成其整体；只有专门家，而没有人类知识的哲学家。这种知识的过分专门化，实和中国皇宫中尚膳房的过分专门化并没有什么分别。当某一个朝代倾覆的时节，有一位贵官居然得到了一个从尚膳房里逃走出来的宫女。他得意极了，特地在某天邀请了许多朋友来尝尝这位御厨高手所做的莱肴。当设宴的日期快到时，他即吩咐这宫女去预备一桌最丰盛的御用式酒席。这宫女回说，她不会做这样的一席菜。
“那么，你在宫中时，做些什么呢？”主人问。
“噢，我是专做席面上所用的糕饼的。”她回答。
“很好，那么你就替我做些上好的糕饼吧。”
宫女的答语使他几乎跳起来，因为她回说：“不，我不会做糕饼，我是专切糕饼馅子里边所用的葱的。”
现在的人类知识和学院式学问的场地里边，情形就和这个相仿佛。我们有着一位略晓得一些生命和人类性质的生物学家；有着一位略晓得一些同一题目的另一部分的精神病学家；有着一位通晓人类早年历史的地质学家；有着一位知悉野蛮人种的心性的人类学家；有着一位如若偶然是个心胸开通者的话，可以教给我们一些人类过去历史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知识和人类愚行的历史学家；有着一个有时也能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行为，但仍是偏于多告诉我们一种学院式的呆话，如：鲁易斯卡罗尔乃是一个忧郁主义者，或从他的用鸡为试验的实验室里走出来，而宣布说，巨响对于一只鸡的影响是使它们的心跳跃的心理学家。有些以教授为业的心理学家，在我看来，当他们错误时，他们是使人昏迷的，而在不错误时则更其令人昏迷。但在专门化的程序中，同时并没有应该并进的完成整个的切要程序，即将这类知识的多方面综合成一个整体，以达到它们所拟达到的最高目的——生命的知识——的程序。现在我们或许已经做了将知识完成整个的预备，例如耶鲁大学校中的人类关系学会，和哈佛大学立校三百年纪念会中的演讲词都可以做这一点的证明。不过，除非西方的科学家能用一种较简单的、较不逻辑的思想方法去从事于这件工作，则完成整体这件事简直没有成功的日子。人类知识不单是将专门知识一件一件地加上去而成的，并且也不能单从统计式的平均数的研究中去获得它；这只能藉着洞察而获得成就，只能藉着更普通的常识、更多的智能，和更清楚的但是更锐敏的直觉方能获得成就。
逻辑的思想和合理的思想之间，或也可称为学院式的思想和诗意的思想之间，有着一种很明显的区别。学院式的思想，我们所有的已很多了，但是诗意的思想则现代中尚还稀见。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其实是很摩登的；他们所以如此，不但因为希腊人很近似现代人，而且因为他们实在是，严格的说法，现代思想的祖先。亚里士多德虽也有他的人性主义见解，和中庸之道的学说，但他确是现代教科书作家的祖师，他实在是首创将知识分割成许多门类者——从物理学和植物学直到伦理学和政治学。他显然也就是首创为普通人所不能了解的不相干的学院式胡说者，而后来的现代美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则更助纣为虐，又比他更为厉害。柏拉图虽有着真正的人类洞察力，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实在应负如新柏拉图主义学派所崇尚的对于概念和抽象观念崇拜的责任，这个传统的思想不但没有被加些更多的洞察力以为调和，倒反而被现代专讲概念和主义的作者所熟习，而将它视做好似实有一个独立的存在性一般。最近的现代化心理学实是剥削了我们的“理智”、“意旨”和“情感”部门，并帮助杀害那个和中古时代的神学家在一起时尚还是一个整体的“灵魂”我们已杀害了“灵魂”而另造出许许多多社会的和政治的口号（“革命”、“反革命”、“布尔乔亚”、“帝国主义资本家”、“逃避主义”）以为替代，听任它们来统治我们的思想；并又造出相类的物事，如：“阶级”、“命运”和“国家”很逻辑地听任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巨魔而吞吃了个人。
很明显地，现在所需要的似乎是一种需经过改造的思想方式，一种更为富有诗意的思想，方能更稳定地观察生命和观察它的整体。正如已过世的古姆斯哈维罗宾逊所警告我们的话：“有些谨慎的观察家很坦白地表示他的真诚意见说，除非将思想提升到比目下更高的平面之上，文明必然将要受到某种绝大的阻碍。”罗宾逊教授很智慧地指出“良心的驱使和洞察力似乎是在彼此猜忌。但其实则它们很可以成为朋友的。”现代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似乎有着大多的良心驱使而缺乏洞察力。对世事施用逻辑的危险这一点是不应该过分重视的。但因科学思想的力量和尊严在现代是如此地巨大，以致虽有人曾做种种的警告，然而这一类的学院式思想依旧不断的侵入哲学的区域，深信人类的灵心可以如一组沟渠一般的加以研究，和人类的思想浪潮可以如无线电波一般加以测量的。它的后果是逐渐地在那里扰乱我们的思想，同时于实用的政治学上有着极恶劣的影响。
回向常识
中国人都憎恶“逻辑的必要”那个名词，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无所谓逻辑的必要。中国人对于逻辑的不信任，起点于不信任字眼，再进而惧怕界说，最后则对一切系说、一切假说表示天性的憎恨。因为使哲学派成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说和系说的罪恶。哲学的腐化起于对字眼的偏见。中国作家龚定庵说，圣人不说话，有能为的人才说话，愚人才会做辩论——其实龚氏本人就是一个最好做辩论的人，但他仍说这句话。
因为这就是哲学的悲惨经过：即哲学家不幸都是好说话的人，而不是肯守缄默的人。所有的哲学家都喜欢听他自己的语声。即如老子，他虽是第一个指点给我们知道“大块”是无言的，但他自己则在出函谷关去隐居深山，乐享余年之前，仍免不了听从人劝，遗留下传诸后世的五千言。尤其足以代表这类天才哲学言谈家的就是孔子他游遍“七十二国”以说诸国之君；又如苏格拉底，他在雅典的街上走来走去，遇到走路的人即叫住他，问他几句话，以便他自己可以发生聪明的意见给自己听。所以“圣人不多古”这句话乃是相对的说法。不过圣人和才子之间仍有一种区别，因为圣人的谈到生活，都是以亲身的阅历为中心；才子则只知道研究解释圣人的说话，而笨人则更是只知道将才子的说话吱文嚼字地辩论。在希腊的修辞学家当中，我们看见这种专以咬文嚼字为尚的纯粹谈论家。哲学本是一种对智慧的爱好，已变成了对字句的爱好，等到修辞学的风尚渐渐滋长，哲学便和生活越离越远了。等到后来，哲学家竟专顾多用字眼，多用长的句子；短短的警语多变成了长句，句子变成了论据，论据变成了专书，专书变成了长篇大论，长篇大论变成了语言学的研究；他们需要更多的字眼以定他们所用的字眼的界说，并将他们归类，他们需要更多的派别以区别和隔离已经设立的派别；这个程序接连不断地进行着，直到对于生活的直接地切己地感觉或知悉完全丧失，致使外行竟敢于诘问：“你在那里说些什么？”同时，在后来的思想历史中，少数几个对生活本身感觉到直接撞击的独立的思想家——如哥德、萨缪尔、强孙、爱默生、威廉古姆斯——都拒绝在谈论家的胡言乱语中发言，并始终极固执地反对归类的精神。因为他们是聪明的，他们替我们维持着哲学的真意义，就是生活的智慧。在许多情形中，他们都抛弃了论据，回向警语。当一个人在丧失了说出警语的能力时，他方去写长篇；而他在论证之中依旧不能明白发表他的意思时，他方去著作一本专书。
人的爱好字句，是他走向愚昧之途的第一步，他的爱好界说乃是第二步。他越从事于分析，他越需要界说，他越加定界说，他越是趋向一个不可能的逻辑的完美境界，因为企求逻辑的完美就是愚昧的迹象。因为字句是我们思想的材料，所以定其界说的企图乃是完全可嘉的，于是苏格拉底即在欧洲创始了一个定界说狂。其危险在于我们意识到曾由我们定其界说的字眼时，我们便不能不将用以定界说的字眼也定出它们的界说来，因此，其结果：除了用以定生活的界说的字眼以外，我们又有了专用以定别的字眼的界说的字眼，而定字眼的界说这桩事便成了我们的哲学家的主要成见了。忙碌的字眼和空闲的字眼之间显然有一种分别，前者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尽它们的责任，而后者则只存在于哲学家的研究团体中。此外苏格拉底和弗兰西斯倍根的界说，和现代大教授的界说之间也是有着一种分别的。莎士比亚对生活有着最切己的感觉，但他也居然能从容地过去，而并没有做什么定界说的企图，或也可说是因为他没有做定界说这件事，所以他所用的字眼都有着一种别个作家所缺少的“实体”而他的文字中也充满着一种现代所缺少的人类悲剧意味和堂皇的气概。我们无从将他的文字限制到某一个动作效能的范围之内去，正如我们的无从将他的文字限制到一个对妇女的特别观念里边去。因为它们都在有了定界说的性质时方使我们的思想成为僵硬，因而剥夺了生活本身的发光的、幻想的色彩特质。
但如若字眼为了必须的理由分割了我们的在表示程序中的思想，那对于系统的爱好更能损害我们对于生活的深切的知悉。系统不过是一种对真理的从旁斜视，因此，这系统越加有着逻辑的发展，则那种灵心上的斜视也成为越加可怕。人类只想看见偶然所能看到的真理的片面，并将它发展和提升到一个完善的逻辑系统的地位的欲望，即是我们的哲学为什么会和生活势必越离越远的理由。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他们在真理出丧时所唱的挽歌就是：“我是完全对的，而你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所埋葬的是哪一种真理在根本上无关重要的，不过根本上他们总是已经埋葬了它。因此真理便如此地在防护它的人的手中受到了虐待，而一切哲学的党派，不论古今，都只是专心致力于证明一点，即“我是完全对的，而你是完全错误的。”德国的哲学家们写了一本挺厚的书，想要证明某一种有限制的真理，但结果反而将那真理变了一个胡说，这班人大概可算是最坏的冒犯者了，不过这种思想的疾病在西方的思想界中差不多是随处有的，而只在深浅中有些分别罢了，而在他们越趋于抽象时，这个病症也越深。
这种不近人情的逻辑，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不近人情的真理。今天我们所有的哲学是一种远离人生的哲学，它差不多已经自认没有教导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智慧的意旨，这种哲学实在早已丧失了我们所认为是哲学的精英的对人生的切己的感觉和对生活的知悉。威廉吉姆斯即称这种对人生的切己的感觉为“经验的要素”等到日子长久之后，威廉吉姆斯的哲学和逻辑所加于现代西方思想方式的蹂躏必会一天厉害一天。但我们如想把西方哲学变成近于人情，则我们必须先将西方逻辑变成为近于人情。我们须回到一种对现实和生活，尤其是对于人性，急于接触的思想方式，而不单是求得不错，合于逻辑，和没有不符之处便算完事。我们对于特卡戴（descartes）著名的发现：“我思想着，所以我存在着。”这句名言所表率的思想的疾病，应该拿华德惠德孟所说那句较为近于人性和较为有意义的话：“我照现在的地位，我已尽够。”去替代它。生活或存在无需跪在地上恳求逻辑代它证明世上确有它这样事物。
威廉古姆斯终其身在那里企图证明中国式的思想方式，并替它辩护，不过自己没有觉得罢了。当中不过有着下列的一个分别：他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他必不会用这许多字眼去做他的论证，而只将用那么三五百个字写一篇短文，或在他的日记中短短的写上几句话便算完事了。他将要对着字眼胆怯，恐怕越多用字眼，便越加会引起误会。但威廉吉姆斯在他对生活的深切感觉，对人类阅历的透彻，对机械式的理智主义的反抗，对于思想切心想保持它的流动状态，并对那些自以为已经发现了一个万分重要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真理，而将它纳入一个自以为满足的系统中的人们的不耐烦当中，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坚持在艺术家的意识上，属于知觉的现实比属于概念的现实更为重要这一点上也像一个中国人。其实所谓哲学家者，他就是一个时常将他的感觉力集中于最高的焦点去观察生活的变动，随时预备碰到更新的和更奇怪的矛盾事情，前后不符的事情，和一切不合于常例的事情。在他的拒绝一个系统之中，他所拒绝的并非因它不对，而只因它是一个系统，在这个举动中，他实在破坏了西方的哲学派。照他的说法，对于宇宙的一元概念和多元概念之间的分别，实是哲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分别。他使哲学有放弃空中楼阁而回到生活本身的可能。
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他还有一句聪明的话，这句话很像吉姆斯的口气，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世界并不是一个三段论法或一个论据，而是一个生物；宇宙不作声说话，只是生活着；它并不做什么辨认，只是进行着。某英国天才作家说：“理智不过是神秘物事中的一个节目；而在最高傲的意识国的统治的背面，理智和惊奇是涨红了脸相对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变成了平凡，而疑惑和希望则成了姊妹。宇宙是粗野的，如鹰的翅膀一般带着一些竞技的意味，这还算是一件可喜的事。大自然就是一个神奇之迹，同一的事物不再重回，而即使回来也必是已经不同的。”在我看来，西方的逻辑家所需要的只是一些自谦心；如有人能够将他们的脑袋肿大症医好，则他们就能得救了。
近情
和逻辑相对的有常识，或更好一些的说法：还有近情的精神。我以为近情精神实是人类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实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养的人。世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他只能力争上游去做一个近乎情理的生物。我正期待着世界上将有一个世人在个人的事件上，并在国家的事件上，都会得着这个近情精神之鼓舞的时期。近情的国家将生活于和平之中，近情的夫妻能生活于快乐之中。在我替我的女儿挑选丈夫时，我将只有一个标准：他是否是一个近情的人？我们当然不能期望世上有终身不相骂的夫妻；我们只能期望他们都是近情的男女，只近情的相骂，并近情的言归于好。我们只有在世界的人类都是近情的人时，才能得到和平和快乐。这近情的时代，如果有来临的一天，则就是和平时代的来临。在这时代中，近情的精神必会占最大的势力。
近情精神是中国所能贡献给西方的一件最好的物事。我并没有说中国那些向人民预征五十年钱粮的军阀是近情的；我的意思只是说，近情的精神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她的最好的方面。我这个发现曾偶然由两位久居中国的美国人所证实。其中的一位居住中国已经三十年，他说，中国的一切社会生活乃是以“讲理”为基础的。在中国人的争论之间，他们最后的一句有力的论据必是：“这岂是合于情理的吗？”而最严重的、最平常的斥责之词就是：这人是“不讲理”的。一个人如若在争论之中自承不近情理，则他已是输了。
我曾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过：“在一个西方人，一个说法只须合于健全的逻辑的，他便认为是已很充足。但在一个中国人，则一个说法虽然在逻辑上已是很对时，他也还不肯认为充足，而同时还必须求其近于人情。‘近情’在实际上比合于逻辑更为人所重视。reasonableness这个字，中文译做‘情理’，其中包括着‘人情’和‘天理’两个原素。‘情’代表着可以活动的人性原素，而‘理’则代表着宇宙之万古不移的定律。”一个有教养的人就是一个洞悉人心和天理的人。儒家藉着和人心及大自然的天然程式的和谐的生活，自认可以由此成为圣人者也不过是如孔子一般的一个近情的人，而人所以崇拜他，也无非因为他有着坦白的常识和自然的人性罢了。
人性化的思想其实就是近情的思想。专讲逻辑的人是永远自以为是的，所以他是不近人情，也是不对的；至于近情的人则自己常疑惑自己是错的，所以他永远是对的。近情的人和专尚逻辑的人，他们的不同处可以在他们信札后面的附言中看出来。我最爱读我的朋友所给我的信后的附言，尤其是那种和信的正文互相矛盾的附言。这种附言里边包括着一切近情的后想，一切疑惑不决之点，和忽然而发的聪明说话和常识。一个温和的思想家就是一个在用长篇大论的论据企图证明一个说法之后，忽然回到了直觉的地位，由于一阵忽然而发的常识，立刻取消他以前所做的论证而自认错误的人。这就是我所谓人性化的思想。
我们只需拿各人所写的信来看看，专尚逻辑的人必是在信的本文中罄其所欲言，而近情的人，即有着人类精神的人，则必是在附言中说他的话。譬如一个人的女儿请求她的父亲许她进大学读书，她的父亲或许在回信之中列出许多极合于逻辑的理由，第一怎样，第二怎样，第三怎样，例如：已有三个哥哥在大学读书；负担已经很重；她的母亲正在家中患病，需要她在旁服侍等等。他在信末署名之后，又加写了一行附言：“不必多说了，一准在秋季开学时入校吧。我总替你想法子。”
或如一个丈夫写信给他的太太，发表离婚的决心，并列出许多似乎毫无驳诘余地的理由，如：第一，太太对他不忠实；第二，他每次回家从来吃不到热饭等等。所列的理由很充足极平允，倘若委托给律师办理，则事理上将更为严正，口气将更为有理由。但是他在写完这信时，他的心中忽然有所感触，便又提起笔来在后面加了一行：“算了吧，可爱的苏菲，我真是一个坏坯子。我将带一束鲜花回家了。”
上述的两封信里边，其论据都是极为合理的，不过当时说这些话的是一个心在逻辑的人，而在附言中，则已变了一个有着真正人类精神的人在那里说话——一个近人情的父亲和一个近人情的丈夫。因为如此就是人类灵心的责任，人类有灵心，并不是叫它去做愚笨的逻辑的辩论，而应是在互相冲突的冲动、感觉和欲望的永远变迁的海洋中企图保持一种合于理智的平衡。这就是人事中的真理，也就是我们所企图达到的地步。无从答复的论据常可由怜悯之情答复它，充足的理由常可由爱情打破它。在人事之中，不合逻辑的行为常是最能动人的。法律的本身就承认它未必能处处绝对的平允，所以它也时常不能不迁就人情，所以一国的元首都另有着一种特赦权，如林肯所用以赦免那个“母亲的儿子”一样。
近情精神使我们的思想人性化，并且使我们不坚信自己总是对的。它的影响是在于刨去我们的行为的棱角，并使它调和起来。和近情精神相反的，就是思想和行为中，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国家生活中，婚姻、宗教，与政治中的一切方式的热狂和武断。我以为，在中国热狂和武断是较少的。中国的暴众虽也易于鼓动（例如庚子年的拳匪），但近情的精神确在某种程度中使我们的皇帝专制，我们的宗教，和所谓“欺压女性”受到人性化。近情精神在这些当中当然都是有限制的，不过它确是存在着的。这精神使我们的皇帝，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丈夫都成了单纯的人类。中国的皇帝并不是像日本天皇那么半神道的，而中国的史家并已演绎出一个皇帝受命于天，但他如失德，便将丧失天命的假说。他如失德，我们可以杀他的头，在历代的兴衰中，被人砍去脑袋的皇帝已不知道有多少个，这就破除了我们的皇帝乃是神圣的或半神圣的念头。我们的圣人也没有被人尊奉为神道，而不过始终认他们为聪明的教师，我们的神道也不是完善的模范，而不过是像我们的官府一般惟利是图，很是腐败，可以用甘言和贿赂打动。凡是出乎情理之外的事情，我们一概称之为“不近人情”太过于矫情的人就是大奸，因为他在心理上是反常的。在政治的区域内，某些欧洲国家人们心中的逻辑和他们的行事实在异常地不近人情。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的欧洲并不由近情的精神所统治着，也不是由具有理智的精神所统治着，而实在是由疯狂的精神所统治的。看看欧洲的现象，能使人发生一种不宁的感觉，这种不宁，并不是由于看见国家的目标、国界和殖民地要求的冲突而发生，因为这些都是理智的精神所能够应付的，而实在是由于看见欧洲各统治者那种心境而发生的。这就是等于跨上一辆街车，驶到一处陌生的地方，而忽然对司机发生了不信任的心思。这不信任并不是由于疑心司机不认识路，因而疑心他不能将自己载到目的地，而是由于听见司机在那里胡言乱语，前言不对后语，因而疑心他未必是清醒的。如若司机还有着一枝手枪，而坐者并没有离开汽车的方法，则他的不宁当然将更为增加了。我敢信这幅人心的调整画并不就是人心的本身，而不过是一时失常，不过是暂时的疯狂的一个阶段，将来自会像瘟疫一般自己消灭的。我敢证言，人心是终属有能力的，敢信人类的不免一死的灵心虽是有限制的，但其智力实仍是远胜于欧洲之不顾一切的司机，而到了最后，我们终能和平地生活，因为到了那时节，我们都已学会怎样地做近情的思想了。
合于人情的思想之必要
思想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中国的和西方的学问之间，最大的对比就是：西方太多专门知识，而太少近于人情的知识；至于中国则富于对生活问题的关切，而欠于专门的科学。我们眼见在西方科学思想侵入了近于人情的知识的区域，其中的特点就是：十分专门化，和无处不引用科学的与半科学的名词。这里，我所谓“科学”的思想，是指它在一般的意义上而言，而尚不是真正的科学思想，因为真正的科学思想是不能从常识和幻想分析开来的。在一般的意义上，这种科学思想是严格的、合于逻辑的、客观的、十分专门化的，并在方式和幻想的景物中是“原子式”的。这东西两种形式的学问，其对比终还是归结于逻辑和常识的冲突。逻辑如若剥去了常识，它便成为不近人情；而常识如若剥去了逻辑，它便不能够深入大自然的神秘境界。
当一个检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界时，他将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会察觉那里边没有科学，没有极端的理论，没有假说，而且并没真正的性质十分不同的哲学。例如中国诗人白居易，他不过藉儒道以正行为，藉佛教以净心胸，并藉历史、画、山、河、酒、音乐和歌曲以慰精神罢了。他生活在世界中，但也是出世的。
所以，中国即成为一个人人不很致力于思想，而人人只知道尽力去生活的区域。在这里，哲学本身不过是一件很简单而是属于常识的事情，可以很容易地用一两句诗词包括一切。这区域里面没有什么哲学系；广泛地说起来，没有逻辑，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学院式的胡说；没有学院式专重假定主义，较少智力的和实际的疯狂主义，较少抽象的和冗长的字句。机械式的惟理主义在这里是永远不可能的，而且对于逻辑的必须概念都抱着一种憎恶的态度。这里的事业生活中没有律师，而哲学生活中也没有逻辑家。这里只有着一种对生活的亲切感觉，而没有什么设计精密的哲学系，这里没有一个康德或一个黑格尔，而只有文章家，警语作家，佛家禅语和道家譬喻的拟议者。
中国的文学，以其全面而言，我们粗看似乎只见大量的短诗和短文，在不爱好的人们看起来，似乎是多得可厌，但其中实有种种的类别，和种种的美点，正如一幅野外景色一般。这里面有文章家和尺牍家，他们只需用五六百个宇，便能将生活的感觉表示于一篇短文或短札中，其篇幅比了美国低级学校儿童所做的论说更短。在这种随手写作的书札、日记、笔记和文章中，我们所看到的大概是对一次人生遭遇的评论，对邻村中一个女子自尽的记载，或对一次春游、一次雪宴、一次月夜荡桨、一次晚间在寺院里躲雨的记载，再加上一些这种时节各人谈话的记录。这里有许多散文家同时即是诗人，有许多诗人同时即是散文家，所有的著作每篇至多不过五七百宇，有时单用一句诗文即能表出整个的生活哲学。这里有许多警喻、警语和家信的作家，他们写作时都是乘兴之所到，随后写去，并不讲究什么严格的系统。这使系派难于产生。理智阶级常被合于情理的精神所压伏，尤其是被作家的艺术的感觉性所压伏，而无从活动。事实上，理智阶级在这里是最为人所不信任的。
我无须指出逻辑本能乃是人类灵心的一种最有力的利器，因而科学的成就成为可能。我也知道西方的人类进步至今还是在根本上由常识和批判精神所统制着，这常识和批判精神是比逻辑精神更为伟大的东西，我以为实在是代表着西方思想的最高的形式。我也无需明说西方的批判精神比在中国更为发展。在指出逻辑的思想的弱点中，我不过是指着某一种特别的缺点而说的，即如他们的政治中也有着这一种的弱点，如：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机械式政治，即属于此类。逻辑自有它的动人之处，我认为侦探小说的发展就是逻辑灵心的一种最令人感兴趣的产品，这种文字在中国完全没有发展过。但是过度耽于逻辑思想也自有其不利之处。
西方学问杰出的特质就是专门化和分割知识，将它们归入各式各类的门类。逻辑思想和专门化的过于发展，再加上好用专门的名词，造成了现代文明的一个奇特事实，即哲学已和它的背景分隔得如此的遥远，已远落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后面，以致一般的人们都会走过它的旁边而竟觉着好似没有这样一件东西。在一个平常人的心目中，甚至在某些有教养的人的心目中，都觉得哲学实在是一种最好不必加以过问的学科。这显然是现代文化中的一种奇特的反常现象，因为哲学本应是最贴近人们的脑怀和事业的物事，但现在倒反而远在千里之外。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型的文化便不是如此的，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如此的。也许是现代人对于生活问题——其实是哲学中的正常题旨——不感觉兴趣，或也许是我们已经走离哲学的原始概念太遥远了。我们的知识范围已经推广到如此的广大，由各类专家所热心守卫的知识门类已经如此的众多，以致哲学这一门，其实虽应是人们所宜最先研究的学问，倒反而被打入没有人愿意做专门研究的场地里边去了。美国某大学的布告可以作为现代教育状况的一个典型，这布告说：“心理学科现在已经开放，凡是经济学科的学生，愿意者都可以加入。”所以经济学科的教授已将自己一科里学生的友爱和幸福托付给心理学科的教授，同时为了答谢好意起见，他又容许心理学科的学生踏进经济学科的围场，以表示友谊。同时，知识之王的哲学则如战国时的君王一般，不但已不能从他的学科附庸各国收取贡礼，而且觉得他的权力和国土日渐减缩，只剩较少的食粮，不足的人民效忠于他了。
因为现在我们已达到一个只有着知识门类而并没有着知识本身的人类文化梯阶；只是专门化，但没有完成其整体；只有专门家，而没有人类知识的哲学家。这种知识的过分专门化，实和中国皇宫中尚膳房的过分专门化并没有什么分别。当某一个朝代倾覆的时节，有一位贵官居然得到了一个从尚膳房里逃走出来的宫女。他得意极了，特地在某天邀请了许多朋友来尝尝这位御厨高手所做的莱肴。当设宴的日期快到时，他即吩咐这宫女去预备一桌最丰盛的御用式酒席。这宫女回说，她不会做这样的一席菜。
“那么，你在宫中时，做些什么呢？”主人问。
“噢，我是专做席面上所用的糕饼的。”她回答。
“很好，那么你就替我做些上好的糕饼吧。”
宫女的答语使他几乎跳起来，因为她回说：“不，我不会做糕饼，我是专切糕饼馅子里边所用的葱的。”
现在的人类知识和学院式学问的场地里边，情形就和这个相仿佛。我们有着一位略晓得一些生命和人类性质的生物学家；有着一位略晓得一些同一题目的另一部分的精神病学家；有着一位通晓人类早年历史的地质学家；有着一位知悉野蛮人种的心性的人类学家；有着一位如若偶然是个心胸开通者的话，可以教给我们一些人类过去历史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知识和人类愚行的历史学家；有着一个有时也能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行为，但仍是偏于多告诉我们一种学院式的呆话，如：鲁易斯卡罗尔乃是一个忧郁主义者，或从他的用鸡为试验的实验室里走出来，而宣布说，巨响对于一只鸡的影响是使它们的心跳跃的心理学家。有些以教授为业的心理学家，在我看来，当他们错误时，他们是使人昏迷的，而在不错误时则更其令人昏迷。但在专门化的程序中，同时并没有应该并进的完成整个的切要程序，即将这类知识的多方面综合成一个整体，以达到它们所拟达到的最高目的——生命的知识——的程序。现在我们或许已经做了将知识完成整个的预备，例如耶鲁大学校中的人类关系学会，和哈佛大学立校三百年纪念会中的演讲词都可以做这一点的证明。不过，除非西方的科学家能用一种较简单的、较不逻辑的思想方法去从事于这件工作，则完成整体这件事简直没有成功的日子。人类知识不单是将专门知识一件一件地加上去而成的，并且也不能单从统计式的平均数的研究中去获得它；这只能藉着洞察而获得成就，只能藉着更普通的常识、更多的智能，和更清楚的但是更锐敏的直觉方能获得成就。
逻辑的思想和合理的思想之间，或也可称为学院式的思想和诗意的思想之间，有着一种很明显的区别。学院式的思想，我们所有的已很多了，但是诗意的思想则现代中尚还稀见。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其实是很摩登的；他们所以如此，不但因为希腊人很近似现代人，而且因为他们实在是，严格的说法，现代思想的祖先。亚里士多德虽也有他的人性主义见解，和中庸之道的学说，但他确是现代教科书作家的祖师，他实在是首创将知识分割成许多门类者——从物理学和植物学直到伦理学和政治学。他显然也就是首创为普通人所不能了解的不相干的学院式胡说者，而后来的现代美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则更助纣为虐，又比他更为厉害。柏拉图虽有着真正的人类洞察力，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实在应负如新柏拉图主义学派所崇尚的对于概念和抽象观念崇拜的责任，这个传统的思想不但没有被加些更多的洞察力以为调和，倒反而被现代专讲概念和主义的作者所熟习，而将它视做好似实有一个独立的存在性一般。最近的现代化心理学实是剥削了我们的“理智”、“意旨”和“情感”部门，并帮助杀害那个和中古时代的神学家在一起时尚还是一个整体的“灵魂”我们已杀害了“灵魂”而另造出许许多多社会的和政治的口号（“革命”、“反革命”、“布尔乔亚”、“帝国主义资本家”、“逃避主义”）以为替代，听任它们来统治我们的思想；并又造出相类的物事，如：“阶级”、“命运”和“国家”很逻辑地听任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巨魔而吞吃了个人。
很明显地，现在所需要的似乎是一种需经过改造的思想方式，一种更为富有诗意的思想，方能更稳定地观察生命和观察它的整体。正如已过世的古姆斯哈维罗宾逊所警告我们的话：“有些谨慎的观察家很坦白地表示他的真诚意见说，除非将思想提升到比目下更高的平面之上，文明必然将要受到某种绝大的阻碍。”罗宾逊教授很智慧地指出“良心的驱使和洞察力似乎是在彼此猜忌。但其实则它们很可以成为朋友的。”现代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似乎有着大多的良心驱使而缺乏洞察力。对世事施用逻辑的危险这一点是不应该过分重视的。但因科学思想的力量和尊严在现代是如此地巨大，以致虽有人曾做种种的警告，然而这一类的学院式思想依旧不断的侵入哲学的区域，深信人类的灵心可以如一组沟渠一般的加以研究，和人类的思想浪潮可以如无线电波一般加以测量的。它的后果是逐渐地在那里扰乱我们的思想，同时于实用的政治学上有着极恶劣的影响。
回向常识
中国人都憎恶“逻辑的必要”那个名词，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无所谓逻辑的必要。中国人对于逻辑的不信任，起点于不信任字眼，再进而惧怕界说，最后则对一切系说、一切假说表示天性的憎恨。因为使哲学派成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说和系说的罪恶。哲学的腐化起于对字眼的偏见。中国作家龚定庵说，圣人不说话，有能为的人才说话，愚人才会做辩论——其实龚氏本人就是一个最好做辩论的人，但他仍说这句话。
因为这就是哲学的悲惨经过：即哲学家不幸都是好说话的人，而不是肯守缄默的人。所有的哲学家都喜欢听他自己的语声。即如老子，他虽是第一个指点给我们知道“大块”是无言的，但他自己则在出函谷关去隐居深山，乐享余年之前，仍免不了听从人劝，遗留下传诸后世的五千言。尤其足以代表这类天才哲学言谈家的就是孔子他游遍“七十二国”以说诸国之君；又如苏格拉底，他在雅典的街上走来走去，遇到走路的人即叫住他，问他几句话，以便他自己可以发生聪明的意见给自己听。所以“圣人不多古”这句话乃是相对的说法。不过圣人和才子之间仍有一种区别，因为圣人的谈到生活，都是以亲身的阅历为中心；才子则只知道研究解释圣人的说话，而笨人则更是只知道将才子的说话吱文嚼字地辩论。在希腊的修辞学家当中，我们看见这种专以咬文嚼字为尚的纯粹谈论家。哲学本是一种对智慧的爱好，已变成了对字句的爱好，等到修辞学的风尚渐渐滋长，哲学便和生活越离越远了。等到后来，哲学家竟专顾多用字眼，多用长的句子；短短的警语多变成了长句，句子变成了论据，论据变成了专书，专书变成了长篇大论，长篇大论变成了语言学的研究；他们需要更多的字眼以定他们所用的字眼的界说，并将他们归类，他们需要更多的派别以区别和隔离已经设立的派别；这个程序接连不断地进行着，直到对于生活的直接地切己地感觉或知悉完全丧失，致使外行竟敢于诘问：“你在那里说些什么？”同时，在后来的思想历史中，少数几个对生活本身感觉到直接撞击的独立的思想家——如哥德、萨缪尔、强孙、爱默生、威廉古姆斯——都拒绝在谈论家的胡言乱语中发言，并始终极固执地反对归类的精神。因为他们是聪明的，他们替我们维持着哲学的真意义，就是生活的智慧。在许多情形中，他们都抛弃了论据，回向警语。当一个人在丧失了说出警语的能力时，他方去写长篇；而他在论证之中依旧不能明白发表他的意思时，他方去著作一本专书。
人的爱好字句，是他走向愚昧之途的第一步，他的爱好界说乃是第二步。他越从事于分析，他越需要界说，他越加定界说，他越是趋向一个不可能的逻辑的完美境界，因为企求逻辑的完美就是愚昧的迹象。因为字句是我们思想的材料，所以定其界说的企图乃是完全可嘉的，于是苏格拉底即在欧洲创始了一个定界说狂。其危险在于我们意识到曾由我们定其界说的字眼时，我们便不能不将用以定界说的字眼也定出它们的界说来，因此，其结果：除了用以定生活的界说的字眼以外，我们又有了专用以定别的字眼的界说的字眼，而定字眼的界说这桩事便成了我们的哲学家的主要成见了。忙碌的字眼和空闲的字眼之间显然有一种分别，前者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尽它们的责任，而后者则只存在于哲学家的研究团体中。此外苏格拉底和弗兰西斯倍根的界说，和现代大教授的界说之间也是有着一种分别的。莎士比亚对生活有着最切己的感觉，但他也居然能从容地过去，而并没有做什么定界说的企图，或也可说是因为他没有做定界说这件事，所以他所用的字眼都有着一种别个作家所缺少的“实体”而他的文字中也充满着一种现代所缺少的人类悲剧意味和堂皇的气概。我们无从将他的文字限制到某一个动作效能的范围之内去，正如我们的无从将他的文字限制到一个对妇女的特别观念里边去。因为它们都在有了定界说的性质时方使我们的思想成为僵硬，因而剥夺了生活本身的发光的、幻想的色彩特质。
但如若字眼为了必须的理由分割了我们的在表示程序中的思想，那对于系统的爱好更能损害我们对于生活的深切的知悉。系统不过是一种对真理的从旁斜视，因此，这系统越加有着逻辑的发展，则那种灵心上的斜视也成为越加可怕。人类只想看见偶然所能看到的真理的片面，并将它发展和提升到一个完善的逻辑系统的地位的欲望，即是我们的哲学为什么会和生活势必越离越远的理由。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他们在真理出丧时所唱的挽歌就是：“我是完全对的，而你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所埋葬的是哪一种真理在根本上无关重要的，不过根本上他们总是已经埋葬了它。因此真理便如此地在防护它的人的手中受到了虐待，而一切哲学的党派，不论古今，都只是专心致力于证明一点，即“我是完全对的，而你是完全错误的。”德国的哲学家们写了一本挺厚的书，想要证明某一种有限制的真理，但结果反而将那真理变了一个胡说，这班人大概可算是最坏的冒犯者了，不过这种思想的疾病在西方的思想界中差不多是随处有的，而只在深浅中有些分别罢了，而在他们越趋于抽象时，这个病症也越深。
这种不近人情的逻辑，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不近人情的真理。今天我们所有的哲学是一种远离人生的哲学，它差不多已经自认没有教导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智慧的意旨，这种哲学实在早已丧失了我们所认为是哲学的精英的对人生的切己的感觉和对生活的知悉。威廉吉姆斯即称这种对人生的切己的感觉为“经验的要素”等到日子长久之后，威廉吉姆斯的哲学和逻辑所加于现代西方思想方式的蹂躏必会一天厉害一天。但我们如想把西方哲学变成近于人情，则我们必须先将西方逻辑变成为近于人情。我们须回到一种对现实和生活，尤其是对于人性，急于接触的思想方式，而不单是求得不错，合于逻辑，和没有不符之处便算完事。我们对于特卡戴（descartes）著名的发现：“我思想着，所以我存在着。”这句名言所表率的思想的疾病，应该拿华德惠德孟所说那句较为近于人性和较为有意义的话：“我照现在的地位，我已尽够。”去替代它。生活或存在无需跪在地上恳求逻辑代它证明世上确有它这样事物。
威廉古姆斯终其身在那里企图证明中国式的思想方式，并替它辩护，不过自己没有觉得罢了。当中不过有着下列的一个分别：他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他必不会用这许多字眼去做他的论证，而只将用那么三五百个字写一篇短文，或在他的日记中短短的写上几句话便算完事了。他将要对着字眼胆怯，恐怕越多用字眼，便越加会引起误会。但威廉吉姆斯在他对生活的深切感觉，对人类阅历的透彻，对机械式的理智主义的反抗，对于思想切心想保持它的流动状态，并对那些自以为已经发现了一个万分重要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真理，而将它纳入一个自以为满足的系统中的人们的不耐烦当中，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坚持在艺术家的意识上，属于知觉的现实比属于概念的现实更为重要这一点上也像一个中国人。其实所谓哲学家者，他就是一个时常将他的感觉力集中于最高的焦点去观察生活的变动，随时预备碰到更新的和更奇怪的矛盾事情，前后不符的事情，和一切不合于常例的事情。在他的拒绝一个系统之中，他所拒绝的并非因它不对，而只因它是一个系统，在这个举动中，他实在破坏了西方的哲学派。照他的说法，对于宇宙的一元概念和多元概念之间的分别，实是哲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分别。他使哲学有放弃空中楼阁而回到生活本身的可能。
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他还有一句聪明的话，这句话很像吉姆斯的口气，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世界并不是一个三段论法或一个论据，而是一个生物；宇宙不作声说话，只是生活着；它并不做什么辨认，只是进行着。某英国天才作家说：“理智不过是神秘物事中的一个节目；而在最高傲的意识国的统治的背面，理智和惊奇是涨红了脸相对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变成了平凡，而疑惑和希望则成了姊妹。宇宙是粗野的，如鹰的翅膀一般带着一些竞技的意味，这还算是一件可喜的事。大自然就是一个神奇之迹，同一的事物不再重回，而即使回来也必是已经不同的。”在我看来，西方的逻辑家所需要的只是一些自谦心；如有人能够将他们的脑袋肿大症医好，则他们就能得救了。
近情
和逻辑相对的有常识，或更好一些的说法：还有近情的精神。我以为近情精神实是人类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实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养的人。世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他只能力争上游去做一个近乎情理的生物。我正期待着世界上将有一个世人在个人的事件上，并在国家的事件上，都会得着这个近情精神之鼓舞的时期。近情的国家将生活于和平之中，近情的夫妻能生活于快乐之中。在我替我的女儿挑选丈夫时，我将只有一个标准：他是否是一个近情的人？我们当然不能期望世上有终身不相骂的夫妻；我们只能期望他们都是近情的男女，只近情的相骂，并近情的言归于好。我们只有在世界的人类都是近情的人时，才能得到和平和快乐。这近情的时代，如果有来临的一天，则就是和平时代的来临。在这时代中，近情的精神必会占最大的势力。
近情精神是中国所能贡献给西方的一件最好的物事。我并没有说中国那些向人民预征五十年钱粮的军阀是近情的；我的意思只是说，近情的精神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她的最好的方面。我这个发现曾偶然由两位久居中国的美国人所证实。其中的一位居住中国已经三十年，他说，中国的一切社会生活乃是以“讲理”为基础的。在中国人的争论之间，他们最后的一句有力的论据必是：“这岂是合于情理的吗？”而最严重的、最平常的斥责之词就是：这人是“不讲理”的。一个人如若在争论之中自承不近情理，则他已是输了。
我曾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过：“在一个西方人，一个说法只须合于健全的逻辑的，他便认为是已很充足。但在一个中国人，则一个说法虽然在逻辑上已是很对时，他也还不肯认为充足，而同时还必须求其近于人情。‘近情’在实际上比合于逻辑更为人所重视。reasonableness这个字，中文译做‘情理’，其中包括着‘人情’和‘天理’两个原素。‘情’代表着可以活动的人性原素，而‘理’则代表着宇宙之万古不移的定律。”一个有教养的人就是一个洞悉人心和天理的人。儒家藉着和人心及大自然的天然程式的和谐的生活，自认可以由此成为圣人者也不过是如孔子一般的一个近情的人，而人所以崇拜他，也无非因为他有着坦白的常识和自然的人性罢了。
人性化的思想其实就是近情的思想。专讲逻辑的人是永远自以为是的，所以他是不近人情，也是不对的；至于近情的人则自己常疑惑自己是错的，所以他永远是对的。近情的人和专尚逻辑的人，他们的不同处可以在他们信札后面的附言中看出来。我最爱读我的朋友所给我的信后的附言，尤其是那种和信的正文互相矛盾的附言。这种附言里边包括着一切近情的后想，一切疑惑不决之点，和忽然而发的聪明说话和常识。一个温和的思想家就是一个在用长篇大论的论据企图证明一个说法之后，忽然回到了直觉的地位，由于一阵忽然而发的常识，立刻取消他以前所做的论证而自认错误的人。这就是我所谓人性化的思想。
我们只需拿各人所写的信来看看，专尚逻辑的人必是在信的本文中罄其所欲言，而近情的人，即有着人类精神的人，则必是在附言中说他的话。譬如一个人的女儿请求她的父亲许她进大学读书，她的父亲或许在回信之中列出许多极合于逻辑的理由，第一怎样，第二怎样，第三怎样，例如：已有三个哥哥在大学读书；负担已经很重；她的母亲正在家中患病，需要她在旁服侍等等。他在信末署名之后，又加写了一行附言：“不必多说了，一准在秋季开学时入校吧。我总替你想法子。”
或如一个丈夫写信给他的太太，发表离婚的决心，并列出许多似乎毫无驳诘余地的理由，如：第一，太太对他不忠实；第二，他每次回家从来吃不到热饭等等。所列的理由很充足极平允，倘若委托给律师办理，则事理上将更为严正，口气将更为有理由。但是他在写完这信时，他的心中忽然有所感触，便又提起笔来在后面加了一行：“算了吧，可爱的苏菲，我真是一个坏坯子。我将带一束鲜花回家了。”
上述的两封信里边，其论据都是极为合理的，不过当时说这些话的是一个心在逻辑的人，而在附言中，则已变了一个有着真正人类精神的人在那里说话——一个近人情的父亲和一个近人情的丈夫。因为如此就是人类灵心的责任，人类有灵心，并不是叫它去做愚笨的逻辑的辩论，而应是在互相冲突的冲动、感觉和欲望的永远变迁的海洋中企图保持一种合于理智的平衡。这就是人事中的真理，也就是我们所企图达到的地步。无从答复的论据常可由怜悯之情答复它，充足的理由常可由爱情打破它。在人事之中，不合逻辑的行为常是最能动人的。法律的本身就承认它未必能处处绝对的平允，所以它也时常不能不迁就人情，所以一国的元首都另有着一种特赦权，如林肯所用以赦免那个“母亲的儿子”一样。
近情精神使我们的思想人性化，并且使我们不坚信自己总是对的。它的影响是在于刨去我们的行为的棱角，并使它调和起来。和近情精神相反的，就是思想和行为中，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国家生活中，婚姻、宗教，与政治中的一切方式的热狂和武断。我以为，在中国热狂和武断是较少的。中国的暴众虽也易于鼓动（例如庚子年的拳匪），但近情的精神确在某种程度中使我们的皇帝专制，我们的宗教，和所谓“欺压女性”受到人性化。近情精神在这些当中当然都是有限制的，不过它确是存在着的。这精神使我们的皇帝，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丈夫都成了单纯的人类。中国的皇帝并不是像日本天皇那么半神道的，而中国的史家并已演绎出一个皇帝受命于天，但他如失德，便将丧失天命的假说。他如失德，我们可以杀他的头，在历代的兴衰中，被人砍去脑袋的皇帝已不知道有多少个，这就破除了我们的皇帝乃是神圣的或半神圣的念头。我们的圣人也没有被人尊奉为神道，而不过始终认他们为聪明的教师，我们的神道也不是完善的模范，而不过是像我们的官府一般惟利是图，很是腐败，可以用甘言和贿赂打动。凡是出乎情理之外的事情，我们一概称之为“不近人情”太过于矫情的人就是大奸，因为他在心理上是反常的。在政治的区域内，某些欧洲国家人们心中的逻辑和他们的行事实在异常地不近人情。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的欧洲并不由近情的精神所统治着，也不是由具有理智的精神所统治着，而实在是由疯狂的精神所统治的。看看欧洲的现象，能使人发生一种不宁的感觉，这种不宁，并不是由于看见国家的目标、国界和殖民地要求的冲突而发生，因为这些都是理智的精神所能够应付的，而实在是由于看见欧洲各统治者那种心境而发生的。这就是等于跨上一辆街车，驶到一处陌生的地方，而忽然对司机发生了不信任的心思。这不信任并不是由于疑心司机不认识路，因而疑心他不能将自己载到目的地，而是由于听见司机在那里胡言乱语，前言不对后语，因而疑心他未必是清醒的。如若司机还有着一枝手枪，而坐者并没有离开汽车的方法，则他的不宁当然将更为增加了。我敢信这幅人心的调整画并不就是人心的本身，而不过是一时失常，不过是暂时的疯狂的一个阶段，将来自会像瘟疫一般自己消灭的。我敢证言，人心是终属有能力的，敢信人类的不免一死的灵心虽是有限制的，但其智力实仍是远胜于欧洲之不顾一切的司机，而到了最后，我们终能和平地生活，因为到了那时节，我们都已学会怎样地做近情的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