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T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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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胜逞强或许是人的天性，至少是程思涌和王天容这样的人的天性。
就在程思涌暗暗地把王天容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同时，王天容也不知不觉地把程思涌当成了自己前进中的一个参照坐标。这时候，她无奈地发现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在了这个坐标的后面。别的不说，就说春节送挂历，石化集团几乎给临港市所有的单位都送了挂历，包括送到能源集团的王天容和蒲小元手上。其实，王天容不是稀罕挂历，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挂历，但是，当她接到程思涌派人送来的挂历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差距，甚至感觉到了难堪。
首先，这一年能源集团根本就没有印制挂历，而收到别人的礼物却不能体面地回赠是难堪的；其次，即便当年能源集团也印制了挂历，那么也肯定不可能印制得这么精美，所以，即便能源印制了，并且王天容也回赠程思涌了，那么印制和回赠的挂历跟石化集团的相比也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挂历质量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反映了公司实力的差距，甚至可以间接地反映两个集团公司一把手之间的差距。
没心没肺的蒲小元还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拆开那幅挂历，引得同事“哇哇”乱叫。挂历上是港台明星泳装照。在那个年代，泳装给人的感觉比今天的裸体还刺激“哇”是必然的。这个“哇”声刺激着王天容，她差点就过去训斥蒲小元，费了很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
王天容强迫自己承认：年轻人没有错，错在实力，错在自己领导无方。
当时的能源集团刚刚脱贫。通过电力价格浮动制，占能源集团同时也是市政府能源办之利，王天容刚刚从这些浮动价差当中提取到一点管理费，勉强维持工资及办公费用，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要想像程思涌一样从香港订做专门的精美挂历是不可能的。
王天容现在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可是正因为缺钱，她就又发现什么都缺。她也知道程思涌那里钱用不完，并且她也知道程思涌的钱是从银行贷款得来的，她甚至打听到程思涌从银行贷款的诀窍，但是她学不来，因为她这个能源集团虽然“级别”跟石化集团一样，甚至市委、市政府还更重视一些，但是她并没有什么资产，既然没有资产，那么连包装的主体都不存在，又怎么学？
王天容感到了一种压力。
王天容现在面临两个任务：第一，是解决临港市严重缺电的状况；第二要让能源集团迅速壮大。
通过实行电价浮动和鼓励社会资金办电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用电紧张的局面，但是离真正满足这个新兴城市的用电需求，还相差甚远。特别是临港市的经济发展相当快，每年都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增长，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电力供需之间的矛盾，必须建设大电站，而建设大电站就必须要有大投资。
王天容是内行，知道这个“大投资”到底有多大。不要说建设大电站了，就是新建一家十万千瓦装机容量的中小规模的电厂，总投资也要好几个亿。莫不说当时的临港市政府没有这笔钱，就是有，从当时奉行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出发，估计也不会拿来投资电厂，因为同样数量的人民币如果用来开办一般的工商项目，可以办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况且当时临港市的缺电情况远远不是一两个十万千瓦装机容量的发电厂能够解决的。所以，王天容当时面临的实际困境是：既要快跑，又不给吃草。
其实，不仅王天容压力大，樊大章也感到压力大，因为电力供应不足是影响全局的事情，解决不好，无论什么理由，他都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于是有一段时间，樊大章开始怀疑起王天容的能力来。他甚至想，如果当初是安排程思涌来担任能源集团的董事长，凭他那种冲劲，没准临港市的电力状况会比现在好一些。樊大章这时候忽然发现，作为一把手，是不是精通本专业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冲劲，像程思涌那样有冲劲，甚至包括好大喜功和张扬的性格。在非正常状况下，冲劲和性格似乎比科学和理性更重要。比如当初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如果按照科学和理性去认真计算，怎么算都会是全军覆没，但是刘、邓有冲劲，及时提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最后还真的冲进了大别山。
樊大章这样想了，就说明他对王天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或者说他对于女人是不是适应这种需要冲击力的工作产生了怀疑。但是，王天容的表现很快让樊大章消除了这种疑虑。
关键时刻，王天容社科院的背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就在樊大章对王天容的能力产生怀疑的时候，王天容已经向社科院这个关系网发出了一个咨询信号：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怎么能建设一个大型的发电厂？
这个咨询听起来简直是逻辑混乱，没有钱怎么能建设发电厂？
同样，王天容在询问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把握。她当时是抱着“有鱼没鱼撒一网”的心态，广泛撒网，不仅向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本部撒网，而且还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这样的单位撒网，甚至把网直接撒到国务院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因为这些单位都有“社科派”反正是熟人，反正也不用花咨询费，碰碰运气也好。
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至少还没有普及电子邮件。为了抢速度，王天容是用电话加传真发布这个询问的。本来是不抱多大希望的，但是很快，人大经济系那边就传来了一个消息：一九八四年土耳其总理厄扎尔曾经提出过一个没有钱建设电厂的设想，就是由发达国家出钱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电厂，发出来的电就地卖给第三世界国家，一定期限之后，比如说卖电力的钱足以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且取得一定的利润之后，再将电厂无偿地移交给第三世界国家。这种“建设——运营——移交”的方式简称为“bot”但这仅仅是一个设想，当初土耳其总理虽然提出来了，可是最后并没有运作成功。
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获得成功的例子，也让王天容兴奋得要死。她马上又撒了一片网，咨询什么叫“bot”并问“bot”的方式可以不可以用在临港经济特区的电厂建设中。得到的回答归纳起来有两条：第一，首先“bot”从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法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国家合作开采石油的过程中采用过类似的方式；第二，目前这种合作方式在中国肯定是没有，但是临港市作为特区，如果要尝试，或许可以。
王天容马上向上面汇报。
这次没有越过樊大章，而是拉了樊大章一起去找姚秉诚。姚秉诚的答复是：先跟外商谈，谈具体一点，不能只是一个概念。如果是一个概念，我没办法说行还是不行，我不能“批准”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是一个具体的合作项目，并且这个具体项目有利于临港市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能解决临港市的用电问题，我就可以特批。
樊大章比王天容更懂得姚秉诚话的意思。听到姚秉诚这样说，马上就告辞，说不耽误领导时间了，我们回去落实。
出来之后，王天容还有点没有转过弯，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话没有跟姚书记说透。
“还要怎么说透？”樊大章说“这就是同意了，赶快回去跟外商谈吧。”
在后来跟外商的谈判中，樊大章亲自出马，帮着王天容出谋划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顾问。有几次，对方甚至认为他是王天容的副手。不过他也不吃亏，王天容非常善解人意，凡是樊大章亲自到场的时候，必让蒲小元协助，搞得樊大章每次都精神饱满。
最后，终于与香港著名投资商胡应湘达成协议，由香港合和电力公司投资完成设计、咨询和施工，享受十年的特许经营权，用电费回收投资，偿还债务，赚取利润，十年期满后，产权和经营权无偿移交给临港市能源集团。如此，一个总投资四十亿港币、装机容量为七十万千瓦、全套引进日本最先进的设备的现代化发电厂迅速拔地而起，一举缓解当时临港经济特区的用电紧张局面。
七十万千瓦的发电厂在今天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当时还是个稀罕物，特别是允许外商在中国特许经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在全国都是一件大事，引起了轰动，甚至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
也就是从这一件事情开始，樊大章才从心里相信“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才对王天容的个人能力正式认可。
好胜逞强或许是人的天性，至少是程思涌和王天容这样的人的天性。
就在程思涌暗暗地把王天容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同时，王天容也不知不觉地把程思涌当成了自己前进中的一个参照坐标。这时候，她无奈地发现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在了这个坐标的后面。别的不说，就说春节送挂历，石化集团几乎给临港市所有的单位都送了挂历，包括送到能源集团的王天容和蒲小元手上。其实，王天容不是稀罕挂历，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挂历，但是，当她接到程思涌派人送来的挂历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差距，甚至感觉到了难堪。
首先，这一年能源集团根本就没有印制挂历，而收到别人的礼物却不能体面地回赠是难堪的；其次，即便当年能源集团也印制了挂历，那么也肯定不可能印制得这么精美，所以，即便能源印制了，并且王天容也回赠程思涌了，那么印制和回赠的挂历跟石化集团的相比也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挂历质量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反映了公司实力的差距，甚至可以间接地反映两个集团公司一把手之间的差距。
没心没肺的蒲小元还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拆开那幅挂历，引得同事“哇哇”乱叫。挂历上是港台明星泳装照。在那个年代，泳装给人的感觉比今天的裸体还刺激“哇”是必然的。这个“哇”声刺激着王天容，她差点就过去训斥蒲小元，费了很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
王天容强迫自己承认：年轻人没有错，错在实力，错在自己领导无方。
当时的能源集团刚刚脱贫。通过电力价格浮动制，占能源集团同时也是市政府能源办之利，王天容刚刚从这些浮动价差当中提取到一点管理费，勉强维持工资及办公费用，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要想像程思涌一样从香港订做专门的精美挂历是不可能的。
王天容现在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可是正因为缺钱，她就又发现什么都缺。她也知道程思涌那里钱用不完，并且她也知道程思涌的钱是从银行贷款得来的，她甚至打听到程思涌从银行贷款的诀窍，但是她学不来，因为她这个能源集团虽然“级别”跟石化集团一样，甚至市委、市政府还更重视一些，但是她并没有什么资产，既然没有资产，那么连包装的主体都不存在，又怎么学？
王天容感到了一种压力。
王天容现在面临两个任务：第一，是解决临港市严重缺电的状况；第二要让能源集团迅速壮大。
通过实行电价浮动和鼓励社会资金办电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用电紧张的局面，但是离真正满足这个新兴城市的用电需求，还相差甚远。特别是临港市的经济发展相当快，每年都以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增长，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电力供需之间的矛盾，必须建设大电站，而建设大电站就必须要有大投资。
王天容是内行，知道这个“大投资”到底有多大。不要说建设大电站了，就是新建一家十万千瓦装机容量的中小规模的电厂，总投资也要好几个亿。莫不说当时的临港市政府没有这笔钱，就是有，从当时奉行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出发，估计也不会拿来投资电厂，因为同样数量的人民币如果用来开办一般的工商项目，可以办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况且当时临港市的缺电情况远远不是一两个十万千瓦装机容量的发电厂能够解决的。所以，王天容当时面临的实际困境是：既要快跑，又不给吃草。
其实，不仅王天容压力大，樊大章也感到压力大，因为电力供应不足是影响全局的事情，解决不好，无论什么理由，他都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于是有一段时间，樊大章开始怀疑起王天容的能力来。他甚至想，如果当初是安排程思涌来担任能源集团的董事长，凭他那种冲劲，没准临港市的电力状况会比现在好一些。樊大章这时候忽然发现，作为一把手，是不是精通本专业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冲劲，像程思涌那样有冲劲，甚至包括好大喜功和张扬的性格。在非正常状况下，冲劲和性格似乎比科学和理性更重要。比如当初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如果按照科学和理性去认真计算，怎么算都会是全军覆没，但是刘、邓有冲劲，及时提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最后还真的冲进了大别山。
樊大章这样想了，就说明他对王天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或者说他对于女人是不是适应这种需要冲击力的工作产生了怀疑。但是，王天容的表现很快让樊大章消除了这种疑虑。
关键时刻，王天容社科院的背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就在樊大章对王天容的能力产生怀疑的时候，王天容已经向社科院这个关系网发出了一个咨询信号：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怎么能建设一个大型的发电厂？
这个咨询听起来简直是逻辑混乱，没有钱怎么能建设发电厂？
同样，王天容在询问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把握。她当时是抱着“有鱼没鱼撒一网”的心态，广泛撒网，不仅向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本部撒网，而且还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这样的单位撒网，甚至把网直接撒到国务院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因为这些单位都有“社科派”反正是熟人，反正也不用花咨询费，碰碰运气也好。
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至少还没有普及电子邮件。为了抢速度，王天容是用电话加传真发布这个询问的。本来是不抱多大希望的，但是很快，人大经济系那边就传来了一个消息：一九八四年土耳其总理厄扎尔曾经提出过一个没有钱建设电厂的设想，就是由发达国家出钱在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电厂，发出来的电就地卖给第三世界国家，一定期限之后，比如说卖电力的钱足以偿还本金和利息并且取得一定的利润之后，再将电厂无偿地移交给第三世界国家。这种“建设——运营——移交”的方式简称为“bot”但这仅仅是一个设想，当初土耳其总理虽然提出来了，可是最后并没有运作成功。
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获得成功的例子，也让王天容兴奋得要死。她马上又撒了一片网，咨询什么叫“bot”并问“bot”的方式可以不可以用在临港经济特区的电厂建设中。得到的回答归纳起来有两条：第一，首先“bot”从理论上是可行的，因为法国石油公司在中东国家合作开采石油的过程中采用过类似的方式；第二，目前这种合作方式在中国肯定是没有，但是临港市作为特区，如果要尝试，或许可以。
王天容马上向上面汇报。
这次没有越过樊大章，而是拉了樊大章一起去找姚秉诚。姚秉诚的答复是：先跟外商谈，谈具体一点，不能只是一个概念。如果是一个概念，我没办法说行还是不行，我不能“批准”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是一个具体的合作项目，并且这个具体项目有利于临港市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能解决临港市的用电问题，我就可以特批。
樊大章比王天容更懂得姚秉诚话的意思。听到姚秉诚这样说，马上就告辞，说不耽误领导时间了，我们回去落实。
出来之后，王天容还有点没有转过弯，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话没有跟姚书记说透。
“还要怎么说透？”樊大章说“这就是同意了，赶快回去跟外商谈吧。”
在后来跟外商的谈判中，樊大章亲自出马，帮着王天容出谋划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顾问。有几次，对方甚至认为他是王天容的副手。不过他也不吃亏，王天容非常善解人意，凡是樊大章亲自到场的时候，必让蒲小元协助，搞得樊大章每次都精神饱满。
最后，终于与香港著名投资商胡应湘达成协议，由香港合和电力公司投资完成设计、咨询和施工，享受十年的特许经营权，用电费回收投资，偿还债务，赚取利润，十年期满后，产权和经营权无偿移交给临港市能源集团。如此，一个总投资四十亿港币、装机容量为七十万千瓦、全套引进日本最先进的设备的现代化发电厂迅速拔地而起，一举缓解当时临港经济特区的用电紧张局面。
七十万千瓦的发电厂在今天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在当时还是个稀罕物，特别是允许外商在中国特许经营，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在全国都是一件大事，引起了轰动，甚至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
也就是从这一件事情开始，樊大章才从心里相信“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才对王天容的个人能力正式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