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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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三天，我都在下午三点左右跑到收发室去。这是邮递员送信件的时间。我想伺机截住那封被我误寄往市纪委的举报信。皇天在上，天地良心，我只是模拟举报以泄私愤，而不是真的想把它寄出去，我可没吃豹子胆！
但是，我没有查到那封信。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并没有寄出去，而是遗失了，另一种可能则是信早已寄到了纪委，并且转到了吴大德的案头。我希望是前一种可能，可万一是后一种呢？那我就惨了。如果我是吴大德，看了那光盘之后，首先会追查它的来历。谁最有条件监视他的办公室并且录了像还刻了光盘？除了我徐向阳还有谁啊！
我惶惶不可终日。我不敢进出办公楼，我怕碰到吴大德。要是他盯我一眼，我可能会惊惶失措，泄露我告密者的身份。我首先应当拆除摄像头，消除作案痕迹，但是我一时没法进入吴大德的办公室。那么，先把监视器藏匿起吧。我拿了一个纸箱，欲将监视器装入其中。可是且慢，此时吴大德在做什么呢？让我再窥探一次吧。
吴大德和吴晓露出现在屏幕上。透过半开的隔门，我看见他们站在办公桌前，默不作声。我头皮一紧，是不是在研究我那封信？我瞪大眼，让视线从他们的空隙间穿过，落到桌面上。桌上摆着几份文件，并没有信。再仔细端详他们的表情，似乎互相很不友好，我这才确信，他们的见面与我无关，也就是说，东窗还没事发。我心情松弛了，这时只听吴晓露说：“难怪你不希望我跟廖美娟争妇联主席的。没想到她是你的旧相好。”吴大德背起一只手：“胡说！纯粹是泼污水，政治陷害！当年她在乡下当老师时还诬告过我呢，市委还派过调查组，好不容易才证明我的清白。多少年了竟还沉渣泛起！不信，你可以问袁真，她和徐向阳当年都是调查组成员。”吴晓露说：“既然如此你还帮她说话？”吴大德说：“这件事我帮不了你，也不会帮她，我严守中立。你呀，不要得寸进尺，还是见好就收吧。这种事，纯粹是拚关系比后台。”
我没料到他们的谈话还牵扯到我，不过与那封信无关，我也就放心了。看来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那封该死的信或许还躺在纪委的某个文件柜里吧。吴晓露才提拔不久，竟然又想做妇联主席，我这位昔日女友的胃口也太大了。我对他们的话题不感兴趣，我关了监视器，扯掉接线板，将它装在纸箱里，塞到床下。我想就此结束我的偷窥史。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及早拆除那个微型摄像头。但这就像当初安装它一样，需要等待时机。
可是时机迟迟没来。不过这天夜里躺在床上，我终于依稀记起，那封举报信，我是没有贴邮票的。也就是说，即使我误寄了，它也会被邮局拒绝，不会寄出来。难道我的种种担忧，都是庸人自扰？我庆幸不已，搂住我老婆王志红，度过了十分钟的美好时光。
大年三十傍晚，袁真在莲城大酒店订了一个包厢，把母亲还有姑姑一家都接来，一起吃年夜饭。大大小小十来口，满满当当一大桌，十分的热闹。方为雄也来了，一来就争着先买了单，而且仍和过去一样，对岳母娘一口一声妈，叫得特别亲热。离婚之后，袁真一直避免与他见面，本不想让他来吃团圆饭的，但为了不在孩子心中留下阴影，还是应允了他的请求。没有办法，她只有自己忍受那份厌烦与尴尬了。而在应酬方面，方为雄确实是比袁真里手得多，一上桌就不停地给这个敬酒，给那个夹菜，老幼尊卑分得很清，照应得很周到，酒席上的气氛也被他调节得热烈而温馨。母亲本来就不情愿袁真与他离婚，被他几句好话一说，笑逐颜开之余，眼中就闪出几点泪光来了，忧伤地看女儿一眼，禁不住就低低地唉了一声。
吴晓露看在眼里，碰碰袁真的胳膊，凑到她耳边轻声说：“姐，看舅妈的样子，希望你们破镜重圆呢。”袁真说：“重圆了也还是块破镜，有什么必要。”吴晓露说：“是不是心里有人了？我晓得我表姐是只不叫的猫，咬老鼠厉害得狠，一咬一个准啧啧，寒冷的深夜，顶着飘飞的雪花并肩漫步于人行道上，畅谈理想，憧憬未来，多浪漫啊！”袁真差点叫起来：“夸张，污蔑！我们不过是偶尔到酒吧聊了会天，一起走回来而已。”吴晓露笑道：“你看，酒吧都泡上了，还想否认？是好事嘛，我坚决支持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他吧？你还得感谢我为你指明了方向呢！这可是只绩优股，你抓紧他哟，别让他溜掉了！”
袁真生气地道：“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跟你说了。”她低下头，狠狠地咬一块排骨。袁真后悔跟吴晓露辨驳了，因为那样只会越描越黑。可能她的话声音太大了，一桌人都诧异地看着她。来了，转移了一桌人的注意力。娄刚是值完班才来的，每逢过年过节，都是他这个派出所长最忙的时候。他按照长幼次序逐一地给大家敬酒，说了几箩筐祝福的话。
敬袁真时他显得特别恭敬，他绕到她身后，压低了嗓门说：“表姐，你在一个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太不容易了，为此我敬你一杯。”
旁边的人都没在意，只有袁真听清了这句话，感到欣慰的同时，也非常惊讶。
吃过饭，袁真带着方明去母亲家守岁，方为雄也要跟着去。袁真说：“你怎不去陪你父母？”方为雄说：“我家年饭中午就吃过了，有我妹妹一家陪呢，我请过假了。”袁真说：“你已经不是我家人了，别人会说闲话的。”方为雄说：“只要你不说闲话就行，我想多陪陪女儿。”
事情一牵涉到女儿，袁真就没话说了。她不能剥夺他做父亲的权力，更不能剥夺女儿享受父爱的权力，尽管她晓得陪女儿很可能只是他的一个由头。到了母亲家，袁真和方为雄一左一右陪着方明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可方明并不领情，叫道：“你们俩别挤着我好不好？”他们只好坐开一点。方为雄一会儿给女儿拿糖，一会儿又问她喝不喝雪碧，殷勤得很，好像女儿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方明瞧都不瞧他一眼，伸出一只手说：“我什么都不吃，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方为雄赶紧将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递上说：“压岁钱早给你准备好了！”方明拆开一数，兴奋地跳起来：“哇噻！两千块，看来你们还是离婚好，离婚了红包都大些，还都得向我进贡！”方为雄说：“这孩子，没心没肺，哪有这样说话的？”
袁真抚抚女儿，无声地苦笑了一下，也拿了一个红包出来，塞进方明手中。她的红包要小得多，只有两百元。方明看都没看，就将两个红包一起放进袁真的挎包里。女儿显然和妈妈亲昵得多，并不计较她红包的厚度，这使袁真感到由衷的欣慰。
春节晚会十分的热闹，袁真内心却十分寂寞，人也恍惚得很，心思飘来飘去。她陪着家人看了一阵，下意识地笑了几回，就独自站到阳台上去了。她想，此时于达远在干什么呢？天穹幽暗，几粒星星闪闪烁烁，似乎也有满腹心事。她下意识地翻出了于达远的手机号码。手机忽然嘟一声响，来了一条短信，正是于达远来的。“在这举国欢庆的除夕之夜，给我牵挂的人发个信息，祝她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它不是网上下载的那种短信，语言普通，一点不精致，而且用的是第三人称，但对袁真来说已经很不平常了。她立即回复了过去：“谢谢你在这种时候记得我，也祝你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袁真很不喜欢过春节，每天不是走亲访友，就是同学聚会，心累。她想躲开这些，于是关了手机，正月初四这天带着方明到枫树坳去了。她们在枫树坳玩了两天，不是和张大嫂到菜园里种种菜，就是让张小英领着爬爬山，捡捡柴火，非常惬意。听着鸡鸣犬吠，嗅着泥土和草叶的气息，看着树梢在风中轻轻摇摆，袁真感到与大自然如此的融洽，心灵格外的宁静。
初六下午一回到弥漫着汽车尾气的城里，袁真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语速很快的男声说：“是袁真吗？哎呀我找你几天了，你一直关机我还以为号码错了呢！”袁真不知道他是谁，对话了好一阵，才知是初中的同桌曾凡高。她还记得他绰号曾篙子，还晓得他现在是海南一家公司的老总。但是袁真很纳闷，十多年都没来往的人了，他找她有何贵干呢？曾篙子说，他这次回莲城，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请她吃顿饭，好好聊聊。袁真就有些不屑，说同学见面好像除了吃饭就没别的事了。曾凡高马上说那请她洗脚，开车过来接她。袁真犹豫了半天，考虑到拒绝他似乎不近情理，便嗯了一声。
曾凡高在宿舍区门口将袁真接上了车。袁真一瞟，当年的曾篙子简直是曾桶子了，鼓突的肚子与方为雄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袁真不晓得这个时代是怎么了，男人一发迹就要变肥吗？
两人到了足浴馆，曾凡高给袁真叫了一个男侍。他们一边洗一边聊，大多是曾凡高在说。他说他对她一直感兴趣，当然此兴趣不是彼兴趣。她是只可欣赏，而不可亵玩的，从小到
大她都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他晓得她的许多事，比如她的清高一如既往，所以在机关里不得志，过得很憋气，并且还与丈夫离了婚。袁真说，憋气和离婚的也不止她一人，有什么奇怪的。曾凡高说，他觉得对她特别不公平，所以想帮她改变处境，要她到他公司去。袁真直率地说：“到你公司就不会憋气了？说不定憋的气更多！而且，到时候连退路都没有了。我是不想受机关里的气，但更不能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个人的身上。”
“你怕生存没保障？那好办，你还有二十年就退休了吧？我将你这二十年的工资一次性给你，将你从机关里买出来，养老保险也由我一次性付清，行不行？三十万够不够？你若同意我马上开支票。”说着曾凡高就从皮包里翻出支票簿，对她扬了扬。袁真说：“这么大方，你的钱不是钱呵？”曾凡高说：“说得对，钱多到一定程度就不是钱，只是纸了。用这些纸来解除一个我敬仰的人的困境，值。如果你同意，以后你可以到海南公司总部去，也可以先在莲城分公司当个副总。”袁真笑道：“谢谢你的好意，再说吧。我可怕天上掉下的馅饼砸破头呢！”
洗完脚出来天已傍黑，城里的灯争相亮出媚眼。曾凡高还要请袁真吃饭，袁真婉言谢绝了，说家里还有女儿要管。曾凡高说那就把女儿也叫出来吧。袁真坚决地摇头不从，她最忌讳女儿受那种酒桌文化的熏陶。分手时曾凡高再次要她考虑去他公司的建议，袁真出于礼貌嗯了一声。她是不会考虑的，不为别的，就为曾凡高的模样——在她眼里，他完全是一个暴发户的形象。
一连三天，我都在下午三点左右跑到收发室去。这是邮递员送信件的时间。我想伺机截住那封被我误寄往市纪委的举报信。皇天在上，天地良心，我只是模拟举报以泄私愤，而不是真的想把它寄出去，我可没吃豹子胆！
但是，我没有查到那封信。我想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并没有寄出去，而是遗失了，另一种可能则是信早已寄到了纪委，并且转到了吴大德的案头。我希望是前一种可能，可万一是后一种呢？那我就惨了。如果我是吴大德，看了那光盘之后，首先会追查它的来历。谁最有条件监视他的办公室并且录了像还刻了光盘？除了我徐向阳还有谁啊！
我惶惶不可终日。我不敢进出办公楼，我怕碰到吴大德。要是他盯我一眼，我可能会惊惶失措，泄露我告密者的身份。我首先应当拆除摄像头，消除作案痕迹，但是我一时没法进入吴大德的办公室。那么，先把监视器藏匿起吧。我拿了一个纸箱，欲将监视器装入其中。可是且慢，此时吴大德在做什么呢？让我再窥探一次吧。
吴大德和吴晓露出现在屏幕上。透过半开的隔门，我看见他们站在办公桌前，默不作声。我头皮一紧，是不是在研究我那封信？我瞪大眼，让视线从他们的空隙间穿过，落到桌面上。桌上摆着几份文件，并没有信。再仔细端详他们的表情，似乎互相很不友好，我这才确信，他们的见面与我无关，也就是说，东窗还没事发。我心情松弛了，这时只听吴晓露说：“难怪你不希望我跟廖美娟争妇联主席的。没想到她是你的旧相好。”吴大德背起一只手：“胡说！纯粹是泼污水，政治陷害！当年她在乡下当老师时还诬告过我呢，市委还派过调查组，好不容易才证明我的清白。多少年了竟还沉渣泛起！不信，你可以问袁真，她和徐向阳当年都是调查组成员。”吴晓露说：“既然如此你还帮她说话？”吴大德说：“这件事我帮不了你，也不会帮她，我严守中立。你呀，不要得寸进尺，还是见好就收吧。这种事，纯粹是拚关系比后台。”
我没料到他们的谈话还牵扯到我，不过与那封信无关，我也就放心了。看来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那封该死的信或许还躺在纪委的某个文件柜里吧。吴晓露才提拔不久，竟然又想做妇联主席，我这位昔日女友的胃口也太大了。我对他们的话题不感兴趣，我关了监视器，扯掉接线板，将它装在纸箱里，塞到床下。我想就此结束我的偷窥史。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及早拆除那个微型摄像头。但这就像当初安装它一样，需要等待时机。
可是时机迟迟没来。不过这天夜里躺在床上，我终于依稀记起，那封举报信，我是没有贴邮票的。也就是说，即使我误寄了，它也会被邮局拒绝，不会寄出来。难道我的种种担忧，都是庸人自扰？我庆幸不已，搂住我老婆王志红，度过了十分钟的美好时光。
大年三十傍晚，袁真在莲城大酒店订了一个包厢，把母亲还有姑姑一家都接来，一起吃年夜饭。大大小小十来口，满满当当一大桌，十分的热闹。方为雄也来了，一来就争着先买了单，而且仍和过去一样，对岳母娘一口一声妈，叫得特别亲热。离婚之后，袁真一直避免与他见面，本不想让他来吃团圆饭的，但为了不在孩子心中留下阴影，还是应允了他的请求。没有办法，她只有自己忍受那份厌烦与尴尬了。而在应酬方面，方为雄确实是比袁真里手得多，一上桌就不停地给这个敬酒，给那个夹菜，老幼尊卑分得很清，照应得很周到，酒席上的气氛也被他调节得热烈而温馨。母亲本来就不情愿袁真与他离婚，被他几句好话一说，笑逐颜开之余，眼中就闪出几点泪光来了，忧伤地看女儿一眼，禁不住就低低地唉了一声。
吴晓露看在眼里，碰碰袁真的胳膊，凑到她耳边轻声说：“姐，看舅妈的样子，希望你们破镜重圆呢。”袁真说：“重圆了也还是块破镜，有什么必要。”吴晓露说：“是不是心里有人了？我晓得我表姐是只不叫的猫，咬老鼠厉害得狠，一咬一个准啧啧，寒冷的深夜，顶着飘飞的雪花并肩漫步于人行道上，畅谈理想，憧憬未来，多浪漫啊！”袁真差点叫起来：“夸张，污蔑！我们不过是偶尔到酒吧聊了会天，一起走回来而已。”吴晓露笑道：“你看，酒吧都泡上了，还想否认？是好事嘛，我坚决支持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他吧？你还得感谢我为你指明了方向呢！这可是只绩优股，你抓紧他哟，别让他溜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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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袁真时他显得特别恭敬，他绕到她身后，压低了嗓门说：“表姐，你在一个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太不容易了，为此我敬你一杯。”
旁边的人都没在意，只有袁真听清了这句话，感到欣慰的同时，也非常惊讶。
吃过饭，袁真带着方明去母亲家守岁，方为雄也要跟着去。袁真说：“你怎不去陪你父母？”方为雄说：“我家年饭中午就吃过了，有我妹妹一家陪呢，我请过假了。”袁真说：“你已经不是我家人了，别人会说闲话的。”方为雄说：“只要你不说闲话就行，我想多陪陪女儿。”
事情一牵涉到女儿，袁真就没话说了。她不能剥夺他做父亲的权力，更不能剥夺女儿享受父爱的权力，尽管她晓得陪女儿很可能只是他的一个由头。到了母亲家，袁真和方为雄一左一右陪着方明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可方明并不领情，叫道：“你们俩别挤着我好不好？”他们只好坐开一点。方为雄一会儿给女儿拿糖，一会儿又问她喝不喝雪碧，殷勤得很，好像女儿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方明瞧都不瞧他一眼，伸出一只手说：“我什么都不吃，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方为雄赶紧将一个鼓鼓囊囊的红包递上说：“压岁钱早给你准备好了！”方明拆开一数，兴奋地跳起来：“哇噻！两千块，看来你们还是离婚好，离婚了红包都大些，还都得向我进贡！”方为雄说：“这孩子，没心没肺，哪有这样说话的？”
袁真抚抚女儿，无声地苦笑了一下，也拿了一个红包出来，塞进方明手中。她的红包要小得多，只有两百元。方明看都没看，就将两个红包一起放进袁真的挎包里。女儿显然和妈妈亲昵得多，并不计较她红包的厚度，这使袁真感到由衷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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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真很不喜欢过春节，每天不是走亲访友，就是同学聚会，心累。她想躲开这些，于是关了手机，正月初四这天带着方明到枫树坳去了。她们在枫树坳玩了两天，不是和张大嫂到菜园里种种菜，就是让张小英领着爬爬山，捡捡柴火，非常惬意。听着鸡鸣犬吠，嗅着泥土和草叶的气息，看着树梢在风中轻轻摇摆，袁真感到与大自然如此的融洽，心灵格外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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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怕生存没保障？那好办，你还有二十年就退休了吧？我将你这二十年的工资一次性给你，将你从机关里买出来，养老保险也由我一次性付清，行不行？三十万够不够？你若同意我马上开支票。”说着曾凡高就从皮包里翻出支票簿，对她扬了扬。袁真说：“这么大方，你的钱不是钱呵？”曾凡高说：“说得对，钱多到一定程度就不是钱，只是纸了。用这些纸来解除一个我敬仰的人的困境，值。如果你同意，以后你可以到海南公司总部去，也可以先在莲城分公司当个副总。”袁真笑道：“谢谢你的好意，再说吧。我可怕天上掉下的馅饼砸破头呢！”
洗完脚出来天已傍黑，城里的灯争相亮出媚眼。曾凡高还要请袁真吃饭，袁真婉言谢绝了，说家里还有女儿要管。曾凡高说那就把女儿也叫出来吧。袁真坚决地摇头不从，她最忌讳女儿受那种酒桌文化的熏陶。分手时曾凡高再次要她考虑去他公司的建议，袁真出于礼貌嗯了一声。她是不会考虑的，不为别的，就为曾凡高的模样——在她眼里，他完全是一个暴发户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