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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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外旅行时，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经常要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每次做这种旅行时，我都像一棵无根之草，在陌生的国度里设法处理可能出现的困难。为此我都要做一点准备，至少可以保持心理平衡。实际上，我不过是在旅行时带上出发前一直在读的一系列丛书，不久我将独自一人生活在异国他乡，可是一读到在东京时读的这些书，胆战心惊、急躁、沉靡的我就会得到鼓舞。
1新人呵，醒来吧是一部系列短篇小说，总计七篇，此处选译出其中的四篇。
今年春天，我去欧洲旅行。说起来那是跟电视台摄制组一起从维也纳到柏林巡回工作。当时，树木还都没有发芽，可花却开了，有金黄的连翘和藏红花，藏红花的蓓蕾刚从地里冒出来，一点绿色也没有。临出发时，我带了四本“企鹅现代文库”出版的马尔卡姆劳里的书。这两、三年我一直在读劳里，甚至还写了一系列短篇，为的是把劳里对我的启发对照着写下隐喻，所以我积极计划着在这次旅行中再读一遍劳里，争取在旅行结束时读完，然后赠送给同行者每人一本。年轻时，我无法静下心来持续地读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年以后，我打算从老年到死之前，集中精力读几位作家的作品，所以有时，我就刻意要求自己读完一本书。
旅行期间，我按着繁杂而又陌生的时刻表，在移动的飞机、火车和旅馆里读小说，上面有我在各个时期画上的红线。摄制组的人严格遵守工作规则，我和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傍晚时分，在火车到达法兰克福之前，我又一次发现劳里吸引我的原因。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音乐家。我认为伸向泉边的森林小路是他最优美的中篇，文中写到寻求创作灵感的祈祷，正是这些地方打动了我。
所谓“又一次”是说以前我读这本书时曾深受感动，还把那句话的前半部分引入小说中，可是这次，先前认为重要的那前半句话的后半句吸引了我。作者想以自己的新生环境为主题创作音乐，可是却没有完成，他不断地呼唤：“亲爱的上帝呀，帮助我吧！我罪孽深重，所以陷入各种错误的思虑之中无法解脱。请把这项工作置于伟大而壮丽的事业上，请让我当您的奴仆吧。如果我的动机不明或者音乐杂乱无章，多处没有意义的话，请您帮助我使它们恢复秩序吧，oriamlost。”
当然，这是从整体上阅读文章之后，我特意在文章最后引用原文，因为正是这后半句话使我明白我被吸引的原因。我好像听到了某种声音，似乎有一位巨匠用优美的姿势指给我看一位诗人的作品集“现在，我们抛开劳里的作品，走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且还应该在这里停留几年”星期天晚上，是星期五回家的年轻应征入伍士兵返回兵营的时候。士兵们像学生一样，站在卧铺车厢窗边的过道上，不停地吹着带有压缩阀的小喇叭，向他们的家乡告别，火车就要开了，有的士兵还在月台上，尽心抚慰少女般的恋人们，还有的人要再拥抱一次作为最后的告别。走入这样混乱拥挤的月台，离别之情深深打动了我
走出站台，摄制组的人正往旅馆搬器材，我利用这段时间，在车站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牛津大学学报”出版的威廉布莱克全集，于是买了下来。那天晚上，时隔几年，不，应该是时隔十几年，我又一次集中精力开始读布莱克的书。一开始我翻到的那页上写着：“爸爸！爸爸！你要到哪儿去呀？啊，请不要走得那么快，请对我说话，爸爸，否则，我就成迷路的孩子了”最后一行的原文是：“orelseishallbelost”
刚才说到时隔几年，我意识到实际上岂止是几年，仔细回顾一下，那是在十四年前，我译出这段诗。说起来，最近我常常有跟过去一样的体验——身为爸爸的我，为了超越自己和残疾儿子关系转折期的危机，我试着在小说里译出这句话。在诗人的世界里，我曾被这种特殊的方式所影响，并又一次被吸引，我将走向布莱克，这完全是因为我再次感到转折期的危机来到我和儿子之间。否则，我为什么能如此强烈地感到劳里的oriamlost（我完了）和布莱克的orelseishallbelost（或者其他的我将要完蛋了）有直接联系呢？在法兰克福的旅馆里，我好几次关掉床边的灯，可还是不能入睡，又毫无头绪地回想起布莱克。在这本书的红色封皮上，画着一个快要死去的黑色裸体男人。
儿子出生时头盖骨畸型，不久我写小说时引用了布莱克的一行诗。现在，我感到很奇怪，年轻时代我读过的书不多，可为什么布莱克竟能如此深藏在我的记忆中呢？在出埃及记中以强烈要求在经济和社会上实行保守主义为主题，他也曾谈到自己对版画的理解。“soonermurderaninfantinitdscradlethannurseunacteddesires”二十年前我在小说中把这句话翻译成：“还是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比起要培养还没萌发出的欲望来”
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谈到天真之歌中迷茫的少年里的那后半句话，后一半是：“漆黑之夜，父亲不在身旁，孩子被露水打湿，陷入泥泞，他嚎淘大哭，雾在飘荡。”
三月底，傍晚时分法兰克福就开始起雾了。再过一、二个星期就要到复活节了，对于人们翘首盼望，隆重庆祝的这个欧洲民间节日，以前我只是在观念上有所了解，这次我将理解到死和再生紧密相连的那种奇特思想的根源。不眠之夜，我伫立在窗前俯视，街道两旁巨大的橡树还没有发芽，只有街灯映在黑色的树干上，一片朦胧的景象。
回到成田机场，日本的春天已临尽尾声。我感受到一种明朗的气氛，连身体也不由得轻松起来。来接我的是妻子和小儿子，我和他们的心情好像不太一样。要是在平时，我们就乘机场的巴士去箱崎，可这回电视台为我们准备了车，上车后他们疲弱无力地坐在座位上，还是不想说话，似乎一直在进行艰难的斗争。女儿已经上了私立女中的高级班，忙于应付作业和准备考试，他们不提也罢，可是他们也闭口不谈大儿子没来接我的原因。
一开始，我没有去寻找花的踪迹，而是凝视着夕阳下一片生机盎然的丛林。不久我就回忆起自己的担心，在旅行的后一半时间里，在读布莱克的诗，或者说是在诗中沉思时，有好几次我似乎感到儿子和我之间，或者说和家人之间关系转折期的危机正在到来。于是当疲惫不堪的妻子向我述说出现征兆的两、三件事时，我依然凝视着树木的嫩芽，心中默想，对儿子的这种突然冲动，还是想办法采取些防御措施吧，可是心里却不得不自问：“义幺怎么办？”（就像在小说中那样，在这里我还想叫他“义幺”）。
然而，从成田到世田谷区的路程太漫长了。连妻子也终于忍不住，只要一开口，势必要把闷在心里的忧虑吐露出来。接着，她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用低沉而忧郁的口气说：“义幺不好，太坏了！”她担心下面的话被司机听到，就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在我离开日本去欧洲的第五天，儿子像是有了某种想法似的，发起疯来。——至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妻子担心别人听到这些后会感到惊奇，所以没有说。回家之后一直到给儿子铺完床，她都没有说起这件事。从福利学校的高一升往高二的那个春假，有一天大家聚集到学校附近的砧家庭乐园，开同学告别会。没过多久，大家开始玩捉鬼游戏，玩法是孩子们装鬼追自己的妈妈。当妻子跟其他的母亲一起跑开时，老远就看出儿子火冒三丈。妻子畏惧地停下来。这时儿子冲过去，来个在体育课上学的柔道动作——扫蹚腿。妻子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头上渗出血来，摔成了脑震荡，半天爬不起来。班主任老师和别的母亲你一句我一句地批评他，儿子叉着腿站在那里，气嘟嘟地盯着地面，顽固地默不作声。那天回到家后，妻子还在担心，她开始观察义幺，看见他走进弟弟的房间，从背后掐弟弟的脖子、戳弟弟的脑袋。弟弟自尊心很强，既没有放声大哭，也没有向妈妈告状。当妻子在车上给我讲这件事时，他拘谨地低着头，非常害羞的样子，可他没有否定妻子的话。妹妹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像铺床什么的，都照顾有缺陷的哥哥，尽管如此还是遭到哥哥的攻击，妻子亲眼看见他一拳打在妹妹的面门上。因为屡次发生这种事，大家又气又怕，可是义幺却不在乎，福利学校放假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开着录音机，音量放的大大的。到家后，一直到深夜，妻子才又给我讲述下面的事情。三天前，儿子把盘子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嘴巴塞得满满的，快得令人害怕。妻子和义幺的弟弟妹妹坐在餐厅的一角继续吃晚饭，儿子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双手紧握举在胸前，站在大家斜对面的窗帘旁边，盯着昏暗的后院，若有所思
“我想只有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身高和体重都跟你一样，我们可对付不了”妻子说完就不吱声了。小儿子一直没有说话，我们三个好像陷入巨大的暗网中，畏缩着，挨着漫漫长路。在还没开始讲述菜刀事件的时候，甚至在她还没讲到儿子脑子里奇特的想法时，欧洲的长途旅行已经使我精疲力竭了。
遇到这种事情，我首先采用保守的处理方法，没有直接反驳妻子的话，而是采取迂回方式，我想起布莱克的另一首诗。小儿子坐在我和妻子中间，但我终于没有从妻子膝前的肩式背包中拿出牛津大学学报出版的布莱克全集在经验之歌中，迷茫的少年这首诗广为人知，诗中的少年是加了不定冠词的，与天真之歌中加上定冠词的少年不同，他是一个性格独立，与父亲激烈抗衡的孩子。“不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任何人，不要像尊敬我一样尊敬别人，而且，根据这种思想，不可能知道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所以，爸爸，您为什么让我比爱自己更爱您和兄弟们呢？在门口撒上面包屑，连小鸟都快喜欢上您了”
神父在旁边听到这些话气坏了，他把少年带走，说他是恶魔。“后来，孩子被烧死了，神圣的地方曾经烧死过很多人，父母在痛哭，白白地流着眼泪，可就是现在，白岛上不是还在进行着这种勾当吗？”
忧郁的三个人终于到家了，我们往阴暗的门口里搬行李箱时女儿走出来。跟母亲和弟弟一样，她也是满面愁容。在车上时，我不便问妻子“既然义幺和大家的关系闹得这么僵，为什么还只留他们俩一起看家呢？”可是看到女儿后，我的担心消失了。我已经累得无精打采，可是为了表现出旅途归来的高兴，我们寒暄后，走进客厅，儿子在聚精会神地看相扑杂志，他穿了一条上学时穿的又肥又大的黑裤子，上身穿着一件我的旧衬衫，又瘦又小。他撅着屁股，双膝跪在沙发上，样子很难看。那是一本专集杂志，介绍刚结束的春季赛会，义幺正出神地看二流选手的得分表。浑身上下好像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一个是旅行期间一直在家里的另一个我，一个是顽固抗拒我的儿子。身高和体重跟我一样，略微肥胖的肩膀常常躬着，连姿势都像我，平时他躺在沙发上读书，我也是躺在沙发上仰面朝天，所以我觉得他那种像我读书时的姿态很自然。同时我也感到现在儿子公开拒绝我（和另一个儿子，即我的一个分身一起），并不是简单的反抗行为，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扭曲之后，从内心深处排斥我。所以，尽管我对他喊：“义幺，爸爸回来了，结果怎么样？局势对朝汐有利吗？”可还是感受到家人的那种忧虑和沉重。
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儿子的眼睛。回国当天晚上，好像真的要发生了——甚至已经发生了，正是儿子的眼睛使我面对问题的核心。我在柏林给义幺买了一只口琴，在瑞士给小儿子买了一把军刀。义幺在沙发上，我们叫他，他不过来，于是弟弟就把口琴拿过去，可他连看都不看。吃饭时，我叫了他几次，他才把口琴从纸盒里拿出来，平时不管是什么乐器他都很喜欢，还试着奏和弦，以前有好几次，他摸着口琴像摸宝贝似的，像见到一位稀奇而胆小的人，可是这次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两边都能演奏的口琴，被他拿在手里，像在摆弄一个怪物。不一会儿，他就斜拿着口琴，只对着一个孔吹，一阵单音划过，像刮风一样。如果吹两个以上的孔，将发出可怕的不协和音，而不是和弦，让人感到有一种气势逼人的恐怖。
我正在喝从免税店买来的威士忌，儿子像一把斜插过来的刀子，冲到沙发前，两只手紧握口琴的一端，像举着笏一样，从口琴两边看着我。这时我慢慢地站起来，妻子他们非常紧张，那种眼神让我发抖，他两眼充血，几乎让人怀疑他在发烧。眼里闪烁着金黄色树脂一般的光泽。发情的野兽在冲动中极尽荒淫，余韵还没散尽。很快那种凶猛的发情期就要过渡到沉滞期，可体内还存有兴奋。可以说，在儿子的体内，发情的野兽正在侵蚀他，可他的眼神中表示出他什么也不想干，乌黑的浓眉，高挺的鼻子，鲜红的嘴唇，松弛下来，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
我俯视那双眼睛，一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妻子站起来对儿子说：“该睡觉去了。”于是他温顺地抱着一套被子跟妻子上楼去了。口琴叭嗒一声掉到地上，就好像是不经意抓了一下他毫不感兴趣的东西似的。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瞟了我一眼，我似乎又一次感到狗在无人的地方极乐之后，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
儿子去睡觉后，妻子给我讲述了前面提到过的菜刀事件。“就像刚才握口琴那样，义幺举着菜刀，站在窗帘那儿，伸着头，盯着后院。当时我们正在吃饭，连声也不敢出，一动不动。”
妻子讲述了儿子的奇怪言谈。现在，我旅行回来后，儿子可以不跟妻子对抗，在他们去机场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侵害妹妹，跟妹妹一起看家。而且在儿子开始发疯的时候，妻子自然想到警告他：“要是你爸爸回来了，我就向他告状。”想以此来牵制他。可是儿子依旧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非常大，听着布鲁克纳交响曲的fm广播，毫不在乎的喊道：“不对，不对，爸爸已经死了！”
妻子一阵茫然，可还是重打精神，想改变儿子的误解。“不，你爸爸没死，他这么长时间不在家，那是去国外了，并没有死，跟过去一样，旅行一结束，他就回来，这次也回来。”妻子对听广播的义幺大声喊，她想或许有必要提高声音说服他。——妻子沮丧地打开放在饭桌上的fm广播节目杂志，想知道那是第几交响曲，原来是c小调第八交响曲。可是儿子显示出顽固的信心，继续争辩道：“不，爸爸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在跟妻子的对话中，儿子的话一定很奇怪，却呈现出相应的条理。
“不是死了，是旅行去了，下个星期天就回来。”
“是吗？是下个星期天回来吗？即使是那时候回来，现在他也已经死了，爸爸已经死了呀！”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还在不停地放，和儿子大声争吵的妻子已经精疲力尽，她好像又有一种在砧家庭乐园被赐倒在地的感觉，仿佛后脑勺又渗出血来。妻子联想到将来可能出现的事态，如果丈夫先死了，为了把残疾儿子置于自己的管制之下，哄骗他说父亲还没有死，那么似乎掉进无力的深处。
回国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找出跟儿子沟通之路，从此大家和他重归于好。黎明将近，我还没有睡着，在孩子们起床吃早饭之前，我坐到饭桌旁，（儿子和家里所有的人保持距离，歪坐在饭桌旁，手腕上像挂了铅锤，笨拙地拿着筷子，慢吞吞地吃饭。可能是因为吃了“飞弹融”抗癫痫剂，早晨动作缓慢。在这段时间，我和妻子说话，他好像一点也没听到）吃完饭后，孩子们都呆在自己屋里，春假还没有结束。我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即到昨天为止由大儿子霸占着的那个，睡着了。
不久，我回忆起儿童时代，某时某地的情景又重新再现在眼前，在那种真切浓厚的怀念中，我颤抖着醒来。我已经热泪盈眶了。儿子靠近沙发一角，坐在地板上，右手的五指弯着、轻柔地抚摩我伸在毯子外面的脚。就好像在摸柔软而易破的精工制品。凝聚着怀念之情，像飞动的蚕一样，我颤动着。在梦醒时分，我听到低而温和的声音，
“脚，没事吧？好脚，好脚！脚，没事吗？痛风，还疼吗？好脚，好脚！”
我也用跟儿子一样的声音低声说：“义幺，脚，没事呀，因为不是痛风呀，不疼了！”
我一说完，儿子眯缝着眼睛看着我，那眼神跟我在临行前看到的一样，说：“啊，没事吗？好脚呀！实在是好脚呀！”接着，儿子放开我的脚，取来昨晚掉在地上的口琴，开始试吹和弦。不一会儿，和弦伴奏又吹起曲子来。我只能说出巴赫作品集中的一个优美而平和的曲子，义幺用几个音程吹奏，他好像早就知道口琴两边吹口的调性不同，午饭时，我高高兴兴地做了意大利面条，小儿子和女儿已先坐到桌旁，这时我喊义幺过来，他用清脆爽朗而又极温和的声音回答，逗得妻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对妻子说：“关于脚，我已为义幺下了定义。脚为我们架起理解之桥，是今天我们取得沟通的钥匙。不论我为世界上的什么事物下定义，都向义幺说。可是，脚的定义是我最有信心的，与其说这是我的发明，倒不如说是得利于痛风定义。有关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定义集。前面已经写过，我预感自己正在回归布莱克，或者说是重新走向布莱克。为了把已实现的事物对照表现出来，应该先把宪法写成通俗易懂的定义集。我想告诉大家，十年前我开始酝酿时，就引用布莱克的书名，把该书定名为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事实上，既使是采用绘画或童话的形式去写这本定义集也很难完成。七、八年前，在公开场合下，我曾谈过有关孩子和想象力问题。当时，我已经好多次准备开始试写下去，可是我认识到完成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困难了。然而，我希望自己在人前说过的话对我能起到推动促进作用，所以就把这种心理写下来。
“为了帮助残疾儿班级里的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生活下去，我开始考虑为他们写一本小百科。用这些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世界、社会、人类，请他们注意这些地方，鼓起勇气生活下去。例如，什么是生命，我写得简短易懂，没有必要全部写出来。再如t教师会为义幺写出有关音乐方面的定义，我有许多朋友开始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想用能唤起生动真实想象力的语言，写出浅显易懂的事物，可现实中我做不到，不久我就不能不意识到随之而来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曾在人前说过这些话，现在我把它写下来，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地方不诚恳。我将按这种形式为儿子及残疾儿班级的朋友们写一部关于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并把宪法置于文章的中心地位。可是，这种宪法下的客观现实使我无法写出简洁、准确、具有感染力的语言。现在，我不说这样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外界，而正是在我内心。如果再确切些，或者再勇敢些说的话，问题出于我的懒惰。正是这种懒惰心理，使我有一种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心，害怕自己无力完成这个计划。儿子还没上学时，我就已经打算写这本定义集。为残疾儿班级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从没有出过家门的少儿时期，到上小学、中学，根据各种不同的时期，我采用不同的文体打出草稿，对于即将升入福利学校高中二年级的儿子来说，目前已经下过确切定义的是脚，好脚，而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发作的痛风
痛风发作时，儿子才刚刚升入中学的残疾儿班级。当时他的个头和体力都不如我，我的左脚拇指关节处肿得通红，连一张床单的重量都承受不了，所以晚上只好不盖任何东西睡觉。有时晚上不喝酒，也能睡着，白天也是这个姿势躺在沙发上。去厕所时，一条腿着地，另一条腿吊在半空，艰难地走过去，每天都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些都给义幺留下深刻的印象。儿子想方设法帮助无力的父亲。过走廊时，我不得不忍受胫骨的剧烈疼痛，儿子小步跑到我身边，就像牧羊犬在追赶走散的山羊一样。有一次他那肥胖笨重的身体压在我那只痛风的脚上，我“啊”的一声尖叫起来，痛苦万分。然而当我看到儿子畏缩的模样，仿佛觉得自己平日是一个粗暴地打他的父亲。这种念头像一块伤痕，深深印在我的心中。痛风每天都在无声地发作，儿子五指略微弯曲着，抚摩我那只肿得红通通的拇指关节，他用另一支手支撑着身体，使得身体不向前倾倒下去，正对着我的脚说：“好脚，没事吗？真是好脚呀！”
我想了一会儿后，对妻子说：“对义幺来说，连自己都知道父亲死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义幺确实非常坏，做了坏事，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义幺好像认为死去的人还能回来。如果看到这一点，再注意观察的话，就能明白他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只不过是义幺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在儿童时代，我自己好像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总之，我出去旅行，老也不回来，义幺就想到我死后的情景，这不是很自然吗？父亲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在他的感情体验中，这跟死是一回事。那次虽说是玩游戏，可是连母亲也要扔下自己跑掉，义幺当然会火冒三丈啦。游戏是现实生活的样板，对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他拿菜刀的姿式，在我看来那是用来防卫，举着菜刀，窥视窗帘的外面，实际上，他是想在父亲死后，承担起保护家人戒备外敌的责任呀，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我没有再对妻子说话，而是默默在想“在我死后，儿子站在自己的角度，切实感觉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身为父亲的我，迟早无法逃脱死亡，在我死后，儿子对于自己同世界、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没有胆怯，也没有消极懒惰，他不正是在做必要的准备吗？”
我死后，决不让儿子在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完备的指导手册，可实际上，我能写出来吗？不用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我想还是应该努力为儿子写一本定义集。当然不光是为义幺，也是想重新洗刷、鼓舞我自己，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通过痛风的体验，我已经将脚的定义告诉了儿子，也是根据他的接受情况，我才能理解“好脚”的含义。借着在这次旅行中萌发出来的热情，我准备集中精力读一读布莱克文集，同时，不是也可以写写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吗？这次，我先不考虑写让儿子和他的朋友们所能理解的文章，而是按自己目前切实理解到的要点写这本定义集，可是根据什么样的经验把文章写出来呢？通过写这部小说，我是多么希望告诉那些坚强而纯洁的灵魂
我有一个理想，曾把它写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时，我身上积累的一切经验全部流进儿子那颗纯洁的心中。如果实现了这一理想，当儿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里之后，将开始读我写的定义集。当然，这不过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后，生活在今世的儿子将经受磨难，或许我将从各种途径中求得救助，开始写这本定义集
给“河”下定义的方法，跟我和儿子一起给“好脚”下定义一样，的确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多么简洁明了呀，h先生几乎没有用语言就下了定义。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年长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飞机从新德里出发往东走，当飞机飞到孟加拉上空时，在一片黄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像倒扣针缝上的深痕。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觉，可这时他突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间，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闭上了眼睛。我把头伸到h先生膝盖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这句话，或者是他的态度鼓舞了我，登机前，我觉得我和h先生出现了对立情绪，事情终于得到和解）。恰好在这个时候，飞机俯冲盘旋，满眼都是奔腾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条真正的河。我曾认为四国的森林山谷间流淌的那条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这次，我头脑中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浅一点，看不出在往何处流，肯定是奔向黄褐色的大海。刚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河”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河”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同我们登机前发生的那件事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和h先生乘喷气式飞机横穿印度大陆的那天，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个小时飞机，人群中只有我俩是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对我说话时，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我们到机场不久，他指着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问我：“想读这个吗？”还有刚才我们在出租汽车里时，他给我讲述“弄脏眼镜”的故事，以及他说“河”时，都只说了很少的话。
去加尔各答的飞机在出发前，我以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性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荡荡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性急，让h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h先生用这种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先生出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精髓，却没有走入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乱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种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种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种天赐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如果h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个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还没露出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抽出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精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具有无畏表达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出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出来的气愤，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弄脏眼镜”的故事。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深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种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进行辩论，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战略和战术。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身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性。h先生从小就带眼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戴的眼镜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部头专业书时，才带眼镜，平时不戴，所以也不怎么擦眼镜。h先生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擦眼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里的垃圾时，把眼镜弄脏了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里，h先生给我讲了这件事。一到机场，h先生就走进一家刚开张的酒吧，并坐到柜台边上，喝起了啤酒（也许是更强烈的酒）。一旦喝起酒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了。本来飞机是上午七点起飞，前几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领导告别后，踏上旅程。对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过于严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时间。露天走廊的对面是一个庭院，像一个小树林，好几次我穿过走廊去叫h先生，他怎么也不起来。最后被我逼得没办法，他终于又给服务员一次小费，然后跟我走出来。巨大的黑色树干和黄褐色的落叶，与其说是属于植物，倒不如说更像矿物质，我回想起这种异常光秃的树木在枝叶繁茂时的景象，我想真正具有印度特色的树木是什么树呢？就这样，我没给机场打电话，也没问飞机是否按时起飞，就催促着出租车，在预定起飞之前勉强到达机场，不知何故，起飞时间延了又延，已经过了下午，还没听到播音员报告起飞时间。h先生通晓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曾写过一本印度生活经验谈，或许他早就知道飞机不会按时起飞，显然，我做了惹h先生生气的事情。我这么想时，h先生在机场酒吧里自酌自饮，我坐在显示屏前，一边在看从旅馆商店里买的描写印度野生动物的书，一边注意听播音员广播，以免漏听。作者叫e.p.基，是一位农场主，这是一本纪实回忆录，叙述他自己耿直的性格和一生的经历，书中有些奇异的故事，是一本很适合旅行时读的书。刚才我把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写到书的扉页上。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旁边。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出现分裂，e.p.基根据克什米尔地区朋友们的证词，写下了当时发生的奇怪现象。信奉牛的印度教徒们穿越重新划分的国境，从巴基斯坦移居到印度，而不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徒却移居到巴基斯坦，这时，野生动物们也本能地寻找求生之路。巴基斯坦境内的野牛大量迁移到印度，同样大量野猪涌向巴基斯坦寻求安全！
已经过了中午，飞机还没起飞。等了这么久，我就给h先生讲了这个故事想逗他笑。这时候，h先生独自一人还坐在柜台边，于是我也坐到他旁边的独脚凳上，要了一杯啤酒。与其说对客人冷淡，倒不如说那张脸流露出的扫兴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印度的酒吧服务员，他端来不太凉的啤酒，似乎在想，哎，哎，又一位日本酒鬼。我先喝了口酒，然后给h先生讲了上面一段有关动物的故事，可是他一直在望着寒碜的酒橱和一张很大的印度地图，对我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又要了一瓶啤酒，h先生只望着酒瓶和印度地图，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这样，我要了好几次酒，陷入一种决不是不熟悉的冲动中。
回想起来，我的年龄和儿子现在的差不多，也是十七、八岁，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冲动，像年轻人一样，我称它“跳跃”现在我也是这么叫。每次“跳跃”快来时，我就想方设法回避，以避免它战胜我，可是有时，连我自己也会莫明其妙地去寻求“跳跃”的情绪。包括酒醉后的胡做非为，一年一次“跳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也许这种多年的积累改变了我的生活之路。当然，也不能说“跳跃”没有造就我在新德里机场发作的“跳跃”愚弄了长久以来我敬爱的h先生，我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大其词。诗中描写一位已过中年的男人，因可悲的恋情而烦恼。当时h先生正在喝酒，还是那副气哼哼的表情，我认为自己让他看这种诗，愚弄他，说不出这种危险的事情是失礼，还是恶作剧。
我把托盘翻过来，在上面描上眼前那幅印度地图，然后在几个地方打上星星标记，写了一首搀杂着这些地名的英文诗，题目叫印度地名指南。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这首英文诗（？）的内容：已过中年的男子因恋爱而烦恼，年龄相当的爱人去了地方城市，他满面忧愁，在闷闷不乐地喝酒。我正是通过这些地名，表达出诗的含义。那天，我们坐火车去参加会议。而昨晚跟h先生争论的涅菲多普娜女士去参加在迈索尔举行的语言学学会。迈索尔，将mysore分解开就成了mysore，现在，只要查一下正放在桌子上的小辞典，就会想起一碰就痛的伤口、疮，痛苦（悲痛、生气）之源等等这种令人难受的事。老实说我并没有把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在国际会议中结下的老交情看成是恋爱关系，我们的学生时代是在h先生那一时期的作家，即战后文学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对h先生做过恶作剧，而同一代表团的o君经常怂恿涅菲多普娜女士扮演h先生的情人角色。可是不管是o君还是我，我们都对年长、自立的文化人士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抱有绝对敬意，并没有想把他们俩作为情人撮合到一起。可是，我把带有挑衅意味的打油诗写到托盘上，当时h先生没戴眼镜，正低着头盯着柜台看，当我把托盘推到他面前时，他戴上眼镜，那种样子像中世纪显赫的贵族。早晨我让他早起，再加上飞机晚点，h先生好像老是在生气“那你就发火吧！我是不会介意的”就这样，我被一种无法抗拒的“跳跃”引诱着。
h先生就这样坐着，读托盘上的诗，眼里流露出愤怒。接着，他又重新戴上眼镜，慢慢地读了二、三遍，从太阳穴到眼睛周围流露出紧张。我的心里立刻一片漆黑，后悔不迭h先生慢慢地转过脸来，那双眼里包含的表情一下子把我打垮了。
我曾写到：从欧洲旅行回来，第一眼看到儿子的面孔时，我不在家期间，他就像发情的野兽极尽荒淫之后，那双疯狂的眼睛里仍然留有余韵，似乎发情的野兽在内部吞食着他，那种眼神让人无法忍受。那双生灵活现的眼睛里流露出金黄色的光泽，现在我想说，那里流露出的是最巨大、深重的悲伤。听到儿子发疯的故事，以及他对礼物口琴的态度，再加上我旅行中积累下来的疲劳，急不可耐的我在那一瞬间没有看出他眼中流露出的悲伤。
尽管如此，身为父亲的我，为什么没有看出儿子寥寂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最悲痛的感情呢？现在回想一下，真是不可思议。最终，我们全家还是能够理解悲痛的原因，并同他取得了和解，对此我想这是布莱克的诗在其中起了作用。在关于他人的悲伤中有这样一段话“看着流淌的眼泪，自己能不悲伤起来吗？看着孩子哭，父亲能不陷入悲痛吗？”在天真之歌中有一节诗接下去写到“啊，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为我们赶走悲伤，他坐在我们身边，呻吟着，直到我们的悲伤逃走。”
通过这些体验，我才真正体会到儿子眼中流露出的悲伤，以及在新德里机场的酒吧里，h先生那一瞬间所流露出的悲伤，这就是我给“悲伤”下的定义。
虞欣译
去国外旅行时，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经常要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每次做这种旅行时，我都像一棵无根之草，在陌生的国度里设法处理可能出现的困难。为此我都要做一点准备，至少可以保持心理平衡。实际上，我不过是在旅行时带上出发前一直在读的一系列丛书，不久我将独自一人生活在异国他乡，可是一读到在东京时读的这些书，胆战心惊、急躁、沉靡的我就会得到鼓舞。
1新人呵，醒来吧是一部系列短篇小说，总计七篇，此处选译出其中的四篇。
今年春天，我去欧洲旅行。说起来那是跟电视台摄制组一起从维也纳到柏林巡回工作。当时，树木还都没有发芽，可花却开了，有金黄的连翘和藏红花，藏红花的蓓蕾刚从地里冒出来，一点绿色也没有。临出发时，我带了四本“企鹅现代文库”出版的马尔卡姆劳里的书。这两、三年我一直在读劳里，甚至还写了一系列短篇，为的是把劳里对我的启发对照着写下隐喻，所以我积极计划着在这次旅行中再读一遍劳里，争取在旅行结束时读完，然后赠送给同行者每人一本。年轻时，我无法静下心来持续地读一位作家的作品。中年以后，我打算从老年到死之前，集中精力读几位作家的作品，所以有时，我就刻意要求自己读完一本书。
旅行期间，我按着繁杂而又陌生的时刻表，在移动的飞机、火车和旅馆里读小说，上面有我在各个时期画上的红线。摄制组的人严格遵守工作规则，我和他们保持着友好关系。傍晚时分，在火车到达法兰克福之前，我又一次发现劳里吸引我的原因。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音乐家。我认为伸向泉边的森林小路是他最优美的中篇，文中写到寻求创作灵感的祈祷，正是这些地方打动了我。
所谓“又一次”是说以前我读这本书时曾深受感动，还把那句话的前半部分引入小说中，可是这次，先前认为重要的那前半句话的后半句吸引了我。作者想以自己的新生环境为主题创作音乐，可是却没有完成，他不断地呼唤：“亲爱的上帝呀，帮助我吧！我罪孽深重，所以陷入各种错误的思虑之中无法解脱。请把这项工作置于伟大而壮丽的事业上，请让我当您的奴仆吧。如果我的动机不明或者音乐杂乱无章，多处没有意义的话，请您帮助我使它们恢复秩序吧，oriamlost。”
当然，这是从整体上阅读文章之后，我特意在文章最后引用原文，因为正是这后半句话使我明白我被吸引的原因。我好像听到了某种声音，似乎有一位巨匠用优美的姿势指给我看一位诗人的作品集“现在，我们抛开劳里的作品，走到另一个世界中去，而且还应该在这里停留几年”星期天晚上，是星期五回家的年轻应征入伍士兵返回兵营的时候。士兵们像学生一样，站在卧铺车厢窗边的过道上，不停地吹着带有压缩阀的小喇叭，向他们的家乡告别，火车就要开了，有的士兵还在月台上，尽心抚慰少女般的恋人们，还有的人要再拥抱一次作为最后的告别。走入这样混乱拥挤的月台，离别之情深深打动了我
走出站台，摄制组的人正往旅馆搬器材，我利用这段时间，在车站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牛津大学学报”出版的威廉布莱克全集，于是买了下来。那天晚上，时隔几年，不，应该是时隔十几年，我又一次集中精力开始读布莱克的书。一开始我翻到的那页上写着：“爸爸！爸爸！你要到哪儿去呀？啊，请不要走得那么快，请对我说话，爸爸，否则，我就成迷路的孩子了”最后一行的原文是：“orelseishallbelost”
刚才说到时隔几年，我意识到实际上岂止是几年，仔细回顾一下，那是在十四年前，我译出这段诗。说起来，最近我常常有跟过去一样的体验——身为爸爸的我，为了超越自己和残疾儿子关系转折期的危机，我试着在小说里译出这句话。在诗人的世界里，我曾被这种特殊的方式所影响，并又一次被吸引，我将走向布莱克，这完全是因为我再次感到转折期的危机来到我和儿子之间。否则，我为什么能如此强烈地感到劳里的oriamlost（我完了）和布莱克的orelseishallbelost（或者其他的我将要完蛋了）有直接联系呢？在法兰克福的旅馆里，我好几次关掉床边的灯，可还是不能入睡，又毫无头绪地回想起布莱克。在这本书的红色封皮上，画着一个快要死去的黑色裸体男人。
儿子出生时头盖骨畸型，不久我写小说时引用了布莱克的一行诗。现在，我感到很奇怪，年轻时代我读过的书不多，可为什么布莱克竟能如此深藏在我的记忆中呢？在出埃及记中以强烈要求在经济和社会上实行保守主义为主题，他也曾谈到自己对版画的理解。“soonermurderaninfantinitdscradlethannurseunacteddesires”二十年前我在小说中把这句话翻译成：“还是把婴儿扼杀在摇篮里，比起要培养还没萌发出的欲望来”
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谈到天真之歌中迷茫的少年里的那后半句话，后一半是：“漆黑之夜，父亲不在身旁，孩子被露水打湿，陷入泥泞，他嚎淘大哭，雾在飘荡。”
三月底，傍晚时分法兰克福就开始起雾了。再过一、二个星期就要到复活节了，对于人们翘首盼望，隆重庆祝的这个欧洲民间节日，以前我只是在观念上有所了解，这次我将理解到死和再生紧密相连的那种奇特思想的根源。不眠之夜，我伫立在窗前俯视，街道两旁巨大的橡树还没有发芽，只有街灯映在黑色的树干上，一片朦胧的景象。
回到成田机场，日本的春天已临尽尾声。我感受到一种明朗的气氛，连身体也不由得轻松起来。来接我的是妻子和小儿子，我和他们的心情好像不太一样。要是在平时，我们就乘机场的巴士去箱崎，可这回电视台为我们准备了车，上车后他们疲弱无力地坐在座位上，还是不想说话，似乎一直在进行艰难的斗争。女儿已经上了私立女中的高级班，忙于应付作业和准备考试，他们不提也罢，可是他们也闭口不谈大儿子没来接我的原因。
一开始，我没有去寻找花的踪迹，而是凝视着夕阳下一片生机盎然的丛林。不久我就回忆起自己的担心，在旅行的后一半时间里，在读布莱克的诗，或者说是在诗中沉思时，有好几次我似乎感到儿子和我之间，或者说和家人之间关系转折期的危机正在到来。于是当疲惫不堪的妻子向我述说出现征兆的两、三件事时，我依然凝视着树木的嫩芽，心中默想，对儿子的这种突然冲动，还是想办法采取些防御措施吧，可是心里却不得不自问：“义幺怎么办？”（就像在小说中那样，在这里我还想叫他“义幺”）。
然而，从成田到世田谷区的路程太漫长了。连妻子也终于忍不住，只要一开口，势必要把闷在心里的忧虑吐露出来。接着，她就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用低沉而忧郁的口气说：“义幺不好，太坏了！”她担心下面的话被司机听到，就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在我离开日本去欧洲的第五天，儿子像是有了某种想法似的，发起疯来。——至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妻子担心别人听到这些后会感到惊奇，所以没有说。回家之后一直到给儿子铺完床，她都没有说起这件事。从福利学校的高一升往高二的那个春假，有一天大家聚集到学校附近的砧家庭乐园，开同学告别会。没过多久，大家开始玩捉鬼游戏，玩法是孩子们装鬼追自己的妈妈。当妻子跟其他的母亲一起跑开时，老远就看出儿子火冒三丈。妻子畏惧地停下来。这时儿子冲过去，来个在体育课上学的柔道动作——扫蹚腿。妻子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头上渗出血来，摔成了脑震荡，半天爬不起来。班主任老师和别的母亲你一句我一句地批评他，儿子叉着腿站在那里，气嘟嘟地盯着地面，顽固地默不作声。那天回到家后，妻子还在担心，她开始观察义幺，看见他走进弟弟的房间，从背后掐弟弟的脖子、戳弟弟的脑袋。弟弟自尊心很强，既没有放声大哭，也没有向妈妈告状。当妻子在车上给我讲这件事时，他拘谨地低着头，非常害羞的样子，可他没有否定妻子的话。妹妹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像铺床什么的，都照顾有缺陷的哥哥，尽管如此还是遭到哥哥的攻击，妻子亲眼看见他一拳打在妹妹的面门上。因为屡次发生这种事，大家又气又怕，可是义幺却不在乎，福利学校放假的时候，他一天到晚开着录音机，音量放的大大的。到家后，一直到深夜，妻子才又给我讲述下面的事情。三天前，儿子把盘子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嘴巴塞得满满的，快得令人害怕。妻子和义幺的弟弟妹妹坐在餐厅的一角继续吃晚饭，儿子从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双手紧握举在胸前，站在大家斜对面的窗帘旁边，盯着昏暗的后院，若有所思
“我想只有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身高和体重都跟你一样，我们可对付不了”妻子说完就不吱声了。小儿子一直没有说话，我们三个好像陷入巨大的暗网中，畏缩着，挨着漫漫长路。在还没开始讲述菜刀事件的时候，甚至在她还没讲到儿子脑子里奇特的想法时，欧洲的长途旅行已经使我精疲力竭了。
遇到这种事情，我首先采用保守的处理方法，没有直接反驳妻子的话，而是采取迂回方式，我想起布莱克的另一首诗。小儿子坐在我和妻子中间，但我终于没有从妻子膝前的肩式背包中拿出牛津大学学报出版的布莱克全集在经验之歌中，迷茫的少年这首诗广为人知，诗中的少年是加了不定冠词的，与天真之歌中加上定冠词的少年不同，他是一个性格独立，与父亲激烈抗衡的孩子。“不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任何人，不要像尊敬我一样尊敬别人，而且，根据这种思想，不可能知道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所以，爸爸，您为什么让我比爱自己更爱您和兄弟们呢？在门口撒上面包屑，连小鸟都快喜欢上您了”
神父在旁边听到这些话气坏了，他把少年带走，说他是恶魔。“后来，孩子被烧死了，神圣的地方曾经烧死过很多人，父母在痛哭，白白地流着眼泪，可就是现在，白岛上不是还在进行着这种勾当吗？”
忧郁的三个人终于到家了，我们往阴暗的门口里搬行李箱时女儿走出来。跟母亲和弟弟一样，她也是满面愁容。在车上时，我不便问妻子“既然义幺和大家的关系闹得这么僵，为什么还只留他们俩一起看家呢？”可是看到女儿后，我的担心消失了。我已经累得无精打采，可是为了表现出旅途归来的高兴，我们寒暄后，走进客厅，儿子在聚精会神地看相扑杂志，他穿了一条上学时穿的又肥又大的黑裤子，上身穿着一件我的旧衬衫，又瘦又小。他撅着屁股，双膝跪在沙发上，样子很难看。那是一本专集杂志，介绍刚结束的春季赛会，义幺正出神地看二流选手的得分表。浑身上下好像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一个是旅行期间一直在家里的另一个我，一个是顽固抗拒我的儿子。身高和体重跟我一样，略微肥胖的肩膀常常躬着，连姿势都像我，平时他躺在沙发上读书，我也是躺在沙发上仰面朝天，所以我觉得他那种像我读书时的姿态很自然。同时我也感到现在儿子公开拒绝我（和另一个儿子，即我的一个分身一起），并不是简单的反抗行为，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扭曲之后，从内心深处排斥我。所以，尽管我对他喊：“义幺，爸爸回来了，结果怎么样？局势对朝汐有利吗？”可还是感受到家人的那种忧虑和沉重。
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儿子的眼睛。回国当天晚上，好像真的要发生了——甚至已经发生了，正是儿子的眼睛使我面对问题的核心。我在柏林给义幺买了一只口琴，在瑞士给小儿子买了一把军刀。义幺在沙发上，我们叫他，他不过来，于是弟弟就把口琴拿过去，可他连看都不看。吃饭时，我叫了他几次，他才把口琴从纸盒里拿出来，平时不管是什么乐器他都很喜欢，还试着奏和弦，以前有好几次，他摸着口琴像摸宝贝似的，像见到一位稀奇而胆小的人，可是这次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两边都能演奏的口琴，被他拿在手里，像在摆弄一个怪物。不一会儿，他就斜拿着口琴，只对着一个孔吹，一阵单音划过，像刮风一样。如果吹两个以上的孔，将发出可怕的不协和音，而不是和弦，让人感到有一种气势逼人的恐怖。
我正在喝从免税店买来的威士忌，儿子像一把斜插过来的刀子，冲到沙发前，两只手紧握口琴的一端，像举着笏一样，从口琴两边看着我。这时我慢慢地站起来，妻子他们非常紧张，那种眼神让我发抖，他两眼充血，几乎让人怀疑他在发烧。眼里闪烁着金黄色树脂一般的光泽。发情的野兽在冲动中极尽荒淫，余韵还没散尽。很快那种凶猛的发情期就要过渡到沉滞期，可体内还存有兴奋。可以说，在儿子的体内，发情的野兽正在侵蚀他，可他的眼神中表示出他什么也不想干，乌黑的浓眉，高挺的鼻子，鲜红的嘴唇，松弛下来，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
我俯视那双眼睛，一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妻子站起来对儿子说：“该睡觉去了。”于是他温顺地抱着一套被子跟妻子上楼去了。口琴叭嗒一声掉到地上，就好像是不经意抓了一下他毫不感兴趣的东西似的。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瞟了我一眼，我似乎又一次感到狗在无人的地方极乐之后，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
儿子去睡觉后，妻子给我讲述了前面提到过的菜刀事件。“就像刚才握口琴那样，义幺举着菜刀，站在窗帘那儿，伸着头，盯着后院。当时我们正在吃饭，连声也不敢出，一动不动。”
妻子讲述了儿子的奇怪言谈。现在，我旅行回来后，儿子可以不跟妻子对抗，在他们去机场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侵害妹妹，跟妹妹一起看家。而且在儿子开始发疯的时候，妻子自然想到警告他：“要是你爸爸回来了，我就向他告状。”想以此来牵制他。可是儿子依旧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非常大，听着布鲁克纳交响曲的fm广播，毫不在乎的喊道：“不对，不对，爸爸已经死了！”
妻子一阵茫然，可还是重打精神，想改变儿子的误解。“不，你爸爸没死，他这么长时间不在家，那是去国外了，并没有死，跟过去一样，旅行一结束，他就回来，这次也回来。”妻子对听广播的义幺大声喊，她想或许有必要提高声音说服他。——妻子沮丧地打开放在饭桌上的fm广播节目杂志，想知道那是第几交响曲，原来是c小调第八交响曲。可是儿子显示出顽固的信心，继续争辩道：“不，爸爸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在跟妻子的对话中，儿子的话一定很奇怪，却呈现出相应的条理。
“不是死了，是旅行去了，下个星期天就回来。”
“是吗？是下个星期天回来吗？即使是那时候回来，现在他也已经死了，爸爸已经死了呀！”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还在不停地放，和儿子大声争吵的妻子已经精疲力尽，她好像又有一种在砧家庭乐园被赐倒在地的感觉，仿佛后脑勺又渗出血来。妻子联想到将来可能出现的事态，如果丈夫先死了，为了把残疾儿子置于自己的管制之下，哄骗他说父亲还没有死，那么似乎掉进无力的深处。
回国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找出跟儿子沟通之路，从此大家和他重归于好。黎明将近，我还没有睡着，在孩子们起床吃早饭之前，我坐到饭桌旁，（儿子和家里所有的人保持距离，歪坐在饭桌旁，手腕上像挂了铅锤，笨拙地拿着筷子，慢吞吞地吃饭。可能是因为吃了“飞弹融”抗癫痫剂，早晨动作缓慢。在这段时间，我和妻子说话，他好像一点也没听到）吃完饭后，孩子们都呆在自己屋里，春假还没有结束。我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即到昨天为止由大儿子霸占着的那个，睡着了。
不久，我回忆起儿童时代，某时某地的情景又重新再现在眼前，在那种真切浓厚的怀念中，我颤抖着醒来。我已经热泪盈眶了。儿子靠近沙发一角，坐在地板上，右手的五指弯着、轻柔地抚摩我伸在毯子外面的脚。就好像在摸柔软而易破的精工制品。凝聚着怀念之情，像飞动的蚕一样，我颤动着。在梦醒时分，我听到低而温和的声音，
“脚，没事吧？好脚，好脚！脚，没事吗？痛风，还疼吗？好脚，好脚！”
我也用跟儿子一样的声音低声说：“义幺，脚，没事呀，因为不是痛风呀，不疼了！”
我一说完，儿子眯缝着眼睛看着我，那眼神跟我在临行前看到的一样，说：“啊，没事吗？好脚呀！实在是好脚呀！”接着，儿子放开我的脚，取来昨晚掉在地上的口琴，开始试吹和弦。不一会儿，和弦伴奏又吹起曲子来。我只能说出巴赫作品集中的一个优美而平和的曲子，义幺用几个音程吹奏，他好像早就知道口琴两边吹口的调性不同，午饭时，我高高兴兴地做了意大利面条，小儿子和女儿已先坐到桌旁，这时我喊义幺过来，他用清脆爽朗而又极温和的声音回答，逗得妻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对妻子说：“关于脚，我已为义幺下了定义。脚为我们架起理解之桥，是今天我们取得沟通的钥匙。不论我为世界上的什么事物下定义，都向义幺说。可是，脚的定义是我最有信心的，与其说这是我的发明，倒不如说是得利于痛风定义。有关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定义集。前面已经写过，我预感自己正在回归布莱克，或者说是重新走向布莱克。为了把已实现的事物对照表现出来，应该先把宪法写成通俗易懂的定义集。我想告诉大家，十年前我开始酝酿时，就引用布莱克的书名，把该书定名为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事实上，既使是采用绘画或童话的形式去写这本定义集也很难完成。七、八年前，在公开场合下，我曾谈过有关孩子和想象力问题。当时，我已经好多次准备开始试写下去，可是我认识到完成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困难了。然而，我希望自己在人前说过的话对我能起到推动促进作用，所以就把这种心理写下来。
“为了帮助残疾儿班级里的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生活下去，我开始考虑为他们写一本小百科。用这些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世界、社会、人类，请他们注意这些地方，鼓起勇气生活下去。例如，什么是生命，我写得简短易懂，没有必要全部写出来。再如t教师会为义幺写出有关音乐方面的定义，我有许多朋友开始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想用能唤起生动真实想象力的语言，写出浅显易懂的事物，可现实中我做不到，不久我就不能不意识到随之而来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曾在人前说过这些话，现在我把它写下来，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地方不诚恳。我将按这种形式为儿子及残疾儿班级的朋友们写一部关于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并把宪法置于文章的中心地位。可是，这种宪法下的客观现实使我无法写出简洁、准确、具有感染力的语言。现在，我不说这样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外界，而正是在我内心。如果再确切些，或者再勇敢些说的话，问题出于我的懒惰。正是这种懒惰心理，使我有一种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心，害怕自己无力完成这个计划。儿子还没上学时，我就已经打算写这本定义集。为残疾儿班级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从没有出过家门的少儿时期，到上小学、中学，根据各种不同的时期，我采用不同的文体打出草稿，对于即将升入福利学校高中二年级的儿子来说，目前已经下过确切定义的是脚，好脚，而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发作的痛风
痛风发作时，儿子才刚刚升入中学的残疾儿班级。当时他的个头和体力都不如我，我的左脚拇指关节处肿得通红，连一张床单的重量都承受不了，所以晚上只好不盖任何东西睡觉。有时晚上不喝酒，也能睡着，白天也是这个姿势躺在沙发上。去厕所时，一条腿着地，另一条腿吊在半空，艰难地走过去，每天都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些都给义幺留下深刻的印象。儿子想方设法帮助无力的父亲。过走廊时，我不得不忍受胫骨的剧烈疼痛，儿子小步跑到我身边，就像牧羊犬在追赶走散的山羊一样。有一次他那肥胖笨重的身体压在我那只痛风的脚上，我“啊”的一声尖叫起来，痛苦万分。然而当我看到儿子畏缩的模样，仿佛觉得自己平日是一个粗暴地打他的父亲。这种念头像一块伤痕，深深印在我的心中。痛风每天都在无声地发作，儿子五指略微弯曲着，抚摩我那只肿得红通通的拇指关节，他用另一支手支撑着身体，使得身体不向前倾倒下去，正对着我的脚说：“好脚，没事吗？真是好脚呀！”
我想了一会儿后，对妻子说：“对义幺来说，连自己都知道父亲死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义幺确实非常坏，做了坏事，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义幺好像认为死去的人还能回来。如果看到这一点，再注意观察的话，就能明白他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只不过是义幺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在儿童时代，我自己好像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总之，我出去旅行，老也不回来，义幺就想到我死后的情景，这不是很自然吗？父亲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在他的感情体验中，这跟死是一回事。那次虽说是玩游戏，可是连母亲也要扔下自己跑掉，义幺当然会火冒三丈啦。游戏是现实生活的样板，对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他拿菜刀的姿式，在我看来那是用来防卫，举着菜刀，窥视窗帘的外面，实际上，他是想在父亲死后，承担起保护家人戒备外敌的责任呀，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我没有再对妻子说话，而是默默在想“在我死后，儿子站在自己的角度，切实感觉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身为父亲的我，迟早无法逃脱死亡，在我死后，儿子对于自己同世界、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没有胆怯，也没有消极懒惰，他不正是在做必要的准备吗？”
我死后，决不让儿子在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完备的指导手册，可实际上，我能写出来吗？不用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我想还是应该努力为儿子写一本定义集。当然不光是为义幺，也是想重新洗刷、鼓舞我自己，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通过痛风的体验，我已经将脚的定义告诉了儿子，也是根据他的接受情况，我才能理解“好脚”的含义。借着在这次旅行中萌发出来的热情，我准备集中精力读一读布莱克文集，同时，不是也可以写写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吗？这次，我先不考虑写让儿子和他的朋友们所能理解的文章，而是按自己目前切实理解到的要点写这本定义集，可是根据什么样的经验把文章写出来呢？通过写这部小说，我是多么希望告诉那些坚强而纯洁的灵魂
我有一个理想，曾把它写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时，我身上积累的一切经验全部流进儿子那颗纯洁的心中。如果实现了这一理想，当儿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里之后，将开始读我写的定义集。当然，这不过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后，生活在今世的儿子将经受磨难，或许我将从各种途径中求得救助，开始写这本定义集
给“河”下定义的方法，跟我和儿子一起给“好脚”下定义一样，的确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多么简洁明了呀，h先生几乎没有用语言就下了定义。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年长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飞机从新德里出发往东走，当飞机飞到孟加拉上空时，在一片黄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像倒扣针缝上的深痕。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觉，可这时他突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间，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闭上了眼睛。我把头伸到h先生膝盖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这句话，或者是他的态度鼓舞了我，登机前，我觉得我和h先生出现了对立情绪，事情终于得到和解）。恰好在这个时候，飞机俯冲盘旋，满眼都是奔腾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条真正的河。我曾认为四国的森林山谷间流淌的那条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这次，我头脑中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浅一点，看不出在往何处流，肯定是奔向黄褐色的大海。刚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河”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河”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同我们登机前发生的那件事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和h先生乘喷气式飞机横穿印度大陆的那天，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个小时飞机，人群中只有我俩是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对我说话时，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我们到机场不久，他指着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问我：“想读这个吗？”还有刚才我们在出租汽车里时，他给我讲述“弄脏眼镜”的故事，以及他说“河”时，都只说了很少的话。
去加尔各答的飞机在出发前，我以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性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荡荡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性急，让h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h先生用这种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先生出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精髓，却没有走入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乱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种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种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种天赐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如果h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个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还没露出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抽出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精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具有无畏表达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出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出来的气愤，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弄脏眼镜”的故事。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深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种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进行辩论，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战略和战术。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身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性。h先生从小就带眼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戴的眼镜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部头专业书时，才带眼镜，平时不戴，所以也不怎么擦眼镜。h先生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擦眼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里的垃圾时，把眼镜弄脏了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里，h先生给我讲了这件事。一到机场，h先生就走进一家刚开张的酒吧，并坐到柜台边上，喝起了啤酒（也许是更强烈的酒）。一旦喝起酒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了。本来飞机是上午七点起飞，前几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领导告别后，踏上旅程。对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过于严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时间。露天走廊的对面是一个庭院，像一个小树林，好几次我穿过走廊去叫h先生，他怎么也不起来。最后被我逼得没办法，他终于又给服务员一次小费，然后跟我走出来。巨大的黑色树干和黄褐色的落叶，与其说是属于植物，倒不如说更像矿物质，我回想起这种异常光秃的树木在枝叶繁茂时的景象，我想真正具有印度特色的树木是什么树呢？就这样，我没给机场打电话，也没问飞机是否按时起飞，就催促着出租车，在预定起飞之前勉强到达机场，不知何故，起飞时间延了又延，已经过了下午，还没听到播音员报告起飞时间。h先生通晓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曾写过一本印度生活经验谈，或许他早就知道飞机不会按时起飞，显然，我做了惹h先生生气的事情。我这么想时，h先生在机场酒吧里自酌自饮，我坐在显示屏前，一边在看从旅馆商店里买的描写印度野生动物的书，一边注意听播音员广播，以免漏听。作者叫e.p.基，是一位农场主，这是一本纪实回忆录，叙述他自己耿直的性格和一生的经历，书中有些奇异的故事，是一本很适合旅行时读的书。刚才我把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写到书的扉页上。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旁边。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出现分裂，e.p.基根据克什米尔地区朋友们的证词，写下了当时发生的奇怪现象。信奉牛的印度教徒们穿越重新划分的国境，从巴基斯坦移居到印度，而不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徒却移居到巴基斯坦，这时，野生动物们也本能地寻找求生之路。巴基斯坦境内的野牛大量迁移到印度，同样大量野猪涌向巴基斯坦寻求安全！
已经过了中午，飞机还没起飞。等了这么久，我就给h先生讲了这个故事想逗他笑。这时候，h先生独自一人还坐在柜台边，于是我也坐到他旁边的独脚凳上，要了一杯啤酒。与其说对客人冷淡，倒不如说那张脸流露出的扫兴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印度的酒吧服务员，他端来不太凉的啤酒，似乎在想，哎，哎，又一位日本酒鬼。我先喝了口酒，然后给h先生讲了上面一段有关动物的故事，可是他一直在望着寒碜的酒橱和一张很大的印度地图，对我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又要了一瓶啤酒，h先生只望着酒瓶和印度地图，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这样，我要了好几次酒，陷入一种决不是不熟悉的冲动中。
回想起来，我的年龄和儿子现在的差不多，也是十七、八岁，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冲动，像年轻人一样，我称它“跳跃”现在我也是这么叫。每次“跳跃”快来时，我就想方设法回避，以避免它战胜我，可是有时，连我自己也会莫明其妙地去寻求“跳跃”的情绪。包括酒醉后的胡做非为，一年一次“跳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也许这种多年的积累改变了我的生活之路。当然，也不能说“跳跃”没有造就我在新德里机场发作的“跳跃”愚弄了长久以来我敬爱的h先生，我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大其词。诗中描写一位已过中年的男人，因可悲的恋情而烦恼。当时h先生正在喝酒，还是那副气哼哼的表情，我认为自己让他看这种诗，愚弄他，说不出这种危险的事情是失礼，还是恶作剧。
我把托盘翻过来，在上面描上眼前那幅印度地图，然后在几个地方打上星星标记，写了一首搀杂着这些地名的英文诗，题目叫印度地名指南。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这首英文诗（？）的内容：已过中年的男子因恋爱而烦恼，年龄相当的爱人去了地方城市，他满面忧愁，在闷闷不乐地喝酒。我正是通过这些地名，表达出诗的含义。那天，我们坐火车去参加会议。而昨晚跟h先生争论的涅菲多普娜女士去参加在迈索尔举行的语言学学会。迈索尔，将mysore分解开就成了mysore，现在，只要查一下正放在桌子上的小辞典，就会想起一碰就痛的伤口、疮，痛苦（悲痛、生气）之源等等这种令人难受的事。老实说我并没有把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在国际会议中结下的老交情看成是恋爱关系，我们的学生时代是在h先生那一时期的作家，即战后文学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对h先生做过恶作剧，而同一代表团的o君经常怂恿涅菲多普娜女士扮演h先生的情人角色。可是不管是o君还是我，我们都对年长、自立的文化人士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抱有绝对敬意，并没有想把他们俩作为情人撮合到一起。可是，我把带有挑衅意味的打油诗写到托盘上，当时h先生没戴眼镜，正低着头盯着柜台看，当我把托盘推到他面前时，他戴上眼镜，那种样子像中世纪显赫的贵族。早晨我让他早起，再加上飞机晚点，h先生好像老是在生气“那你就发火吧！我是不会介意的”就这样，我被一种无法抗拒的“跳跃”引诱着。
h先生就这样坐着，读托盘上的诗，眼里流露出愤怒。接着，他又重新戴上眼镜，慢慢地读了二、三遍，从太阳穴到眼睛周围流露出紧张。我的心里立刻一片漆黑，后悔不迭h先生慢慢地转过脸来，那双眼里包含的表情一下子把我打垮了。
我曾写到：从欧洲旅行回来，第一眼看到儿子的面孔时，我不在家期间，他就像发情的野兽极尽荒淫之后，那双疯狂的眼睛里仍然留有余韵，似乎发情的野兽在内部吞食着他，那种眼神让人无法忍受。那双生灵活现的眼睛里流露出金黄色的光泽，现在我想说，那里流露出的是最巨大、深重的悲伤。听到儿子发疯的故事，以及他对礼物口琴的态度，再加上我旅行中积累下来的疲劳，急不可耐的我在那一瞬间没有看出他眼中流露出的悲伤。
尽管如此，身为父亲的我，为什么没有看出儿子寥寂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最悲痛的感情呢？现在回想一下，真是不可思议。最终，我们全家还是能够理解悲痛的原因，并同他取得了和解，对此我想这是布莱克的诗在其中起了作用。在关于他人的悲伤中有这样一段话“看着流淌的眼泪，自己能不悲伤起来吗？看着孩子哭，父亲能不陷入悲痛吗？”在天真之歌中有一节诗接下去写到“啊，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为我们赶走悲伤，他坐在我们身边，呻吟着，直到我们的悲伤逃走。”
通过这些体验，我才真正体会到儿子眼中流露出的悲伤，以及在新德里机场的酒吧里，h先生那一瞬间所流露出的悲伤，这就是我给“悲伤”下的定义。
虞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