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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新冬第一片雪花的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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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着对春草的企盼,我却愿把絮絮的心语献给新冬的第一片雪花,因为我深知北方大地惟有经过瑞雪的滋润,才更利于第一针绿芽鲜碧地萌生。

    常有采访者问我:你对自己哪个作品最满意?一般取巧的回答是:对已经写出来的都不甚满意,最满意的可能是即将发表的或正写作中的。我却要坦率地说,我自己最满意的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2004年第二版的长篇小说四牌楼。我以后可能再也写不出超过它的小说。也常有记者问我:你的小说是否属于"京味文学"?我总这样强调:我不刻意追求"京味",尤其不刻意去展现所谓的"老北京味儿",我的小说所展现的,从时间来说更多的是现在时;从人物来说,我总是要发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出现的新的生命现象,我对这个关注得更多。我不是一个专门去写比如说"八旗子弟"、写老北京的老风俗,不是这样一个作家。这些东西作为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生活资源、写作资源,我也加以利用。但在我的舞台的这个灯光所照亮的主要的人、主角,是一些新的生命。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不是想总结什么写作经验,我是想梳理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我知道自己是有极限的,支撑我继续往下跋涉的不是新的制高点,而是对新生活新生命不衰的观察兴趣。

    每个作家的写作有不同的资源取向。比如有的年轻作家,他可以写一个旧社会的妓女的生活;他根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可以写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他的创作自由。我的写作,我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是与我共时空的,比如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小说集站冰,里面最长的一个中篇小说叫做泼妇鸡丁,就是写北京四合院被拆了以后,这些居民到哪儿去了?他们到了新地方,有的属于城乡的交界处,或者说是城郊结合部的那些楼盘里面。我写那些人的生存,写外来的一些民工,包括从外地招来的一些年轻的保安,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参与他们的生活。我写这些生命的一种新的活泼的状态,所以我不拘泥于一定要写北京的老传统,每个作品都要追溯到北京文化的历史层面,我不是那样的,我不断追踪新的北京的新发展,新的展拓了的生存空间和新的生命,新的生死歌哭。我不想让历史成为我灵魂的蜗壳,我总希望自己能进入"这一刻"的光影中。

    我的写作资源仍很丰富。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写作资源枯竭,很可能是因为他切断了自己和这个现时空的社会生活的直接联系,只是通过书本、通过报纸、通过传媒或者通过会议、通过文件、通过听别人传达转述,去获取写作资源,那这样的话,就和真正的那种社会生活新的生长点隔绝了。我恰恰不是这样的,我现在很少参加会议,很少参加各种场面上的活动,而是直接地去和这些普通人混在一起,和这些民工,或者是外来的,比如说是这些保安,或者是一些新的居民区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资源非常丰富,写都写不完。我要写的东西太多,我都不知道该舍弃哪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的苦处是这个。

    当代杂志发表我的泼妇鸡丁的时候,有一个编者按语,大意是说,现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一般都——他当然有点儿幽默了——或者含贻弄权去了,或者含贻弄孙去了,不玩儿这个了。跟我同龄、或者一起在文学上起步的很多人,后来基本不写小说了,或者就是写小说,数量也是越来越少。而我从写班主任开始到现在,我穿越了20和21世纪的交替。我到现在,还有中篇短篇出来,而且都是写的最鲜活的当代生活的,像泼妇鸡丁这个中篇有五万字。台湾已经出了单行本,因为是繁体字竖排,可以构成一个单行本。

    当代就鼓励我说,像我这样的还能够含贻弄文,而且还能够写小说,还能写最新的生活,出现新的人物,而且小说在文本的追求上还有变化,读者应该还能从我的小说里读出超出小说本身的东西来。再比如台湾诗人焦桐,他自己办个出版社,把我这个泼妇鸡丁的小说,列入他的那个"饮食文化"的系列,他还在台湾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论文论刘心武的饮食写作。因为泼妇鸡丁这个题目是一个饮食,小说的每一节里面的每个题目也是一道饮食。饮食文学在台湾被认为是颇新潮的东西。这说明我在文本上是不断地更新的,不是固守在一个状态,不断进入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断在超越。这样自我评价也是为了鼓励自己更加精进。我也想对读到这絮语的人说:常常肯定自己、鼓励自己吧,只要那肯定与鼓励符合事实,那就不要害怕别人抡过"你为什么不谦虚"的棍子来——把那棍子架住,并大声对他说:"我肯定自己,故我存在!"

    我还搞建筑评论,这是种边缘杂交文字。文学和建筑评论之间有联系,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我已经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过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印刷了五次。最近又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了一本,叫做材质之美。我从1995年开始写建筑评论,到现在快10年了。写建筑评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首先是外在的强大因素触动了我。城市的迅猛发展,这就是外在的因素。北京现在盖了很多新的楼房,对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审美,你不看它都不行,你躲都躲不过去。盖新的多半就要先拆旧的,北京的旧四合院儿、胡同儿不断地被拆毁,开发不断地蔓延。作为一个市民来说,我有话要说。另外,我个人长期对建筑是感兴趣的。我在中学时代,经常画水彩画儿,建筑是我水彩画儿的写生对象,因为我在城市里居住嘛,不可能有很多的自然景物,基本上是建筑,首先是古建筑,比如画白塔,画故宫的宫殿,画天坛的祈年殿,画城楼门子。我对建筑的兴趣也是埋伏很久了,外在的刺激加上内在我自身的这个底子,一激发,我的建筑评论就出来了。

    有采访者问我:如果纯粹从建筑布局上来说,您觉得中国哪个城市是您最喜欢的,觉得它整个儿的建筑格局是最好的?我觉得这牵涉到一个城市整个的、大的规划问题。建筑格局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古国了,很多城市都是历史名城,是很多的历史底蕴。是说它留存下来的那个底子?还是说它新的发展?因为这个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如果纯粹从历史的遗存来看一个城市,那我当然最喜欢北京。

    建筑有大概念和小概念。大概念是,一直要扩展到关于城市规划、一个城市整个的这个布局,包括它的道路都是建筑;另外,就是单栋的建筑或者单组的建筑。这是两个概念,北京在规划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单栋的建筑上,失败的例子远比上海、深圳等地多。所以这两方面都使我感到焦虑。我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采访者还常问我,就所到过的国外的城市,觉得哪个城市纯粹从建筑上来说,印象最深、最漂亮?我总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巴黎。我也去过罗马,罗马对古迹的保存,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罗马城在大概300年前,它的城市规划就不是像巴黎那么样的,让你觉得它那么十全十美。巴黎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罗马虽然古迹留得很多,但就整个城市的大概念来说,不如巴黎那么好。巴黎也有败笔,比如蒙巴拉斯大厦,一栋盖在市区里的美国式摩天楼。

    人们特别喜欢问作家,他的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其实我的影响主要来自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生活的家庭,有非常浓郁的文艺气氛或者文学气氛,这对我是最大的影响。我走上文学道路跟这个家族影响分不开,像我母亲说起红楼梦来她就如数家珍。她可以告诉你,这个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有什么勾连。这是一般弄"红学"者不去注意的。再比如说司棋这个角色,她的家庭背景、血缘背景等等,读得很细的啊。比如说像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很早就读西方名著、读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读苏联的一些现代小说,对我影响也很大。另外,我们家族,像我父母喜欢京剧,我哥哥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风靡一时,成为"梅派青衣"。还有音乐方面,这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也有间接的,通过文本,或者通过一个我没见过,我没有谋面的作家的影响。如果要说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那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它对别人也许影响不那么大,就是我们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阅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启蒙。我很惊讶,他能够通过那么生动的个人命运的这种幽微的描写,透视整个那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教民和袍哥儿之间那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激荡,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里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关系、跟袍哥儿有关系。在长辈的叙述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他能够那么生动地使我这么一个晚辈,获得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透视力。这个作家的这部作品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启蒙作用是很大的。

    我写过一篇随笔逆境与创作。人们老说,一个作家的形成跟他的苦难经历有关,而我在这篇短文里面恰恰说,一个作家有太多的坎坷,倒容易抑制他的创作灵感。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创作环境。如果社会没能给他提供,那么,他就应该努力地去自己营造。

    比如拿曹雪芹来说,当时社会没有给予他,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险恶的,他就迁居西山脚下,疏离热闹场,只保持跟敦诚、敦敏、张宜泉这样的挚友的密切交往。他还有一些民间的朋友,如鄂比。他营造了自己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像脂砚斋这样的合作者。所以,他才能给我们留下红楼梦,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书稿,但毕竟是一个宝库。所以,不能完全埋怨说这个社会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没有给我很好的环境,人生难免坎坷,难免有逆境,自己要给自己营造一个能够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营造啊。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竞争很厉害,文学上竞争也很厉害,有时候就形成一个名利场,一进入这个圈子,就没完没了地有诸多热闹得不堪的事情,什么会议啦、评奖啦,还有很多排名、排行榜之类的事情,还有畅销不畅销的事情,轰动不轰动什么的,搞得挺烦的。我现在基本住在乡村,自己的小人文环境非常好。今春我的民间朋友送我两棵芍药,移栽以后成活了,开得非常灿烂。我看着芍药花,听着另一个朋友送我的光盘,肖斯塔科维奇的弦乐四重奏,翻着别人认为都是过时的老书,比如汝龙翻译的27册契诃夫的小说集,听音乐读书之余,就在窗外大柳树的臂弯里,坐在小椅子上构思新的文章。我就这样营造出自己的创作环境,它的特点一是草根气息,一是身心安静。我也不求再得奖,也不要入排行榜,我也不想成为热点焦点,不追求轰动畅销,更不去管什么座次头衔。我觉得非常愉快。

    当然,有的作家喜欢另一种环境,那里有很多人捧他、支持他,使他总在聚光灯下闪闪发亮。那也很好。我绝不会拿自己的选择去否定人家的喜好,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在那篇随笔里讲了歌德的例子,歌德一生没有什么坎坷,什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万卷书是不是读了都可疑,万里路肯定没有行,足迹最远只到过意大利。他一生没有坎坷,活到80多岁,情欲还很旺盛,还可以跟小女生恋爱。当时那个魏玛政权,也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多坏。他跟政治家没什么矛盾,政治家对他也很客气,把他很优厚地养起来,他也接受这种客气,养尊处优。他留下的著作也很伟大啊!

    不少人注意到,我宣称在红楼梦所有人物中,我喜欢的是妙玉。这令很多人诧异。

    妙玉孤僻、怪诞,很遭人讨嫌。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的性格和妙玉有很多契合点,我有时候确实是过分的离群儿。这不是什么优点,但也很难说这是一个罪恶,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人的性格也应该是多元的存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嘛!不是说我这样的性格就特别好,或者我要求别人像我这样,我没有这个道理。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这样生存,如果有条件,他可以这样生存,很自尊地维持自己的一份尊严,他不随便进入别人的领域,他更不能容忍别人随便去进入他的领域。妙玉重视保持环境的洁净,更重视保持内心的洁净,也保持人际关系的洁净。她很率意,喜欢贾宝玉。并不是说要爱宝玉,但是她认为宝玉是一个"些微有知识的人",在贾府那么多人里面,看得出宝玉比较懂事儿,这个懂事儿,不是懂一般的人情世故,她看出来,比较能有禅悟的是贾宝玉。所以贾宝玉过生日,她下贺帖。像这些地方我都很欣赏、喜欢,我觉得她这样为人处事挺有趣的。

    人的一生中,出生、事业成功和死亡是很壮烈的三个场景。出生是被动的,死亡也多少带有被动性,只有事业的成功带点主动性。生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实生的感觉我们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们遗忘得很快,形不成记忆。死的体验,我们每一个活人现在都没法陈述。在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使自己获得价值,也就是事业上成功,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觉得所谓成功,这个价值除了用金钱和名誉来衡量,还有更重要的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他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保证,这是很重要的;另一个标准是:他是否对他人有益,是否多少哪怕对他以外的第二个人有过一些好处。金钱、名誉和这两点,都是他创造的价值。我觉得这些对人生都是很重要的。

    我业余爱好是画画,我从初中时候就开始画,现在还有几幅是中学时代的作品。我一般画水彩写生。我现在经常到我农村书房附近的温榆河边、多少还带有一点野生态的空间里面,去画水彩写生画儿,这是我目前很大的一个乐趣。另外,就是听音乐,西洋古典音乐是我比较偏爱的。

    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和爱人去逛商场。我以为,逛商场是人生当中不可放弃的、尤其是有配偶的人决不可放弃的一大快乐。而且,男士,不光是我一个,我当然是一个典型,逛商场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多的一个动作是偷偷地看镜子、照镜子,这很奇怪。我发现别的男士也有这个毛病。女士吧,她在挑化妆品的时候照镜子,她对商场里面的那个公用的镜子并不很重视。可是我呢,每到有大镜子的地方,总忍不住要看看自己。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在这儿把它作为一块儿未开垦的处女地,提供给心理学者去研究。但是我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不后悔,也不改。

    也常有采访者问我,是否关注比我再低一辈儿的作家的创作?我不能都关注,我也没有关注的义务,但是我应该承认我是关注其中我感兴趣的。比如像小说家邱华栋,我就很喜欢他,我觉得他潜力惊人,是一个能取得大成就的作家。还有搞散文的散文家祝勇,我也很喜欢他。他们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目前正处于创作喷发期。我有时约他们吃饭。我的私人饭局不少。很多人说,王小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但很可惜,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王小波已经死了。而我是约王小波吃饭的,谁都不约他,所有请柬到不了他的案头。文坛的种种"名人"饭局都没有他。我主动跟他联系,我想尽办法联系,约他来,在我楼下的小饭馆儿吃饭。我们两个在饭馆儿里面吃到服务员都不耐烦,因为服务员们晚上要在那儿搭椅子睡觉。轰我们俩走,我们俩还在聊。非常可惜的是,我有一次又约他的时候,他说中午刚有人约过他,是他的"发儿小"约他,喝醉了酒,来不了。晚上没有来。几天以后,就得到了他猝死的消息。我非常悲痛。

    有的采访者尖锐地问道:看到文坛涌现出很多的后起之秀,你有没有过哪怕瞬间的心理不平衡?有没有"廉颇老矣"的感觉?我回答:为什么要不平衡?一个社会你不让后辈超过自己还得了呀。如果说同辈超过自己,自己有嫉妒心还差不多,后辈超过你,你妒忌起来,那这个社会要毁灭的,这个社会没有前途,万万不能这样做。后辈一定要超过前辈,前辈要主动为后辈的超越创造条件,这是我们的民族一定要坚持的一个abc。

    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集团,启动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他们说,设这个奖的目的就是要抗争"诺贝尔文学奖"的不公。我也被聘为评委。于是,也就有采访者要我说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诺贝尔文学奖"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一个东西存在比较久了以后,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就像一个老字号,它总比新开张的商店吸引人,所以它影响力是大的,这个要承认。当中因为"一战"、"二战"停顿了几届,但是始终坚持下来了,这是一个取得威望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奖金越滚越多,一得奖就要发大财。各个地方的出版社也不会放过这个商机,它成为一个商机了,就是立刻去买版权。因为人们都要来读,要先睹为快,一读为快,所以就使得它影响很大,包括我们国家,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宣布了,说"诺贝尔文学奖"2000年给了高行健是大失水准,丧失了权威性。

    但现在每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新华社总要郑重地报道,各地报纸总要登满消息,说明它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要承认事实。所以我也是这样来看待它的,它是影响很大的一个奖项。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文学最高奖,人家自己也没这么说,咱们也不要这么看,文学是不能搞"奥林匹克运动"的,"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世界的文学"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能自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谁,谁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不能有这样的看法。他就是一个幸运儿,被看重了,得奖了,像中了一张数额很大的彩票,一下子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一下子就载入了史册。

    历史是有选择的,历史记载不可能把每个人都记载上。它只记载频率最高的、响动最大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响动比较大的奖,那要被记载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并不一定他就是最伟大的、最好的。而且有一个说法我是同意的,有一个西方人讲,"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只是一些瑞典人,那是意识很狭窄的一种评奖。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学界的奖",不对,它并不是一些西方的文学评论权威组成一个评委团来评这个奖,不是,就是瑞典文学院一个机构在那里评。那个机构我去访问过,是非常小的一个机构,那个机构每天按时上班的就一个人,一个秘书,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只能算半个,我问过那位秘书,他说,对,那个是半班儿,来半天,挣半份儿工资,另外半份儿到别的地儿去打工,到别的地儿去再挣去,那好像是个财会人员。

    我1992年去瑞典访问过,被邀聆听过那年得主沃尔科特的受奖演说,而且还跟他有个简短交谈。那次是瑞典文学院,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机构请我去的,所以我见识过。也就那么十几个瑞典人在那儿评,所以他们也都不把自己看得那么神圣。查资料的话就知道,诺贝尔去世前留下一笔钱来设奖的时候,这个人是很滑稽的,他因为从小数学不好,数学老师老骂他,他恨数学老师,所以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不设数学奖。它是个很个性化的奖,对文学又说什么要理想主义,这也是个很宽泛的说法。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拒绝这个活儿的,他们说什么诺贝尔,一个发明炸药发了财的人,你让我们来评奖,凭什么给你评奖?门儿都没有,不领这活儿。后来经过劝说,第一拨儿的那些评委才勉勉强强接揽这活儿,才评的。哪想到后来有这么大的影响啊。现在的18个评委里面有几个人也不参加评奖活动,有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有病,有的是觉得评奖就是胡闹。当然也有的是对一个他推崇的作家老得不了奖很气愤,觉得不对头,罢工不参与评奖了。18个评委本身就闹内讧。

    现在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最缺乏的就是宽容。为什么那么尖锐对立?为什么总剑拔弩张?为什么焦虑成为最普遍的心理状态?为什么谈判中总不愿意适度地让步?我并不是在宣扬遁世自保,我心怀热切的社会关怀,而且是普世性的大关怀,我的企盼是:通过理性的、柔和的、渐进的方式,来化解人类之间的仇恨、猜忌与争斗,我主张把容易导致极端化思路与行为的激情,解构为以兼容忍让的柔情,润物细无声地提升世界与人类。

    能够宽容,自己有福,他人有福,人类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