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我辞别了我出生的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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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艰难的一年里,我曾无数次对自己说:“等我写完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一定要写一个很长很长的后记。”这话其实类似于泄愤,尤其是在我觉得要写不下去的时候;也类似于多年前准备高考的时候,在晚自习的间隙,对着窗外夜空用力地咬着笔杆发誓:“等我考完,就把这满桌子的书都烧掉。”
结果高考完了之后,我没有舍得烧掉任何一本书。一样的,十年后的今天,在南音的最后一个字敲出来,龙城三部曲也随之结束的今天,我却突然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说的。
2008年2月,我写下了西决第一章的标题:“待你归来”到2012年1月,南音出版,差不多四年了。足够一个人大学毕业。而我,却因为一直都在跟这个姓郑的家庭打交道,觉得四年只是一转眼的事情。我从不认为我写了一部家族小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生在工业城市,度过了人际关系简单的寂寞童年的人,不可能对所谓“家族”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我自己是个永远的异乡人。我的爸爸妈妈各自经历了跟复杂的中国现代史相关的漂泊,在一个不是他们故乡的地方,偶然地安了家,我常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我故乡那座城市的“第二代移民”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知道,这个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只是我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换了一个成长在一家几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盘根错节的“家族”中的人,怕是怎么也不会懂的吧。
我总是喜欢待在一些让人忘记归属感的地方。比如,刚到法国时那个国际语言班,30几个学生来自20多个不同的国家;比如,我实习的时候,那间五位同事各自的母语正好凑齐五个大洲的办公室;还比如,现在,这个随便一个地铁站里能听到各种方言的北京。五湖四海的混乱交错,总是让我在第一时间联想到“江湖”这个词。可是在我的小说里,永远只有那么孤单的一座城。龙城。
他们都问我,龙城是你的家,太原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很像,但又不是。不过,我所有偏爱的人物们的故乡,都是这里。“龙城”最终会变成一个庞大的墓地,林立着所有这些角色的墓碑。——我知道,我又在比喻了,有时候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总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看着好像故弄玄虚。其实是因为,很多时候,想到一些复杂的事情,我眼前出现的就只是一些画面而已,我也很像试图用清晰,明白,说明性质的语言把它们概括出来,可是,最终,我只是描述了我看见的那些画面——有时候颜色浓烈,有时候带着气味和温度,偶尔,还有声音。
把它们都写下来,就是龙城。那个世界是我的,我创造的。
为什么要写作呢?因为那是件让我快乐的事情。——在开始写西决之前,问题和答案都是这么简单。可是自从西决开始,我从写作里获得的痛苦越来越多,多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快乐”和“快乐”之间,居然隔着那么漫长的距离,这一路的地貌,复杂到我无从判断。因为我再不能像当初那样,简单天真的相信着: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就一定是美的。内心深处,早已开始质疑自己的审美标准,质疑自己深爱的东西的合理性,质疑我所追求的那种小说的意义有那么多时候,我都想找个人跟我谈谈这个。我不需要任何虚妄的鼓励和安慰,不需要任何人跟我说“我相信你能做到”我只想有人能看得清我挣扎在一个泥潭里,那或许并不是沼泽一般的绝境,却足够摧毁我世界里的每样东西。
可是人们都惊讶地跟我说:“你对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你已经从写作里得到了那么多。”交谈的欲望往往就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我笑笑说:“别理我,我发神经,喝酒吧。”于是大家参差地碰杯,他们没注意到我其实根本没有端起我的杯子。我看着有人醉了,有人流泪,有人叹息,我就会突然开始强烈的想念我小屋里的那张书桌,我的电脑和台灯。像乡愁那样地想念。也许每个人的人生都经历过这种深渊一样的瞬间,清醒着默默地求救,身后甚至还配着没心没肺的音乐。
在西决里,我告诉自己忍耐,并试图说服自己忍耐的尽头就看得见一直在那里等着我的意义;在东霓里,我受够了,我告诉自己就任性这一次,就尽兴这一次,也许真正的天才醉了以后,上天赠给他们的就是妙手偶得,但是我,可能得到的只是黑夜尽头阳光照亮的那桌惨不忍睹的残羹。去年夏天,在某场东霓的签售会上,我一遍遍在扉页上写我的名字,然后就接到了一条短信,是一个朋友发给我的,短信的内容是:“看完了东霓,你真的还好吗?你是不是应该停下来一段时间,暂时不要写了,如果你需要面对一下你自己心里的恶意跟痛苦,我陪你。”我看完了,继续签名,一边眨眼睛,把眼泪压回去。
我想我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是有人看见了。
现在,我站在南音的尽头处,暂时还无法相信一切都已结束,暂时还无法觉得云淡风轻。我不想简单地解释我把什么东西放在了南音里,因为——因为我已经拿出来了所有我可以放进去的东西。这句话显然不能作为“内容提要”吧,也不能拿来应付宣传期——人们需要简明扼要的提示,就像高速公路上那一个又一个提示公里数和目的地的路标。可是“小说”本身,恰恰就是那条长得没有尽头的公路啊。
西决这个人就是我的理想。在南音里,我把理想砸碎了。
既然我已经不再相信我曾经深信不疑的“美”既然我现在又没有找到新的坐标,那先破坏掉之前确立的,也许就是唯一的办法。这自然不省时省力,也不聪明——有几个真正聪明的人会从心里热爱“失败”呢?在写作南音的痛苦的一年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跟自己说:忘记所有的事情吧,这个小说是为了求“输”而写的。它当然不是一本令人轻松愉快的小说,从技术角度来说,我甚至不认为它是三部曲里最令自己满意的——可是,我只能这么写。让所有的疼痛和思考,像血液那样从笨拙的缺陷里毋庸置疑地流出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意象总活在脑海里,我才不知不觉间赋予了南音中的另一位核心人物“陈医生”一个任务,治疗那些坏的血。
我知道,南音的结局,或许荒芜。可是在南音梦里那个永恒的静谧小镇上,天空永远是碧蓝的。所谓“苍天”指的就是那种让人觉得敬畏的澄明吧。就像叶赛宁的诗:“我辞别了我出生的屋子,离开了天蓝的俄罗斯。”在那样的碧蓝下面,我们所有的希望和绝望,都是渺小的。
感谢所有期待南音的人。
感谢所有为了这个三部曲的系列努力工作过的人。
最后一句话,讲给他们三个听:西决,东霓,南音,我是那个说故事的人。我爱你们,再见了。
在这艰难的一年里,我曾无数次对自己说:“等我写完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一定要写一个很长很长的后记。”这话其实类似于泄愤,尤其是在我觉得要写不下去的时候;也类似于多年前准备高考的时候,在晚自习的间隙,对着窗外夜空用力地咬着笔杆发誓:“等我考完,就把这满桌子的书都烧掉。”
结果高考完了之后,我没有舍得烧掉任何一本书。一样的,十年后的今天,在南音的最后一个字敲出来,龙城三部曲也随之结束的今天,我却突然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说的。
2008年2月,我写下了西决第一章的标题:“待你归来”到2012年1月,南音出版,差不多四年了。足够一个人大学毕业。而我,却因为一直都在跟这个姓郑的家庭打交道,觉得四年只是一转眼的事情。我从不认为我写了一部家族小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生在工业城市,度过了人际关系简单的寂寞童年的人,不可能对所谓“家族”有什么深刻的情感。我自己是个永远的异乡人。我的爸爸妈妈各自经历了跟复杂的中国现代史相关的漂泊,在一个不是他们故乡的地方,偶然地安了家,我常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我故乡那座城市的“第二代移民”从童年时代起,我就知道,这个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只是我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换了一个成长在一家几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盘根错节的“家族”中的人,怕是怎么也不会懂的吧。
我总是喜欢待在一些让人忘记归属感的地方。比如,刚到法国时那个国际语言班,30几个学生来自20多个不同的国家;比如,我实习的时候,那间五位同事各自的母语正好凑齐五个大洲的办公室;还比如,现在,这个随便一个地铁站里能听到各种方言的北京。五湖四海的混乱交错,总是让我在第一时间联想到“江湖”这个词。可是在我的小说里,永远只有那么孤单的一座城。龙城。
他们都问我,龙城是你的家,太原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很像,但又不是。不过,我所有偏爱的人物们的故乡,都是这里。“龙城”最终会变成一个庞大的墓地,林立着所有这些角色的墓碑。——我知道,我又在比喻了,有时候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总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看着好像故弄玄虚。其实是因为,很多时候,想到一些复杂的事情,我眼前出现的就只是一些画面而已,我也很像试图用清晰,明白,说明性质的语言把它们概括出来,可是,最终,我只是描述了我看见的那些画面——有时候颜色浓烈,有时候带着气味和温度,偶尔,还有声音。
把它们都写下来,就是龙城。那个世界是我的,我创造的。
为什么要写作呢?因为那是件让我快乐的事情。——在开始写西决之前,问题和答案都是这么简单。可是自从西决开始,我从写作里获得的痛苦越来越多,多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快乐”和“快乐”之间,居然隔着那么漫长的距离,这一路的地貌,复杂到我无从判断。因为我再不能像当初那样,简单天真的相信着: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就一定是美的。内心深处,早已开始质疑自己的审美标准,质疑自己深爱的东西的合理性,质疑我所追求的那种小说的意义有那么多时候,我都想找个人跟我谈谈这个。我不需要任何虚妄的鼓励和安慰,不需要任何人跟我说“我相信你能做到”我只想有人能看得清我挣扎在一个泥潭里,那或许并不是沼泽一般的绝境,却足够摧毁我世界里的每样东西。
可是人们都惊讶地跟我说:“你对生活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你已经从写作里得到了那么多。”交谈的欲望往往就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我笑笑说:“别理我,我发神经,喝酒吧。”于是大家参差地碰杯,他们没注意到我其实根本没有端起我的杯子。我看着有人醉了,有人流泪,有人叹息,我就会突然开始强烈的想念我小屋里的那张书桌,我的电脑和台灯。像乡愁那样地想念。也许每个人的人生都经历过这种深渊一样的瞬间,清醒着默默地求救,身后甚至还配着没心没肺的音乐。
在西决里,我告诉自己忍耐,并试图说服自己忍耐的尽头就看得见一直在那里等着我的意义;在东霓里,我受够了,我告诉自己就任性这一次,就尽兴这一次,也许真正的天才醉了以后,上天赠给他们的就是妙手偶得,但是我,可能得到的只是黑夜尽头阳光照亮的那桌惨不忍睹的残羹。去年夏天,在某场东霓的签售会上,我一遍遍在扉页上写我的名字,然后就接到了一条短信,是一个朋友发给我的,短信的内容是:“看完了东霓,你真的还好吗?你是不是应该停下来一段时间,暂时不要写了,如果你需要面对一下你自己心里的恶意跟痛苦,我陪你。”我看完了,继续签名,一边眨眼睛,把眼泪压回去。
我想我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是有人看见了。
现在,我站在南音的尽头处,暂时还无法相信一切都已结束,暂时还无法觉得云淡风轻。我不想简单地解释我把什么东西放在了南音里,因为——因为我已经拿出来了所有我可以放进去的东西。这句话显然不能作为“内容提要”吧,也不能拿来应付宣传期——人们需要简明扼要的提示,就像高速公路上那一个又一个提示公里数和目的地的路标。可是“小说”本身,恰恰就是那条长得没有尽头的公路啊。
西决这个人就是我的理想。在南音里,我把理想砸碎了。
既然我已经不再相信我曾经深信不疑的“美”既然我现在又没有找到新的坐标,那先破坏掉之前确立的,也许就是唯一的办法。这自然不省时省力,也不聪明——有几个真正聪明的人会从心里热爱“失败”呢?在写作南音的痛苦的一年里,我一遍又一遍地跟自己说:忘记所有的事情吧,这个小说是为了求“输”而写的。它当然不是一本令人轻松愉快的小说,从技术角度来说,我甚至不认为它是三部曲里最令自己满意的——可是,我只能这么写。让所有的疼痛和思考,像血液那样从笨拙的缺陷里毋庸置疑地流出来。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意象总活在脑海里,我才不知不觉间赋予了南音中的另一位核心人物“陈医生”一个任务,治疗那些坏的血。
我知道,南音的结局,或许荒芜。可是在南音梦里那个永恒的静谧小镇上,天空永远是碧蓝的。所谓“苍天”指的就是那种让人觉得敬畏的澄明吧。就像叶赛宁的诗:“我辞别了我出生的屋子,离开了天蓝的俄罗斯。”在那样的碧蓝下面,我们所有的希望和绝望,都是渺小的。
感谢所有期待南音的人。
感谢所有为了这个三部曲的系列努力工作过的人。
最后一句话,讲给他们三个听:西决,东霓,南音,我是那个说故事的人。我爱你们,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