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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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家鹄紧张出逃之际，侦听处首席侦听员蒋微也处在高度的紧张中。
连日来，蒋微注意到在三个不同的频率上出现了“同一只手”其发报的手法娴熟、老到，甚至有点油腔滑调。从联络的呼叫用语、电台的声音特质、出没的时间等特征看，它与已经很久没出来的特一号线有诸多相似之处，蒋微判断应该是日本特务系统的电台，所以锁定了它。
但是很奇怪，它多次出来呼叫，反复呼叫，均不见有谁跟它搭腔，仿佛它是个弃儿，一只野狗，没有主子。
其实，有两种情况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一.它是特务广播台，其呼叫用语实是广播暗语，在给收听方下达指令。
二，它是日特系列新启用的一部电台，初来乍到，在苦苦与对方联系，但一时尚未成功——若是如此，说明敌人又派遣特务过来了，而且是高级特务，带电台来的。
蒋微一直死死跟踪此电台，希望搞清楚它酌属性。恰在这天晚上，一直苦苦呼叫的一方，突然拥有了对方。后出来的这一方，电台的声音明显比对方好，说明它离重庆较近——也许就在重庆。
在它们初次联络后大约一个小时，天上开始打雷时，前一方却突然出来呼叫，后一方显然一直在收听，立即响应。经过正常的呼叫联络后，前一方开始发报。
由于天空正在打雷，信号断断续续，时好时坏，连蒋微这种“首席技术”都应付不了，搞得很紧张，连忙紧急呼救，几个侦听员同时上来“救火”包括杨处长都上场了。即使这样，几个人抄的电报拼凑在一起，电文还是七零八落，处处开着天窗（空着）。
这份电报很长，有整整三页。统计一下，漏抄的码子至少在十组以上，占全报的百分之六。按规定，这属于“事故”好在，杨处长亲自上了场，他可以作证，这是天气造成的，不是人为事故——若是人为事故，要通报批评，很丢人的。
蒋微看着四处开着天窗的电文，很气恼。杨处长却安慰她：“你气什么，这是好事，该高兴才是。”
杨处长认为，如果敌人（收听方）跟他们在同一片天空下，他们这么多人“联合作战”都要开天窗，更何况敌人。这么大的雷，他独自一人能把电文一次性抄全才怪呢。所以，杨处长说：“如果等雷电停了他又出来呼叫，要求对方重新发撮，说明他就在我们身边，就在雷区里。如果他不要求重新发报，说明他离我们远着呢，我们可以不管它。”
半个小时后，雷电停了，抄报方又出来要求对方重新发报。
好了，杨处长对蒋微说：“看来你立功了，又发现了一条敌特线。”
事后，从当地气象台了解到，当天重庆城区是雷区的正中心，且雷电辐射范围很小，说明这部电台就在重庆一带。然后再根据电台联络用语、呼叫方式、信号特征等分析，足以确定这是又一条特务线路，遂命名为“特三号线”——发报方是上线，抄报方是下线。
与此同时，雷电停止后，徐州出来巡逻，准备巡视一遍后回去睡觉。
徐州有一个装有三节干电池的大手电筒，夜里出来巡视总带着它，一边走一边四方照。他首先发现地上有一串脚印，赶紧迫着脚印看，看到围墙上有一片铁丝网歪歪扭扭的，像有人翻越过。他紧张了，迅速跑过去仔细察看，很快就发现了躺在地上的陈家鹄。
雨停了。
风止了。
夜静了。
陈家鹄四仰八叉躺在地上，头枕着有款有形的石头，一动不动，像在安眠。
徐州在战场上闻过太多的血腥味，他对这味道太敏感了，即使被雨水稀释过的、淡淡的血腥味，依然能被他敏感地捕捉到。他用手电往头部一照，哇，石头上一片血水！
陈家鹄是后脑先着地，后脑勺成了个大鸡蛋，如此剧烈地与石头相碰，后果可想而知。他被迅速送医院抢救！医生只用了半个多小时便处理好了伤口。伤口谈不上大，只缝了四针。这么小的伤口，住院的资格都没有，战时的重庆哪有那么多病床啊。
可陆从骏却接到了医生开出的病危通知书。
显然，问题不在看得到的伤口上，而是看不到的颅内！从徐州发现他起，陈家鹄一直昏迷不醒。第二天早晨，院长还在家里用早餐，即接到一号院杜先生的电话，要他全力抢救此人。
于是，院长一上班就赶到病房来看望陈家鹊，了解他的病情。
“病人情况怎么样？”院长向一位姓柳的医生问，昨晚是他出的诊。
“很危险，九死一生吧。”柳医生随口淡淡回答，他不知道躺在病床的是个什么人，有谁在关心他“他现在心跳只有三十一下，真正是属于气若游丝，命悬一线，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
院长眉毛竖起来，目光刺过来“他是个大科学家，前线需要他，委员长都在关心他，知道吗，要全力抢救！”
柳医生没想到此人来头这么大，不由慌了神，喏喏地说：“这这要看今天、明天如果今明两天能够醒过来就没事否则”
陆从骏已在医院忙活一夜，知道陈家鹄病情严重，内心已经虚弱得害怕听到有人说什么晦气话，冲上前，失礼地打断医生：“对不起，没有任何否则！你必须要把他抢救过来，不然——”他本想说句狠话，临时又改了口，摇摇头，垂头丧气地说“没有不然，没有，我们需要他，前线需要他，委员长需要他。”他以为用这种加强的口气就可以给他们增加压力，给陈家鹄增加生的希望。
医生一副很悲观的样子，说：“如果这两天能醒过来就好啦。”
陆所长咄咄逼人地问：“如果醒不过来呢？”
废话，没醒过来不就是死了，医生哑口无言。
院长六十多岁，见过世面，人情世故这一套很懂，很会说话。他安慰陆所长道：“你别着急，放宽心，我会组织最好的医生，调拨最好的药品，成立专门的抢救小组全力抢救他。他还很年轻嘛，你要对他充满信心。你的信心也是我们的信心。”说完用手指指昏迷在病床上的陈家鹄“也是他的信心。”
其实，院长嘴上这么说时，心里却是另一番话：如果今明两天病人不能醒过来，死亡的可能要远大于不死；即使不死亡，留住了性命，也不过是一个植物人而已。
在陈家鹄紧张出逃之际，侦听处首席侦听员蒋微也处在高度的紧张中。
连日来，蒋微注意到在三个不同的频率上出现了“同一只手”其发报的手法娴熟、老到，甚至有点油腔滑调。从联络的呼叫用语、电台的声音特质、出没的时间等特征看，它与已经很久没出来的特一号线有诸多相似之处，蒋微判断应该是日本特务系统的电台，所以锁定了它。
但是很奇怪，它多次出来呼叫，反复呼叫，均不见有谁跟它搭腔，仿佛它是个弃儿，一只野狗，没有主子。
其实，有两种情况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一.它是特务广播台，其呼叫用语实是广播暗语，在给收听方下达指令。
二，它是日特系列新启用的一部电台，初来乍到，在苦苦与对方联系，但一时尚未成功——若是如此，说明敌人又派遣特务过来了，而且是高级特务，带电台来的。
蒋微一直死死跟踪此电台，希望搞清楚它酌属性。恰在这天晚上，一直苦苦呼叫的一方，突然拥有了对方。后出来的这一方，电台的声音明显比对方好，说明它离重庆较近——也许就在重庆。
在它们初次联络后大约一个小时，天上开始打雷时，前一方却突然出来呼叫，后一方显然一直在收听，立即响应。经过正常的呼叫联络后，前一方开始发报。
由于天空正在打雷，信号断断续续，时好时坏，连蒋微这种“首席技术”都应付不了，搞得很紧张，连忙紧急呼救，几个侦听员同时上来“救火”包括杨处长都上场了。即使这样，几个人抄的电报拼凑在一起，电文还是七零八落，处处开着天窗（空着）。
这份电报很长，有整整三页。统计一下，漏抄的码子至少在十组以上，占全报的百分之六。按规定，这属于“事故”好在，杨处长亲自上了场，他可以作证，这是天气造成的，不是人为事故——若是人为事故，要通报批评，很丢人的。
蒋微看着四处开着天窗的电文，很气恼。杨处长却安慰她：“你气什么，这是好事，该高兴才是。”
杨处长认为，如果敌人（收听方）跟他们在同一片天空下，他们这么多人“联合作战”都要开天窗，更何况敌人。这么大的雷，他独自一人能把电文一次性抄全才怪呢。所以，杨处长说：“如果等雷电停了他又出来呼叫，要求对方重新发撮，说明他就在我们身边，就在雷区里。如果他不要求重新发报，说明他离我们远着呢，我们可以不管它。”
半个小时后，雷电停了，抄报方又出来要求对方重新发报。
好了，杨处长对蒋微说：“看来你立功了，又发现了一条敌特线。”
事后，从当地气象台了解到，当天重庆城区是雷区的正中心，且雷电辐射范围很小，说明这部电台就在重庆一带。然后再根据电台联络用语、呼叫方式、信号特征等分析，足以确定这是又一条特务线路，遂命名为“特三号线”——发报方是上线，抄报方是下线。
与此同时，雷电停止后，徐州出来巡逻，准备巡视一遍后回去睡觉。
徐州有一个装有三节干电池的大手电筒，夜里出来巡视总带着它，一边走一边四方照。他首先发现地上有一串脚印，赶紧迫着脚印看，看到围墙上有一片铁丝网歪歪扭扭的，像有人翻越过。他紧张了，迅速跑过去仔细察看，很快就发现了躺在地上的陈家鹄。
雨停了。
风止了。
夜静了。
陈家鹄四仰八叉躺在地上，头枕着有款有形的石头，一动不动，像在安眠。
徐州在战场上闻过太多的血腥味，他对这味道太敏感了，即使被雨水稀释过的、淡淡的血腥味，依然能被他敏感地捕捉到。他用手电往头部一照，哇，石头上一片血水！
陈家鹄是后脑先着地，后脑勺成了个大鸡蛋，如此剧烈地与石头相碰，后果可想而知。他被迅速送医院抢救！医生只用了半个多小时便处理好了伤口。伤口谈不上大，只缝了四针。这么小的伤口，住院的资格都没有，战时的重庆哪有那么多病床啊。
可陆从骏却接到了医生开出的病危通知书。
显然，问题不在看得到的伤口上，而是看不到的颅内！从徐州发现他起，陈家鹄一直昏迷不醒。第二天早晨，院长还在家里用早餐，即接到一号院杜先生的电话，要他全力抢救此人。
于是，院长一上班就赶到病房来看望陈家鹊，了解他的病情。
“病人情况怎么样？”院长向一位姓柳的医生问，昨晚是他出的诊。
“很危险，九死一生吧。”柳医生随口淡淡回答，他不知道躺在病床的是个什么人，有谁在关心他“他现在心跳只有三十一下，真正是属于气若游丝，命悬一线，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
院长眉毛竖起来，目光刺过来“他是个大科学家，前线需要他，委员长都在关心他，知道吗，要全力抢救！”
柳医生没想到此人来头这么大，不由慌了神，喏喏地说：“这这要看今天、明天如果今明两天能够醒过来就没事否则”
陆从骏已在医院忙活一夜，知道陈家鹄病情严重，内心已经虚弱得害怕听到有人说什么晦气话，冲上前，失礼地打断医生：“对不起，没有任何否则！你必须要把他抢救过来，不然——”他本想说句狠话，临时又改了口，摇摇头，垂头丧气地说“没有不然，没有，我们需要他，前线需要他，委员长需要他。”他以为用这种加强的口气就可以给他们增加压力，给陈家鹄增加生的希望。
医生一副很悲观的样子，说：“如果这两天能醒过来就好啦。”
陆所长咄咄逼人地问：“如果醒不过来呢？”
废话，没醒过来不就是死了，医生哑口无言。
院长六十多岁，见过世面，人情世故这一套很懂，很会说话。他安慰陆所长道：“你别着急，放宽心，我会组织最好的医生，调拨最好的药品，成立专门的抢救小组全力抢救他。他还很年轻嘛，你要对他充满信心。你的信心也是我们的信心。”说完用手指指昏迷在病床上的陈家鹄“也是他的信心。”
其实，院长嘴上这么说时，心里却是另一番话：如果今明两天病人不能醒过来，死亡的可能要远大于不死；即使不死亡，留住了性命，也不过是一个植物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