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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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说之门似乎就是这样翕开了。这一年，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当然是写在日记本上的。我写的是一个高度近视的老人走错厕所的故事，杨朋友看了，认为不错，建议我改一改投给南京的青春杂志。我改了，投了，像投进了苍茫大海里，杳无回音。尽管如此，却并不气馁，依然“潜心创作”大有点痴心不改、乐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学业。我的学习本来功底就不厚，学习都是临时抱佛脚，当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丢了，没有在根本上做治疗，创口还在那，而且越来越大。到了毕业前，我的专业课成绩在班上几乎落到了最后几名，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会写小说”那段时间，写小说成了自我欣赏、甚至鄙视专业的一面镜子，极大地满足了我青春的虚荣心、反叛心。但其实那时写的所谓小说，都是狗屁不通的一堆垃圾。
真正有点感觉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说”麦田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像一个反叛青年的日记，第二个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像以前写日记一样地写小说。绕了一大圈，原来小说可以像日记一样地写！这个发现给了我热情和力量。于是，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一个人喃喃自语的状态，就这样折腾出了一个近两万字的东西，我给它命名为私人笔记本。先投给福建文学，退了，但编辑觉得这是个好东西，退稿时专门附了信，鼓励了我，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还带去了又一篇小说，但编辑看了觉得还不如私人笔记本。就在这时，军区文化部在上海办了个文学创作班，给我们单位一个名额，由宣传科来落实人头，前提是去的人必须要带一篇小说。当时我跟宣传科一名干事有些接触，他知道我在写小说，就安排我去了。我带去的就是私人笔记本，当时负责办班的几位作家，像江奇涛、何晓鲁，看了我的东西，非常振奋，把我隆重地推荐给了当时很走红的作家，也是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海波看了，也觉得不错。到这时，这个东西和我才迎来了一线生机。
小说最后更名为变调发在昆仑1988年第一期——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为他培养的重点作者，安排我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次在广东万山群岛，主要是读书，讨论；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边，主要是写东西，关了一个月，写了一个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发在昆仑上的（1988年第五期），还得了昆仑杂志当年的优秀作品奖。就是凭着这个奖，第二年我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军艺当时很火的，走出了莫言这样的大作家，以至当时有人在会上戏言道：军艺是作家茁壮成长的沃土，到了这里，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会长成一棵竹子。激动得我好像看见自己已经立竿见影、苍翠欲滴了。
但是两年后，当我离开军艺时，我觉得我还是一支筷子。换句话说，我在军艺没有打开门，但也没有关上门。我的小说之门自翕开之后，似乎就关不上了。既然关不上，就死命打开它吧，打不开也要打。这是多年来我听到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告诉了我小说的秘密。
6？1992年7月1日
这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没有什么说头。如果一定要说，就是说：从这一天起，法律承认有一个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说我是她的丈夫。这个女人的名字叫黄尹。对有些人来说，法律承认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对我和黄尹来说，这是很无所谓的一天。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举国上下闹学潮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当时在南京的好友鲁羊去南京大学看大字报。看了大字报，鲁羊还是不想回家，想看一个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几号楼几号房间，八宿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为女生宿舍男人是进不去的。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怎么样才能把他要见的女生叫下楼来呢？只有大起嗓门喊，别无选择。那就喊吧。但鲁羊却要求我喊，他说这里没人认识你，你喊吧，没事的。显然他是把我当做他了。他当时在写诗，哲理诗，抒情诗，两种诗都是世俗生活的异议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气。如果我们俩调个头，我想他可能会帮我喊的，他身上有见义勇为的气质和游戏事情的胆子。可我哪有这种勇气？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来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结果也不需要我们喊，楼里出来了两个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声地上去，拦住了她们。原来他俩心有灵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灵犀，跟我好像也有一点灵气，无意中带了一个人来，这样就形成了两男两女的良好格局，否则我不是成电灯泡了。为了暗合缘分之说，黄尹说那天晚上她们本来已经出了宿舍楼，但黄尹觉得有点凉，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错过了。
这个夜晚，我们把时间交给了南大附近的一家叫三棵树的咖啡吧。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泡吧”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黄尹。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夜晚是有魔力的，会神秘地衍生出无数个相似的夜晚。这样的夜晚多了，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先是在心里说，然后是嘴上说，继而是身体说，最后是法律说。说真的，起初我们俩对法律之说都有点小看，甚至排斥它，我们觉得心里说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我们都希望做一对没有法律意义的夫妻，但事实证明法律说是很重要。法律说了，我就从南京调到了成都，名正言顺地，朋友和组织都为此提供了应有的帮助，比如房子，比如假期。这就是法律的意义和好处。
作为丈夫，我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外面看到的那个人。在外面，我待人比较温和，处事也比较冷静，遇事有情讲道，乐于谦让，很多事情放在心里解决，不爱张扬，不喜热闹，总的说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所以，我老婆经常说，她喜欢做我的朋友，而不是老婆。我的回答是很粗暴的，我说：你是sb——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对这个人，他老婆很长一段时间都拿他没办法，只好忍着，忍不住就流泪。现在好像找到办法了，就是做回音壁，用更大的声音回过来：你是sb！有时在sb之前还加个“大”字：大sb！两个sb对上就麻烦了。这时候，我儿子就朝我们竖起两个小小的大拇指：打平，打平！这是孩子在学校里学来的。我觉得这是他至今在学校里学到的最好的知识，有着无穷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啊。
感谢上帝！
顺便说一个我的反动思想——先申明是反动的，不要较真，当笑话听。我觉得夫妻之间要学会吵架，不会吵架的夫妻是危险的，相敬如宾的夫妻是不真实的，偷偷摸摸的夫妻是可耻的，心里只有孩子的夫妻是可怜的。好了，打住吧，用托翁的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其实也是相似的。
7？1997年5月16日
这是我做父亲的一天。
有人说，作品是作者的孩子，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孩子是父母的作品？应该是的。不过，这部作品写得太累了。太累太累！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累，比如说两件具体的事吧。儿子出生前，老婆和我都被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笼罩着：小东西出来若有什么短缺咋办？越是临产，这恐惧越是凶险，常弄得老婆噩梦不止。第二天就是预产日，半夜里我被“明天的母亲”尖厉的啼哭吓醒。问怎么回事，准母亲只哭不语，眼泪流得人伤心。我说说出来吧，说出来就好了。她说她梦见生了一只猴子。我看看时辰已三点多钟，就说子时过后的梦都是相反的，说明你要生个金童玉女了。她对我这说法显然不满，连找出几个老梦反击我。我只好另辟蹊径，问其腹内是否有瘙痒感，她感觉一下说没有。我说既是猴子，毛乎乎的东西，怎会无瘙痒感？她这才破涕。第二天，小东西没有准时出来，他母亲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说他一定是怕我们嫌弃(不好才嫌弃)不肯出来。我说哪个孩子出世都不是哭的，待在子宫里好好的谁愿意出来，儿子出来后我都愿意进去顶儿子这个空。反正整天就这么半真半假地哄。其实我嘴头说的好听，心头也是发毛的。对生儿育女，我和老婆的年龄都偏大了，我真担心当初为图好耍，拖沓了几年要我们付出沉重代价。若真如此，无疑是把我们一辈子都耍脱了。就这样，等待孩子出世，就像等待老天判决，分分秒秒都被过度的期望和恐惧拉长了又拉长。
9号的预产日，15号仍无动静，两人的耐心到了极限，强烈要求医生采取措施，哪怕挨一刀也在所不辞。于是吃催产饭。小东西倒经不起催，催产饭一吃就发作了，而且来势尤为凶猛，三下五除二只花了五个小时就出来了。斗胆视去，身上没毛，鼻子眼睛什么的也都是长对了地方了的，心头顿时释然。想再细看，已被医生包裹起来，只露张脸，看不了其他。回病房后，老婆问我看孩子的屁股了没有，我说看屁股干吗？她不说。但我看出她心思，我自己因此也有了担心。看不看？俩人都有点犹豫，因为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我们甚至都不知如何打开。但犹豫再三，我们还是坚决又困难地打开了包裹。先看屁股——没多长尾巴，也没少长肛门。然后掰开一个个手指头看，掰了手指又掰脚趾。都无异样，自然高兴。不料小东西适时嘹亮一嚏，顿时把我们的高兴吓得无影，担心是不是害他受凉了。那日子就是这样惊惊吓吓，谨小慎微的。但总的说，小东西还算体恤我们，对我们份份担心都退而避之，偶尔涉足，也只是点到为止，玩个有惊无险而已。我们想这样就好。这样我们就什么都满足了。
我的小说之门似乎就是这样翕开了。这一年，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当然是写在日记本上的。我写的是一个高度近视的老人走错厕所的故事，杨朋友看了，认为不错，建议我改一改投给南京的青春杂志。我改了，投了，像投进了苍茫大海里，杳无回音。尽管如此，却并不气馁，依然“潜心创作”大有点痴心不改、乐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学业。我的学习本来功底就不厚，学习都是临时抱佛脚，当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丢了，没有在根本上做治疗，创口还在那，而且越来越大。到了毕业前，我的专业课成绩在班上几乎落到了最后几名，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会写小说”那段时间，写小说成了自我欣赏、甚至鄙视专业的一面镜子，极大地满足了我青春的虚荣心、反叛心。但其实那时写的所谓小说，都是狗屁不通的一堆垃圾。
真正有点感觉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说”麦田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像一个反叛青年的日记，第二个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像以前写日记一样地写小说。绕了一大圈，原来小说可以像日记一样地写！这个发现给了我热情和力量。于是，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一个人喃喃自语的状态，就这样折腾出了一个近两万字的东西，我给它命名为私人笔记本。先投给福建文学，退了，但编辑觉得这是个好东西，退稿时专门附了信，鼓励了我，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还带去了又一篇小说，但编辑看了觉得还不如私人笔记本。就在这时，军区文化部在上海办了个文学创作班，给我们单位一个名额，由宣传科来落实人头，前提是去的人必须要带一篇小说。当时我跟宣传科一名干事有些接触，他知道我在写小说，就安排我去了。我带去的就是私人笔记本，当时负责办班的几位作家，像江奇涛、何晓鲁，看了我的东西，非常振奋，把我隆重地推荐给了当时很走红的作家，也是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海波看了，也觉得不错。到这时，这个东西和我才迎来了一线生机。
小说最后更名为变调发在昆仑1988年第一期——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为他培养的重点作者，安排我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次在广东万山群岛，主要是读书，讨论；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边，主要是写东西，关了一个月，写了一个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发在昆仑上的（1988年第五期），还得了昆仑杂志当年的优秀作品奖。就是凭着这个奖，第二年我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军艺当时很火的，走出了莫言这样的大作家，以至当时有人在会上戏言道：军艺是作家茁壮成长的沃土，到了这里，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会长成一棵竹子。激动得我好像看见自己已经立竿见影、苍翠欲滴了。
但是两年后，当我离开军艺时，我觉得我还是一支筷子。换句话说，我在军艺没有打开门，但也没有关上门。我的小说之门自翕开之后，似乎就关不上了。既然关不上，就死命打开它吧，打不开也要打。这是多年来我听到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告诉了我小说的秘密。
6？1992年7月1日
这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没有什么说头。如果一定要说，就是说：从这一天起，法律承认有一个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说我是她的丈夫。这个女人的名字叫黄尹。对有些人来说，法律承认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对我和黄尹来说，这是很无所谓的一天。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举国上下闹学潮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当时在南京的好友鲁羊去南京大学看大字报。看了大字报，鲁羊还是不想回家，想看一个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几号楼几号房间，八宿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为女生宿舍男人是进不去的。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怎么样才能把他要见的女生叫下楼来呢？只有大起嗓门喊，别无选择。那就喊吧。但鲁羊却要求我喊，他说这里没人认识你，你喊吧，没事的。显然他是把我当做他了。他当时在写诗，哲理诗，抒情诗，两种诗都是世俗生活的异议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气。如果我们俩调个头，我想他可能会帮我喊的，他身上有见义勇为的气质和游戏事情的胆子。可我哪有这种勇气？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来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结果也不需要我们喊，楼里出来了两个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声地上去，拦住了她们。原来他俩心有灵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灵犀，跟我好像也有一点灵气，无意中带了一个人来，这样就形成了两男两女的良好格局，否则我不是成电灯泡了。为了暗合缘分之说，黄尹说那天晚上她们本来已经出了宿舍楼，但黄尹觉得有点凉，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错过了。
这个夜晚，我们把时间交给了南大附近的一家叫三棵树的咖啡吧。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泡吧”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黄尹。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夜晚是有魔力的，会神秘地衍生出无数个相似的夜晚。这样的夜晚多了，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先是在心里说，然后是嘴上说，继而是身体说，最后是法律说。说真的，起初我们俩对法律之说都有点小看，甚至排斥它，我们觉得心里说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我们都希望做一对没有法律意义的夫妻，但事实证明法律说是很重要。法律说了，我就从南京调到了成都，名正言顺地，朋友和组织都为此提供了应有的帮助，比如房子，比如假期。这就是法律的意义和好处。
作为丈夫，我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外面看到的那个人。在外面，我待人比较温和，处事也比较冷静，遇事有情讲道，乐于谦让，很多事情放在心里解决，不爱张扬，不喜热闹，总的说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所以，我老婆经常说，她喜欢做我的朋友，而不是老婆。我的回答是很粗暴的，我说：你是sb——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对这个人，他老婆很长一段时间都拿他没办法，只好忍着，忍不住就流泪。现在好像找到办法了，就是做回音壁，用更大的声音回过来：你是sb！有时在sb之前还加个“大”字：大sb！两个sb对上就麻烦了。这时候，我儿子就朝我们竖起两个小小的大拇指：打平，打平！这是孩子在学校里学来的。我觉得这是他至今在学校里学到的最好的知识，有着无穷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啊。
感谢上帝！
顺便说一个我的反动思想——先申明是反动的，不要较真，当笑话听。我觉得夫妻之间要学会吵架，不会吵架的夫妻是危险的，相敬如宾的夫妻是不真实的，偷偷摸摸的夫妻是可耻的，心里只有孩子的夫妻是可怜的。好了，打住吧，用托翁的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其实也是相似的。
7？1997年5月16日
这是我做父亲的一天。
有人说，作品是作者的孩子，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孩子是父母的作品？应该是的。不过，这部作品写得太累了。太累太累！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累，比如说两件具体的事吧。儿子出生前，老婆和我都被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笼罩着：小东西出来若有什么短缺咋办？越是临产，这恐惧越是凶险，常弄得老婆噩梦不止。第二天就是预产日，半夜里我被“明天的母亲”尖厉的啼哭吓醒。问怎么回事，准母亲只哭不语，眼泪流得人伤心。我说说出来吧，说出来就好了。她说她梦见生了一只猴子。我看看时辰已三点多钟，就说子时过后的梦都是相反的，说明你要生个金童玉女了。她对我这说法显然不满，连找出几个老梦反击我。我只好另辟蹊径，问其腹内是否有瘙痒感，她感觉一下说没有。我说既是猴子，毛乎乎的东西，怎会无瘙痒感？她这才破涕。第二天，小东西没有准时出来，他母亲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说他一定是怕我们嫌弃(不好才嫌弃)不肯出来。我说哪个孩子出世都不是哭的，待在子宫里好好的谁愿意出来，儿子出来后我都愿意进去顶儿子这个空。反正整天就这么半真半假地哄。其实我嘴头说的好听，心头也是发毛的。对生儿育女，我和老婆的年龄都偏大了，我真担心当初为图好耍，拖沓了几年要我们付出沉重代价。若真如此，无疑是把我们一辈子都耍脱了。就这样，等待孩子出世，就像等待老天判决，分分秒秒都被过度的期望和恐惧拉长了又拉长。
9号的预产日，15号仍无动静，两人的耐心到了极限，强烈要求医生采取措施，哪怕挨一刀也在所不辞。于是吃催产饭。小东西倒经不起催，催产饭一吃就发作了，而且来势尤为凶猛，三下五除二只花了五个小时就出来了。斗胆视去，身上没毛，鼻子眼睛什么的也都是长对了地方了的，心头顿时释然。想再细看，已被医生包裹起来，只露张脸，看不了其他。回病房后，老婆问我看孩子的屁股了没有，我说看屁股干吗？她不说。但我看出她心思，我自己因此也有了担心。看不看？俩人都有点犹豫，因为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我们甚至都不知如何打开。但犹豫再三，我们还是坚决又困难地打开了包裹。先看屁股——没多长尾巴，也没少长肛门。然后掰开一个个手指头看，掰了手指又掰脚趾。都无异样，自然高兴。不料小东西适时嘹亮一嚏，顿时把我们的高兴吓得无影，担心是不是害他受凉了。那日子就是这样惊惊吓吓，谨小慎微的。但总的说，小东西还算体恤我们，对我们份份担心都退而避之，偶尔涉足，也只是点到为止，玩个有惊无险而已。我们想这样就好。这样我们就什么都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