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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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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50年初夏的一天,雨从昨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开始倾盆而下,然后就一直下个不停,豆大的雨点落在瓦砾上,发出时而啪啪啪、时而哒哒哒的声音,感觉是房子在急雨中像条百脚虫一样地在夺命狂奔。声音变化是因为风的原因,风起时就变得啪啪啪的,同时还有窗棂即将散架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小黎黎一夜都没睡好,失眠的难以忍受的清醒让他感到头痛,眼睛也酸涩得发胀,他一边黑暗地听着不休的雨声和风声,一边明白地想到,房子和自己都已经老了。天快亮时,他睡着了,不过很快又醒了,好像是被什么吵醒的。老夫人说是汽车的声音。“汽车好像在楼下停了一会,”老夫人说“但很快又走了。”明知道是不可能再睡着的,但小黎黎还是又躺了一会,直到天明亮时才像一个老人一样起了床,摸摸索索地,动作轻得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像一个影子。起床后,他连卫生间都没去一下,径自往楼下走去。老夫人问他下楼去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只是冥冥地往下走,到了楼下又莫名地去开门。门有两扇,一扇是往里开的,另一扇是纱门,朝外开的。但纱门似乎被门外的什么抵挡,只能开个一小半,30角吧。已经入夏,纱门已经开始用,所以纱门上已经挂了一块布帘子,高度刚好是挡人视线的。老人看不到是什么抵住了门,只好侧起身子从门缝里踅出去,看见是两只大纸箱几乎把门厅都占了,里面的一只抵住了门,外面的一只已经被风雨淋湿了。老人想把外边那只挪个避雨的位置,挪了一下,纹丝不动的,感觉比块磐石还要稳重,便又踅进屋,找了块油布来把它盖了。完了,他才发现里边那只箱子顶上压着一封信,用平时他们用来顶门的青石条压着。老人取了信看,是希伊斯留下的。希伊斯这样写道:亲爱的校长先生:我走了,不想惊动任何人,所以留言作别,请谅。主要是关于金珍的有些想法,有点不说不快的,就说了吧。首先是祝愿他早日康复,其次我希望您能对他的未来作出正确的安排,以便让我们(人类)能充分领略并享用他的天才。坦率说,以金珍的天分,我想,让他钻研一个纯数学理论领域的艰深难题也许是最合适的。但这样也有问题。问题是世界变了,人们都变得急功近利,只想从身边得到现实的利益,对纯理论的东西并不感兴趣。这是荒唐的,荒唐的程度不亚于我们只在乎躯体的快乐而忽视心灵的愉悦。但我们无法改变,就像我们无法驱逐战争的魔鬼一样。既然如此,我又想,也许让他挖掘一个应用科学技术领域里的难题也许更切实而有益。关注现实的好处是你能从现实中得到力量,有人会推着你走,还会给你各种世俗的诱惑和满足;坏处是等你大功告成后,你无法以个人的意愿和方式管教你的孩子,孩子可能造福于世,也可能留祸于世,是祸是福,你无法寄望,只能冷眼旁观。据说奥本海默现在很后悔当初发明了原子弹,想封存他的发明,如果发明的技术可以像他的塑像一样一次性销毁的话,我想他一定会一次性销毁掉的。但可能吗?封存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您决定让他在应用科学领域里一试的话,我倒有个课题,就是探寻人脑内部结构的奥秘。洞悉了这个奥秘,我们就可能(可以)研制出人脑,进而研制出崭新的人,无血肉的人。现在科学已经把我们人身上的很多器官都制造了,眼睛,鼻子,耳朵,甚至连翅膀都制造了,那么造个人脑又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实上,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就是人脑的再造,是人脑的一部分,神机妙算的一部分。既然我们已经可以制造这部分,其他的部分想必也不会离我们太远了。然后您想一下,如果我们一旦拥有无血肉之人,铁人,机器人,电子人,其应用性将会有多么广泛而深刻!应该说,我们这代人对战争的印象已经是够深的,不到半个世纪便亲眼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我有种预感(已有一定证据证明),我们还将再目睹一次——多么不幸!对战争,我是这样想的,人类有能力使它演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可怕,更加惨痛,让更多的人在同一场战争中死去,同一天死去,同一刻死去,同一声轰隆的爆炸声中死去,却永远没有能力摆脱它,而想摆脱的愿望又是生生不息的。类似的难堪人类还有很多,比如劳役,比如探险,比如人类都处于纠缠不清的怪圈中无法自拔。所以,我想,如果科学能造出人造之人——铁人,机器人,电子人,无血肉之人,让他们来替代我们去干这些非人之事(满足我们变态的欲望),想必人类是没谁会反对的。就是说,这门科学一旦问世,其应用价值将是无限巨大又深远的。然而,现在第一步必须把人脑的奥秘解破了,惟有如此,造人造大脑,进而造人造之人的工作才有望展开。我曾决计用我尚有的半辈子来赌一赌解破人脑奥秘科学,殊不知,赌局刚摆开就不得不放弃。为什么放弃这是我的秘密,总的说我不是由于困难和害怕放弃的,而是出于族人(犹太人)的殷切愿望。不用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为我的同胞干着一件非常紧要又秘密的事情,他们的困难和愿望感动了我,让我放弃了理想。如果您对此有尝试的兴趣,这就是我说这么多的目的了。然而,我要提醒您,没有金珍,你成功不了的。我是说,如果金珍无法逃脱死于顽症的下场,您也就死了心别去碰它了,因为这不是您的年龄碰得起的。而有了金珍,也许您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人世间最大的奥秘——人脑的奥秘。相信我,金珍着实是人中解此奥秘的最理想人选,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是上帝约定的。我们时常说,梦是人精神中最神秘难测的一部分,而他在幼年就与它朝夕相处,日积月累了一套精湛的解梦之术。换句话说,他从醒事之时起,就开始在为解破人脑奥秘的事情作无意识的准备了。他是为此而生而长的!最后,我想说,如果上帝和您都乐意让金珍来一搏人脑奥秘科学,那么这些书想必是用得着的,否则,如果上帝或者您不允许金珍这么做,那么就把它们转赠给学校图书馆吧,也算是我在贵校驻足12年的见证和纪念。祝金珍早日康复!林希伊斯于诀别前夕小黎黎是坐在纸箱上一口气阅完全信的,风拂动着信笺,被风吹歪的雨丝间或地落在信笺上,像是暗示风雨也在偷窥此信。不知是夜里没休息好的缘故,还是信中的内容触动了他内心惊愕的一隅,老人阅罢信许久没有动静,只是端坐着,目光痴迷地散落在空虚中。过了好久,他才醒悟过来,然后对着漫漫的风雨突兀地道了一句:希伊斯,你好走,一路平安啊——容先生访谈实录希伊斯决定走,是跟他老丈人被镇压的事情有直接关系的。都知道,希伊斯走的机会随时摆在他面前,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西方很多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希望他加盟,聘书随着节日贺卡一道堆满了他的书桌案台。但我从很多事情中看到了他不走的信念,比如他带回来的一棺材书,后来又把三元巷原来租赁的房子连同整个小院都买了,中文在他的努力下也越说越好,甚至有阵子他还申请入中国国籍(未遂)。据说这跟希伊斯老岳父关系很大,他老岳父是个举人的后代,有万贯家产,在当地是个独一无二的大乡绅,对女儿这门洋亲,他是一百个的不同意,迫不得已同意了,又提了很多苛刻要求,比如不能把女儿带走、不能离婚、要学会说中国话、孩子要随母亲姓,等等。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乡绅并非开明人士,大概是属于那种得理不让人、得势要欺人的鼠头之辈。这样的人当乡绅不免要行恶积下冤愤,加上日伪政府期间他还在县政府担过要职,跟鬼子有些暧昧的往来,解放后人民政府把他作为重点镇压的对象,经过公审,判了死刑,关在牢房里,准备择日执行枪决。行刑前,希伊斯曾找过不少知名的教授和学生,包括父亲和我,希望通过联名给政府写信,以保老丈人一命,但无人响应。这件事一定伤透了希伊斯的心,但我们也没办法。说真的,我们不是不愿意帮忙,而是帮不了,当时的情况不是一两个呼吁或什么行动可以改变得了的,父亲曾为此去找过市长,得到的答复是:只有毛主席才能救他。就是说,任何人都救不了他!确实如此,像他这样有民愤和劣迹的地主恶霸,当时一概是人民政府进行重点镇压的对象。这是时势和国情,没人能改变的。希伊斯不了解这些,他太幼稚了,我们没办法,只有伤害他了。但是,谁也想不到,希伊斯最后居然通过x国政府的力量,将已经眼看着要行刑的老岳父从枪口下要走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在当时x国与我国明显的敌对关系的情况下,要促成这件事的难度可想而知。据说,x国曾为此专门派出外交官员亲临北京,与我国政府举行谈判,可以说,事情最后果真是惊动了毛主席——有人说是周恩来,反正肯定是当时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真正是不可思议啊!谈判结果是他们要走了希伊斯老岳父,我们要回了两名被x国严禁回国的科学家,感觉是该死的老乡绅成了他们x国的国宝似的。当然,老乡绅对x国来说什么也不是,当中起作用的肯定是希伊斯。换句话说,为成全希伊斯之愿,x国已经有点不惜重金的意思。那么,问题是x国为什么要对希伊斯这么好?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世界著名数学家?这中间肯定有什么很特别的因素,至于到底是什么,我现在也不得而知。救出老岳父后,希伊斯就带着一家子亲人和亲眷,去了x国——希伊斯走的时候,金珍还住在医院里,但似乎已度过了危险期,医院考虑到日渐庞大的医药费,根据病人申请,同意让他出院回家休养。出院的时候,是容先生陪老夫人一道去医院接的,接待她们的医生想当然地把两位中的一位当做了病人的母亲。但看两位的年龄,作为病人的母亲,一个似乎是老了一些,一个又似乎是年轻了些,所以冒昧地问两位:“你们谁是病人母亲?”容先生还想解释,老夫人已经干脆而响亮地答上了:“我——!”然后医生向老夫人交代道,病人的病情现在已基本得到控制,但要彻底痊愈,起码还需要有将近一年时间。“这一年时间里你要把他当虾一样地养,像十月怀胎一样地伺候,否则随时都可能功亏一篑。”从医生一项项明确的交代中看,老夫人觉得他的说法其实一点不夸张,具体说可以立出如下三条:1食物要有严格的禁忌;2夜里要定时唤他起来小便;3每天要定时定量给他吃药,包括打针。老夫人戴上老花镜,把医生的交代一条条记了,又一遍遍看了,反复地问清楚了。回了家后,又喊女儿从学校找来黑板和粉笔,把医生的交代都一一写上了,挂在楼梯口,这是每天上下楼都必然目睹的地方。为了定时喊金珍夜里起来小便,她甚至和老伴分床睡了,床头配备了两只闹钟,一只是半夜闹的,一只是早上闹的。早上那次小便喊过后,金珍继续睡他的觉,老夫人则要为他准备一日五餐的第一餐了。虽然烧饭本是她最擅长的,可现在却成了她最困难又没信心的事,相比之下,因为有做针线活的底子在那儿,学会打针对老夫人来说并不是件难事,只是开始一两天有些紧张和反复而已。但是在餐饮事宜上,一个奥妙的咸淡问题简直是把她折腾苦了。从理论上说,金珍这个时候对盐复杂而精到的要求,就是他神秘而真实的生命线,多可能功亏一篑,少又不利于他早日康复。来自医生的叮嘱是这样的:病人疗养期间对食盐的需求量是以微量开始,逐日增加。当然,如果说一个人每天对盐的需要量像粮食一样是秤斤论两计的,那么问题也不是太难解决,似乎只要有一把精确的秤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显然没有这么好解决,老夫人找不到一个现存又明确的标准,似乎只有靠自己用耐心和爱心来摸索,最后老夫人带着做好的几道咸淡不一的菜走进了医院,请主持医生一一尝试。在此之前,她事实上把每一套菜的用盐量都以粒为单位记录在纸上,然后在医生明确肯定某一道菜的基础标准上,她一天五次地戴着慈祥的老花镜,把细小又白亮得晃眼的盐粒当做药片一样,一粒粒地数着往金珍的生命里投放。小心翼翼地投放。像做科学试验一样地投放。就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月复一月,用功和耐心的程度远在养虾之上,也不在怀胎之下。有时候,她会在连续辛劳的间隙里,下意识地掏出金珍写下的血书看看——这本是金珍的秘密,她在无意间发现它后,不知为什么就将它没收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份书写时间不详的血书成了老少两人的秘密,也成了两颗心紧密相连的某种明证和暗示。每次,老夫人看过它以后,就会更加肯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因而也更加激励她继续不停地往下做。这似乎注定金珍必将迎来康复的一日。翌年春节过后,金珍出现在久违的课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