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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又不是疯人院,神经郎你也带回来!出了事怎么办?”

    丽月发觉我收留小弟过夜,便嚷了起来。

    “不要紧,他什么都不懂,不会闯祸的。”我忙替小弟解说道,小弟盘坐在我的床上,晒得红头赤脸,他啾着丽月,眼睛一连眨巴了几下。

    “你说得好轻巧!”丽月指到我脸上来“他这么疯疯癫癫地跑了出来,他家里人一定到处在找了,说不定早已报了警了呢!你快把他送回家,免得警察找上门来,说我们这里私藏疯人。”

    “送他到哪里呢?”我排开手笑道“他连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只晓得在万华。”

    “咳,都是你惹的麻烦!”丽月狠狠瞪了我一眼,一屁股便坐到了小弟身边,打量了他一下,然后堆下笑脸,哄着他说道:

    “来,小弟,告诉丽月姐听:你家在哪里?万华哪条街?是不是广州街?有个大庙叫龙山寺的,你晓不晓得?”

    小弟的嘴巴半张开,呆呆地望着丽月。

    “你不讲?你乱跑出来,你阿母急死喽!你阿母在找你哪,知不知道?”

    丽月伸出手去摸了一摸小弟的光头,小弟突然间咕噜咕噜笑了起来,笑得前后乱晃,嘴里哼歌一般吐出一连串咿咿唔唔的娃娃语。

    “这是什么名堂?”丽月骇异道。

    我笑了起来。

    “他告诉你:阿母上山去了、阿母上山去了——”

    “嗳——-”丽月摇头叹息“是个白痴仔!”

    “果—一果——”小弟叫道。

    小强尼登登登跑了进来,手里抓住一只杨桃在啃。

    阿巴桑跟在后面,气吁吁的肚子挺得老高。小弟一骨碌便爬下了床来,伸手便要去抓小强尼手里那只杨桃,小强尼赶快躲到阿巴桑身后去。

    “小孩子的东西你也来抢!”阿巴桑扬手便要打,小弟头一缩,闭上了眼睛。

    “阿巴桑,你到冰箱去拿一只来给这个小神经吧!”丽月笑道。

    “要拿你叫阿青去拿!”阿巴桑嚷道“冰箱里的芒果也不见了,小强尼的牛奶也少了两瓶——你问问阿青,都到哪里去了?”

    我赶忙跑出房间,丽月在后面尖声骂道:

    “你想死啊!你敢动我的芒果,二十块一个,你明天不去买一个赔来,你看我还有顿饭给你吃不?”

    我去冰箱里拿了一只杨桃来递给小弟。

    “你听到了?”我笑看说道:“我挨骂了,都是因为你好吃!”

    小弟接过那只碧澄澄的杨桃却舍不得吃了,擎在手中,颠来倒去地玩弄着。

    “你听着,”丽月对我说道,又指了一指小弟“这可是你找来的累赘,你自己去想办法。今夜你快把这个小神经送走——送到哪里我不管,送到警察局也好,神经病院也好。”

    “丽月姐,”我赔笑道“你是个好心人,今天已经晚了,就让这个小家伙在这里再过一夜吧,明天我去报警让警察把他带走就是了。”

    “不行!”丽月摇手道“你和小玉两玻璃货住在我这里,已经给我招来多少麻烦——要人的也来了,打架的也来了。现在又加上这么个白痴仔,我自己也要疯了!何况你上个月的房租三百块还没缴清,还敢收留人呢,气起来我连你一齐撵出去!”

    “我保证!”我拍拍胸脯道“今晚我一定把钱弄来,缴清房租,这下总可以商量了吧?”

    “你把钱弄来了再讲——”丽月的口气松动了,却乜斜起眼睛瞅着我噗哧地笑了一下“今晚的线可放长些,钓条大金鱼回来!”

    我离开时,跟阿巴桑讲了许多好话,要她照顾小弟一下,回头有剩菜,盛碗饭给他吃。

    “天这么热,还要我去服侍那个小神经郎!”阿巴桑大不以为然。

    “拜托嘛,阿巴桑,我买斤荔枝回来给你吃。”

    阿巴桑吃荔枝一次可以吃五斤,有一次吃得流鼻血了,只得去买凉茶来喝。

    “要买就买新鲜的!”阿巴桑哼了一下“上次那些生虫的也拿回来。”

    我赶到公园里,找到我们师傅杨教头,他和原始人阿雄仔都坐在莲花池的石栏杆上,肩并肩,一个庞然巨物,一个胖成一团。我踅过去向杨教头伸手借钱,借五百块。

    “师傅,”我笑着叫道“实在有急用,过两天一定奉还。”

    “我开银行么?”杨教头虽斥道“个个都来向我调头寸!这样吧,我来替你想条活路,你先到大世纪去等我。我替你去请位财神爷来。”

    我走到衡阳路大世纪,选了一个清静的角落坐下,要了一杯芭乐汁,大约等待半个钟头后,杨教头带了一个人来,他叫那个人坐在我身边,自己坐在我对面。

    “这是赖老板。”杨教头介绍道,然后朝那个姓赖的挤了一下眼睛,笑道:

    “怎么样,赖老板,我说的不错吧?这个少年郎可还标致?”

    那个姓赖的挪了一下身子,歪着头朝我上下打量起来。他是个四十上下的肥硕男人,一张赤红的猪肝睑,在玫瑰红的灯光下,闪着亮湿的油汗。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齐中间分,烧烫过了,起着细致的波纹。他身上穿着一件玉绿间金线的泰国丝绸香港衫,坐下来,便把个肚子给箍了出来。他那左手肥秃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厚重的方金大戒。他打量我的时候,一双肿泡的眼睛挤满了笑意。我低下头去,兀自吮着自己的芭乐汁。

    “阿青,赖先生就是西门町永昌西装店的大老板,”杨教头向那个姓赖的呶了呶嘴,笑道:“人家赖老板要送你一条西装裤呢——定做的!”

    “你的腰围几寸,小弟?我来替你量量——”那个姓赖的趁势伸过手来捏了我的腰一把,我赶忙闪开了,他和杨教头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一身的硬肌肉嘛!”姓赖的笑道“练过功夫了么?”

    “我这个徒弟的童子功很不惜,差不多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了。”杨教头说着跟那个姓赖的又纵声笑了起来,杨教头弹了下指头,侍应生端来两瓶冰啤酒。

    “你自己说吧,小弟,”那个姓赖的拍了一拍我肩膀“你要马海,还是要达克龙的。”

    我一直低着头,在吮麦管。

    “我看来条奥龙的吧,”杨教头代我答道“上次我到你们永昌看到新到的一批奥龙西装料,很不错,夏天凉爽,我本来想做套西装的。一问四千五,唬的我赶忙溜掉了。你们大店的西装,咱们是做不起的!”杨教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非常憾恨的模样。

    “杨师傅要套西装还有什么问题?这点小意思我们永昌还送得起!”姓赖的很四海地拍了一拍胸“明天早上我在店里,杨师傅来量身好了。”

    “我这副身材,恐怕贵店要吃点亏哩。”杨教头低下头去,无奈地瞄了一下他那溜溜圆水桶似的腰身。

    “你想我们对号么?”姓赖的倾身上前,在杨教头耳际悄声问道,一双肿泡泡的小眼睛却向我一溜。

    “这个徒儿,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

    杨教头跟那个姓赖的又挤眉眨眼了一阵。突然间,我感到我的大腿上痒麻麻有毛虫在爬动一般,是姓赖的一只手从桌底下伸了过来,几个指头慢慢往我腿上爬上来。我感到全身汗毛一张,伸了手去一把攥住了姓赖的那只肥秃秃带着方金大戒的手掌,提上来便往桌上一拍,拍得啤酒瓶都迸跳了一下。

    “师傅,我先走了!”

    我霍然立起身来,头也不回便急急往大世纪门口走去,杨教头在我身后追赶着,我只听到他压低声音在怒喝:

    “阿青——”

    我离开大世纪,便直奔西门町的银马车,去找严经理。严经理是湖南人,湖南衡阳。我刚离家的头一个星期便在公园里遇见了他,他把我带回他金华街那间公寓里,要我搬进去跟他一起住。他在银马车替我安排了一个职位,当侍应生。他皱起眉头,指着我的脸训道:

    “小娃仔,你刚出道,还有救,快点做份正经事。你在公园里混,陷下去就要万劫不复了!”

    我在银马车做了三天,溜走的时候,口袋里还有一把严经理金华街的公寓钥匙,总也没有机会拿去还他。我到银马车走进经理室,冲着严经理便深深一鞠躬向他请安道:

    “严经理,你好。”

    “嘿!小鬼头,你还有脸来见我?”严经理见了我先是一怔,旋即余温未消地说道“我还以为你给抓到火烧岛去了!”

    “请经理帮个忙。”我笑着说道。

    “原来你也还有用得着我的一天!”严经理冷笑道。

    “要向经理通融一下,先借五百块钱,救救急。”我欠身笑道。

    “借钱?哪有那么容易?”

    “缴不出房租,房东要撵人了呢。”我央求道。

    严经理朝我点着头叹息道:

    “真是块贱料子,我那里让你白住,你不安分。偏偏自甘下流——听说你在公园里混得很不错,还缺什么钱?”

    我低下了头去,半晌说道:

    “经理先借我五百块,我设法还就是了。如果经理这里有事,我愿来做,扣薪水好了。”

    “听你的口气,想改邪归正了?”严经理终于心软了“再给你一个机会吧,我们这里有个小弟请三天病假,正要找人代班,明天两点钟,你来报到。”

    说着他从皮夹里抽出三张一百元的钞票来,说道:

    “成不成器,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先给你三百,你来上班,再补给你。”

    我接过严经理的钱,千谢万谢,然后跑出了银马车,在路边水果摊买了一斤荔枝,又在五香斋门口一个卖萝卜丝饼的摊子上,买了四枚刚烤好的萝卜丝饼,两甜两咸。这一家的萝卜丝饼做得特别好,饼子又软又酥,馅儿肯放猪油,特别香。从前在育德上夜校,放学回家,在西门町转公共汽车,要是袋里还有钱剩,我就跑到这家摊子买四枚萝卜丝饼回去,跟弟娃两人分着吃宵夜。冬天夜里,我便把报纸包好的萝卜丝饼塞到胸前夹克里去,拉上拉链,回到家里,饼子还是暖暖的。有时候弟娃睡着了,我便把他拉起来,两人坐在床上,摊开报纸,吃得一床的芝麻。

    小弟已经横卧在床上,脱得精光,衬衫内裤丢得一地,睡得很熟了。我走近床边,赫然发觉,垫在他下半身的那片草席上,黑阴阴湿了一大块。我赶忙放下手中的荔枝及那包萝卜丝饼,过去将他推醒。

    “起来、起来。”我双手执住他的膀子,将他揪了起来,他睡眼惺忪地瞪着我,左腮上睡得红红的一格格席子印。

    “你看,你闯祸了!”我指着席子那块尿渍对他说,我揭开席子,下面垫褥也浸湿了,黄黄的一滩。我看小弟兀自傻愣愣地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禁不住有点恼火,走过去顺手一巴掌,啪的一下便打在他屁股上。

    “这么大个人还溺床!”

    我出手重了些,小弟被我打得啊的一声,往前打了一个踉跄,他惊惶地望着我,一只手摸着屁股,蹭到房间一角去。我把草席跟垫褥都抽了起来,搂到洗澡房去,褥子没法洗,只好暂时挂在架子上,等到有太阳再拿出去晒,草席我便用抹布洒上肥皂粉猛力揩拭,换了几次水,才把那块尿渍洗干净,拿到厨房后面天台的晾衣架上,挂起来晾晒。转回房中,小弟却蹲缩在房间角落里,双手搂住膝盖,踞成一团。他看见我走进来,嘴巴闭得紧紧的,眼睛睁得浑圆。我拾起那包萝卜丝饼,坐在他对面,将报纸打开,摊在地板上。

    “你看,小弟,我买了萝卜丝饼回来给你吃。”我挑了一枚甜的递给他,他怔怔地睇着我,也不伸手来拿。

    “这是甜的,好吃得很呢。”我笑着把饼子送到他面前,他却倏地歪过了头去。

    “不吃算了,我来吃!”我几口便把那枚甜饼吃掉。

    “好香!”我咂着嘴,瞄了他一眼,他的眼睛随着我的嘴巴一上一下地动着。

    “要不要?”我又拿了一枚咸的送到他嘴边,突然他手一拨,便将那枚饼子打落到地上,滚得一地的芝麻。

    “你想死呀!”我用手猛敲了一下他那剃得青亮的光头顶,爬起身,把滚到床脚的那枚萝卜丝饼捡回来,吹了两下。小弟双手抱住他那个光头,嘴巴一别一别,开始呜呜地哭泣起来,眼泪一颗一颗滚落到他那瘦伶伶青白的胸肋上。我立在这个光着头赤着身、泪珠滚滚的孩子面前,突然感到有点手足无措起来。我蹲下身去,拍拍他的肩膀,笑道:

    “跟你开玩笑的,小家伙,又没有真的打你。”

    他不理会,仍旧死命护住头,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着。

    “得了、得了,以后不碰你就是了。”我把他的头乱抚摸了一阵。

    去年弟娃十五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我揍了他一顿,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来。弟娃对我,一向顺从,那晚不知怎的,他却发起牛脾气来。那晚轮到他去洗碗,他躲在房中,坐在床上,看我租来的连环图“黄天霸”看得入了迷。我叫他好几声,他也不理睬。我伸手去夺他手上的书,他一把推开叫道:“去你的!”我一阵暴怒,一拳抡过去,捶到他面门上,将他打翻到床上。我从来没有对他那样粗暴过,那一下失手,把他的鼻血打了出来。弟娃不哭,也不作声,只拿了一叠厚厚的卫生纸,仰起头,一张张在揩拭鼻孔里流出来的鲜血。我吓了一跳,完全慌了手脚。到了晚上,我们躺下了,在黑暗里我还不时听到弟娃用卫生纸擤鼻子的声音。那一夜我都没有睡好,心中异常懊恼。第二天,我把那管功学社买来的蝴蝶牌口琴送给弟娃时,弟妹竟乐得开口笑了,捧着那管口琴,吹来吹去一刻也舍不得放下,他的鼻翼上还沾着一小块没有洗干净的血斑。我哄了小弟好一会儿,他终于停止了哭泣。我去拿了一块湿面巾来替他揩了面,又递了一枚甜萝卜丝饼给他。这回他接了过去,吃得兴高采烈起来,一下子,两枚饼子都吃得精光,嘴角上还沾了几粒芝麻。

    “萝卜丝饼好吃么,小弟?”

    我们一块躺在硬床板上时,我问他道。

    “唔。”他应道。

    “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甜的——”他想了一会儿。

    “那么下次我光买甜的给你吃,好不好?”

    “唔。”

    “你不许再溺床,溺床没得吃。”

    “呵呵。”他笑了起来。

    “今天游水好玩么?”

    “好嘛。”

    “过两天,我们再去水源地。”

    “唔。”

    “你知道,台风来了就不能游了,”我说,晚上收音机广播,菲律宾那边有强烈台风爱美丽,正向台湾吹来,如果风向不变,一两天内,会掠过台湾北部。

    “台风——大风,呼、呼、呼,懂不懂?”

    “呼——呼——”小弟学我道,我笑了起来。

    “小弟,我们睡觉吧。”我说。

    “唔。”他应道。

    我侧过身,伸过手去,搂住了他那瘦骨棱棱的肩膀。

    28

    早上,天气果然变了。晴一阵,雨一阵,气压好低,皮肤上的汗冒也冒不出来,台风爱美丽大概真的快要来了。我先起床,小弟侧着身还在熟睡,他那瘦棱棱的背背上,睡起一条条横横斜斜的红印,是硬床板梗出来的。我走进洗澡间,阿巴桑正蹲在水池边,在搓洗衣服。她一看见我,便指向澡房中垂挂着的草席、褥子嚷道:

    “你挂得这一间洗澡房,走都走不进来!”

    “我马上收去,”我赔笑道“昨晚那个小家伙溺了床——他没有给你麻烦吧,阿巴桑?”

    “还讲呢!”阿巴桑哼道“莫看那个小神经,人瘦,吃起饭来,呼噜呼噜象小猪仔,给他一碟菜,一下子扫光,又去抓小强尼碗里的肉饼,我拦也拦不住。昨晚丽月给你那个小痴仔弄得哭笑不得!”

    “为什么?”

    阿巴桑甩了一甩手上的肥皂泡沫,却咕咕地先笑了起来:

    “昨天晚上‘中国娃娃’的朱娣、梦娜,还有吴露露,跑来找丽月聊天,几个疯婆子一边啃西瓜,一边叽叽呱呱,她们笑吴露露,笑她去做假奶。正说得热闹,你那个小痴仔一头闯了进去,身子光光,挨着丽月便坐到她身边。几个人吓了一跳。小痴仔伸出双手去摸丽月的脸,又用头去擂她的胸脯,丽月大笑,叫道:‘要你娘的命啦!’将他一把推到吴露露怀里,吴露露、朱娣、梦娜,几个人躲的躲,喊的喊,闹得鸡飞狗跳。后来还是丽月拿了一片西瓜,连哄带拉,才把那个小神经撵了出来。”

    “想不到小家伙还会闹众香国哩!”我笑道。

    “我看你啊,快点把他弄走吧,”阿巴桑说着又叹了一气“不知他爹娘造了什么孽!”

    “我正在想办法找他的家,找到了马上把他带走,”我安抚阿巴桑道:“阿巴桑,昨晚我带了一挂荔枝回来给你,颗颗这么大!”我用手比了一下。

    “唔,”阿巴桑哼了一下,说:“我不信,拿来看看。”

    我洗完脸,回到房子,小弟已经爬起来了,兀自坐床沿上,双眼惺松,在发愣。他一看见我,却咧开嘴,笑了起来。我过去把我一套旧衣服从床底掣了出来,递给他,要他穿上,一面嘱咐他道:

    “小弟,我出去有事,你待在家里不要到外头去,懂不懂?”

    “唔。”小弟点点头,应道。

    “那么你不许脱衣服,”我扯了一扯小弟身上的衬衫,打了他一下屁股,笑道:“光着屁股到处跑,羞不羞?”

    “球、球。”小弟欢呼道,一只红蓝白的彩色大皮球滚进屋子来,滚到小弟脚边,小弟一脚踢去,踢得那只皮球花溜溜地乱转。小强尼穿着开档裤跑了进来,爬到地上便去捉球,一面不停发出咯咯的笑声。小弟也匍匐到地板上,跟小强尼一同抢起球来。

    我拎起昨晚买回来的那挂荔枝拿到厨房里去给阿巴桑,阿巴桑剥了一颗送到嘴里,然后唔了一下。我交给她两百块钱,要她转给丽月。

    “这是我欠丽月的房租,剩下的,过两天一定凑给她。”

    我又留下二十块钱,请阿巴桑买菜时带两个馒头回来给小弟吃。走出门外,天上细雨飘斜,一团团的乌云上下移动,抬头望去,我看见楼上我的房间那扇窗户突然冒出一颗青亮的头来,小弟趴在窗沿上,正在探望。我向他招了一招手,他举起双手也乱挥了两下。

    “小家伙——”我叫道。

    “呀——呀——”他在楼上应道。

    我赶到西门町银马车,下午班正好开始,严经理看见我去报到,颇为赞许,说道:

    “看样子,你是上路了。”

    “经理栽培,还敢不识抬举么?”我笑道。

    “几时这么知好歹了?”严经理撇了一下嘴“快去换制服吧。”我换上待应生白褂子黑长裤制服,又开始冰咖啡、柠檬水、红豆汤、甘蔗汁,团团的托起盘来。进来避雨避暑的客人,都在谈爱美丽,台风风速又加强了,暴风半径扩张到五百哩,大约明天下午登陆台港北部。晚上西门町那一带的店铺打烊以后,都纷纷在玻璃橱窗外面加上了防风木板。银马车做到十点关门,严经理把小帐分摊给我们,每人分得三十五块。他将我叫到经理室去,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百元的钞票给我。

    “这是你昨天问我借的,凑足五百块钱,给你拿去交房租——这次不是来骗我了?”

    我接过钞票赶忙起誓道:

    “这次确实是真的了,昨天已经交给房东两百块,还欠一百。”

    严经理打量了我一下,沉吟道:

    “你代完三天工,有什么打算呢?又回去干那一行么?”

    我突然感到脸上一热,低下头去含糊说道:

    “我试试看,去找份工作——要是经理这里用得着人,我愿意回来。”

    “现在没有缺,下个月有一个小弟要走,我再通知你,”严经理认真地说道“快回去吧,台风要来了。”

    我临离开银马车,到厨房里去将搁在碗柜里的一只牛皮纸袋取了出来,袋子里有两块粟子蛋糕,是下午一桌赶电影的客人,来不及吃完留下的。我装在袋子里藏在碗柜里,预备晚上带回去,跟小弟一同宵夜。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心中开始盘算:丽月那里,不知道还能让小弟住多久?拖不下去了,把那个小家伙放到哪里去?我想代完三天班,向严经理开口,我愿意搬回他那间金华街的公寓跟他一块儿住——我还有一把他公寓的钥匙没有还给他——我可以告诉他,小弟是我的弟弟,请他暂时收容。如果我在银马车正式当侍应生,规规矩矩托盆子,也许他会答应。严经理对我很好,一直要我“改邪归正”如果万一他不答应,我还想到一个人—一母亲的养母,我们的外婆吴好妹。母亲的养父过世后,母亲跟外婆又开始来往了,母亲曾带我跟弟娃到桃园县龙潭去探望过外婆。外婆吴好妹是一个胖大健壮的女人,一双放大脚,行走起来,啪哒啪哒比她饲养的那些鸭子还要快捷。外婆是个热心人,很疼爱我们,第二天一早便挽着一只大蓝子,领着我跟弟娃到鸭棚去捡鸭蛋去。几百只鸭子早放到池塘里去了,鸭棚内,鸭屎鸭毛堆中,露着一只只青色的鸭蛋来。我跟弟娃兴奋得乱叫,也顾不得鸭屎臭,满地去挖掘鸭蛋。弟娃走路都走不稳,在鸭棚里摇摇摆摆,抓得一手的鸭屎。母亲也赶了来,外婆对她笑道:

    “阿丽,把他们留在这里算了,替我捡鸭蛋。”

    去年外婆到台北来看我们,带了两只蕃鸭仔来,一只黑的给我,一只白的给弟娃。提到母亲,她又骂了几句,掉下几滴眼泪来,临走时,对我说:

    “放了假,带着弟娃,到乡下来吧。”

    那两只蕃鸭仔,一个秋天,却长大了,一黑一白,闪亮的羽毛,鲜红的肉冠子,见了人便会摇着屁股呷呷的虚张声势。我们叫它们阿黑阿白。饲喂那两只蕃鸭,便变成了我跟弟娃两人每天的大事。我们常到舒兰街那条小河边去挖蚯蚓,河边泥土肥沃,蚯蚓根根有小指那么粗。我们挖满了一只洋铁罐回来,喂得两只蕃鸭肉叽叽的,肥得屁股都快缒到了地上。到了过年,父亲把两只鸭子捉来,一刀一个,两只的头都剁掉了。父亲嫌那两只蕃鸭屙得天井里到处的鸭粪,奇臭难闻,招来许多苍蝇,而且去年过年,父亲又没有钱多加年菜。两只鸭子,阿黑拿来炖汤,阿白香酥。父亲把香酥鸭腿子,一只挟给我,一只给弟娃,自己却啃着鸭颈子下酒。我倒吃得很开胃,弟娃却白着脸,鸭腿子碰都没有碰。父亲问他,他推说肚子不舒服。我知道,他心疼他的阿白,吃不下去。饭后我悄悄对他说:

    “傻子,有什么好难过的。暑假我们去桃园,再向阿婆要两只蕃鸭仔来养就是了,替你去选只白的,好不好?”

    我跟弟娃始终没有去成桃园。我想如果我带小弟去外婆家,住几天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我可以帮着大舅赶鸭子,小弟呢,跟着外婆吴好妹去捡鸭蛋,大概总还行的吧。

    “丽月姐,怎么样?房租交清了,这下你不赶我们走了吧?”

    回到锦州街,第一件事便是拿一百元给丽月,把尾数缴清。我知道丽月的脾气,她对我和小玉虽然大方,房租却是不许久欠的。丽月正在房里跟阿巴桑两人商讨什么事情,她接过我的钞票,却对我说道:

    “你坐下来,阿青。”

    “丽月姐,我也上班了,”我坐下来笑道“在银马车,我这个班一个月还不及你一夜晚的出差费呢。”

    “阿青,”丽月抽了一口烟,缓缓说道“今天下午,你那个疯仔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我急问道。

    “他把我们小强尼弄伤啦!”阿巴桑抢着说道。

    “是这样子的,”丽月解释道“下午他跟小强尼两人抢球,他推了小强尼一把,小强尼一跤磕到桌子角上,把一颗门牙磕掉了——”

    “可怜啊,一嘴的血!”阿巴桑指着嘴巴比划道。

    “该死!等我去揍他!”我叫道。

    “我早就打了他一顿屁股了,”阿巴桑忿忿然“那个痴仔,还笑呢!”

    我站起来,要往自己房间走,丽月却叫住我道:

    “你不必去了,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我一下愣住,瞪着丽月没有出声。

    “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半响,我责问道,我的声音有点颤抖起来。

    “警察来了——”阿巴桑插嘴道。

    “警察局派了一部车子来,把他带走了,”丽月说道,她又加了一句“走了算了,也给你省麻烦——”

    “你们凭什么叫警察?”我突然大声喝道,我感到一阵急怒“你们把我的小弟弄到哪里去了?”

    “你也疯啦!”丽月叫了起来。

    “我去找他,”我把手上那袋粟子蛋糕往桌上一掷,气冲冲地叫道:“找不到,我要你们负责——”

    我在中山北路上一直奔走下去,迎面疾风,还夹着阵阵乱雨点。台风的风头已经到了。路上没有行人,两旁的荧光灯,紫蒙蒙的,在风雨中发着雾光。我一口气跑到南京东路口的三分局,跟分局门口的值班警察说明来意,他带领我进去,去见里面办公室的一位警官。那位警官四十上下,焦黄干瘦,人却和气。他办公桌上放着一架手提收音机,正在细细地播着京戏。警官知道我来寻人,便拿出一份表格来,要我填写,问我道:

    “你找的是你什么人?”

    我迟疑了半晌,答道:

    “是我的弟弟。”

    “什么名字?”

    “小弟——”我只好答道.

    “我是问他的本名。“

    “先生,”我解说道“我这个弟弟有点毛病——我是说,他的脑筋不太好,象个两三岁的小孩子——”

    “嗐,”警官摇手止住我叹道“我懂了,你是说你弟弟是个白痴?这又是件无头案了。上个月,在圆环附近,我们还抓走一个神经病的女人,她在圆环大街上,赤身露体,蹦蹦跳跳。我们问她姓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来——到现在还关在台北精神疗养院,没有人去认领呢。”

    “先生,我那小弟弟,送来三分局了吗?”我探问道。

    “我们这里没有记录,就是送来了,我们也不会收留。这种案件,普遍会送总局特别处理,分发到几个神经病院去。台北的病院满了,有时还会送到新竹、桃园去呢——”

    警官说着,却突然停下来,全神贯注地聆听起来,他桌上收音机正在报告台风消息:强烈台风爱美丽今晨零时已推进至北纬二四度,东经一二四度,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风速向台湾北端进袭——

    “老弟,”警官严肃地对我说道“爱美丽快登陆了。”

    他看见我还站着发怔,不肯离去,便安慰我道:

    “这样吧,你先回去。明天我们这里有消息再通知你。你最好到总局去查查,要是已经送进病院倒好了,你放心,那里反正有医生护士照料,出不了事的。”

    从三分局出来,我在街上茫然徘徊起来,一直步上了中山桥去。风把我的衬衫吹得鼓胀,可是背上的汗水不停地一条条直往外流。天上黑沉沉,桥下的台北市,却淹没在凄迷昏黄的灯海里。位立在桥上,我又开始感到那一片天边无际的寂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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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你们这里有没送来一个光头赤足的男孩?先生,你们这里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少年么?十四、五步,打着赤足的?先生,是昨天送来的,他没有姓、没有名字,他叫小弟——

    第二天一早,我便出去,满台北到处去寻找那个白痴仔了。我先到三分局、四分局,最后到总局,都没有问出下落,最后只好赶到台北精神疗养院去。疗养院里守门的护士不让我进入病房,只许我在铁栏杆外观望。他告诉我,青少年的病人一共只有两个,可是都是三个多月以前进院的。有一个走了出来,是个带着玳瑁边眼镜,一脸长满了青春痘十六七岁的胖少年,他穿了一件绿布睡袍,伸出一双猪蹄似的肥膀子,象患了夜游症一般,往前摸索行走着。

    “不是这个吧?”男护士指了一指胖少年,悄声问道。

    “不是——先生——”我说道。“他是个白白瘦瘦的孩子,剃着个青亮的和尚头的。”

    中午,台北市已经罩入了暴风半径,风势一阵比一阵猛烈起来。仁爱路两旁高大的椰子树给风刮得枝叶披离,长条长条的大树叶,吹折了,坠落在马路上,萧萧瑟瑟地滚动着。杭州南路一根电线杆倒成了四十五度角,一束束的电线,松垮了下来,垂到地上,交通警察正在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绕道而行。马路上的行人,都给吹得摇摇晃晃。一个女人的一把塑胶花雨伞,嗖地一下给刮到了半空中,象脱了线的风筝,载浮载沉地飘摇起来。一阵暴雨,重庆南路马上淹没了,黄浊浊的小川,在路上急湍地蛇行着。衡阳街成都路两旁骑楼上竖立的商店招牌,给风笞达得惊惶失措,一齐在哐啷抖响。“大三元”吹落了,洋铁皮的招牌框在柏油路上翻滚,发出尖锐的声音。我坐公共汽本赶回西门町,银马车停业一天没有开门。我感到饥饿起来,可是西门町一带的小吃店,大都关了门。我顶着风走到武昌街,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几家摊贩。有几个卖水果的正在收拾摊子,推着推车,提早回家。一阵狂风迎面卷来,几个摊贩同时都弯下身子,拚命顶住满载着香瓜、芭乐的推车。遥遥落在最后面的一个摊贩,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人,一头的长发给风吹得乱飞,她穿着一条土红的布裙,裙子也吹了起来,露出她那双青白的小腿。她那架推车上,堆满了鲜红的西洋柿。女人整个人都往前倾斜,肩膀抵住推车,然而她那细弱的身躯,竟敌不过猛劲的风势,呼呼两下,给逼得一连往后踉跄。她脚下一松,一下坐跌到地上去,推车前后一颠簸,哗啦啦便震落了十几枚西洋柿,鲜红的滚得一地。我赶忙跑过去,抓住推车手柄,将车子稳住。女人从地上挣了起来。她看见一地的西洋柿,有几枚还浸在污水里,痛惜叹道:

    “嗳。”

    她捞起裙子,弯下身,去将地上那些红柿子,一只只拾了起来,兜在裙子里。她把几枚没有跌伤的,用裙角揩了一揩,仍旧放回推车上,剩下五六枚,跌得裂开了,果汁淋淋漓漓流了出来。女人挑了一枚特别大的,递给我道:

    “我们吃掉吧——这些卖不出去了的。”

    我也不客气,道了一声谢,便接过柿子,大口啃了起来。柿子熟透了,沁甜如蜜。女人自己也挑了一枚,跟我两人立在风中,一同吃着跌破的柿子。她大约二十七八岁,深坑的大眼睛,尖尖的下巴,大概刚使过劲,青白的脸上,泛着红晕。大约她看我吃得兴高采烈,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从容地注视着我,笑道:

    “很甜呢,是呀?”

    说着她又递了一枚跌伤了的柿子给我。我有许多年没有吃过这种透熟沁甜的西洋软柿了。我记得那年母亲离家出走的前两天,她对我突然变得异样的温柔起来,那天她买了几枚西洋柿回家,竟意外的把我叫到天井中,坐在矮凳上,跟她一块儿剥柿子吃。那几枚西洋柿已经烂熟,手一撕,皮便扯掉。母亲剥好一枚柿子,自己先咬了一口,惊喜地叫道:

    “真甜阿!”

    顺手便把剩下的半枚递给我,我咬了两口,果然甜丝丝的,却又带着些许柿子特有的涩味。

    “好吃么?”母亲微笑道,她摘下手帕来,替我拭去口角上的柿子汁。大概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对我那样亲昵过,她那次突发的爱抚,使我感到受宠若惊,而且惶惑不解,竟至于有点尴尬起来。

    “黑仔,你知道么?你阿母小时卖过柿子的呢!”母亲若有所思地追忆道。母亲很少提起她在桃园乡下养父母家的生涯,偶尔提起,也是一片忿恨。“我们乡下园里,有十几棵柿子树,就在池塘边。柿子熟了,吃不完,你阿婆便叫我拿去镇上去卖,卖不掉的,我就统统自己吃掉——”母亲说着咯咯地笑了“—一吃多了,肚子发疼!”

    母亲笑得前俯后仰,她那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匹黑锻似的波动起来。我看见母亲笑得那般开心,乐得象个小女孩一般,也跟着她笑了起来。那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母子俩在一块儿笑得那般忘情。两天后,母亲便失踪了。

    “我要买两斤柿子。”我对那个摊贩女人说道。

    “十五块一斤——”她打量着我说,随着挑了四枚最大最鲜红的,用秤秤了一下,递给我看,风把秤锤吹得飘荡起来。

    “两斤二两,就算你两斤吧。”她好意地说道。

    “谢谢你。”

    我道了谢,把三十块钱钞票塞了给她。

    她将钱收到裙子口袋里,推起她的车子,顶着风,吃力地行走下去,她的头发,在风中,飘得老高。偶一回头,她望着我,却又笑了,我捏着那袋柿子,乘上了公共汽车,往南机场去。我要把那袋又红又大的西洋柿,拿去送给母亲。

    到达南机场克难路母亲居住的那间碉堡似的阴暗潮湿的水泥楼房里,来开门的,又是上次那个额上生满了白瘢的老太婆,她见了我,没等我开口便说道:

    “你是阿丽的大儿子阿青,是么?”

    “我给阿母送点东西来,阿巴桑,”我应道。

    老太婆让了我进去,走到里面那间昏幽的厅堂,她止住我道:

    “你稍等。”

    说着她迳自蹭到里面,搬出一只竹篾编的箱笼来,嘭地一下搁到地上,掀开了盖子,喘吁吁地指着笼子里说道:

    “阿丽留下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竹篾笼里,塞满了破烂的衣物,母亲上次身上裹着的那件透着药味的黑绒线衫也覆盖在里面。老太婆弯下身去,伸手到笼子里翻掀了一阵,把母亲两件斑斑点点泛了黄的亵衣也扯了山来,笼里发出一阵刺鼻的怪味。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要呢,就拿几件去。”老太婆仰起面对我说道。

    “是几时的事——”我悄声问道。

    “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老太婆偏过头去,眯起眼睛想了一下问道,她脑后吊着的那一小团稀疏的发髻,好象随时都会剥落似的。

    “是中元节,七月十五。”

    “对啦,就是第二天,半夜三更断的气。”

    我双手紧捏住那袋柿子,看着老太婆蹲在地上,把笼子里的破烂左翻右翻,半天她立起身来,拍了一拍手,唠噔起来:

    “阿丽病了那么久,在床上都睡了三个多月,用了多少钱,你知道么?我们并不是有钱的人家啦,很艰苦呢。这次事情,火葬费就是三千块——一是阿丽自己要烧的,我们是遂她的愿。老实说,我儿子也算对得起她了——”老太婆又砸嘴又叹气,向我数说,她看见我没有答腔,一直瞅着竹篾箱笼里那一堆破烂,她便冷笑了一声,说道:

    “她那只金戒子么?值几个钱?早赔进去了。你今天来,来得正好。你阿母留下了话:无论如何,要你把她的骨灰送回你们家去,葬在她小儿子的旁边——”

    “她的骨灰放在哪里?”我打断了她的话。

    “大龙峒大悲寺,我们已经跟庙里的老师傅讲好了,你自已去取吧。”

    大悲寺是一个破旧荒凉的庙宇,四周围着七零八落的违章建筑。有些贫苦老人无处安身,便挤到寺里去栖住去了。我进到寺内,看到里边三五成群,衣着褴褛的老人,拱缩在一堆。有的在条凳上呆坐,有的交头接耳在私语。一个小沙弥引我去见寺里住持,他是一个七十左右的老和尚,一脸皱得眉眼不清,矮小的身躯,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身上那件黑袈裟,拖拖曳曳,差不多垂到了地上。我向他说明来意,老和尚的听觉失灵,我讲话,他便用手兜住耳朵,他那张瘪得深坑下去的秃嘴巴,一径开翕着,喃喃不停。我在他耳朵边喊了几次母亲的名字,他才若有所悟似的,点了点头。

    “黄——丽——霞——她是半个多月以前进来的吧?”老和尚的声音颤抖而沙哑。

    “是的,老师傅。”

    “他们说,她在等她的儿子,等他来领她回家——”

    “我就是她的儿子,黄丽霞的儿子,”我弯下身去,在他耳边大声说道。

    “咳。”老和尚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地念了几句,然后朝我摔了一下手,说道:

    “跟我来吧,小弟。”

    老和尚颤巍巍地走了出去,一阵劲风把他那袭袈裟吹得抖瑟瑟地飘起,他那枯瘦的身躯连晃了几下。我跟在他身后,向寺庙右侧的极乐殿走去。殿里是置放灵骨的所在,里面暝暗,靠正面墙有一个三叠层的木架,密密地排着三排一只只酱黑色圆肚子的骨灰坛,木架上端点着一盏黯淡的长明灯。骨灰坛上都贴了标签,有的年代久了,没人收葬,坛上积了一层灰,标签变得焦黄,上面的姓氏字迹都模糊了。

    “黄丽霞在这里。”

    老和尚走过去,弯下身,颤抖抖地伸出手来,按到第二排左边第四只坛子上。我赶忙蹭过去。那是一只新坛子,在幽暝中,还微微地反着光。标签是白的,上面写着“桃园黄丽霞”几个字。骨灰坛约一尺高,是黑陶坯,表面粗糙,挤在几个骨灰坛的中间。

    “你来把你母亲带走吧。”

    老和尚回头向我说道,我将手上那袋柿子挟到腋下,佝下身去,双手将母亲那只骨灰坛捧了起来。

    “老师傅,我要到殿上去上一炷香。”我对老和尚说道。老和尚点了点头,他那张坑下去的瘪嘴开翕了两下,然后蹒跚地引领着我,踱过走廊,往正殿上走去。到了大悲殿门口,他却止住了脚,对我说道。

    “小弟,把你的母亲放在殿外头,里面有佛祖菩萨,她是不能进去的。”

    我把母亲的骨灰坛放置在大悲殿门槛外面地上,步入殿内,殿门上端悬着一块乌木横匾“苦海慈航”四个大字金漆已经剥落,木匾齐中间开了一道裂痕。殿内神龛暗沉沉的,布满了灰尘,殿中央那尊巨大的佛祖塑像,大概因为香火不盛,年久失修,金面熏得焦黄,莲座也缺裂了。供台上供着香烛果品,风从殿外卷进来,吹得香烟乱绕。我把那几枚鲜红的西洋柿搁到台上的供碟里,向老和尚要了一炷香,因为风大,划了三次火柴才点燃,一阵浓郁的香烟扑到脸上来,熏得我的眼睛酸辣辣的。我双手握住那炷香,插到台上一只蓝瓷香盆里,退回到殿中央,在那尊巨大的佛橡面前,跪拜了下去。我自己从来没有进过寺庙,烧香拜佛。可是记得小时候,每年观音诞,母亲便买了香烛到板桥那间香火鼎盛的观音庙去进香。有一次她带了我和弟娃一块儿去,要我们跟她一同跪拜观音菩萨,她那娇小的身躯匍匐在观音大士的脚下,一头的长发几乎吊到了地上。母亲双手合什,嘴里喃喃念念,在祈求倾诉,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闪烁得厉害,在发着异常痛苦的光芒。那天中元节,我去探访她,她紧握住我的手,要我到寺里替她上一炷香,乞求佛祖超生,赦她一生的罪孽。那时她那双变成了两个黑洞的眼里,也那样充满了惧畏和惊惶。母亲大概一生都在害怕着什么,所以她那双眼睛才会那样一径闪烁不定,如同一双受惊的小鹿,四处乱窜。一辈子,她都在惊惧,在窜逃,在流浪,她跟着她那些男人,一个又一个,飘泊了半生,始终没有找到归宿,最后堕落瘫痪在她那张塞满棉被发着汗臭药味的破床上,染上了一身的恶毒——她临终时,必是万分孤绝凄惶的。然而她那具残破的躯骸已经焚烧成灰,封装在殿外那只粗陶的坛里,难道坛里的那些灰烬仍带着她生前的罪孽么?我朝着佛祖一头磕了下去,额头抵住佛殿冰凉的磨石地上。

    “小弟,快送你母亲回去吧,大风要来了——”

    祈求完毕,老和尚颤着声音向我招手道,他企立在殿外的石阶上,他身上那袭黑袈裟,给风吹得急切地抖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