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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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博士王在海兴活动了两天，基本上搞清了案件被移送的来龙去脉。情况和他推测的完全一样，银行利用在本地的能量，构筑了一座坚固的堡垒，从法院、公安局到市里的个别领导都成了这座堡垒的基础。作为法律专家，博士王也不由为银行的高明而叹服，不能不承认，移送是摆脱困境、逃避法律追究的最佳办法。当然，这一招不可能由银行想得出来，能想得出这一招，并使之付诸实施的人，肯定是懂法懂到了对法律的空隙一清二楚，并且绝对有操作能量的人，这种人在海兴有两个，一个是法院院长，一个是主管这个案子的法庭庭长。
移送肯定是错误的，两院一部通知讲得很清楚，在民事纠纷案件审理中，发现原、被告之间有诈骗嫌疑的应移送公安机关侦办。而这桩案子，诈骗者是伪造印章从银行将款提走的骗子，银行与厦门的程铁石之间并不存在诈骗，起码没有证据证明二者之间有诈骗行为。作为原告，程铁石追究银行的错付责任，要求赔偿，是正宗的经济纠纷案，程铁石与银行，银行与诈骗犯，完全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把一宗民事案件移送给公安局，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推卸责任，转移矛盾，把公安局的办公桌抽屉当成银行的避风港，保护银行免受法律的追究。当然，他们也明白，由于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诈骗嫌疑，公安局不可能对银行采取任何措施，公安局也不可能在没有当事人报案的情况下自行立案对诈骗嫌疑人进行追捕。
情况摸清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博士王大费心思。他目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到省高级法院申诉，请求省高级法院调案审理，但法律上对移送案件上级法院是否有权调案审理没有规定，虽然法律上规定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案子原告有权上诉，可是移送究竟不同于不予受理，高级法院也不大可能将这个案子直接调卷立案审理。当然，如果有过硬的关系或强劲的后台，高级法院直接审办是完全可能的，虽然他博士王有很多法律界的关系，但是，能量足以推动高级法院对这个案子采取措施的关系却没有。他也相信，程铁石更不会有这种关系，否则他的官司也不会弄到这种悲惨的地步。
另一种办法就是促使公安局主动将移送过来的案子再退回去，迫使海兴法院审理，这个渠道是比较简洁的，只要案子退回法院，法院即使无视事实与法律，判程铁石败诉，他还可以上诉，他相信，坚持干到底，这个案子程铁石必胜无疑。目前遇到的问题仍然是，谁能澄清海兴那盆混水，使案件的审理回到本来的轨道。能够拨动法律的杠杆，让法律起到公正裁判的作用，在目前的中国，还需要超法律的权力。
两条道路，遇到的是同一个障碍：在法律已经被奸污的情况下，谁来给法律主持公道？法律，准确的说是执法机关和执法者，需要有效的监督，必要时还需要强力的干预，在目前执法队伍素质差，执法过程随意性大，执法主体受到物质利益强烈诱惑的非常状态下，这种监督、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这样一来，法律就面临着两难选择：彻底否定非法律因素的监督与干预，法律将会被胡作非为的执法者变成牟利的工具；鼓励或顺从非法律因素的监督与干预，法律又可能变成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个人的仆人和姬妾。这个课题解决不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永远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制建设面临的最重要、最困难的课题，不是立法，而是执法。立法不难，真正难的是让执法者公正、忠实、尽职尽责地执法。现实是，某些执法者利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手中掌握的权力，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却可以轻松愉快地逃脱法律的追究、惩罚。在这种条件下，制定的法律越多，执法者牟利的机会越多而已博士王想的有些失神，也有些气馁，他极力拉回脱缰的思绪，把思路集中在眼前的问题上。通过什么关系，采取什么手段，找哪位可以扭转乾坤的神仙来纠正海兴法院和公安局明显的执法错误呢？
夜已经深了，博士王仍然没有睡意，也没有想出一个他认为可行的、有效的行动方案。忽然想起，今天是去看望岳父和妻的日子，他从沙发上爬起，准备出发，又想到好几天没跟程铁石、黑头他们联系，万一他们来电话怎么办？他不知道他们的住处，能够接上头的唯一希望就是等他们的电话或传呼。犹豫再三，他决定在家等，同时也好再理理思路。他对这个案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初答应参与此案，只是看在黑头的面子上，纯属朋友帮忙。随着对案情的深入了解，他发现这个案子审理中的波澜曲折所涉及的法律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种种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案子本身，他可以预见到，这个案子的诉讼过程将是一个极为艰难而又充满挑战的过程。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将会遇到更多的冲突、矛盾、争斗和阴谋。美与丑、善与恶将会围绕这个案子做更加充分的表演和竞争。通过这个案子，他可以获得对司法审判过程中种种缺陷和暗疾的新认识。
想到这些，他有些兴奋，就如地质队员发现了矿藏，探险者面临新的挑战，他想马上就找到程铁石他们，可是上次跟程铁石他们见面时，心想反正他们知道自己的家和电话，有事自会来找，匆匆忙忙没有留下他们的住址。如今自己想找他们，却就犯难了。心里正在着急，电话响了，他急忙抓起话筒，却是一个拨错了电话的冒失鬼，在电话里一个劲打听去殡仪馆怎么走，博士王说：“你出了门往南走三百米，往东走两百米，往北走三百米，再往西走两百米靠右手就是殡仪馆。”对方说了声谢谢就放下了电话。
传呼机响了，显示的电话号码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从代表姓氏的数字上，他看出是姓程，便赶紧拿起话筒拨通了电话。
“喂，请问谁打传呼？”虽然估计到是程铁石，他仍然按习惯询问对方。
“我是程铁石，总算跟您联系上了。”
感到程铁石的语气甚是急切，他解释着：“这几天我跑了一趟海兴，情况基本上摸清了，你能不能来一趟，有些事情我们碰碰。”
“行可是这么晚了不影响您休息吗？”程铁石迟迟疑疑地说。
“没关系，聊天就是休息，你们过来吧，我在家里等。”
“你那儿我只去过一次，天黑我怕找不到，明天明天您有没有时间？明天我跟黑头上午一起过去。”
“黑头呢？”博士王问。
“他出去了，要是他在，我马上就可以过去。”
没办法，看来只好等明天了。博士王放下电话，心里不由对黑头有些抱怨，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用不着他的时候，他整天在你跟前晃，一旦你急着找他，又见不着他的人影。他跟黑头由相识到相熟，不知因此跟黑头憋了多少次气。
跟黑头相识是通过黑头的姐姐。黑头的姐姐是博士王中学时的同学。黑头劳改释放回来后，就摆了个小摊卖烤肉串，他做买卖从不藏奸耍诈，所以生意很好。可就是挣不来钱，主要原因就是他朋友多，为人又过分爽气，认识不认识，跟他亲亲热热聊一阵，他就认人家是朋友，吃完烤肉，签子一扔起身走人他从不好意思提钱这个字。他姐姐见他一天忙到黑，小脸烟熏火燎地象块烤羊肉，心痛，又怕他在街上交往闲人多了学坏，就到处托人给他找个正当工作干。博士王那会儿还在省司法局工作，黑头姐姐领着黑头找到他家里，他见黑头这小伙子不错，又有老同学的人情，便诚心诚意地帮这个忙。恰逢司法局办了个三产公司，需要几个搬运工，如果晚上兼做保安，还可以额外得一份夜班工资。象黑头那样的劳改释放人员，要想找一份有单位、拿工资的工作很难。为了给黑头谋到这份差事，博士王甚至请出了司法局局长讲情，自己又为黑头作保，总算拿到了招工表。招工表拿到了，黑头却不知去向，急得他姐姐团团转，最后还是由博士王代劳，把招工表填好交了上去。到了报到的日子，黑头仍然不见踪影，黑头姐一家顷巢而出，到处寻找，也没找到。黑头的班终于没有上成，博士王还落了单位一通埋怨。
这件事过去一个月左右，黑头却突然出现在博士王面前，只见他头发胡子象茅草般乱成一团，脸黑的掉到煤堆里都找不着，皴裂的手上伤痕累累。身上裹着一件旧皮袄，上面沾满了油腻，腰间扎了一条草绳，脚上的翻毛皮鞋象张着大嘴的鳄鱼。博士王吃惊地问：“你跑到哪去了？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黑头咧嘴笑笑，雪白的牙齿被黝黑的肤色衬得闪闪发亮：“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拉我到长白山帮工收小秋，我跟他去了一趟，还真能挣上钱，特别是往山外倒木头，真来钱。这不，我给你弄了两根红松方子，足够你做个立柜外加一张写字台。”
博士王哭笑不得，把他让进屋里，倒了热水先让他洗洗，又要给他弄吃的，他说吃过了，两人就抽烟喝茶聊了起来。博士王关切地问：“你回家没？见到你姐姐了吧？”
黑头说：“我刚到，还没顾上回家。”
博士王说：“找不着你，把你姐姐急坏了，你走时也不留个信，好容易找好的工作也泡汤了。”
黑头倒满不在乎：“王哥，你的情我领了，工作不工作也没啥重要，说实话，把我拘在一个地方，天天准点上班准点下班，看人脸色听人呼来唤去我还真难受。再说，全国十多亿人，能有多少在单位领工资？绝大多数老百姓还不是靠自己两手扒食吃。如今这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只要勤点，不怕吃苦，活人的路有的是。”
博士王说：“你说的不是没道理，可你姐那边得有个交待，她为你可没少操心。”
黑头说：“我姐也真是，她那一窝子就够她折腾了，我姐夫人又老实本分，家里家外大小事都靠她，我最怕她在我身上费心思。再怎么着我一个五大三粗的大小伙子无牵无挂也好混。这不，我跑了三个月，不但挣了几千块，还给她弄了一套做家具的好木料，你没看看她那个破家，名副其实的贫民窟。”
博士王问：“那你今后准备怎么办？总不能今后就在深山老林里干零工，那个苦一般人受不了。”
黑头说：“今后咋办先不想，乘年轻体壮我得抓紧挣钱，攒点钱再说别的。要讲吃苦，在内蒙劳改队熬了八年的人，还有啥苦吃不了？”
告别时，博士王坚决不要他拉来的木料，黑头说：“你王哥跟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是博士，省上的干部，我是无业游民外加劳改释放犯，你能为我的事操心费力，我就不能为你尽点心？你要真的看不起我，我就把木料当场放把火烧了，日后我也再不敢登你的高门槛。你要认我这个小老弟，就把木料留下，你做家具也行，当柴火烧也行，随你便。”
博士望见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只好带着一丝内疚一丝不安留下了木料。这两根红松他一直没舍得用，直到后来买了房，搬新家时才用这木料做了几样家具，而且特意做成本色本味的格式，让树木美妙的花纹给他这现代化的家增添一股自然风格。
看看表，已经深夜十点，赶到岳父家还来得及，博士王穿好衣服，拿好头盔，准备下楼骑车到新安镇看望岳父和陶敏。正要开门，电话响了。博士忘奔过去拿起话筒“喂”了几声，话筒里却没人搭腔，但可以听出里面有人的呼吸声。博士王以为谁打错了电话，正要扔下话筒，对方却讲话了：“你就是叫博士王的小子吗？”话音阴冷，语气充满挑衅，放肆粗野。
来者不善，博士王机警地按下了电话的录音健，对着话筒问：“你是哪一位？有什么事？”
对方顿了顿，似乎在跟别人商量什么，然后说：“你别问我是谁，说了你也不认识，我目前既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至于以后会跟你成为朋友还是敌人，看你的了。”
博士王有意拖延时间，尽量让录音机多录一些这个人的声音，就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明白一些。”
对方说：“你马上把那个姓程的破事扔了，咱们就是朋友，你要是继续跟姓程的搅在一起，咱们就是敌人。”
博士王明白了，这是银行方面对他参与程铁石案子做出的反应。他冷静地问：“你们打算怎么当我的敌人？”
对方说：“敌人么，自然是要做一些让你难受甚至后半辈子也高兴不起来的事。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朋友。”
博士王又问：“成为朋友我有什么好处？”
对方说：“成为朋友当然保你家庭平安喽。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我们只要能帮忙自然也不会不认识你这个大律师。”
博士王继续跟他们纠缠：“我不但不认识你们，连你们的面都没见过，这朋友怎么当？我真的有什么事求你们帮忙，到哪去找你们？”
对方听到他这么说，显然有些出乎意料，一时没有回话，话筒里传来唧唧喳喳的声音，可以感觉到打电话的人旁边还有人，他们正在商量什么。博士王对着话筒“喂”了几声，对方却二话不说，把电话挂断了。
博士王看看手里传出忙音的话筒，将录音带倒了回去，一边听着刚才对话的录音，一边思索着，迅速做出了决定。他将话筒放到桌上，而不是放回机座的叉簧上。然后来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176查询服务电话，又按下了3这个号码，电话里传来：“这里是恶意骚扰查询台，请输入你的电话号码。”博士王输入了他家的电话号码，很快有了结果，电话是由海兴打来的长途。博士王又拨通了海兴的114台，报上了刚刚得到的电话号码，对方回报：该号码是公用电话。博士王用笔将这个号码记在笔记本上，回到家里，将话筒放回机座。抽了一支烟，理了理思路，找出海兴市公安局吴科长的通讯卡片，拨通了吴科长家里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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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王在海兴活动了两天，基本上搞清了案件被移送的来龙去脉。情况和他推测的完全一样，银行利用在本地的能量，构筑了一座坚固的堡垒，从法院、公安局到市里的个别领导都成了这座堡垒的基础。作为法律专家，博士王也不由为银行的高明而叹服，不能不承认，移送是摆脱困境、逃避法律追究的最佳办法。当然，这一招不可能由银行想得出来，能想得出这一招，并使之付诸实施的人，肯定是懂法懂到了对法律的空隙一清二楚，并且绝对有操作能量的人，这种人在海兴有两个，一个是法院院长，一个是主管这个案子的法庭庭长。
移送肯定是错误的，两院一部通知讲得很清楚，在民事纠纷案件审理中，发现原、被告之间有诈骗嫌疑的应移送公安机关侦办。而这桩案子，诈骗者是伪造印章从银行将款提走的骗子，银行与厦门的程铁石之间并不存在诈骗，起码没有证据证明二者之间有诈骗行为。作为原告，程铁石追究银行的错付责任，要求赔偿，是正宗的经济纠纷案，程铁石与银行，银行与诈骗犯，完全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把一宗民事案件移送给公安局，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推卸责任，转移矛盾，把公安局的办公桌抽屉当成银行的避风港，保护银行免受法律的追究。当然，他们也明白，由于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诈骗嫌疑，公安局不可能对银行采取任何措施，公安局也不可能在没有当事人报案的情况下自行立案对诈骗嫌疑人进行追捕。
情况摸清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博士王大费心思。他目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到省高级法院申诉，请求省高级法院调案审理，但法律上对移送案件上级法院是否有权调案审理没有规定，虽然法律上规定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案子原告有权上诉，可是移送究竟不同于不予受理，高级法院也不大可能将这个案子直接调卷立案审理。当然，如果有过硬的关系或强劲的后台，高级法院直接审办是完全可能的，虽然他博士王有很多法律界的关系，但是，能量足以推动高级法院对这个案子采取措施的关系却没有。他也相信，程铁石更不会有这种关系，否则他的官司也不会弄到这种悲惨的地步。
另一种办法就是促使公安局主动将移送过来的案子再退回去，迫使海兴法院审理，这个渠道是比较简洁的，只要案子退回法院，法院即使无视事实与法律，判程铁石败诉，他还可以上诉，他相信，坚持干到底，这个案子程铁石必胜无疑。目前遇到的问题仍然是，谁能澄清海兴那盆混水，使案件的审理回到本来的轨道。能够拨动法律的杠杆，让法律起到公正裁判的作用，在目前的中国，还需要超法律的权力。
两条道路，遇到的是同一个障碍：在法律已经被奸污的情况下，谁来给法律主持公道？法律，准确的说是执法机关和执法者，需要有效的监督，必要时还需要强力的干预，在目前执法队伍素质差，执法过程随意性大，执法主体受到物质利益强烈诱惑的非常状态下，这种监督、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这样一来，法律就面临着两难选择：彻底否定非法律因素的监督与干预，法律将会被胡作非为的执法者变成牟利的工具；鼓励或顺从非法律因素的监督与干预，法律又可能变成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个人的仆人和姬妾。这个课题解决不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永远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制建设面临的最重要、最困难的课题，不是立法，而是执法。立法不难，真正难的是让执法者公正、忠实、尽职尽责地执法。现实是，某些执法者利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手中掌握的权力，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却可以轻松愉快地逃脱法律的追究、惩罚。在这种条件下，制定的法律越多，执法者牟利的机会越多而已博士王想的有些失神，也有些气馁，他极力拉回脱缰的思绪，把思路集中在眼前的问题上。通过什么关系，采取什么手段，找哪位可以扭转乾坤的神仙来纠正海兴法院和公安局明显的执法错误呢？
夜已经深了，博士王仍然没有睡意，也没有想出一个他认为可行的、有效的行动方案。忽然想起，今天是去看望岳父和妻的日子，他从沙发上爬起，准备出发，又想到好几天没跟程铁石、黑头他们联系，万一他们来电话怎么办？他不知道他们的住处，能够接上头的唯一希望就是等他们的电话或传呼。犹豫再三，他决定在家等，同时也好再理理思路。他对这个案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初答应参与此案，只是看在黑头的面子上，纯属朋友帮忙。随着对案情的深入了解，他发现这个案子审理中的波澜曲折所涉及的法律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种种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案子本身，他可以预见到，这个案子的诉讼过程将是一个极为艰难而又充满挑战的过程。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将会遇到更多的冲突、矛盾、争斗和阴谋。美与丑、善与恶将会围绕这个案子做更加充分的表演和竞争。通过这个案子，他可以获得对司法审判过程中种种缺陷和暗疾的新认识。
想到这些，他有些兴奋，就如地质队员发现了矿藏，探险者面临新的挑战，他想马上就找到程铁石他们，可是上次跟程铁石他们见面时，心想反正他们知道自己的家和电话，有事自会来找，匆匆忙忙没有留下他们的住址。如今自己想找他们，却就犯难了。心里正在着急，电话响了，他急忙抓起话筒，却是一个拨错了电话的冒失鬼，在电话里一个劲打听去殡仪馆怎么走，博士王说：“你出了门往南走三百米，往东走两百米，往北走三百米，再往西走两百米靠右手就是殡仪馆。”对方说了声谢谢就放下了电话。
传呼机响了，显示的电话号码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从代表姓氏的数字上，他看出是姓程，便赶紧拿起话筒拨通了电话。
“喂，请问谁打传呼？”虽然估计到是程铁石，他仍然按习惯询问对方。
“我是程铁石，总算跟您联系上了。”
感到程铁石的语气甚是急切，他解释着：“这几天我跑了一趟海兴，情况基本上摸清了，你能不能来一趟，有些事情我们碰碰。”
“行可是这么晚了不影响您休息吗？”程铁石迟迟疑疑地说。
“没关系，聊天就是休息，你们过来吧，我在家里等。”
“你那儿我只去过一次，天黑我怕找不到，明天明天您有没有时间？明天我跟黑头上午一起过去。”
“黑头呢？”博士王问。
“他出去了，要是他在，我马上就可以过去。”
没办法，看来只好等明天了。博士王放下电话，心里不由对黑头有些抱怨，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用不着他的时候，他整天在你跟前晃，一旦你急着找他，又见不着他的人影。他跟黑头由相识到相熟，不知因此跟黑头憋了多少次气。
跟黑头相识是通过黑头的姐姐。黑头的姐姐是博士王中学时的同学。黑头劳改释放回来后，就摆了个小摊卖烤肉串，他做买卖从不藏奸耍诈，所以生意很好。可就是挣不来钱，主要原因就是他朋友多，为人又过分爽气，认识不认识，跟他亲亲热热聊一阵，他就认人家是朋友，吃完烤肉，签子一扔起身走人他从不好意思提钱这个字。他姐姐见他一天忙到黑，小脸烟熏火燎地象块烤羊肉，心痛，又怕他在街上交往闲人多了学坏，就到处托人给他找个正当工作干。博士王那会儿还在省司法局工作，黑头姐姐领着黑头找到他家里，他见黑头这小伙子不错，又有老同学的人情，便诚心诚意地帮这个忙。恰逢司法局办了个三产公司，需要几个搬运工，如果晚上兼做保安，还可以额外得一份夜班工资。象黑头那样的劳改释放人员，要想找一份有单位、拿工资的工作很难。为了给黑头谋到这份差事，博士王甚至请出了司法局局长讲情，自己又为黑头作保，总算拿到了招工表。招工表拿到了，黑头却不知去向，急得他姐姐团团转，最后还是由博士王代劳，把招工表填好交了上去。到了报到的日子，黑头仍然不见踪影，黑头姐一家顷巢而出，到处寻找，也没找到。黑头的班终于没有上成，博士王还落了单位一通埋怨。
这件事过去一个月左右，黑头却突然出现在博士王面前，只见他头发胡子象茅草般乱成一团，脸黑的掉到煤堆里都找不着，皴裂的手上伤痕累累。身上裹着一件旧皮袄，上面沾满了油腻，腰间扎了一条草绳，脚上的翻毛皮鞋象张着大嘴的鳄鱼。博士王吃惊地问：“你跑到哪去了？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黑头咧嘴笑笑，雪白的牙齿被黝黑的肤色衬得闪闪发亮：“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拉我到长白山帮工收小秋，我跟他去了一趟，还真能挣上钱，特别是往山外倒木头，真来钱。这不，我给你弄了两根红松方子，足够你做个立柜外加一张写字台。”
博士王哭笑不得，把他让进屋里，倒了热水先让他洗洗，又要给他弄吃的，他说吃过了，两人就抽烟喝茶聊了起来。博士王关切地问：“你回家没？见到你姐姐了吧？”
黑头说：“我刚到，还没顾上回家。”
博士王说：“找不着你，把你姐姐急坏了，你走时也不留个信，好容易找好的工作也泡汤了。”
黑头倒满不在乎：“王哥，你的情我领了，工作不工作也没啥重要，说实话，把我拘在一个地方，天天准点上班准点下班，看人脸色听人呼来唤去我还真难受。再说，全国十多亿人，能有多少在单位领工资？绝大多数老百姓还不是靠自己两手扒食吃。如今这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只要勤点，不怕吃苦，活人的路有的是。”
博士王说：“你说的不是没道理，可你姐那边得有个交待，她为你可没少操心。”
黑头说：“我姐也真是，她那一窝子就够她折腾了，我姐夫人又老实本分，家里家外大小事都靠她，我最怕她在我身上费心思。再怎么着我一个五大三粗的大小伙子无牵无挂也好混。这不，我跑了三个月，不但挣了几千块，还给她弄了一套做家具的好木料，你没看看她那个破家，名副其实的贫民窟。”
博士王问：“那你今后准备怎么办？总不能今后就在深山老林里干零工，那个苦一般人受不了。”
黑头说：“今后咋办先不想，乘年轻体壮我得抓紧挣钱，攒点钱再说别的。要讲吃苦，在内蒙劳改队熬了八年的人，还有啥苦吃不了？”
告别时，博士王坚决不要他拉来的木料，黑头说：“你王哥跟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是博士，省上的干部，我是无业游民外加劳改释放犯，你能为我的事操心费力，我就不能为你尽点心？你要真的看不起我，我就把木料当场放把火烧了，日后我也再不敢登你的高门槛。你要认我这个小老弟，就把木料留下，你做家具也行，当柴火烧也行，随你便。”
博士望见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只好带着一丝内疚一丝不安留下了木料。这两根红松他一直没舍得用，直到后来买了房，搬新家时才用这木料做了几样家具，而且特意做成本色本味的格式，让树木美妙的花纹给他这现代化的家增添一股自然风格。
看看表，已经深夜十点，赶到岳父家还来得及，博士王穿好衣服，拿好头盔，准备下楼骑车到新安镇看望岳父和陶敏。正要开门，电话响了。博士忘奔过去拿起话筒“喂”了几声，话筒里却没人搭腔，但可以听出里面有人的呼吸声。博士王以为谁打错了电话，正要扔下话筒，对方却讲话了：“你就是叫博士王的小子吗？”话音阴冷，语气充满挑衅，放肆粗野。
来者不善，博士王机警地按下了电话的录音健，对着话筒问：“你是哪一位？有什么事？”
对方顿了顿，似乎在跟别人商量什么，然后说：“你别问我是谁，说了你也不认识，我目前既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至于以后会跟你成为朋友还是敌人，看你的了。”
博士王有意拖延时间，尽量让录音机多录一些这个人的声音，就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明白一些。”
对方说：“你马上把那个姓程的破事扔了，咱们就是朋友，你要是继续跟姓程的搅在一起，咱们就是敌人。”
博士王明白了，这是银行方面对他参与程铁石案子做出的反应。他冷静地问：“你们打算怎么当我的敌人？”
对方说：“敌人么，自然是要做一些让你难受甚至后半辈子也高兴不起来的事。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朋友。”
博士王又问：“成为朋友我有什么好处？”
对方说：“成为朋友当然保你家庭平安喽。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我们只要能帮忙自然也不会不认识你这个大律师。”
博士王继续跟他们纠缠：“我不但不认识你们，连你们的面都没见过，这朋友怎么当？我真的有什么事求你们帮忙，到哪去找你们？”
对方听到他这么说，显然有些出乎意料，一时没有回话，话筒里传来唧唧喳喳的声音，可以感觉到打电话的人旁边还有人，他们正在商量什么。博士王对着话筒“喂”了几声，对方却二话不说，把电话挂断了。
博士王看看手里传出忙音的话筒，将录音带倒了回去，一边听着刚才对话的录音，一边思索着，迅速做出了决定。他将话筒放到桌上，而不是放回机座的叉簧上。然后来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176查询服务电话，又按下了3这个号码，电话里传来：“这里是恶意骚扰查询台，请输入你的电话号码。”博士王输入了他家的电话号码，很快有了结果，电话是由海兴打来的长途。博士王又拨通了海兴的114台，报上了刚刚得到的电话号码，对方回报：该号码是公用电话。博士王用笔将这个号码记在笔记本上，回到家里，将话筒放回机座。抽了一支烟，理了理思路，找出海兴市公安局吴科长的通讯卡片，拨通了吴科长家里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