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盘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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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胎盘和一只公鸡从我的知青生涯缓缓升起，犹如一轮明月和明月中的玉兔。这样古怪的场面不像是真的，倒像一幅弗里达卡洛的画，胎盘悬挂在空中，胎儿不知去向，天空是深蓝的，底下是墨西哥的大地和植物。如果深蓝的天空之下不是高大壮硕的仙人掌，而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田垌，一垄接一垄的花生、黄豆、红薯和甘蔗，一只公鸡站立在解放牌大卡车上，从南流县城向着香塘公社六感大队奔驰，我要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真的。
插队的前一天，为了给我加强营养，母亲特意弄来了一只胎盘炖给我吃。她早晨下夜班回家，脚步疲惫，却神情亢奋，她从藤筐里拿出一只腰子形状的器皿，白色的搪瓷，扁平，边缘是深浓的蓝紫色，胎盘就在器皿里。浸泡着血水，剪成了一块一块，脐带剪成了一小节一小节，像花生米那样长短。母亲直接倒进砂锅，放进生姜和酒，像炖鸡一样，大火烧开煮五到十分钟，再小火慢炖。
我像等待一只炖鸡一样等着胎盘炖好。
我不但吃过胎盘，还吃过青蛙和老鼠，在饥馑的革命时代，这三样东西胜过今天的山珍海味。胎盘味甜，脬，不是糖的甜，是一种鲜美。像鸡汤。比鸡汤甜。胎盘肉类似猪肺，有点脬，松而疲。不好吃。但脐带却好吃，脆，滑，与猪耳朵相仿。母亲会把脐带挑出来挟到我的碗里，她说你不爱吃肉就吃脐带吧。常常是她从医院值夜班回家，从菜筐里拿出这只腰子形状的白色搪瓷器皿，一边说今天这个产妇是头胎呢，很健康，又新鲜，半夜三点生的，这个胎盘最靓！但胎盘没有青蛙肉好吃，南流土话管青蛙叫禽鼠，机关干部则叫田鸡，田鸡肉比鸡肉嫩滑，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加上葱姜炒，或者放进滚粥里，则成田鸡粥。长大后在北方也吃过田鸡，是整只剥了皮油炸，四肢僵硬，形骸悲惨，犹如僵尸，我看了大骇，不但毫无胃口，连多看一眼都不忍。我的禽鼠，我的田鸡，我的青蛙，他们这些野蛮人，真是暴殄天物啊！老鼠也如此，你不能想象我们是吃一只老鼠，我们吃的是鼠肉，剥皮开膛，清理得干干净净的鼠肉，也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姜酒炒，如果要给没长牙的小孩吃，则要把鼠肉剁成肉末，煮鼠肉粥。鼠肉比鸡肉更优质，只要看老鼠奔跑的速度是鸡的数倍就能想到，它的肉更香，更紧，想当年，谁家在过道里炒老鼠肉，满街的人都要流口水！胎盘也没老鼠肉好吃，但是胎盘十全大补，营养高级，而且不易得到，故犹显珍贵。有谁家生孩子会自己吃掉胎盘，或者把胎盘送给别人吃呢？这都是很不文明的，我们处在胎盘文明的中级阶段，吃胎盘是一件需要适当遮掩的秘密，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在中药里我们叫它紫河车。但我母亲从来不用紫河车这个文雅的称呼，她直接叫做胎盘，她对胎盘采取一种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对她而言，胎盘就是高蛋白和氨基酸，是一种高级营养品。
那年我十六岁，体重七十九斤，头晕，瘦弱，就要到农村去，从早到晚出工，挑重担，吃稀粥，所以母亲要让我单独享用整整一只胎盘。砂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胎盘鲜美的气味从姜酒中蜿蜒上升，我怀着对一只炖鸡的向往，等待胎盘炖好。这时母亲让我吃一点早餐，她从藤筐里拿出饭盒，里面的一点点肉粥已经凉了，倒在碗里，仅两三羹，铺满碗底而已，这是她从夜班的宵夜里给我省出的一口粥，粥里有肉末，味道极好，我三下两下就吃净了。
我每周只有一两天能吃上早餐，全家六口的早点相当于一天的菜银，难以承担。早上六点半，东方红的乐曲从屋檐下的有线广播响起，南流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了，女播音员的声音如同当头一棒，从远远的地方挥舞而来，墙壁和蚊帐顶纷纷伸出手，把我们从半醒不醒中拽起身，朦胧着穿上衣服、刷牙洗脸、上厕所，然后走出大门，清晨的空气一凛，骤然清醒，肚子一下更饿了，空腹走在上学的路上，四面八方的凉气灌进肚子里，隐隐发痛。晨跑，到县体育场，跑上两圈，再回到学校上早自习，这时饥饿平息下来，似乎它也累了，要睡上一觉。第三节课开始，一上课，肚子里的水便源源不断地涌上喉咙，它们穷凶极恶，我用力地咽下去，它们更使劲地翻上来，我们拉锯着，来来回回，好像它们不是我的口水，而是牛皮，好像不是牛皮，而是更坚韧的什么东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几个回合下来，它们变得更尖锐，变成了阻挡不住的千军万马，手里拿着刀枪剑戟，在肚子里厮杀起来。一阵阵烧灼，一只火球在身体里。
多年来就是这样。母亲的夜宵有时是粥，有时是米粉或面条，加有鸡蛋或肉末。她在值班室里呆到半夜十二点，食堂的推车辘辘声出现在走廊里，铁皮桶里的滚粥热气腾腾，带着温暖的肉香，它们被盛到了大碗里，有满满的一碗！夜宵的香气弥漫着，如果没有人来急诊，母亲就找出我家的饭盒，先倒出一半到饭盒里，然后开始吃夜宵。吃完夜宵如果还没有人来生孩子，她就上床睡觉了，一觉睡到六点。只有经过这样的夜晚，我才可能在第二天早上吃到早餐。
插队的前一天，我吃到的胎盘极其鲜美，砂锅盖冒着热气，松木柴燃尽了，胎盘汤醇厚得如同鸡汤，我吹着热气，小口喝着汤，也吃肉，吃完一碗母亲又给我添上一碗，她说剩下的午饭后我再吃一碗，吃完晚饭再吃一碗。中午母亲做了炒米粉，放了猪油，有肉片、酸菜和蒜叶，非常香。晚饭她做了番茄水豆腐，还有韭菜炒鸭蛋，都是特意为我做的菜。我吃得心满意足，觉得自己凭空重了几斤。
中午的时候我舅舅捉来了一只公鸡，这只鸡羽毛华美，神情警醒，它的脖子和背部的羽毛闪着金红的亮光，尾羽是长长的墨绿色，色彩饱满沉着，它被放在在厨房过道，一只脚拴着麻绳，绳子另一头系在劈柴用的青石板上。午后阳光浓盛，透过人面果树的叶子洒满了过道，地上鸡蛋大的光晕一圈一圈的，满地都是，公鸡站在光晕里，它全身闪闪发光，鲜艳动人，好像这满地的光晕不是从人面果树叶子上洒下来，而是从它身上漫出来的。
母亲已经跟我说过，临行前要给我打一针鸡血针，我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因为这时候鸡血针的风潮已经过去很久，而且，即使在甩手操、红茶菌连同鸡血针这些稀奇古怪的健身术最盛行的时候，我们家也没任何人投身进去。在革命时代，所有光怪陆离的强身术都无一遗漏地来到南流镇，甩手操、红茶菌、鸡血针，它们带着它们传说中的神奇功效，所向披靡，从大城市到中城市再到小城镇，从n城到玉林再到南流，它们来自大地方，时髦，神秘，令小镇的人们着迷。
我从未做过甩手操，也没有打过鸡血，只偶然吃过一口红茶菌，微酸，有点涩，是暗红透明的，我早就把它们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但现在，一只公鸡出现在我劈柴用的青石板上，它在满地的光晕中，神采奕奕。我母亲从班上带回一副注射器，是高压锅消毒过的，用发黄的粗布包着，布上印着红色的字样：南流县人民医院供应室。舅舅一只手捉着公鸡的两只脚，另一只手掀起公鸡的翅膀，他拨开羽毛，鸡肋窝里露出一道暗青色的血管。母亲从公鸡的血管里抽出半管血，她用酒精棉球给我消了毒，然后往我身上一扎，这管鸡血很利索地就注进我的身体里了。她做事从来都是这样不容置疑，稳准狠，快捷，有效率。
我在懵懂中，又兴奋又迷茫，同时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兴奋还是应该迷茫，打鸡血针，这个神秘的事情，一个过时的时髦，它早就消失得踪影全无，现在它忽然从天而降，落到我的头上。一只公鸡，金红墨绿的羽毛流光溢彩，在人面果树下，它的血进入了我的身体里。
就这样，鸡血和胎盘在我的身体里相遇，发出了“砰”的一声，我清楚地听见了这奇怪的声音，它震着了我的内脏，并在那里微微发热。
从此以后，我的身体就会好起来么？
我会有特异功能么？我会力大无穷么？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想入非非中我兴奋异常，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身上像着了火，头脑里的筋也像灼着了，一阵热辣，一阵抽搐。脸是烫的，口干，我起来喝水尿尿，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红得像一朵木棉花。
家人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前去集合，我远远看到县礼堂门口停了三辆大卡车，很多人正在往车肚里放行李。站着和忙着的人都不少，但不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车头也没戴上大红花，连标语都没有，一切都太平常了。
不过我一点都不扫兴，就像一只不用喂食就唱歌的鹦鹉，我觉得身体里公鸡的血液在涌动，一首歌自动跑到了喉咙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我觉得自己几乎就要唱出声来了。
我早已厌倦家庭和父母，想着早些到那个叫做“广阔天地”的地方去。高中还没毕业我就盼着下乡，因为只有下乡才可能招生招工。人是要经受锻炼的，我把高尔基的海燕抄了两遍，时常念叨着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没事就置身于一只湿淋淋的海燕中，假设自己飞进了暴风雨。十六岁的时候我默诵着这句话，兴高采烈地走在大街上，我拿着办手续的证明，到县革委会的知青办领取下乡物资。我从两种颜色的蚊帐中挑中了本白色的那种，我对自己的挑选感到满意。我听见旁边的人说，本白的好，别看现在有点发黄，将来越洗越白，漂白的那种现在白是白，洗洗就黄了，越洗越难看。还有棉胎，五斤重，还有被套，斜纹布，桃红的彩条，都是崭新结实的一等品，看在眼里就喜气洋洋，抱在怀里更加喜气洋洋，沉甸甸的，煞是踏实。
这是第一份完全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它是一张床所需要的东西，贴心贴肺，更贴皮贴肉。一个居民模样的家长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李庆霖。知青办的一个女同志说：是要感谢李庆霖哪，这些东西以前都是没有的，你们赶上好时候了。李庆霖，在一九七五年前后，是一个响彻海内的名字，连同那封著名的回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知青问题，容当统筹解决。”知青的待遇从此大为提高。新下乡的知青按战线分配，工交战线到香塘公社，县直机关去附城公社，文教卫生战线去民乐公社。每个大队配一名带队干部，知青下乡的头一年，由国家统一配给粮油，每人每月有十元生活费，另有安置费拨到大队，用来盖房子买农具。
一九七五年，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爬上了解放牌大卡车，车厢里一半是行李，一半是人。人很杂，同车的一个都不认识。同班的仅丁服安凤美二人到香塘公社，丁服在另一辆车上，我连影子都没看见。雷红吕觉悟都分散了，雷红和郑放歌属文教卫生战线，她们到民乐公社同一个大队同一生产队。吕觉悟随父，属县直机关，下附城公社，我亦随父，工交战线。
事隔多年，在歌舞升平中，文教战线、卫生战线、工交战线这些词听起来有一种遥远的幽默，仿佛让人置身于一场浩大漫长的战役中，人属于某条战线，生长在战线中，永远不能脱离任何战线。战线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虽然从未生活在战争年代，但我们从未想到有什么词可以代替“战线”二字。系统，工交系统，真是太难听了。
快开车的时候我看见了安凤美，她抱着一只公鸡，这只公鸡我认识，就是二炮，它曾在我们班的女生宿舍呆过一段，我喂过它。
二炮的羽毛跟我打鸡血的公鸡一样漂亮，但我相信它的智慧非同一般，否则它怎么能配合长脚耍魔术呢。安凤美抱着它爬上了另一辆卡车，她行李简单，父母都没来。我看到二炮站在一只木箱上，看上去和安凤美肩并肩头挨头的。它约等于她的家人。
九点半，卡车出发，我站在卡车里。车慢慢开着，驶过南流镇的街道。公园路的空地上，晾晒着一簸簸的桂圆肉，簸箕里的桂圆肉香甜肥厚，招来了苍蝇和灰尘。另一些空地上则晾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龙眼核，听说晒干之后磨成粉，可以做年糕。一个男人在箍木桶，用一把柴刀背敲得铁箍咚咚响。卡车开过东门口，米粉铺的蒸笼正冒着浓厚的蒸气，有人坐在桌前吃米粉，杂货铺一闪就过去了，豉油的香味来不及散发出来，铺子里没有人，是空的，隔壁酸萝卜摊前倒是有两个小学生，他们正举着带缨的酸萝卜，一边啃着一边等着找钱。这些全都一闪就过去了。
过了东门口就上玉梧公路，车速加快，学校的老师一个都没看见，学校的大门空荡荡的，孙向明早已回湛江，全班同学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凤凰树一闪而过，学校的大门一闪而过，医院宿舍的平房、我家的窗口、长着老鼠脚迹的操场、大园、旧产科、枇杷树、门诊、太平间、留医部，全都一闪而过。
一只胎盘和一只公鸡从我的知青生涯缓缓升起，犹如一轮明月和明月中的玉兔。这样古怪的场面不像是真的，倒像一幅弗里达卡洛的画，胎盘悬挂在空中，胎儿不知去向，天空是深蓝的，底下是墨西哥的大地和植物。如果深蓝的天空之下不是高大壮硕的仙人掌，而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田垌，一垄接一垄的花生、黄豆、红薯和甘蔗，一只公鸡站立在解放牌大卡车上，从南流县城向着香塘公社六感大队奔驰，我要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真的。
插队的前一天，为了给我加强营养，母亲特意弄来了一只胎盘炖给我吃。她早晨下夜班回家，脚步疲惫，却神情亢奋，她从藤筐里拿出一只腰子形状的器皿，白色的搪瓷，扁平，边缘是深浓的蓝紫色，胎盘就在器皿里。浸泡着血水，剪成了一块一块，脐带剪成了一小节一小节，像花生米那样长短。母亲直接倒进砂锅，放进生姜和酒，像炖鸡一样，大火烧开煮五到十分钟，再小火慢炖。
我像等待一只炖鸡一样等着胎盘炖好。
我不但吃过胎盘，还吃过青蛙和老鼠，在饥馑的革命时代，这三样东西胜过今天的山珍海味。胎盘味甜，脬，不是糖的甜，是一种鲜美。像鸡汤。比鸡汤甜。胎盘肉类似猪肺，有点脬，松而疲。不好吃。但脐带却好吃，脆，滑，与猪耳朵相仿。母亲会把脐带挑出来挟到我的碗里，她说你不爱吃肉就吃脐带吧。常常是她从医院值夜班回家，从菜筐里拿出这只腰子形状的白色搪瓷器皿，一边说今天这个产妇是头胎呢，很健康，又新鲜，半夜三点生的，这个胎盘最靓！但胎盘没有青蛙肉好吃，南流土话管青蛙叫禽鼠，机关干部则叫田鸡，田鸡肉比鸡肉嫩滑，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加上葱姜炒，或者放进滚粥里，则成田鸡粥。长大后在北方也吃过田鸡，是整只剥了皮油炸，四肢僵硬，形骸悲惨，犹如僵尸，我看了大骇，不但毫无胃口，连多看一眼都不忍。我的禽鼠，我的田鸡，我的青蛙，他们这些野蛮人，真是暴殄天物啊！老鼠也如此，你不能想象我们是吃一只老鼠，我们吃的是鼠肉，剥皮开膛，清理得干干净净的鼠肉，也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姜酒炒，如果要给没长牙的小孩吃，则要把鼠肉剁成肉末，煮鼠肉粥。鼠肉比鸡肉更优质，只要看老鼠奔跑的速度是鸡的数倍就能想到，它的肉更香，更紧，想当年，谁家在过道里炒老鼠肉，满街的人都要流口水！胎盘也没老鼠肉好吃，但是胎盘十全大补，营养高级，而且不易得到，故犹显珍贵。有谁家生孩子会自己吃掉胎盘，或者把胎盘送给别人吃呢？这都是很不文明的，我们处在胎盘文明的中级阶段，吃胎盘是一件需要适当遮掩的秘密，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在中药里我们叫它紫河车。但我母亲从来不用紫河车这个文雅的称呼，她直接叫做胎盘，她对胎盘采取一种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对她而言，胎盘就是高蛋白和氨基酸，是一种高级营养品。
那年我十六岁，体重七十九斤，头晕，瘦弱，就要到农村去，从早到晚出工，挑重担，吃稀粥，所以母亲要让我单独享用整整一只胎盘。砂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胎盘鲜美的气味从姜酒中蜿蜒上升，我怀着对一只炖鸡的向往，等待胎盘炖好。这时母亲让我吃一点早餐，她从藤筐里拿出饭盒，里面的一点点肉粥已经凉了，倒在碗里，仅两三羹，铺满碗底而已，这是她从夜班的宵夜里给我省出的一口粥，粥里有肉末，味道极好，我三下两下就吃净了。
我每周只有一两天能吃上早餐，全家六口的早点相当于一天的菜银，难以承担。早上六点半，东方红的乐曲从屋檐下的有线广播响起，南流县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了，女播音员的声音如同当头一棒，从远远的地方挥舞而来，墙壁和蚊帐顶纷纷伸出手，把我们从半醒不醒中拽起身，朦胧着穿上衣服、刷牙洗脸、上厕所，然后走出大门，清晨的空气一凛，骤然清醒，肚子一下更饿了，空腹走在上学的路上，四面八方的凉气灌进肚子里，隐隐发痛。晨跑，到县体育场，跑上两圈，再回到学校上早自习，这时饥饿平息下来，似乎它也累了，要睡上一觉。第三节课开始，一上课，肚子里的水便源源不断地涌上喉咙，它们穷凶极恶，我用力地咽下去，它们更使劲地翻上来，我们拉锯着，来来回回，好像它们不是我的口水，而是牛皮，好像不是牛皮，而是更坚韧的什么东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几个回合下来，它们变得更尖锐，变成了阻挡不住的千军万马，手里拿着刀枪剑戟，在肚子里厮杀起来。一阵阵烧灼，一只火球在身体里。
多年来就是这样。母亲的夜宵有时是粥，有时是米粉或面条，加有鸡蛋或肉末。她在值班室里呆到半夜十二点，食堂的推车辘辘声出现在走廊里，铁皮桶里的滚粥热气腾腾，带着温暖的肉香，它们被盛到了大碗里，有满满的一碗！夜宵的香气弥漫着，如果没有人来急诊，母亲就找出我家的饭盒，先倒出一半到饭盒里，然后开始吃夜宵。吃完夜宵如果还没有人来生孩子，她就上床睡觉了，一觉睡到六点。只有经过这样的夜晚，我才可能在第二天早上吃到早餐。
插队的前一天，我吃到的胎盘极其鲜美，砂锅盖冒着热气，松木柴燃尽了，胎盘汤醇厚得如同鸡汤，我吹着热气，小口喝着汤，也吃肉，吃完一碗母亲又给我添上一碗，她说剩下的午饭后我再吃一碗，吃完晚饭再吃一碗。中午母亲做了炒米粉，放了猪油，有肉片、酸菜和蒜叶，非常香。晚饭她做了番茄水豆腐，还有韭菜炒鸭蛋，都是特意为我做的菜。我吃得心满意足，觉得自己凭空重了几斤。
中午的时候我舅舅捉来了一只公鸡，这只鸡羽毛华美，神情警醒，它的脖子和背部的羽毛闪着金红的亮光，尾羽是长长的墨绿色，色彩饱满沉着，它被放在在厨房过道，一只脚拴着麻绳，绳子另一头系在劈柴用的青石板上。午后阳光浓盛，透过人面果树的叶子洒满了过道，地上鸡蛋大的光晕一圈一圈的，满地都是，公鸡站在光晕里，它全身闪闪发光，鲜艳动人，好像这满地的光晕不是从人面果树叶子上洒下来，而是从它身上漫出来的。
母亲已经跟我说过，临行前要给我打一针鸡血针，我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因为这时候鸡血针的风潮已经过去很久，而且，即使在甩手操、红茶菌连同鸡血针这些稀奇古怪的健身术最盛行的时候，我们家也没任何人投身进去。在革命时代，所有光怪陆离的强身术都无一遗漏地来到南流镇，甩手操、红茶菌、鸡血针，它们带着它们传说中的神奇功效，所向披靡，从大城市到中城市再到小城镇，从n城到玉林再到南流，它们来自大地方，时髦，神秘，令小镇的人们着迷。
我从未做过甩手操，也没有打过鸡血，只偶然吃过一口红茶菌，微酸，有点涩，是暗红透明的，我早就把它们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但现在，一只公鸡出现在我劈柴用的青石板上，它在满地的光晕中，神采奕奕。我母亲从班上带回一副注射器，是高压锅消毒过的，用发黄的粗布包着，布上印着红色的字样：南流县人民医院供应室。舅舅一只手捉着公鸡的两只脚，另一只手掀起公鸡的翅膀，他拨开羽毛，鸡肋窝里露出一道暗青色的血管。母亲从公鸡的血管里抽出半管血，她用酒精棉球给我消了毒，然后往我身上一扎，这管鸡血很利索地就注进我的身体里了。她做事从来都是这样不容置疑，稳准狠，快捷，有效率。
我在懵懂中，又兴奋又迷茫，同时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兴奋还是应该迷茫，打鸡血针，这个神秘的事情，一个过时的时髦，它早就消失得踪影全无，现在它忽然从天而降，落到我的头上。一只公鸡，金红墨绿的羽毛流光溢彩，在人面果树下，它的血进入了我的身体里。
就这样，鸡血和胎盘在我的身体里相遇，发出了“砰”的一声，我清楚地听见了这奇怪的声音，它震着了我的内脏，并在那里微微发热。
从此以后，我的身体就会好起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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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前去集合，我远远看到县礼堂门口停了三辆大卡车，很多人正在往车肚里放行李。站着和忙着的人都不少，但不见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车头也没戴上大红花，连标语都没有，一切都太平常了。
不过我一点都不扫兴，就像一只不用喂食就唱歌的鹦鹉，我觉得身体里公鸡的血液在涌动，一首歌自动跑到了喉咙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我觉得自己几乎就要唱出声来了。
我早已厌倦家庭和父母，想着早些到那个叫做“广阔天地”的地方去。高中还没毕业我就盼着下乡，因为只有下乡才可能招生招工。人是要经受锻炼的，我把高尔基的海燕抄了两遍，时常念叨着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没事就置身于一只湿淋淋的海燕中，假设自己飞进了暴风雨。十六岁的时候我默诵着这句话，兴高采烈地走在大街上，我拿着办手续的证明，到县革委会的知青办领取下乡物资。我从两种颜色的蚊帐中挑中了本白色的那种，我对自己的挑选感到满意。我听见旁边的人说，本白的好，别看现在有点发黄，将来越洗越白，漂白的那种现在白是白，洗洗就黄了，越洗越难看。还有棉胎，五斤重，还有被套，斜纹布，桃红的彩条，都是崭新结实的一等品，看在眼里就喜气洋洋，抱在怀里更加喜气洋洋，沉甸甸的，煞是踏实。
这是第一份完全属于我个人的财产，它是一张床所需要的东西，贴心贴肺，更贴皮贴肉。一个居民模样的家长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李庆霖。知青办的一个女同志说：是要感谢李庆霖哪，这些东西以前都是没有的，你们赶上好时候了。李庆霖，在一九七五年前后，是一个响彻海内的名字，连同那封著名的回信：“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知青问题，容当统筹解决。”知青的待遇从此大为提高。新下乡的知青按战线分配，工交战线到香塘公社，县直机关去附城公社，文教卫生战线去民乐公社。每个大队配一名带队干部，知青下乡的头一年，由国家统一配给粮油，每人每月有十元生活费，另有安置费拨到大队，用来盖房子买农具。
一九七五年，形势一片大好，我们爬上了解放牌大卡车，车厢里一半是行李，一半是人。人很杂，同车的一个都不认识。同班的仅丁服安凤美二人到香塘公社，丁服在另一辆车上，我连影子都没看见。雷红吕觉悟都分散了，雷红和郑放歌属文教卫生战线，她们到民乐公社同一个大队同一生产队。吕觉悟随父，属县直机关，下附城公社，我亦随父，工交战线。
事隔多年，在歌舞升平中，文教战线、卫生战线、工交战线这些词听起来有一种遥远的幽默，仿佛让人置身于一场浩大漫长的战役中，人属于某条战线，生长在战线中，永远不能脱离任何战线。战线是天经地义的。我们虽然从未生活在战争年代，但我们从未想到有什么词可以代替“战线”二字。系统，工交系统，真是太难听了。
快开车的时候我看见了安凤美，她抱着一只公鸡，这只公鸡我认识，就是二炮，它曾在我们班的女生宿舍呆过一段，我喂过它。
二炮的羽毛跟我打鸡血的公鸡一样漂亮，但我相信它的智慧非同一般，否则它怎么能配合长脚耍魔术呢。安凤美抱着它爬上了另一辆卡车，她行李简单，父母都没来。我看到二炮站在一只木箱上，看上去和安凤美肩并肩头挨头的。它约等于她的家人。
九点半，卡车出发，我站在卡车里。车慢慢开着，驶过南流镇的街道。公园路的空地上，晾晒着一簸簸的桂圆肉，簸箕里的桂圆肉香甜肥厚，招来了苍蝇和灰尘。另一些空地上则晾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龙眼核，听说晒干之后磨成粉，可以做年糕。一个男人在箍木桶，用一把柴刀背敲得铁箍咚咚响。卡车开过东门口，米粉铺的蒸笼正冒着浓厚的蒸气，有人坐在桌前吃米粉，杂货铺一闪就过去了，豉油的香味来不及散发出来，铺子里没有人，是空的，隔壁酸萝卜摊前倒是有两个小学生，他们正举着带缨的酸萝卜，一边啃着一边等着找钱。这些全都一闪就过去了。
过了东门口就上玉梧公路，车速加快，学校的老师一个都没看见，学校的大门空荡荡的，孙向明早已回湛江，全班同学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凤凰树一闪而过，学校的大门一闪而过，医院宿舍的平房、我家的窗口、长着老鼠脚迹的操场、大园、旧产科、枇杷树、门诊、太平间、留医部，全都一闪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