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一章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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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才弥先生失踪后的第四天，南京的国货公司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说才弥先生被他们绑架了，要共济会准备好十万大洋，去赎人。共济会一查，这电话是从中华门内一个茶馆的公用电话打出来的，下午，这个男人还用这个电话打电话，说要共济会把钱送到夫子庙什么地方时，他就被共济会情报大队盯上了。
不到一个小时，这个男人的底细就全部被共济会查清了。这是个本地的小混混，抽大烟已经抽得儿女都卖掉了，根本没有什么势力，这些天除了在烟馆里混，也没有任何的行动。
如果是别人绑架了财迷，让这家伙来联系一下要钱的话，怕是不会只要十万大洋的！像一般一点的大老板被绑架，也不会只要十万，绑架才弥先生，参加的人有多少个！每人分个几千元都不够！
这么多人干的事，能一点线索都不留，这样的集团，会找这样一个大烟鬼来传话要钱？所以，共济会都判断，这家伙是一个骗子的可能性大一点。
共济会与他约好一手交钱、一手放人，这家伙答应了。在夫子庙约定地点，他说先要数一下钱，然后才让才弥先生露面。然后背上钱袋就跑，想在人群中溜走。他也不想一想以共济会的力量，别说现在这样溜走，就是他从家里来到这个拿钱地方来的路上，一举一动都在共济会人的眼皮下，而且大家已经猜到他是来骗钱的。
被抓了以后，这个大烟鬼马上承认了他是听说才弥先生失踪，可又没人去要赎金，所以他就想浑水摸鱼一下。共济会还是想审问一下，看他到底还有什么线索，可这家伙看来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这么多天没有人再提出要赎金，大家都认为财迷先生不是被绑票。剩下的争论就是：是东洋人干的？还是蒋中才的特务干的？
因为现场照片提供的行动者已经确认是戴笠的特务，所以，大家多数认为是他们干的。
傅保国、叶子雄带领原来在涞源集训的一个师的抗五军，已经从德州进入山东。这是他们个人的决定，虽然答应了在抗五军总部有什么指导之前暂时不发起军事行动，不过天知道他们能不能遵守这个承诺。韩复渠为这支抗五军大开方便之门，悄悄地为这支正义之师提供粮食、宿营地。以前北上抗日的抗五军也要经过山东，韩复渠虽然没有阻挠过，但从来也没有这么客气过。
而王亚樵已经带了十几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到了南京，现在还不断要坐船南下的其他敢死队员快点到南京结集。他才不管调查结果是什么，他认为，就算背后有东洋人的影子，但蒋中才、戴笠参与其中，是很明显的了。于是，他开始策划对蒋中才的报复。
一时间，南京，甚至全国，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过，随着黄宏林、王亚樵等人到南京，以及徐二龙、徐三龙等人这一阵子比较冷静的工作，一些事情总算慢慢得到控制。财迷对事情很少有暴躁、冲动，这一点让二龙及三龙受了影响，处事上还是比较冷静、能从大事着手的。这也让赶到南京的黄宏林、王亚樵感到很欣慰。
共济会分裂的事，首先得到了平息。三龙的情报大队有人关注了那个在北平宣称要清理共济会的高级干部，马上查到他与戴笠的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事实，把他给抓了起来。他在证据面前供出了接受了特务机关给的钱财，让他在北平拉一帮学生派的人反对另一派的事实，还供出他手下两个本来就是特务，经他的安排渗入我共济会的人。这件事，让北平与他一起准备搞什么“共济会内部大革命”的几个学生派的人非常气愤。
而武汉的那个帮会派的中小头目，在当地共济会分会要找他谈话的时候，就做贼心虚地跑了。跑路前还留下了一封坦白信和一些证据，说他也是爱了女人和金钱的诱惑，成了别人的工具，让他去做武汉共济会副负责人（帮会派的，跟黄宏林多年的元老）工作，让他们与学生派的人闹起来，争取另立门派。这个家伙心里还是害怕，别说天打雷劈的，就是帮内的处罚他都怕；而且他觉得对不起会长、对不起兄弟们，所以拿了钱溜之乎也。
他与他的女人很快也被共济会抓了，因为他的那个女人和给他钱的人，都是蓝衣社特工处的人，已经引起了情报人员的关注。总算他在开溜前就坦白了一下，保住了他的一条命。
因为来搞分裂的特务，都是属于戴笠那儿来的，所以大家更相信才弥先生失踪是蒋中才搞的名堂。而且，共济会内部并没有分裂，在这压力面前，帮中的两派很快达成了共识，双方都认识一下自己的缺点，看一下对方的优点，大家都注意共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本来有争吵的政策方针制订工作，也很快完成了。大家同意，在才弥先生情况不明的时候，由黄宏林、李明、徐二龙三个人组成共济会的临时领导。军队由黄琪翔来领导，工业、经济由徐大龙和杜重远先生领导。
共济会团结一致，要蒋中才政府出来澄清蓝衣社特工处牵涉到绑架才弥先生的事情！
傅作义、张学亮、宋哲元等与才弥先生关系好的将领、人员，也要求政府快点把这个案件搞清楚。而一些进步团体、冯占海、马占山等抗日义勇军将领等等，通电表示关注，更是当然的事了。这些浪潮，对蒋中才他们也形成不小的压力。
连一向与共济会才弥先生没什么交情的李宗仁、阎老西、韩复渠等人，也出来赞扬抗日英雄徐辉将军，赞扬抗五军这支正义之师，侧面地抨击蒋中才政府排除异己政策。“这个事件发生在首都，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动手的是政府特工人员，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能对全**民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全国抗日军民怎能不对此寒心？！”
可实际上，这些人好像还没干过什么抗日的事，怎么这时都自觉地把自己排入到“抗日军民”里了。
在才弥先生失踪后的第四天，南京的国货公司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说才弥先生被他们绑架了，要共济会准备好十万大洋，去赎人。共济会一查，这电话是从中华门内一个茶馆的公用电话打出来的，下午，这个男人还用这个电话打电话，说要共济会把钱送到夫子庙什么地方时，他就被共济会情报大队盯上了。
不到一个小时，这个男人的底细就全部被共济会查清了。这是个本地的小混混，抽大烟已经抽得儿女都卖掉了，根本没有什么势力，这些天除了在烟馆里混，也没有任何的行动。
如果是别人绑架了财迷，让这家伙来联系一下要钱的话，怕是不会只要十万大洋的！像一般一点的大老板被绑架，也不会只要十万，绑架才弥先生，参加的人有多少个！每人分个几千元都不够！
这么多人干的事，能一点线索都不留，这样的集团，会找这样一个大烟鬼来传话要钱？所以，共济会都判断，这家伙是一个骗子的可能性大一点。
共济会与他约好一手交钱、一手放人，这家伙答应了。在夫子庙约定地点，他说先要数一下钱，然后才让才弥先生露面。然后背上钱袋就跑，想在人群中溜走。他也不想一想以共济会的力量，别说现在这样溜走，就是他从家里来到这个拿钱地方来的路上，一举一动都在共济会人的眼皮下，而且大家已经猜到他是来骗钱的。
被抓了以后，这个大烟鬼马上承认了他是听说才弥先生失踪，可又没人去要赎金，所以他就想浑水摸鱼一下。共济会还是想审问一下，看他到底还有什么线索，可这家伙看来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这么多天没有人再提出要赎金，大家都认为财迷先生不是被绑票。剩下的争论就是：是东洋人干的？还是蒋中才的特务干的？
因为现场照片提供的行动者已经确认是戴笠的特务，所以，大家多数认为是他们干的。
傅保国、叶子雄带领原来在涞源集训的一个师的抗五军，已经从德州进入山东。这是他们个人的决定，虽然答应了在抗五军总部有什么指导之前暂时不发起军事行动，不过天知道他们能不能遵守这个承诺。韩复渠为这支抗五军大开方便之门，悄悄地为这支正义之师提供粮食、宿营地。以前北上抗日的抗五军也要经过山东，韩复渠虽然没有阻挠过，但从来也没有这么客气过。
而王亚樵已经带了十几个人以最快的速度到了南京，现在还不断要坐船南下的其他敢死队员快点到南京结集。他才不管调查结果是什么，他认为，就算背后有东洋人的影子，但蒋中才、戴笠参与其中，是很明显的了。于是，他开始策划对蒋中才的报复。
一时间，南京，甚至全国，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过，随着黄宏林、王亚樵等人到南京，以及徐二龙、徐三龙等人这一阵子比较冷静的工作，一些事情总算慢慢得到控制。财迷对事情很少有暴躁、冲动，这一点让二龙及三龙受了影响，处事上还是比较冷静、能从大事着手的。这也让赶到南京的黄宏林、王亚樵感到很欣慰。
共济会分裂的事，首先得到了平息。三龙的情报大队有人关注了那个在北平宣称要清理共济会的高级干部，马上查到他与戴笠的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事实，把他给抓了起来。他在证据面前供出了接受了特务机关给的钱财，让他在北平拉一帮学生派的人反对另一派的事实，还供出他手下两个本来就是特务，经他的安排渗入我共济会的人。这件事，让北平与他一起准备搞什么“共济会内部大革命”的几个学生派的人非常气愤。
而武汉的那个帮会派的中小头目，在当地共济会分会要找他谈话的时候，就做贼心虚地跑了。跑路前还留下了一封坦白信和一些证据，说他也是爱了女人和金钱的诱惑，成了别人的工具，让他去做武汉共济会副负责人（帮会派的，跟黄宏林多年的元老）工作，让他们与学生派的人闹起来，争取另立门派。这个家伙心里还是害怕，别说天打雷劈的，就是帮内的处罚他都怕；而且他觉得对不起会长、对不起兄弟们，所以拿了钱溜之乎也。
他与他的女人很快也被共济会抓了，因为他的那个女人和给他钱的人，都是蓝衣社特工处的人，已经引起了情报人员的关注。总算他在开溜前就坦白了一下，保住了他的一条命。
因为来搞分裂的特务，都是属于戴笠那儿来的，所以大家更相信才弥先生失踪是蒋中才搞的名堂。而且，共济会内部并没有分裂，在这压力面前，帮中的两派很快达成了共识，双方都认识一下自己的缺点，看一下对方的优点，大家都注意共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本来有争吵的政策方针制订工作，也很快完成了。大家同意，在才弥先生情况不明的时候，由黄宏林、李明、徐二龙三个人组成共济会的临时领导。军队由黄琪翔来领导，工业、经济由徐大龙和杜重远先生领导。
共济会团结一致，要蒋中才政府出来澄清蓝衣社特工处牵涉到绑架才弥先生的事情！
傅作义、张学亮、宋哲元等与才弥先生关系好的将领、人员，也要求政府快点把这个案件搞清楚。而一些进步团体、冯占海、马占山等抗日义勇军将领等等，通电表示关注，更是当然的事了。这些浪潮，对蒋中才他们也形成不小的压力。
连一向与共济会才弥先生没什么交情的李宗仁、阎老西、韩复渠等人，也出来赞扬抗日英雄徐辉将军，赞扬抗五军这支正义之师，侧面地抨击蒋中才政府排除异己政策。“这个事件发生在首都，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动手的是政府特工人员，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能对全**民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全国抗日军民怎能不对此寒心？！”
可实际上，这些人好像还没干过什么抗日的事，怎么这时都自觉地把自己排入到“抗日军民”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