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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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约写一篇稿子，想谈一谈七十年代人的矫情，我却不知谈些什么好，据说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矫情的始作俑者，依我看，矫情更像是一种性格而不是社会风气，至于矫情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这倒很难说得清楚，有时候我觉得无非就是一种特主观的个人感受，当你觉得别人矫情的时候，往往你正处在矫情的另一端。
矫情中暗藏着一些私人性质的体验，按照常人的理解，一个人喜欢罗大佑无可厚非，但
要是喜欢得非要坐飞机到上海去听罗大佑个人音乐会，就是喜欢得有点过分，那就是矫情了，比矫情更叫人看不上的是狂热，人们同狂热的人是无法争论的，因为他们懂得狂热是无道理可说的，但他们竟傻到认为矫情是能说一说的，这就叫我有点无法理解，事实上，与别人争论别人的爱好毫无意义，一个人喜欢红色，另一个人喜欢蓝色，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二二年，各种报纸杂志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谈论小资，春上村树、咖啡、红酒之类的东西纷纷进入话题范围，直到二三年出现一本小资手册，把英国作家乔伊斯也纳入小资范围，一下子，在我眼里，小资这个词语便成为人们生活中所有事物的代名词，连乔伊斯都小资了，还有什么不可能成为小资的呢？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愚蠢的矫情，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愚蠢，然后才谈得到其他，事实上，读过乔伊斯的人少得可怜，这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少得可怜的印刷量上就可看得出来，即使是受过正经文学训练的人也很难读懂它，这样一本书，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庞大人群的明显标志呢？
我认为七十年代人是一个率先迈向健康的人群，这一群人首先意味着经历过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的社会时期，在此之前的人受着贫穷的折磨以及精神生活的极端压抑，之后的人对传统缺乏基本的认识，过分地自以为是，而社会从什么都没有，飞速地向物质社会转型，转型后的社会以个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论成败，精神生活被娱乐所取代，而七十年代人多多少少受到过一点精神生活的吸引，至少，弗洛依德、萨特、海德格尔、福柯曾成为七十年代人的时髦话题，要知道，想谈论那些话题，就需要有一点相关的知识与对思想的好奇心，往后看，成为时髦话题的就只有漫画、明星、旅游、汽车和时尚家居，在七十年代的人看来，成功还是人们生活中众多内容中的一个，对于成功还存在道德上的某种考虑，而八十年代，道德顾忌彻底地消失了，成功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而那梦想的内容只有一个单调的钱字。
我认为，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以及财富增加带来的好处，使社会对财富抱有一种幻想，认为财富至少可解决人们的大部分问题，这是一种唯物质主义的矫情幻想，从长远看，财富所能代表的，只是一种少数人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它并不具有太多意义，特别是，在财富上成功，永远都只是少数人的事，而其他人要是以此为目标，得到的就只有不成功的痛苦，由这种痛苦所形成的社会性的焦虑及压抑，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七十年代人现在正是三十来岁、年富力强之时，他们之所以成为关注目标，是因为他们是城市消费的主要力量，在他们的消费过程中，他们的消费特点形成了某种被争相摹仿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不具有与他们同等消费实力的人看来，是一种附庸风雅，一种过分，因此很容易被称为矫情，而对于超过他们消费实力的人看来，他们是一些沾沾自喜的失败者，因此也极易被说成是矫情，在两者的眼光看来，七十年代的人都有点过分，不幸的是，两种观点都只是局外人的眼光，而在七十年代的人本身看来，他们只是自然地适应着社会以及自己的内在需求，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行事，我想，毛病不是出现在这群人当中，而是出现在局外人当中，是局外人对七十年代人的生活细节的不理解，要么，干脆就是一种不正当的挑剔及误解。
我个人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倒是能更清楚地谈矫情这件事，因为它很像是某种轻微的强迫症，只要人们不过分地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过分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那么，矫情说到头了，也就是一种无伤大雅的私人性质小个性。我本人限于水平，就只能说到这里了。
在我眼里，泡妞是青春期会遇到的问题之一，这是一个进入青春期的男性，在性欲的趋使下，使用各种手法，赢得适龄女性信任的过程。泡妞的短期目标，是找到一个释放性欲、寄托感情的途径；而它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家庭、生育及培养下一代人类，并使之很好地生活下去；它的社会意义在于，异性之间通过相互接触了解，建立信任，达成契约，以便相互帮助；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人们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沟通，从而使人进一步了解，自我是什么，而他人又是什么，从而使我们考虑，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这一角度看，若是把泡妞与人生的某种重要意义联系起来，一点也不是小题大做，就像人类通过如何取得食物、如何分配食物来认识人性一样可靠。
对于最短期的目标，我是指满足性欲，事实上可说之事并不多，不过，这里面有什么诀窍？
诀窍很明显，那就是，更多的权力，更多的钱，更多的性魅力，一般来讲，有了前两项，你就不必为最后一项发愁了，若是没有前两项，那么，无论途径如何，假装你将会尽快地拥有它，你就有了性魅力，就这么简单。
泡妞的意思就是要得到姑娘，为了得到姑娘，你就得满足姑娘的要求，也就是说，投其所好，一般姑娘要求什么，你就满足她什么，这事儿就成了，如果你无力或无法满足她们，那么只好向她们说谎，向她们保证你会很快满足她们，如果被她们看穿，你就失败了。无论从成功与失败中，我认为，运用头脑，人们都可学到一些对自己有用东西，这里面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从同样一件事中，不同的人可学到不同的东西，从道德上划分，就是好人学到更好的东西，坏人学到更坏的东西。在我眼里，泡妞像世间任何一件事物一样，可以磨砺人的性格与品质，使它更接近自我，使自我更向它本来的样子迈进。
在人的青春期，极易受制于周围的文化与自身的习性，也就是古老的遗传，严重地缺乏自己的判断，在我的经验里，若要认清这两种东西，是十分艰难的，回首往事，我不得不承认，偏见是多么地妨碍人的判断，在当时，我所认为的异性的美好，无论是美好的相貌、皮肤、身材、姿态，以及言谈举止，全是出自自己的文化与习性。我曾以为我有独特的眼光，但事实证明，我的眼光几乎与所有人一样；我曾以为我发现了一个姑娘独特的美，其实大家早就发现了；我曾以为我在追求爱情，事实上不过是性欲通过想像在起作用；我曾以为自己在奉献，事实上不过是在毫无掩饰地设法满足自己的私欲，当我人到中年，蓦然回首，观察自己走过的道路时，才知自己离自由是多么遥远。现在，我认为失败的恋情更有意义，它令我从社会为个人指定的独木桥上走下来，去放眼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那里有更多的异性，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生活之路。
有编辑来信问我十年前吃什么，玩什么，如何花钱，是否吃碗两块钱的豆腐脑就感到幸福？这些问题问得我直发愣，因为即使现在，豆腐脑也只是一块钱一碗，而对于爱吃的人，一般来讲，可以吃到豆腐脑总是令人高兴的，却很难与幸福扯上关系，我一直认为，幸福是伦理学讨论的一个主题，而在普通生活中，一般使用快乐或快感这样的词语就够了。
不过编辑的话却让我想到十年前的生活水平，沿着这样一条线索，我甚至可以想到一百
年或一千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我们有限的一生里，目睹了很多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物质范围里，食物丰富了，住房面积改善了，我们的快乐增加了吗？这真难说。
事实上，我认为，快乐与否首先涉及记忆，我偏巧有记日记的恶习，翻翻日记本，可以看出，快乐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情，我对着日记，翻来翻去，却无法得出什么结论，一般来讲，生活中绝大多数时间，我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有点麻木，有点机械，甚至呆头呆脑，靠着习惯完成一切，吃、穿、性、阅读、写作等等，剩下的时间里，一般都被这样与那样的压力包围着，那些压力令人焦虑，令人不满，当然，挫败是最经常的，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或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它一定不会成功，总是这样。而那些快乐，或是直接说，那些偶然的满足，简直就是出奇不意地袭来，一次没想到的结局还过得去的爱情，犹如马路上捡到的一个钱包，或是一次该付而没有付出的账，丢失的手机捡了回来，打麻将在最后几盘里和了大牌，把输的钱捞了回来，还有什么呢？想不出来了，快乐总是短暂的，易逝的，很难抓住的，被牢牢抓住的快乐往往会变成乏味，甚至快乐的反面，只要想想那些离婚的人，你就很容易同意我的观点。
十年前，我的消费水平是每年约一万元，用这笔钱，可以随意地看电影，逛公园，玩游戏，买地摊儿新衣，买书，可以吃得起小饭馆，比起现在，只是无能力消费住房与汽车，出远门只能坐拥挤的火车，坐不起飞机，那时出国更加艰难一点，但在攀比消费时，心里会更平衡，因为在个人对物质的占有上，没有形成眼前这么大的差别，然而这一切都只是生活的表象，只要把视野放大，就会看得出人与人、社会与社会的差别，十年前，我看同时期的美国小说，不自觉地与美国人对比，令我感到与那个世界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现在，我仍看同时期的美国小说，是否觉得与他们的差别缩小了呢？没有，一点没有！反而是由于文化水平提高了的缘故，觉得与他们的差别更大了，我不再会问那个幼稚的问题了，不再会问，为什么总觉得当一个美国人就感觉一切都会好一点呢？我长大了，获得了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便是：不讲条件，不问原因，逆来顺受，冷酷无情，自私麻木，得过且过，因为这样可以免受幻想的污辱，因为这样可以更加接受这个世界，因为这样可以令我平静。
就是如此。
编辑约写一篇稿子，想谈一谈七十年代人的矫情，我却不知谈些什么好，据说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是矫情的始作俑者，依我看，矫情更像是一种性格而不是社会风气，至于矫情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这倒很难说得清楚，有时候我觉得无非就是一种特主观的个人感受，当你觉得别人矫情的时候，往往你正处在矫情的另一端。
矫情中暗藏着一些私人性质的体验，按照常人的理解，一个人喜欢罗大佑无可厚非，但
要是喜欢得非要坐飞机到上海去听罗大佑个人音乐会，就是喜欢得有点过分，那就是矫情了，比矫情更叫人看不上的是狂热，人们同狂热的人是无法争论的，因为他们懂得狂热是无道理可说的，但他们竟傻到认为矫情是能说一说的，这就叫我有点无法理解，事实上，与别人争论别人的爱好毫无意义，一个人喜欢红色，另一个人喜欢蓝色，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二二年，各种报纸杂志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谈论小资，春上村树、咖啡、红酒之类的东西纷纷进入话题范围，直到二三年出现一本小资手册，把英国作家乔伊斯也纳入小资范围，一下子，在我眼里，小资这个词语便成为人们生活中所有事物的代名词，连乔伊斯都小资了，还有什么不可能成为小资的呢？在我看来，这才是一种愚蠢的矫情，因为它首先是一种愚蠢，然后才谈得到其他，事实上，读过乔伊斯的人少得可怜，这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少得可怜的印刷量上就可看得出来，即使是受过正经文学训练的人也很难读懂它，这样一本书，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庞大人群的明显标志呢？
我认为七十年代人是一个率先迈向健康的人群，这一群人首先意味着经历过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的社会时期，在此之前的人受着贫穷的折磨以及精神生活的极端压抑，之后的人对传统缺乏基本的认识，过分地自以为是，而社会从什么都没有，飞速地向物质社会转型，转型后的社会以个人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论成败，精神生活被娱乐所取代，而七十年代人多多少少受到过一点精神生活的吸引，至少，弗洛依德、萨特、海德格尔、福柯曾成为七十年代人的时髦话题，要知道，想谈论那些话题，就需要有一点相关的知识与对思想的好奇心，往后看，成为时髦话题的就只有漫画、明星、旅游、汽车和时尚家居，在七十年代的人看来，成功还是人们生活中众多内容中的一个，对于成功还存在道德上的某种考虑，而八十年代，道德顾忌彻底地消失了，成功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的梦想，而那梦想的内容只有一个单调的钱字。
我认为，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以及财富增加带来的好处，使社会对财富抱有一种幻想，认为财富至少可解决人们的大部分问题，这是一种唯物质主义的矫情幻想，从长远看，财富所能代表的，只是一种少数人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它并不具有太多意义，特别是，在财富上成功，永远都只是少数人的事，而其他人要是以此为目标，得到的就只有不成功的痛苦，由这种痛苦所形成的社会性的焦虑及压抑，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七十年代人现在正是三十来岁、年富力强之时，他们之所以成为关注目标，是因为他们是城市消费的主要力量，在他们的消费过程中，他们的消费特点形成了某种被争相摹仿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不具有与他们同等消费实力的人看来，是一种附庸风雅，一种过分，因此很容易被称为矫情，而对于超过他们消费实力的人看来，他们是一些沾沾自喜的失败者，因此也极易被说成是矫情，在两者的眼光看来，七十年代的人都有点过分，不幸的是，两种观点都只是局外人的眼光，而在七十年代的人本身看来，他们只是自然地适应着社会以及自己的内在需求，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行事，我想，毛病不是出现在这群人当中，而是出现在局外人当中，是局外人对七十年代人的生活细节的不理解，要么，干脆就是一种不正当的挑剔及误解。
我个人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倒是能更清楚地谈矫情这件事，因为它很像是某种轻微的强迫症，只要人们不过分地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过分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那么，矫情说到头了，也就是一种无伤大雅的私人性质小个性。我本人限于水平，就只能说到这里了。
在我眼里，泡妞是青春期会遇到的问题之一，这是一个进入青春期的男性，在性欲的趋使下，使用各种手法，赢得适龄女性信任的过程。泡妞的短期目标，是找到一个释放性欲、寄托感情的途径；而它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家庭、生育及培养下一代人类，并使之很好地生活下去；它的社会意义在于，异性之间通过相互接触了解，建立信任，达成契约，以便相互帮助；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人们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沟通，从而使人进一步了解，自我是什么，而他人又是什么，从而使我们考虑，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这一角度看，若是把泡妞与人生的某种重要意义联系起来，一点也不是小题大做，就像人类通过如何取得食物、如何分配食物来认识人性一样可靠。
对于最短期的目标，我是指满足性欲，事实上可说之事并不多，不过，这里面有什么诀窍？
诀窍很明显，那就是，更多的权力，更多的钱，更多的性魅力，一般来讲，有了前两项，你就不必为最后一项发愁了，若是没有前两项，那么，无论途径如何，假装你将会尽快地拥有它，你就有了性魅力，就这么简单。
泡妞的意思就是要得到姑娘，为了得到姑娘，你就得满足姑娘的要求，也就是说，投其所好，一般姑娘要求什么，你就满足她什么，这事儿就成了，如果你无力或无法满足她们，那么只好向她们说谎，向她们保证你会很快满足她们，如果被她们看穿，你就失败了。无论从成功与失败中，我认为，运用头脑，人们都可学到一些对自己有用东西，这里面重要的是什么？我认为，从同样一件事中，不同的人可学到不同的东西，从道德上划分，就是好人学到更好的东西，坏人学到更坏的东西。在我眼里，泡妞像世间任何一件事物一样，可以磨砺人的性格与品质，使它更接近自我，使自我更向它本来的样子迈进。
在人的青春期，极易受制于周围的文化与自身的习性，也就是古老的遗传，严重地缺乏自己的判断，在我的经验里，若要认清这两种东西，是十分艰难的，回首往事，我不得不承认，偏见是多么地妨碍人的判断，在当时，我所认为的异性的美好，无论是美好的相貌、皮肤、身材、姿态，以及言谈举止，全是出自自己的文化与习性。我曾以为我有独特的眼光，但事实证明，我的眼光几乎与所有人一样；我曾以为我发现了一个姑娘独特的美，其实大家早就发现了；我曾以为我在追求爱情，事实上不过是性欲通过想像在起作用；我曾以为自己在奉献，事实上不过是在毫无掩饰地设法满足自己的私欲，当我人到中年，蓦然回首，观察自己走过的道路时，才知自己离自由是多么遥远。现在，我认为失败的恋情更有意义，它令我从社会为个人指定的独木桥上走下来，去放眼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那里有更多的异性，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生活之路。
有编辑来信问我十年前吃什么，玩什么，如何花钱，是否吃碗两块钱的豆腐脑就感到幸福？这些问题问得我直发愣，因为即使现在，豆腐脑也只是一块钱一碗，而对于爱吃的人，一般来讲，可以吃到豆腐脑总是令人高兴的，却很难与幸福扯上关系，我一直认为，幸福是伦理学讨论的一个主题，而在普通生活中，一般使用快乐或快感这样的词语就够了。
不过编辑的话却让我想到十年前的生活水平，沿着这样一条线索，我甚至可以想到一百
年或一千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我们有限的一生里，目睹了很多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物质范围里，食物丰富了，住房面积改善了，我们的快乐增加了吗？这真难说。
事实上，我认为，快乐与否首先涉及记忆，我偏巧有记日记的恶习，翻翻日记本，可以看出，快乐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情，我对着日记，翻来翻去，却无法得出什么结论，一般来讲，生活中绝大多数时间，我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有点麻木，有点机械，甚至呆头呆脑，靠着习惯完成一切，吃、穿、性、阅读、写作等等，剩下的时间里，一般都被这样与那样的压力包围着，那些压力令人焦虑，令人不满，当然，挫败是最经常的，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或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它一定不会成功，总是这样。而那些快乐，或是直接说，那些偶然的满足，简直就是出奇不意地袭来，一次没想到的结局还过得去的爱情，犹如马路上捡到的一个钱包，或是一次该付而没有付出的账，丢失的手机捡了回来，打麻将在最后几盘里和了大牌，把输的钱捞了回来，还有什么呢？想不出来了，快乐总是短暂的，易逝的，很难抓住的，被牢牢抓住的快乐往往会变成乏味，甚至快乐的反面，只要想想那些离婚的人，你就很容易同意我的观点。
十年前，我的消费水平是每年约一万元，用这笔钱，可以随意地看电影，逛公园，玩游戏，买地摊儿新衣，买书，可以吃得起小饭馆，比起现在，只是无能力消费住房与汽车，出远门只能坐拥挤的火车，坐不起飞机，那时出国更加艰难一点，但在攀比消费时，心里会更平衡，因为在个人对物质的占有上，没有形成眼前这么大的差别，然而这一切都只是生活的表象，只要把视野放大，就会看得出人与人、社会与社会的差别，十年前，我看同时期的美国小说，不自觉地与美国人对比，令我感到与那个世界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现在，我仍看同时期的美国小说，是否觉得与他们的差别缩小了呢？没有，一点没有！反而是由于文化水平提高了的缘故，觉得与他们的差别更大了，我不再会问那个幼稚的问题了，不再会问，为什么总觉得当一个美国人就感觉一切都会好一点呢？我长大了，获得了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便是：不讲条件，不问原因，逆来顺受，冷酷无情，自私麻木，得过且过，因为这样可以免受幻想的污辱，因为这样可以更加接受这个世界，因为这样可以令我平静。
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