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的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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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末日是论死亡的精华本，恩莱特教授在茫茫书海里辛苦地找死，最后将找到的死汇编成一本30多万字的书，上海文化出版社在这30万个字中找好的死，删编成“五角丛书”的人的末日。这本书在学校图书馆角落里，从登记表上可以看出未有人借过，但封面却很皱——这很好解释，题目太吸引人了。其实，这本小册子细细读读，还能给人许多死之内或死之外的启迪。
书的前言中，译者将人类谈论死亡和谈论性相比，并得出两者一致的结论。其实不然“食色性也”并不是“死色性也”人在谈论性时往往嘴上禁忌心里向往，而从来不见有人向往地谈论死。西方文人历来比较开放——其实不是开放只是正常罢了——两样都不讳忌。所以小册子里尽是些什么“约翰”、什么“斯”中国的只见到一个沈从文，外加一个“译”字，使人难辨究竟是沈从文译别人还是别人译沈从文。总的感觉，中国文人太可怜。其实，我觉得如此浩大的中国不会缺少论死的东西，除了恩莱特对中国文学、哲学总体的不了解外，还包括中国文人向来觉得“死”这东西不登大雅之堂，偶尔写一些也仿佛少女的日记，只待夜深人静时自己品读，并“有理，有理”地叫。
我看到的一些中国论死的东西只有祭文。沈君烈的祭震女文，感人至深，但赘笔过多，像什么“她的母亲薄氏，又催促我写一篇祭文”之类，仿佛在炫耀死者之母向他约稿。归有光的祭文好多了，但看来看去终究像在看小说。不过比起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祭文”来简约多了，因为那些祭文像大说，只是多加了几个“吁”、“呜呼痛哉”的感叹和“谁知鬼神，虐我太酷”的感叹，好在那时西洋文化传通受阻，要不则成“虐我太cool”真是“呜呼”几下了。
再逐条读这本书，发现更有精彩的。首先，要知道人们津津乐道的“死神”是个什么东西。在英文中，死神和上帝同享英文“he”说明都是男性。在死亡心理学里有一段话：“死神十分尖刻，几乎不可能有人比其更精明，尽管你宁愿避开，可其身上有种东西迫使你逼近，你喜欢，但你又害怕。”读过以后，我大为吃惊，以为死神就是一些上海女人。但一本名气更大的霍班的克莱因蔡特使我确信死神是个男人——“死神坐在床下，一边剔手指，一边自言自语，并说‘我从没有这么剔净过手指，这真是个肮脏的差事’”这说明死神的肮脏比起许多男人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男人再脏也是在床上剔指甲的，而死神在床下。
知道了死神，还要了解地狱。雪莱曾把地狱描绘成是伦敦“人们纷纷堕落”脏乱狭小不堪。而雪莱显然悲观了，相反地，英国颓废主义代表劳伦斯在这方面显得并不颓废，在伊特拉斯坎人的住所里说“死人的住所特别大特别美”这又让人难以决定死人到底呆在什么样的地方。在西方哲人的眼里，坟墓却总是个好地方，好像坟墓就是家，所以不知西方哲人的内人会不会“爱上一个不回坟墓的人”
想想，科技发展飞速，公元前2000年人类的美好设想在公元2000年前肯定都已经实现了——不，只有一条，在基尔加姆史诗里，乌特拿比希蒂姆说：“没有永恒的事物，我们能否建一幢永不倾圮的房屋？”我很遗憾要告诉乌氏，不能，不仅不能而且现在我们的房屋还没你们的牢固，别说什么经受地震了，甚至在不地震时都能莫名其妙地塌了。
卢梭在新爱洛绮丝中说：“谁要是目标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便是撒谎。”完了，这年头撒谎的人太多了，许多人都说“我不怕死”也许死来临时，就“怕死我了”
埃斯库罗斯在尼俄伯中说：“惟独死神不喜欢礼品，无论奠酒还是献祭都毫无助益，他没有祭坛，也听不见颂歌。”我纳闷为什么现在有些当官的没当死神的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悲剧大师埃氏没写清楚，万一死神喜欢女人，那真是个大悲剧了。
z。赫尔伯特在卡吉达先生思索地狱中说：“地狱最底的一层，与流行的说法相反，这里既未住着暴君，也没有弑母者，甚至也不是那些追求别人身体的人居住的。它是艺术家的避难所。”其实，许多艺术家的确很配住进“流行说法”中的最后一层，就冲着最后一条。同文中：“撒旦也资助艺术，他为艺术家提供安宁的环境、美味佳肴和与地狱完全隔绝的生活。”如果我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就下地狱去找撒旦。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说：“我就这样在一吻中死去。”这个意境很符合麦柯尔开宁的剧本死吻。最近在一本地摊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新婚夜，新郎吻死新娘的奇文，看来这年头接吻还需要理性，狂吻之余还不要忘了两个鼻孔也能进气，不要闲置不用，辜负了上帝的精心设计。
阿尔维莱兹在野性的上帝里写伦敦警署能鉴别投河自杀的人是死于负债还是殉情，因为殉情者会为解救自己而死死抓住桥墩，手指破裂不堪。相反，负债者像块水泥板一样直沉下去，毫无后悔之意。可见殉情也是一时冲动，最后想通感情这东西可有可无，不像钱，非有不可，你无须对感情认真，而债主会为你欠他钱而认真。
圣经所罗门之歌中说：“如果有人想用自己所有的家产换取别人的爱情，那必定受鄙夷。”圣经显然过于神圣了，其实上面的情况不仅不应受鄙夷，还应受表扬。真正要鄙夷的应该是想用自己的“爱情”换取别人所有家产的人。
安裴罗维斯帕西安死时感叹：“啊！我想变为一尊神！”其实，当神也没有什么好处。新约全书启示录中有一段文字描写圣城耶路撒冷，说：“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可见神大不了也只是一个照明工具，说穿了就是只大一点的手电筒之类。
以上胡侃一堆，不着边际，而且怕会犯着一些“空气”管理人员，真是不敬。其实，活人说死就好比富人论穷，是说不深刻的。死亡是什么，我们无须探究，引用汤因比的一句话：“死亡是生命付出的代价，只是为了活着的生物结构增加一些复杂性。”下半句说明死亡好似哲学，但既然哲学之外的道理比哲学之内的道理更有道理“死亡”也是一样的。
人的末日是论死亡的精华本，恩莱特教授在茫茫书海里辛苦地找死，最后将找到的死汇编成一本30多万字的书，上海文化出版社在这30万个字中找好的死，删编成“五角丛书”的人的末日。这本书在学校图书馆角落里，从登记表上可以看出未有人借过，但封面却很皱——这很好解释，题目太吸引人了。其实，这本小册子细细读读，还能给人许多死之内或死之外的启迪。
书的前言中，译者将人类谈论死亡和谈论性相比，并得出两者一致的结论。其实不然“食色性也”并不是“死色性也”人在谈论性时往往嘴上禁忌心里向往，而从来不见有人向往地谈论死。西方文人历来比较开放——其实不是开放只是正常罢了——两样都不讳忌。所以小册子里尽是些什么“约翰”、什么“斯”中国的只见到一个沈从文，外加一个“译”字，使人难辨究竟是沈从文译别人还是别人译沈从文。总的感觉，中国文人太可怜。其实，我觉得如此浩大的中国不会缺少论死的东西，除了恩莱特对中国文学、哲学总体的不了解外，还包括中国文人向来觉得“死”这东西不登大雅之堂，偶尔写一些也仿佛少女的日记，只待夜深人静时自己品读，并“有理，有理”地叫。
我看到的一些中国论死的东西只有祭文。沈君烈的祭震女文，感人至深，但赘笔过多，像什么“她的母亲薄氏，又催促我写一篇祭文”之类，仿佛在炫耀死者之母向他约稿。归有光的祭文好多了，但看来看去终究像在看小说。不过比起中国文学史上的“四大祭文”来简约多了，因为那些祭文像大说，只是多加了几个“吁”、“呜呼痛哉”的感叹和“谁知鬼神，虐我太酷”的感叹，好在那时西洋文化传通受阻，要不则成“虐我太cool”真是“呜呼”几下了。
再逐条读这本书，发现更有精彩的。首先，要知道人们津津乐道的“死神”是个什么东西。在英文中，死神和上帝同享英文“he”说明都是男性。在死亡心理学里有一段话：“死神十分尖刻，几乎不可能有人比其更精明，尽管你宁愿避开，可其身上有种东西迫使你逼近，你喜欢，但你又害怕。”读过以后，我大为吃惊，以为死神就是一些上海女人。但一本名气更大的霍班的克莱因蔡特使我确信死神是个男人——“死神坐在床下，一边剔手指，一边自言自语，并说‘我从没有这么剔净过手指，这真是个肮脏的差事’”这说明死神的肮脏比起许多男人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男人再脏也是在床上剔指甲的，而死神在床下。
知道了死神，还要了解地狱。雪莱曾把地狱描绘成是伦敦“人们纷纷堕落”脏乱狭小不堪。而雪莱显然悲观了，相反地，英国颓废主义代表劳伦斯在这方面显得并不颓废，在伊特拉斯坎人的住所里说“死人的住所特别大特别美”这又让人难以决定死人到底呆在什么样的地方。在西方哲人的眼里，坟墓却总是个好地方，好像坟墓就是家，所以不知西方哲人的内人会不会“爱上一个不回坟墓的人”
想想，科技发展飞速，公元前2000年人类的美好设想在公元2000年前肯定都已经实现了——不，只有一条，在基尔加姆史诗里，乌特拿比希蒂姆说：“没有永恒的事物，我们能否建一幢永不倾圮的房屋？”我很遗憾要告诉乌氏，不能，不仅不能而且现在我们的房屋还没你们的牢固，别说什么经受地震了，甚至在不地震时都能莫名其妙地塌了。
卢梭在新爱洛绮丝中说：“谁要是目标面对死亡无所畏惧，他便是撒谎。”完了，这年头撒谎的人太多了，许多人都说“我不怕死”也许死来临时，就“怕死我了”
埃斯库罗斯在尼俄伯中说：“惟独死神不喜欢礼品，无论奠酒还是献祭都毫无助益，他没有祭坛，也听不见颂歌。”我纳闷为什么现在有些当官的没当死神的好，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悲剧大师埃氏没写清楚，万一死神喜欢女人，那真是个大悲剧了。
z。赫尔伯特在卡吉达先生思索地狱中说：“地狱最底的一层，与流行的说法相反，这里既未住着暴君，也没有弑母者，甚至也不是那些追求别人身体的人居住的。它是艺术家的避难所。”其实，许多艺术家的确很配住进“流行说法”中的最后一层，就冲着最后一条。同文中：“撒旦也资助艺术，他为艺术家提供安宁的环境、美味佳肴和与地狱完全隔绝的生活。”如果我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就下地狱去找撒旦。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说：“我就这样在一吻中死去。”这个意境很符合麦柯尔开宁的剧本死吻。最近在一本地摊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新婚夜，新郎吻死新娘的奇文，看来这年头接吻还需要理性，狂吻之余还不要忘了两个鼻孔也能进气，不要闲置不用，辜负了上帝的精心设计。
阿尔维莱兹在野性的上帝里写伦敦警署能鉴别投河自杀的人是死于负债还是殉情，因为殉情者会为解救自己而死死抓住桥墩，手指破裂不堪。相反，负债者像块水泥板一样直沉下去，毫无后悔之意。可见殉情也是一时冲动，最后想通感情这东西可有可无，不像钱，非有不可，你无须对感情认真，而债主会为你欠他钱而认真。
圣经所罗门之歌中说：“如果有人想用自己所有的家产换取别人的爱情，那必定受鄙夷。”圣经显然过于神圣了，其实上面的情况不仅不应受鄙夷，还应受表扬。真正要鄙夷的应该是想用自己的“爱情”换取别人所有家产的人。
安裴罗维斯帕西安死时感叹：“啊！我想变为一尊神！”其实，当神也没有什么好处。新约全书启示录中有一段文字描写圣城耶路撒冷，说：“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可见神大不了也只是一个照明工具，说穿了就是只大一点的手电筒之类。
以上胡侃一堆，不着边际，而且怕会犯着一些“空气”管理人员，真是不敬。其实，活人说死就好比富人论穷，是说不深刻的。死亡是什么，我们无须探究，引用汤因比的一句话：“死亡是生命付出的代价，只是为了活着的生物结构增加一些复杂性。”下半句说明死亡好似哲学，但既然哲学之外的道理比哲学之内的道理更有道理“死亡”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