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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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几周，我一直在巴塞罗那，那里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情绪——猜疑、恐惧、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五月战斗留下了无法根除的影响。毫无疑问，随着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产党绝对掌握了政权，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移交给共产党的部长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打击竞争对手，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自己无法想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一种持久的模糊的危机感，我意识到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哪怕你几乎与这场阴谋不沾边，这种氛围也会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同谋。你仿佛整天待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小声讲话，时刻担心邻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
由于受到出版审查制度的影响，各种可怕的谣言流传开来。有一种说法是：涅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对战争采取妥协态度。当时，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法西斯分子离毕尔巴鄂越来越近，而政府显然没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镇上到处悬挂着巴斯克旗帜，姑娘们在咖啡馆里叮当作响地摆弄着化妆盒，广播里照例广播“英勇保卫者”的事迹。但巴斯克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援助。这让人觉得政府在玩弄两面派手法。后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这些想法全都错了，但如果再展示出哪怕一点力量的话，毕尔巴鄂完全可能被挽救。哪怕在阿拉贡前线只发动一次进攻，即使是失败了，也能迫使佛朗哥转移部分军队，但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直到为时已晚——事实上，直到毕尔巴鄂陷落都没有开始进攻。全国劳工联盟散发大量传单：“小心提防！”暗示“某个政党”（意指共产党）正秘密策划军事政变。人们也普遍担心加泰罗尼亚将受到攻击。此前，当我们重返恰时，我看到人们正在前线后面修筑几十英里长的坚固防线，并在巴塞罗那各地开挖新的防弹掩体。巴塞罗那经常担心空中和海上袭击，警报更多的时候是误报，但每当警报拉响，全城灯火都要熄灭数小时，胆小的人就会躲进地下室。警察密探遍布各地。监狱里一直人满为患，既有因五月战斗而抓进来的，也有其他人——当然，总是有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忠实支持者——被三三两两地送进监狱，然后一直待在那儿，通常不得与外界联系。鲍勃？斯迈利仍旧被关在巴伦西亚的监狱里，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不管现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还是负责此事的律师，都不准见他。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和其他一些民兵正在被大批地关进监狱。他们通常被当作逃兵抓起来。一般情况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志愿者还是正规军。几个月前，在部队里服役的民兵被当作志愿者，他们任何时候想离开都能拿到遣散证明。现在，政府好象已经改变了主意，声称民兵是正规军，如果他想回家，那么他就是逃兵。但即使此事，也没人有十足的把握。在前线的一些地方，当局仍在签发遣散证明。在前线，这些证明有时被认可，有时不被认可，如果不被认可，你立刻就会被投进监狱。后来，监狱里的外国“逃兵”人数狂增到数百人，但一旦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出抗议，他们大多会被遣送回国。
一伙伙武装的突袭部队在街道的每个角落游荡，国民自卫队仍旧占据着咖啡馆和其他的战略要地，许多加联社党的建筑依然被沙包隔离和封锁着。城里许多地方都有马枪骑兵和国民自卫队驻守的岗哨，他们拦住路人要查证件。每个人都警告我，不要出示马统工党民兵证，只能出示护照或医院的证明。哪怕被知道曾经在马统工党民兵组织中服过役，也非常危险。他们用各种可耻的方式惩罚受伤或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例如，他们很难拿到自己的薪金。战斗仍旧在出版，但它所遭受的检查使它几乎难以生存，团结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也受到严格检查。有一条新的规定是：报纸不得在被审查删除的版面中留下空白，而必须用其他东西填塞。结果，人们通常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会被砍掉。
在整个战争中，食物短缺的程度时有不同，但这时却是食物短缺最严重的时期之一。面包缺乏，靠掺杂大米来生产各种廉价面包。士兵在营房里吃的是像油灰一样的劣质面包。牛奶和糖奇缺，除了昂贵的走私烟外，其他烟草几乎难觅踪迹。橄榄油匮乏，而西班牙人在六种不同的场合下必须使用橄榄油。等待购买橄榄油的妇女排起了长队，长队由骑马的国民自卫队士兵维持秩序，他们时常骑着马穿过队伍，想让马蹄践踏妇女的脚趾来取乐。当时，缺少零钱是一个小麻烦。银币已被收回，尚未发行新的铸币，因此在十生丁硬币和两个半比塞塔纸币之间没有任何硬币，十个比塞塔以下的纸币稀少[1]。对赤贫者而言，这意味着加重食物短缺。一名妇女仅带着十比塞塔的纸币可能在杂货店外面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却不能买到任何东西，只不过是因为杂货商没有零钱，而她又不能把这张钞票一次性全部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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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比塞塔的购买力相当于四个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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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这种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谣言的变化多端、报纸的新闻审查、武装人员的频繁光顾。由于英国并不存在当时这种气氛的基本条件，因此很难轻易加以表述。在英国，也无法凭空想象什么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轻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矿工，我并不介意让老板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充当欧洲政治传声筒的“优秀党员”仍然少见“消灭”或“清除”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观念还没有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巴塞罗那，它却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着局面，因此每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然都在劫难逃。然而，人人都担心的事情——发生一场新的巷战，毕竟没有发生。假如发生的话，像以前一样，所有责任也都将会加到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我时刻警惕第一声枪响。城里好象到处都是坏消息，人人都十分关注，并在议论纷纷。奇怪的是，每个人所说的话竟会那样相似：“这里的气氛太可怕了，就像进了精神病押。”但也许并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国游客在西班牙各地走马观花，从旅馆到旅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大气候有什么异样。我注意到（星期天快报，1937年10月17日）阿索尔伯爵夫人写道：
我到过巴伦西亚，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没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动。我住过的所有旅馆不仅“正常”、“体面”而且特别舒适，只是缺少黄油和咖啡。
这就是英国旅游者的德性，他们不相信漂亮旅馆的外面还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们能为阿索尔伯爵夫人找到些许黄油。
那时我住在莫兰疗养院，它是由马统工党经营的疗养院之一，坐落在提比达波（tibida波）郊区。提比达波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山脉，在巴塞罗那后面突兀高耸，传说撒旦正是在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国家指给耶稣卡的（这座山由此得名）。这些房屋以前属于一些富裕的资本家，在革命时期被占领。那里的大多数人要么是从前线刚送下来的伤兵，要么是因截肢而终身残废的伤员。那里也有另外几名英国人：威廉姆斯的一条腿受伤了；十八岁的斯塔福德？科特曼因怀疑得了肺结核而从战壕送了回来；阿瑟？克林顿的左臂骨折，仍然扎着绷带吊在一种绰号叫“飞机”的仪器上，西班牙医院正使用这类仪器。我妻子仍旧住在大陆饭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巴塞罗那。早上，我往往到总医院去对我的胳膊进行电疗，电疗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股针刺般的电流使全身的肌肉跳来跳去——不过，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渐有所减轻。我们俩决定最好尽快回到英国。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说话，看起来是永远也不能讲话了，医生告诉我几个月之内还不适合去作战。我迟早得去挣钱，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象没有多大意义。但我主要还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彻底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围，远离到处都是武装人员的街道，远离空袭、战壕、机枪、刺耳的有轨电车、不加牛奶的茶、油制品和香烟短缺——远离我所知道的与西班牙相关的几乎每一样东西。
总医院的医生告诉我我已无需继续治疗，但为了拿到遣散证明，我不得不到前线附近的一个医院去拿医疗证明，然后到谢塔莫的马统工党民兵总部在遣散证明上加盖印章。那时，柯普刚刚兴高采烈地从前线回来，他刚参加了战斗，并预言韦斯卡最终会被攻克。政府动用大量的飞机，并从马德里前线运来军队，在那里集结了三万人。我前面看到过的那些意大利人从塔拉戈纳抵达前线，并对杰卡要道发动进攻，但已伤亡惨重，并损失了两辆坦克，然而，柯普说，那个城镇注定要陷落。（啊！它没有被攻陷，进攻混乱不堪——只是引发报纸上的一派胡言而已。）同时，柯普得去巴伦西亚与作战部的人见面。他有一封负责指挥东线部队的波萨斯将军写的信——一封平平常常的信，把柯普说成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推荐他到工程部一个特殊岗位任职（柯普已经是一名民用工程师了）。就在我去谢塔莫的当天，他去了巴伦西亚——这一天是6月15日。
五天以后，我回到巴塞罗那。我们乘坐一辆载重卡车午夜前后抵达谢塔莫，一到马统工党总部，连名字都还没有登记，人们就叫我们排成一队，给我们分发来复枪和子弹。进攻好象刚开始，他们在任何时候好象都需要后备军。尽管我口袋里装着医院的证明，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拒绝和其他人一块排队。我拿子弹箱当枕头睡在地面上，心情极度沮丧。当时，伤势已经损害了我的神经——我相信这会经常发作——战火中的景象使我感到非常恐惧。然而像往常一样，我们还得等到天亮，况且我们毕竟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第二天早晨，我出示了医院证明，去办遣散证明。这是一系列混乱不堪、令人讨厌的程序。像往常一样，人们推来推去，我也只好在医院之间来回碾转——从谢塔莫到巴巴斯特罗和莱里达返回——集结在韦斯卡的军队已经切断了所有的交通道路，让一切混乱不堪。我记得晚上总要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一次睡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次睡在沟渠里；一次睡在窄窄的长凳上，半夜里还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睡在巴巴斯特罗市立旅馆里，一旦你离开铁路，除了偶尔路过的颠簸不已的火车外别无他车可乘。你得在路边等候几个小时，有时要连等三四个小时，与成群结队忧伤不安的农民为伍，他们携带满箱的鸭子或兔子，向每一辆路过的卡车招手。当你终于有幸等到一辆没有塞满人、面包或子弹箱的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过来时，卡车就会像吞食肉酱似的把你吞进去。战马从来不会像那些卡车一样把我抛得老高老高，赶路的唯一办法是大家相互贴在一起。让我难堪的是，我身体太虚弱，没有别人的帮助，我就爬不上卡车。
我在去蒙松医院取医疗证时在那里住了一晚。邻床是一位突袭队员，左眼受伤了。他待人友善，给了我几根香烟。我说：“要是在巴塞罗那，我们本会互相攻击。”我们都笑了起来。奇怪的是，只要你来到前线附近的任何地方，整个的精神状态似乎就完全改变了。政治派别间的一切或几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前线的那些日子里，我根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联社党的追随者会因我属于马统工党而对我心存敌意。那种事情只有在巴塞罗那或者远离战争的地方才会发生。谢塔莫有大量突袭队员，被从巴塞罗那派来参加进攻韦斯卡的战斗。突袭队员不是为前线作战准备的部队，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经历过战火。在巴塞罗那，他们是街道的主人，在这里，他们是新兵，地位在那些已在前线战斗过几个月的15岁的娃娃民兵之下。
蒙松医院的医生照例让我伸出舌头做内窥镜检查，并像其他医生一样高兴地向我保证，我再也不能说话了，并在证明文件上签字。在我等候检查的时候，手术室里正做非麻醉的残忍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使用麻醉剂。手术一直在进行，一声声尖叫传来，等到我走进去的时候，只见椅子被扔得到处都是，地板上一滩滩血和尿。
这段最后旅程的细节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和几个月前相比，现在我的心态已经大不相同了，变得更加善于观察。我拿到了我的遣散证明，并加盖了第29师的印章，还有医生证明我已“宣告残废”我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国去了，因此我也几乎是第一次可以在西班牙走走了。我在巴巴斯特罗待了近一天的时间，因为每天只有一趟火车。我以前曾路过巴巴斯特罗，有过匆匆的一瞥，那对我而言只是战争的一部分——昏暗、泥泞、阴冷，到处都是呼啸而过的卡车，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信步而行，看到了赏心悦目弯弯曲曲的街道、老石桥、放着一人高的大泥桶的酒店、稀奇古怪遮遮掩掩的店铺，人们在那里制作车轮、匕首、木勺和羊皮水壶。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一个人制作皮壶，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水壶里面用兽皮制作，而且内里的一面毛还没有褪去，因此，你确实喝下过经山羊毛过滤的水。我用这种水壶喝了几个月的水，竟一无所知。城镇后面有一条翡翠般浅绿的小溪，一座陡峭的石崖矗立其中，岩石上建有房屋，从卧室的窗口你就能直接跳入下方一百米的水中，无数鸽子栖息在崖洞中。莱里达的有些古老建筑已经坍塌，成群的燕子在残垣断壁上筑巢，向远处看去，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鸟巢就像是洛可可时期建筑的范本。奇怪的是，我在这里驻留了近六个月却视而不见。现在怀揣遣散证明，我再次感到自己像个人，也有点像旅游者。这几乎是第一次让我感到自己确确实实身处西班牙，置身于一个我终身神往的国度。在莱里达和巴巴斯特罗静谧的老街上，我似乎获得了解脱，远离西班牙谣言，这些谣言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白色的层层山峦、牧羊人、讯问地牢、摩尔人风格的宫殿、黑乎乎蜿蜒成行的骡队、灰色的橄榄树和一丛丛柠檬树、披黑披肩的姑娘、马拉加和阿利坎特的美酒、大教堂、红衣主教、斗牛赛、吉卜赛人和小夜曲——总之，这就是西班牙。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它最让我心驰神往。遗憾的是，当我想方设法最终到达这里时，我只看到了这个国家东北部的一角，而且是在混乱的战争中，是在最寒冷的冬季里。
回到巴塞罗那时天色已晚，没有出租车，也不可能回到莫兰疗养院，它在城外，我只好去大陆饭店，在路上停下来吃了晚餐。我记得与一名慈祥侍者的谈话，我们谈起橡木水罐，包着黄铜，他们用它给客人斟酒。我说我想买一套带回英国去，他深表同情地说：“是的，美极了，不是吗？可惜现在买不到了，没有人制作，再也没人制作任何东西，这战争——真是遗憾啊！”我们都认为战争让人感到遗憾。我又觉得自己像旅游者。侍者轻轻地问我：“喜欢西班牙吗？还会再来西班牙吗？”哦，是的，我会再访西班牙。因为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这段心平气和的谈话让我铭记心底。
当我到达旅馆时，妻子正在休息室。她站起来，用一种在我看来无所谓的样子朝我走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面带甜蜜的微笑。由于休息室里还有其他人，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
“出去！”
“什么？”
“马上离开这儿！”
“什么？”
“不要站在这儿！你必须迅速离开！”
“什么？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她拉着我的胳膊朝楼梯的方向走去。我们在半路上遇见一个法国人——我就不说出他的名字了，尽管他和马统工党没有丝毫关系，但当我们身处困境时，他总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他满心关怀地看着我。
“听着！你不应该来这里。在他们没给警察打电话之前，赶快跑出去躲起来。”
请注意！楼梯底部与一名旅馆职员，是马统工党成员（我想，经理并不知道），他从电梯里偷偷地溜了出来，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立即离开。甚至到这时，我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到人行道上，我就问道。
“你还没有听说吗？”
“没有。听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说。”
“马统工党已经被镇压。他们占据了所有建筑物，实际上是把每个人都关进了监狱。有人说他们正在进行枪杀。”
原来是这样，我们得另找一个地方谈话。拉姆拉斯大街上所有大咖啡馆里都是警察，但我们在一条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我的妻子向我解释了在我离开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6月15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宁的办公室将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们搜查了福尔肯饭店，并将那里所有的人逮捕起来，他们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这个地方马上变成监狱，随即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犯人。第二天，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所有办公室、书报亭、疗养院和红十字救济中心等都被占领。同时，警察设法逮捕他们能抓到的和他们所知道的与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人。在一两天之内，40名执委会成员全部或几乎全部被关进监狱。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逃走并躲了起来，但警察开始使诡计：一旦有人逃跑，就把他们的妻子抓起来当人质（交战双方在战争中都广泛使用这种方法）。根本没有办法统计有多少人被捕，我妻子听说仅巴塞罗那就有400人被捕。我一直在想，当时在其他地方被捕的人数一定更多。最优秀的人员都被抓了起来。在有些情况下，警察甚至从医院里把受伤的民兵残酷地拖走。
这让人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可以理解他们对马统工党的镇压，但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那么多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很明显，镇压马统工党引发了连锁反应，马统工党现在非法，因此任何以前隶属于它的人都犯了法。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一个被捕的人受到指控。与此同时，巴伦西亚共产党的报刊则在制造所谓巨大的“法西斯分子阴谋”的故事，例如马统工党用收音机和敌人联系，用隐形墨水签发文件，等等。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类事情。重要的是，这些只出现在巴伦西亚的报纸上，我认为我的说法正确，在任何巴塞罗那的报纸上，无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对这些事情或镇压马统工党的事情只字不提。不是从任何西班牙的报纸上，而是从一两天后到达巴塞罗那的英国报纸上，我们最先了解到了对马统工党领导人指控的真正实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政府极不负责地指控我们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一些政府成员后来也拒绝承认。我们只是隐约得知马统工党领导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经济资助，大概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监狱里的人正被秘密枪杀的谣言在四处传播，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毫无疑问，宁的事情就是这样。宁被捕后被转移到巴伦西亚，随后又转移到马德里。宁被枪杀的谣言最早在6月21日传到了巴塞罗那，后来谣言变得更真切：宁已在监狱里被警察秘密枪杀，尸体被扔在大街上。这个故事有几个来源，其中包括前政府成员费德里科？蒙塞尼的说法。从那时到现在再也没有听说过宁还活着。后来当各国代表团就此向政府提出质询时，政府遮遮掩掩，只是说，宁已经失踪，他们对他的行踪也一无所知。一些报纸为此编造说宁已逃到法西斯分子的地盘上，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司法部长伊鲁霍后来宣称，埃斯帕涅新闻社伪造了政府公报。[1]无论怎样，像宁这样重要的政治犯要想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将来某一天宁又活着出现了，否则我们就会认为他被暗杀在监狱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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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马科斯顿代表团报告，我参考的是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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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事件持续了几个月，不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政治犯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千人。下层警察的自主权值得引起注意。许多逮捕被承认为非法，一些被警察总长下令释放的人在监狱大门口又被重新逮捕，并被转移到“秘密监狱”库尔特？兰道和他妻子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大约在6月17日号被逮捕，兰道马上就“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妻子仍被关进监狱里，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他丈夫的消息。她宣布进行绝食抗议，此后司法部长才送来口信告诉她：她丈夫已经死亡。不久之后，她被释放，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又被重新逮捕，再次被投进监狱。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级别的警察起初似乎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战争产生什么影响漠不关心。在事前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就随时准备逮捕重要军官。大约在6月末，统帅第29师的何塞？罗维拉将军在前线附近的某个地方被从巴塞罗那派来的一队警察抓了起来。他的部下派了一个代表团向作战部提出抗议，结果发现作战部和警察总长奥尔特加都没有得到罗维拉被捕的消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整个事件的细节，虽然可能无足轻重，但一律对前线部队实行封锁。正如你看到的那样，我和前线其他人都没听到马统工党被镇压的任何消息，马统工党的民兵总部、红十字救援中心等都运转如常。直到6月20日，在像离巴塞罗那仅100英里的莱里达这样的铁路沿线城市，都没有任何人听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巴塞罗那以外的报纸对此未提只言片语（巴伦西亚的报纸编造的间谍故事，并没有送到阿拉贡前线）。毫无疑问，巴塞罗那逮捕所有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是为了防止他们把消息带回前线。我在6月15日到前线去时所带的那期报纸，一定是到了那里的最后一期。但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事情怎样会不为人知，因为运货的卡车等仍来来回回通过那里。毫无疑问，消息被封锁了，我已经从许多人那里得知：事情发生好几天之后，前线将士才听到风声。所有这一切的动机昭然若揭。进攻韦斯卡的战斗刚刚开始，马统工党民兵仍是一支独立部队，当局可能害怕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后会拒绝作战。实际上，消息传来时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其间，一定有许多战死的人不知道后方的报纸正把他们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释怀。我知道惯常的作法是向部队封锁坏消息，作为一种制度，可能合情合理。可是让人参加战斗，却不告诉他们，他们支持的党派正被镇压，他们的领导人被控叛国，他们的亲友被投入监狱，这些就要另当别论了。
我的妻子开始告诉我，我的朋友们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有些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已经离开西班牙。威廉姆斯和斯坦福德？科特曼在搜查莫兰疗养院时没有被逮捕，正在某个地方躲藏。约翰？麦克奈尔也是这样，他本来去了法国，当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时，他又回到西班牙——这是一个鲁莽的举动，但他不愿在自己的同志身处危境之时留在安全地方。其他人的故事则不过是些编年简史了：“他们已经逮捕某某”和“他们已经逮捕某某”他们好象已经“逮捕”几乎每个人。当听到乔治？柯普也被“逮捕”的消息时，我吓了一大跳。
“什么！柯普？我还以为他在巴伦西亚。”
事情是，柯普回到巴塞罗那，手上拿着作战部写给负责东部战线工程运作的上校的一封信。他当然知道马统工党已被镇压，但他以为警察不会蠢到在他身负紧急军令去前线的路上逮捕他的地步。他返回大陆饭店取工具包的时候，当时我妻子正好外出，店员一边扯谎设法留住他，一边给警察打电话。当我听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时，我承认我愤怒之至。他是我个人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干了几个月，我和他在战火中并肩战斗，我知道他的经历。他抛弃了一切——家人、国家、生计——只是为了来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他原在比利时预备役部队服役，未经许可就离开了比利时，参加了一支外国军队。此前，他曾帮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产军火，如果他回到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多年的牢狱生涯。他从1936年10月起一直在前线，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民兵晋升到了少校，我不知道他曾经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但知道他受过一次伤。在五月骚乱中，我亲眼看到他成功地阻止了眼看就要发生的战斗，也许挽救了一二十个人的生命。那些人回报他的竟是把投进监狱。生气只是浪费时间，但这种愚蠢的狠毒确实是考验人的耐性。
同时，他们没有“逮捕”我妻子，尽管她扔留在大陆饭店，但警察根本没有去逮捕她。她显然是被当作诱饵。然而几个晚上之前，在午夜后的几个小时，六个便衣警察闯入我们旅馆的卧室里，进行搜查。他们几乎搜走了我们的每一块纸片，幸好留下了护照和支票本。他们带走了我的日记、所有书籍、过去几个月积累的所有剪报（我经常在想这些剪报对他们有什么用）、所有战争纪念品和所有信件。（不幸的是，他们带走了读者寄给我的许多信件，其中一些我还没回信，我也就失去了那些读者的地址。如果有人写信给我探讨最新一本书的有关情况，却没有收到回信，碰巧读到了这几行，他愿意把这当作一种道歉吗？）我后来得知警察也拿走了我留在莫兰疗养院的所有东西，甚至把我的一包脏亚麻衣服也带走了。他们可能认为那上面会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情报。
当时，无论怎样来看，我妻子继续住在那家饭店更为安全。如果她想躲起来，他们会立即追捕她。至于我自己，我得马上躲藏起来，前景令我不安。尽管大肆逮捕，我几乎不相信我处在危险之中。整件事情看起来毫无意义，柯普正是由于同样拒绝认真考虑，这种愚蠢的突袭才使自己身陷囹圄。我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有人要逮捕我？我做了什么？我甚至还不是马统工党成员。我在五月战斗中确实扛枪上阵，但有四五万人都是这样做的（只是猜测）。此外，我急需合适的夜间睡眠。我想冒一下险回旅馆去。我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解释事态。我做过什么或者没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不是十足的犯罪，而只是恐怖统治。我没有任何明确的犯罪行为，但犯了“托洛茨基分子”罪。我曾为马统工党服务这一事实就足以把我送进监狱。现在还固守那种只要遵守法律就是安全的英国观念毫无用处。法律实际上是警察选择制定的。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躲藏起来并掩盖我和马统工党之间有任何关系的事实。我们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证件。妻子让我撕掉民兵证，那上面印有马统工党大写字母，还有一群民兵以马统工党的旗帜为背景的一张照片，现在仅凭这些东西就可以让我被捕。然而，我得保留遣散证明。尽管危险，因为证上盖着29师的印章，警察可能知道29师属于马统工党，但没有它们，我可能被当作逃兵抓起来。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离开西班牙。留在这里等待牢狱之灾迟早降临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两个更愿意留下来，只想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猜想西班牙监狱污秽不堪（实际上，那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一旦进入监狱，你绝不会知道何时才能够出来。我身体状况很差，胳膊疼痛不已。我们计划第二天在英国领事馆见面，科特曼和麦克奈尔也会去那里。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准备好护照。在离开西班牙之前，你得把护照拿到三个不同的地方盖章——警察总局、法国领事馆和加泰罗尼亚移民局。当然，警察总局非常危险。但也许英国领事馆在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和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能把事情办妥。显然一定会有一份国外“托洛茨基分子”嫌疑犯名单，我们的名字很可能赫然其上，但在名单到达之前，我们可能已经幸运地通过了国界。整个过程，一定会有许多麻烦和拖沓。但幸好这里是西班牙，而不是德国。西班牙的秘密警察有盖世太保的某些精神，但没有他们那么大的能耐。
我们就此分手。我妻子回到旅馆，我在黑暗之中游荡，想找个地方睡觉。我记得当时心情郁闷烦躁。我多想在床上睡一晚啊！我无处可去，没有地方收留我。实际上，马统工党没有地下组织。毫无疑问，领导们已经意识到党可能会被镇压，但他们绝没有想到完全搜巫婆式行动*。实际上他想得太少，就在马统工党被镇压的那一天，他们还在继续改建马统工党建筑（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们正在执委会大楼建一家电影院，那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因此，事实上根本没有集会和隐蔽地点，而这些是每个革命政党都应该拥有的。天知道那天晚上会有多少人因房子被警察摧毁而露宿街头。五天的疲惫之旅，睡在根本不可能睡着的地方，我的胳膊也疼得厉害，现在那帮家伙将我四处驱逐，我只得睡在野地上了。思随人行，我没有做出任何正确的政治决定，事情发生时我从不做决定。当我处在战争或政治的混乱之中时，总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意识到没有办法减轻我身体上的不适，只是深深地希望这种荒唐的事情早点结束。我后来才看清事情的重大意义，但事情发生时，我只是想远离他们——这也许不太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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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指旧时基督教教会和政府官员为处死行巫者而联合进行的搜捕行动，现在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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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很远，竟走到了总医院附近。我想找个地方躺下，让讨厌的警察找不到我，不会找我要证件。我试着找了一个防空洞，但它是新挖的，正滴着水。然后我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那里被革命烈火焚烧过，已经破破烂烂。那只是一个无顶、四堵墙壁的框架，四周都是碎石块。我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找到一个能躺下的洞穴。躺在破砖烂瓦上并不舒服，好在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我设法睡了几个小时。
在后来的几周，我一直在巴塞罗那，那里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情绪——猜疑、恐惧、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五月战斗留下了无法根除的影响。毫无疑问，随着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产党绝对掌握了政权，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移交给共产党的部长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打击竞争对手，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自己无法想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一种持久的模糊的危机感，我意识到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哪怕你几乎与这场阴谋不沾边，这种氛围也会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同谋。你仿佛整天待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小声讲话，时刻担心邻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
由于受到出版审查制度的影响，各种可怕的谣言流传开来。有一种说法是：涅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对战争采取妥协态度。当时，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法西斯分子离毕尔巴鄂越来越近，而政府显然没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镇上到处悬挂着巴斯克旗帜，姑娘们在咖啡馆里叮当作响地摆弄着化妆盒，广播里照例广播“英勇保卫者”的事迹。但巴斯克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援助。这让人觉得政府在玩弄两面派手法。后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这些想法全都错了，但如果再展示出哪怕一点力量的话，毕尔巴鄂完全可能被挽救。哪怕在阿拉贡前线只发动一次进攻，即使是失败了，也能迫使佛朗哥转移部分军队，但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直到为时已晚——事实上，直到毕尔巴鄂陷落都没有开始进攻。全国劳工联盟散发大量传单：“小心提防！”暗示“某个政党”（意指共产党）正秘密策划军事政变。人们也普遍担心加泰罗尼亚将受到攻击。此前，当我们重返恰时，我看到人们正在前线后面修筑几十英里长的坚固防线，并在巴塞罗那各地开挖新的防弹掩体。巴塞罗那经常担心空中和海上袭击，警报更多的时候是误报，但每当警报拉响，全城灯火都要熄灭数小时，胆小的人就会躲进地下室。警察密探遍布各地。监狱里一直人满为患，既有因五月战斗而抓进来的，也有其他人——当然，总是有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忠实支持者——被三三两两地送进监狱，然后一直待在那儿，通常不得与外界联系。鲍勃？斯迈利仍旧被关在巴伦西亚的监狱里，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不管现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还是负责此事的律师，都不准见他。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和其他一些民兵正在被大批地关进监狱。他们通常被当作逃兵抓起来。一般情况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志愿者还是正规军。几个月前，在部队里服役的民兵被当作志愿者，他们任何时候想离开都能拿到遣散证明。现在，政府好象已经改变了主意，声称民兵是正规军，如果他想回家，那么他就是逃兵。但即使此事，也没人有十足的把握。在前线的一些地方，当局仍在签发遣散证明。在前线，这些证明有时被认可，有时不被认可，如果不被认可，你立刻就会被投进监狱。后来，监狱里的外国“逃兵”人数狂增到数百人，但一旦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出抗议，他们大多会被遣送回国。
一伙伙武装的突袭部队在街道的每个角落游荡，国民自卫队仍旧占据着咖啡馆和其他的战略要地，许多加联社党的建筑依然被沙包隔离和封锁着。城里许多地方都有马枪骑兵和国民自卫队驻守的岗哨，他们拦住路人要查证件。每个人都警告我，不要出示马统工党民兵证，只能出示护照或医院的证明。哪怕被知道曾经在马统工党民兵组织中服过役，也非常危险。他们用各种可耻的方式惩罚受伤或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例如，他们很难拿到自己的薪金。战斗仍旧在出版，但它所遭受的检查使它几乎难以生存，团结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也受到严格检查。有一条新的规定是：报纸不得在被审查删除的版面中留下空白，而必须用其他东西填塞。结果，人们通常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会被砍掉。
在整个战争中，食物短缺的程度时有不同，但这时却是食物短缺最严重的时期之一。面包缺乏，靠掺杂大米来生产各种廉价面包。士兵在营房里吃的是像油灰一样的劣质面包。牛奶和糖奇缺，除了昂贵的走私烟外，其他烟草几乎难觅踪迹。橄榄油匮乏，而西班牙人在六种不同的场合下必须使用橄榄油。等待购买橄榄油的妇女排起了长队，长队由骑马的国民自卫队士兵维持秩序，他们时常骑着马穿过队伍，想让马蹄践踏妇女的脚趾来取乐。当时，缺少零钱是一个小麻烦。银币已被收回，尚未发行新的铸币，因此在十生丁硬币和两个半比塞塔纸币之间没有任何硬币，十个比塞塔以下的纸币稀少[1]。对赤贫者而言，这意味着加重食物短缺。一名妇女仅带着十比塞塔的纸币可能在杂货店外面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却不能买到任何东西，只不过是因为杂货商没有零钱，而她又不能把这张钞票一次性全部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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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比塞塔的购买力相当于四个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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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这种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谣言的变化多端、报纸的新闻审查、武装人员的频繁光顾。由于英国并不存在当时这种气氛的基本条件，因此很难轻易加以表述。在英国，也无法凭空想象什么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轻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矿工，我并不介意让老板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充当欧洲政治传声筒的“优秀党员”仍然少见“消灭”或“清除”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观念还没有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巴塞罗那，它却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着局面，因此每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然都在劫难逃。然而，人人都担心的事情——发生一场新的巷战，毕竟没有发生。假如发生的话，像以前一样，所有责任也都将会加到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我时刻警惕第一声枪响。城里好象到处都是坏消息，人人都十分关注，并在议论纷纷。奇怪的是，每个人所说的话竟会那样相似：“这里的气氛太可怕了，就像进了精神病押。”但也许并非人人如此。一些英国游客在西班牙各地走马观花，从旅馆到旅馆，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大气候有什么异样。我注意到（星期天快报，1937年10月17日）阿索尔伯爵夫人写道：
我到过巴伦西亚，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三座城市全都秩序井然，没有看到任何暴力活动。我住过的所有旅馆不仅“正常”、“体面”而且特别舒适，只是缺少黄油和咖啡。
这就是英国旅游者的德性，他们不相信漂亮旅馆的外面还有任何事情。我希望他们能为阿索尔伯爵夫人找到些许黄油。
那时我住在莫兰疗养院，它是由马统工党经营的疗养院之一，坐落在提比达波（tibida波）郊区。提比达波是一座奇形怪状的山脉，在巴塞罗那后面突兀高耸，传说撒旦正是在这座山上把大地上的国家指给耶稣卡的（这座山由此得名）。这些房屋以前属于一些富裕的资本家，在革命时期被占领。那里的大多数人要么是从前线刚送下来的伤兵，要么是因截肢而终身残废的伤员。那里也有另外几名英国人：威廉姆斯的一条腿受伤了；十八岁的斯塔福德？科特曼因怀疑得了肺结核而从战壕送了回来；阿瑟？克林顿的左臂骨折，仍然扎着绷带吊在一种绰号叫“飞机”的仪器上，西班牙医院正使用这类仪器。我妻子仍旧住在大陆饭店，我通常在白天回到巴塞罗那。早上，我往往到总医院去对我的胳膊进行电疗，电疗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一股针刺般的电流使全身的肌肉跳来跳去——不过，它似乎有些作用，手指又能使用了，疼痛逐渐有所减轻。我们俩决定最好尽快回到英国。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说话，看起来是永远也不能讲话了，医生告诉我几个月之内还不适合去作战。我迟早得去挣钱，留在西班牙消耗他人需要的食物好象没有多大意义。但我主要还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彻底离开这个国家，远离政治猜疑和仇恨的恐怖氛围，远离到处都是武装人员的街道，远离空袭、战壕、机枪、刺耳的有轨电车、不加牛奶的茶、油制品和香烟短缺——远离我所知道的与西班牙相关的几乎每一样东西。
总医院的医生告诉我我已无需继续治疗，但为了拿到遣散证明，我不得不到前线附近的一个医院去拿医疗证明，然后到谢塔莫的马统工党民兵总部在遣散证明上加盖印章。那时，柯普刚刚兴高采烈地从前线回来，他刚参加了战斗，并预言韦斯卡最终会被攻克。政府动用大量的飞机，并从马德里前线运来军队，在那里集结了三万人。我前面看到过的那些意大利人从塔拉戈纳抵达前线，并对杰卡要道发动进攻，但已伤亡惨重，并损失了两辆坦克，然而，柯普说，那个城镇注定要陷落。（啊！它没有被攻陷，进攻混乱不堪——只是引发报纸上的一派胡言而已。）同时，柯普得去巴伦西亚与作战部的人见面。他有一封负责指挥东线部队的波萨斯将军写的信——一封平平常常的信，把柯普说成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推荐他到工程部一个特殊岗位任职（柯普已经是一名民用工程师了）。就在我去谢塔莫的当天，他去了巴伦西亚——这一天是6月15日。
五天以后，我回到巴塞罗那。我们乘坐一辆载重卡车午夜前后抵达谢塔莫，一到马统工党总部，连名字都还没有登记，人们就叫我们排成一队，给我们分发来复枪和子弹。进攻好象刚开始，他们在任何时候好象都需要后备军。尽管我口袋里装着医院的证明，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拒绝和其他人一块排队。我拿子弹箱当枕头睡在地面上，心情极度沮丧。当时，伤势已经损害了我的神经——我相信这会经常发作——战火中的景象使我感到非常恐惧。然而像往常一样，我们还得等到天亮，况且我们毕竟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第二天早晨，我出示了医院证明，去办遣散证明。这是一系列混乱不堪、令人讨厌的程序。像往常一样，人们推来推去，我也只好在医院之间来回碾转——从谢塔莫到巴巴斯特罗和莱里达返回——集结在韦斯卡的军队已经切断了所有的交通道路，让一切混乱不堪。我记得晚上总要睡在一些奇怪的地方：一次睡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次睡在沟渠里；一次睡在窄窄的长凳上，半夜里还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还有一次睡在巴巴斯特罗市立旅馆里，一旦你离开铁路，除了偶尔路过的颠簸不已的火车外别无他车可乘。你得在路边等候几个小时，有时要连等三四个小时，与成群结队忧伤不安的农民为伍，他们携带满箱的鸭子或兔子，向每一辆路过的卡车招手。当你终于有幸等到一辆没有塞满人、面包或子弹箱的卡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过来时，卡车就会像吞食肉酱似的把你吞进去。战马从来不会像那些卡车一样把我抛得老高老高，赶路的唯一办法是大家相互贴在一起。让我难堪的是，我身体太虚弱，没有别人的帮助，我就爬不上卡车。
我在去蒙松医院取医疗证时在那里住了一晚。邻床是一位突袭队员，左眼受伤了。他待人友善，给了我几根香烟。我说：“要是在巴塞罗那，我们本会互相攻击。”我们都笑了起来。奇怪的是，只要你来到前线附近的任何地方，整个的精神状态似乎就完全改变了。政治派别间的一切或几乎所有的深仇大恨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前线的那些日子里，我根本想不起有任何加联社党的追随者会因我属于马统工党而对我心存敌意。那种事情只有在巴塞罗那或者远离战争的地方才会发生。谢塔莫有大量突袭队员，被从巴塞罗那派来参加进攻韦斯卡的战斗。突袭队员不是为前线作战准备的部队，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经历过战火。在巴塞罗那，他们是街道的主人，在这里，他们是新兵，地位在那些已在前线战斗过几个月的15岁的娃娃民兵之下。
蒙松医院的医生照例让我伸出舌头做内窥镜检查，并像其他医生一样高兴地向我保证，我再也不能说话了，并在证明文件上签字。在我等候检查的时候，手术室里正做非麻醉的残忍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使用麻醉剂。手术一直在进行，一声声尖叫传来，等到我走进去的时候，只见椅子被扔得到处都是，地板上一滩滩血和尿。
这段最后旅程的细节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和几个月前相比，现在我的心态已经大不相同了，变得更加善于观察。我拿到了我的遣散证明，并加盖了第29师的印章，还有医生证明我已“宣告残废”我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国去了，因此我也几乎是第一次可以在西班牙走走了。我在巴巴斯特罗待了近一天的时间，因为每天只有一趟火车。我以前曾路过巴巴斯特罗，有过匆匆的一瞥，那对我而言只是战争的一部分——昏暗、泥泞、阴冷，到处都是呼啸而过的卡车，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信步而行，看到了赏心悦目弯弯曲曲的街道、老石桥、放着一人高的大泥桶的酒店、稀奇古怪遮遮掩掩的店铺，人们在那里制作车轮、匕首、木勺和羊皮水壶。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一个人制作皮壶，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水壶里面用兽皮制作，而且内里的一面毛还没有褪去，因此，你确实喝下过经山羊毛过滤的水。我用这种水壶喝了几个月的水，竟一无所知。城镇后面有一条翡翠般浅绿的小溪，一座陡峭的石崖矗立其中，岩石上建有房屋，从卧室的窗口你就能直接跳入下方一百米的水中，无数鸽子栖息在崖洞中。莱里达的有些古老建筑已经坍塌，成群的燕子在残垣断壁上筑巢，向远处看去，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鸟巢就像是洛可可时期建筑的范本。奇怪的是，我在这里驻留了近六个月却视而不见。现在怀揣遣散证明，我再次感到自己像个人，也有点像旅游者。这几乎是第一次让我感到自己确确实实身处西班牙，置身于一个我终身神往的国度。在莱里达和巴巴斯特罗静谧的老街上，我似乎获得了解脱，远离西班牙谣言，这些谣言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白色的层层山峦、牧羊人、讯问地牢、摩尔人风格的宫殿、黑乎乎蜿蜒成行的骡队、灰色的橄榄树和一丛丛柠檬树、披黑披肩的姑娘、马拉加和阿利坎特的美酒、大教堂、红衣主教、斗牛赛、吉卜赛人和小夜曲——总之，这就是西班牙。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它最让我心驰神往。遗憾的是，当我想方设法最终到达这里时，我只看到了这个国家东北部的一角，而且是在混乱的战争中，是在最寒冷的冬季里。
回到巴塞罗那时天色已晚，没有出租车，也不可能回到莫兰疗养院，它在城外，我只好去大陆饭店，在路上停下来吃了晚餐。我记得与一名慈祥侍者的谈话，我们谈起橡木水罐，包着黄铜，他们用它给客人斟酒。我说我想买一套带回英国去，他深表同情地说：“是的，美极了，不是吗？可惜现在买不到了，没有人制作，再也没人制作任何东西，这战争——真是遗憾啊！”我们都认为战争让人感到遗憾。我又觉得自己像旅游者。侍者轻轻地问我：“喜欢西班牙吗？还会再来西班牙吗？”哦，是的，我会再访西班牙。因为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这段心平气和的谈话让我铭记心底。
当我到达旅馆时，妻子正在休息室。她站起来，用一种在我看来无所谓的样子朝我走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面带甜蜜的微笑。由于休息室里还有其他人，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
“出去！”
“什么？”
“马上离开这儿！”
“什么？”
“不要站在这儿！你必须迅速离开！”
“什么？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她拉着我的胳膊朝楼梯的方向走去。我们在半路上遇见一个法国人——我就不说出他的名字了，尽管他和马统工党没有丝毫关系，但当我们身处困境时，他总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他满心关怀地看着我。
“听着！你不应该来这里。在他们没给警察打电话之前，赶快跑出去躲起来。”
请注意！楼梯底部与一名旅馆职员，是马统工党成员（我想，经理并不知道），他从电梯里偷偷地溜了出来，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立即离开。甚至到这时，我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到人行道上，我就问道。
“你还没有听说吗？”
“没有。听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说。”
“马统工党已经被镇压。他们占据了所有建筑物，实际上是把每个人都关进了监狱。有人说他们正在进行枪杀。”
原来是这样，我们得另找一个地方谈话。拉姆拉斯大街上所有大咖啡馆里都是警察，但我们在一条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我的妻子向我解释了在我离开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6月15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宁的办公室将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们搜查了福尔肯饭店，并将那里所有的人逮捕起来，他们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这个地方马上变成监狱，随即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犯人。第二天，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所有办公室、书报亭、疗养院和红十字救济中心等都被占领。同时，警察设法逮捕他们能抓到的和他们所知道的与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人。在一两天之内，40名执委会成员全部或几乎全部被关进监狱。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逃走并躲了起来，但警察开始使诡计：一旦有人逃跑，就把他们的妻子抓起来当人质（交战双方在战争中都广泛使用这种方法）。根本没有办法统计有多少人被捕，我妻子听说仅巴塞罗那就有400人被捕。我一直在想，当时在其他地方被捕的人数一定更多。最优秀的人员都被抓了起来。在有些情况下，警察甚至从医院里把受伤的民兵残酷地拖走。
这让人深感不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可以理解他们对马统工党的镇压，但他们为什么要逮捕那么多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理由，很明显，镇压马统工党引发了连锁反应，马统工党现在非法，因此任何以前隶属于它的人都犯了法。就像往常一样，没有一个被捕的人受到指控。与此同时，巴伦西亚共产党的报刊则在制造所谓巨大的“法西斯分子阴谋”的故事，例如马统工党用收音机和敌人联系，用隐形墨水签发文件，等等。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类事情。重要的是，这些只出现在巴伦西亚的报纸上，我认为我的说法正确，在任何巴塞罗那的报纸上，无论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共和派的报纸，都对这些事情或镇压马统工党的事情只字不提。不是从任何西班牙的报纸上，而是从一两天后到达巴塞罗那的英国报纸上，我们最先了解到了对马统工党领导人指控的真正实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政府极不负责地指控我们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一些政府成员后来也拒绝承认。我们只是隐约得知马统工党领导人被指控接受了法西斯分子的经济资助，大概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监狱里的人正被秘密枪杀的谣言在四处传播，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毫无疑问，宁的事情就是这样。宁被捕后被转移到巴伦西亚，随后又转移到马德里。宁被枪杀的谣言最早在6月21日传到了巴塞罗那，后来谣言变得更真切：宁已在监狱里被警察秘密枪杀，尸体被扔在大街上。这个故事有几个来源，其中包括前政府成员费德里科？蒙塞尼的说法。从那时到现在再也没有听说过宁还活着。后来当各国代表团就此向政府提出质询时，政府遮遮掩掩，只是说，宁已经失踪，他们对他的行踪也一无所知。一些报纸为此编造说宁已逃到法西斯分子的地盘上，但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司法部长伊鲁霍后来宣称，埃斯帕涅新闻社伪造了政府公报。[1]无论怎样，像宁这样重要的政治犯要想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将来某一天宁又活着出现了，否则我们就会认为他被暗杀在监狱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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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阅马科斯顿代表团报告，我参考的是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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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事件持续了几个月，不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政治犯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千人。下层警察的自主权值得引起注意。许多逮捕被承认为非法，一些被警察总长下令释放的人在监狱大门口又被重新逮捕，并被转移到“秘密监狱”库尔特？兰道和他妻子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大约在6月17日号被逮捕，兰道马上就“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妻子仍被关进监狱里，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他丈夫的消息。她宣布进行绝食抗议，此后司法部长才送来口信告诉她：她丈夫已经死亡。不久之后，她被释放，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又被重新逮捕，再次被投进监狱。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级别的警察起初似乎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战争产生什么影响漠不关心。在事前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就随时准备逮捕重要军官。大约在6月末，统帅第29师的何塞？罗维拉将军在前线附近的某个地方被从巴塞罗那派来的一队警察抓了起来。他的部下派了一个代表团向作战部提出抗议，结果发现作战部和警察总长奥尔特加都没有得到罗维拉被捕的消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整个事件的细节，虽然可能无足轻重，但一律对前线部队实行封锁。正如你看到的那样，我和前线其他人都没听到马统工党被镇压的任何消息，马统工党的民兵总部、红十字救援中心等都运转如常。直到6月20日，在像离巴塞罗那仅100英里的莱里达这样的铁路沿线城市，都没有任何人听说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巴塞罗那以外的报纸对此未提只言片语（巴伦西亚的报纸编造的间谍故事，并没有送到阿拉贡前线）。毫无疑问，巴塞罗那逮捕所有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是为了防止他们把消息带回前线。我在6月15日到前线去时所带的那期报纸，一定是到了那里的最后一期。但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事情怎样会不为人知，因为运货的卡车等仍来来回回通过那里。毫无疑问，消息被封锁了，我已经从许多人那里得知：事情发生好几天之后，前线将士才听到风声。所有这一切的动机昭然若揭。进攻韦斯卡的战斗刚刚开始，马统工党民兵仍是一支独立部队，当局可能害怕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后会拒绝作战。实际上，消息传来时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其间，一定有许多战死的人不知道后方的报纸正把他们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释怀。我知道惯常的作法是向部队封锁坏消息，作为一种制度，可能合情合理。可是让人参加战斗，却不告诉他们，他们支持的党派正被镇压，他们的领导人被控叛国，他们的亲友被投入监狱，这些就要另当别论了。
我的妻子开始告诉我，我的朋友们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有些英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已经离开西班牙。威廉姆斯和斯坦福德？科特曼在搜查莫兰疗养院时没有被逮捕，正在某个地方躲藏。约翰？麦克奈尔也是这样，他本来去了法国，当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时，他又回到西班牙——这是一个鲁莽的举动，但他不愿在自己的同志身处危境之时留在安全地方。其他人的故事则不过是些编年简史了：“他们已经逮捕某某”和“他们已经逮捕某某”他们好象已经“逮捕”几乎每个人。当听到乔治？柯普也被“逮捕”的消息时，我吓了一大跳。
“什么！柯普？我还以为他在巴伦西亚。”
事情是，柯普回到巴塞罗那，手上拿着作战部写给负责东部战线工程运作的上校的一封信。他当然知道马统工党已被镇压，但他以为警察不会蠢到在他身负紧急军令去前线的路上逮捕他的地步。他返回大陆饭店取工具包的时候，当时我妻子正好外出，店员一边扯谎设法留住他，一边给警察打电话。当我听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时，我承认我愤怒之至。他是我个人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干了几个月，我和他在战火中并肩战斗，我知道他的经历。他抛弃了一切——家人、国家、生计——只是为了来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他原在比利时预备役部队服役，未经许可就离开了比利时，参加了一支外国军队。此前，他曾帮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产军火，如果他回到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多年的牢狱生涯。他从1936年10月起一直在前线，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民兵晋升到了少校，我不知道他曾经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但知道他受过一次伤。在五月骚乱中，我亲眼看到他成功地阻止了眼看就要发生的战斗，也许挽救了一二十个人的生命。那些人回报他的竟是把投进监狱。生气只是浪费时间，但这种愚蠢的狠毒确实是考验人的耐性。
同时，他们没有“逮捕”我妻子，尽管她扔留在大陆饭店，但警察根本没有去逮捕她。她显然是被当作诱饵。然而几个晚上之前，在午夜后的几个小时，六个便衣警察闯入我们旅馆的卧室里，进行搜查。他们几乎搜走了我们的每一块纸片，幸好留下了护照和支票本。他们带走了我的日记、所有书籍、过去几个月积累的所有剪报（我经常在想这些剪报对他们有什么用）、所有战争纪念品和所有信件。（不幸的是，他们带走了读者寄给我的许多信件，其中一些我还没回信，我也就失去了那些读者的地址。如果有人写信给我探讨最新一本书的有关情况，却没有收到回信，碰巧读到了这几行，他愿意把这当作一种道歉吗？）我后来得知警察也拿走了我留在莫兰疗养院的所有东西，甚至把我的一包脏亚麻衣服也带走了。他们可能认为那上面会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情报。
当时，无论怎样来看，我妻子继续住在那家饭店更为安全。如果她想躲起来，他们会立即追捕她。至于我自己，我得马上躲藏起来，前景令我不安。尽管大肆逮捕，我几乎不相信我处在危险之中。整件事情看起来毫无意义，柯普正是由于同样拒绝认真考虑，这种愚蠢的突袭才使自己身陷囹圄。我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有人要逮捕我？我做了什么？我甚至还不是马统工党成员。我在五月战斗中确实扛枪上阵，但有四五万人都是这样做的（只是猜测）。此外，我急需合适的夜间睡眠。我想冒一下险回旅馆去。我妻子不同意，她耐心地解释事态。我做过什么或者没做过什么都无关紧要。这不是十足的犯罪，而只是恐怖统治。我没有任何明确的犯罪行为，但犯了“托洛茨基分子”罪。我曾为马统工党服务这一事实就足以把我送进监狱。现在还固守那种只要遵守法律就是安全的英国观念毫无用处。法律实际上是警察选择制定的。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躲藏起来并掩盖我和马统工党之间有任何关系的事实。我们检查了一下口袋里的证件。妻子让我撕掉民兵证，那上面印有马统工党大写字母，还有一群民兵以马统工党的旗帜为背景的一张照片，现在仅凭这些东西就可以让我被捕。然而，我得保留遣散证明。尽管危险，因为证上盖着29师的印章，警察可能知道29师属于马统工党，但没有它们，我可能被当作逃兵抓起来。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离开西班牙。留在这里等待牢狱之灾迟早降临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两个更愿意留下来，只想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猜想西班牙监狱污秽不堪（实际上，那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一旦进入监狱，你绝不会知道何时才能够出来。我身体状况很差，胳膊疼痛不已。我们计划第二天在英国领事馆见面，科特曼和麦克奈尔也会去那里。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准备好护照。在离开西班牙之前，你得把护照拿到三个不同的地方盖章——警察总局、法国领事馆和加泰罗尼亚移民局。当然，警察总局非常危险。但也许英国领事馆在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和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能把事情办妥。显然一定会有一份国外“托洛茨基分子”嫌疑犯名单，我们的名字很可能赫然其上，但在名单到达之前，我们可能已经幸运地通过了国界。整个过程，一定会有许多麻烦和拖沓。但幸好这里是西班牙，而不是德国。西班牙的秘密警察有盖世太保的某些精神，但没有他们那么大的能耐。
我们就此分手。我妻子回到旅馆，我在黑暗之中游荡，想找个地方睡觉。我记得当时心情郁闷烦躁。我多想在床上睡一晚啊！我无处可去，没有地方收留我。实际上，马统工党没有地下组织。毫无疑问，领导们已经意识到党可能会被镇压，但他们绝没有想到完全搜巫婆式行动*。实际上他想得太少，就在马统工党被镇压的那一天，他们还在继续改建马统工党建筑（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们正在执委会大楼建一家电影院，那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因此，事实上根本没有集会和隐蔽地点，而这些是每个革命政党都应该拥有的。天知道那天晚上会有多少人因房子被警察摧毁而露宿街头。五天的疲惫之旅，睡在根本不可能睡着的地方，我的胳膊也疼得厉害，现在那帮家伙将我四处驱逐，我只得睡在野地上了。思随人行，我没有做出任何正确的政治决定，事情发生时我从不做决定。当我处在战争或政治的混乱之中时，总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意识到没有办法减轻我身体上的不适，只是深深地希望这种荒唐的事情早点结束。我后来才看清事情的重大意义，但事情发生时，我只是想远离他们——这也许不太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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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指旧时基督教教会和政府官员为处死行巫者而联合进行的搜捕行动，现在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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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很远，竟走到了总医院附近。我想找个地方躺下，让讨厌的警察找不到我，不会找我要证件。我试着找了一个防空洞，但它是新挖的，正滴着水。然后我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那里被革命烈火焚烧过，已经破破烂烂。那只是一个无顶、四堵墙壁的框架，四周都是碎石块。我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找到一个能躺下的洞穴。躺在破砖烂瓦上并不舒服，好在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我设法睡了几个小时。